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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春，笔者在整理近年收集的抗战军政文化资料时，对连震东前辈抗战时期的遗文敬佩有加。尤其是发表在1944年《战干》月刊第二○一期的《台湾与中国》一文，洋洋洒洒万余言，字里行间浸透着连先生拥有的中华文化的深厚功底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及民族气节。
1904年生于台南、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科的连震东，1931年在其父连横的安排下赴大陆，在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帮助提携下加入国民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筹划迁往洛阳并以西安为陪都，张继任西京筹委会委员长时期，连震东出任西京筹委会专门委员。同时，据有关档案记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连震东在西安投笔从戎，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工作训练团第四团上校教官，走上抗日军政文化教育的第一线，展现了抗日救亡的英雄气概。
连震东能引经据典写出台湾与中国血肉相连的、有历史深度的文章，这不能不提的是受其父历史学家连横（1878—1936）的影响。连横历经十多年的艰难磨砺，在1918年完成了《台湾通史》，并于1920年由台湾通史社出版发行。这本书分为纪、志、传，共八十八篇，三十六卷，约有六十万字，记录自隋大业三年（607）迄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千二百余年的台湾历史。虽然当时由于岁月的艰辛、历史的局限、资讯的闭塞，这本著作未能尽善尽美，但该书难掩其对家乡台湾的深厚感情，蕴含着连横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于不朽的朴素思想，也承载着他一介史学家强烈的使命感。正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所长黄富三评价：“《台湾通史》可以说是第一部把台湾当作一个个体来处理的史学著作，具有先锋性的角色。如果说台湾史之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的话，无疑的《台湾通史》的贡献是很大的。”
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投笔请缨的连震东不会忘记父亲连横在《台湾通史》自序中“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教诲，在国仇家难之际，饱含对亡父（连横于1936年逝世）的眷怀，才使得他继承遗志、奋笔疾书，在战火中完成了《台湾与中国》一文。
该文在绪言中开门见山：“台湾是中国的土地，台湾人是中国人。”这句话掷地有声，表明了台湾及台湾同胞与祖国血肉相连的关系，也阐述了连震东的赤子之情：
自从光绪二十一年，清朝为要保持中国本部一时的安全，不惜牺牲数百万台湾同胞，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至今四十九年了。在这个期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一天比一天加重之时，中国人士为谋解决比较切迫的问题，早将台湾忘记了。但是台湾人并未因为他们是弃民，而埋怨祖国，怀恨祖国，他们无时不惦念祖国，他们对于祖国的大小事件均极关心，他们无不暗自祷祝祖国能够早日强盛，而来解放他们。
自割让至辛亥革命之前，是台湾同胞最悲惨的一个期间，他们对于前途毫无希望。辛亥革命成功，使他们精神为之一振，以为祖国从此可以强盛了，不幸十余年的内战、混乱，又使他们失望而终于消沉了；北伐成功又使他们极为兴奋，他们认为祖国建国必可完成，他们的解放有望了，“九·一八”事变又给他们精神上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们眼看六百万同胞尚未被解放，而又增加了三千万同胞来受同一敌人奴役，他们悲愤，他们痛恨。“七七”事变他们认为台湾之被解放，而重返祖国的绝好机会到了，他们兴奋，他们狂喜了，笔者原籍台湾，而身居祖国，目睹抗战情绪之烈热，兴奋的程度直不可以言喻，因于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在《西京日报》发表《全面抗战与台湾》一文，略为介绍台湾之史后即要求祖国应极力援助台湾的革命，并策励台湾同胞掀起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以助祖国的抗战，同时主张抗战胜利之后必须收复台湾……
内忧外患，在惴惴不安中，见微知著的连震东秉笔直书，在父辈《台湾通史》等鸿篇巨制中披沙拣金，首先将台湾与中国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跃然纸上。特别是，连震东在第一部分“台湾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中分四节进行了阐述：
第一节“上古至荷兰人占据时代”。其文以历史依据和传奇相结合的手法加以考证，绘声绘色加以描述，让读者读后难以忘怀：
汉民族最初发见台湾，当远在殷代，《列子·汤问篇》革夏说：“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名曰归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据历史家的考据，台湾即古之岱、员，而澎湖为方壶，仅一音之差耳。台湾中部因有大安、大甲两溪流一片汪洋，自中国海远望台湾西海岸，恰似两个互不相连的岛屿屹立海中，十六世纪荷兰人邵典所绘的台湾地图，犹将台湾自中部分成南、北两个岛屿，所以古人认为台湾系岱舆、员峤二山是有相当的理由的。至于台湾、澎湖之有汉人居住，即还在秦汉之际，有人说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带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或有来往台湾者，有人说《后汉书》里所说的东鳀就是台湾。然而见于载籍者，则始于隋代，海防考说：“隋开皇中尝遣虎贲陈棱略澎湖地。”这是中国经略澎湖之始，亦即东入台湾之机。至其经略台湾则详于《隋书·琉球传》及《陈棱传》的记载。琉球是台湾的古名，不是现在的琉球列岛，已经中外的历史家所证明，自隋以至宋、明所说的琉球皆系指台湾而言。
唐中叶施肩吾始率其族迁居澎湖，肩吾汾水人，元和中举进士，隐居不仕，有诗行世，他题澎湖一诗说：
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
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
这首诗足以写当时的景象。历史上五代两宋漳、泉的边民渐渐移居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所以旧志有台湾一名北港之语。
第二节郑氏时代，连震东面对明末清初纷纭复杂的乱世，以最简练的笔触刻画了郑成功率兵一举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民族英雄形象，文中言道：“……率兵二万五千人出金厦，三月泊澎湖，至鹿耳门（今之安平）引兵登陆，克赤嵌城，荷人退守热兰城，成功命使者以书告荷兰守将郭易度曰：‘……贵国人民远渡重洋，经营台岛，至势不得已而谋自卫之道，固余之所壮也，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而郭易度不从，郑师乃筑长围困之，荷人以粮尽援绝，乃降，十二月三日率残兵千余人而去，而台湾复为中国有矣。自天启四年至永历十五年荷据有台湾凡三十八年而为成功所逐，于是郑成功的威名震乎寰宇。” 第三节连震东历数了台湾风起云涌的抗清的民族运动：
台湾同胞的祖先尽是不愿做满清的奴隶，不甘心事敌的明朝遗民，归清以后，人思故国，时谋光复。有清一代，民族革命凡十数起，继续他们祖先忠勇抵抗外族的精神，而吴球是最初的革命先烈，他于三十五年在新港起义，不成被杀。四十年又有刘却起事于诸罗，也失败了。
……
六十年，朱一贵在冈川发动壮烈的革命，南北俱应，声势极大，一时全岛几全光复，一贵称中兴王，建元永和，恢复明制，不幸未及一年就被清廷消灭了。
乾隆五十一年，又有林爽文在彰化所发动的大革命，而凤山庄大田也起来响应，规模之大不亚于朱一贵的革命，而时间即继续三年之久，清廷认为局势极端严重，乃派大学士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调川、湖、黔、粤四省之兵赴台，复彰化，俘爽文及大田，南北始平。
1894—1895年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令全中国震撼。连震东在此谴责清廷丧权辱国，写下了台湾同胞奋起抗争、决心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马关条约》的第二款：清国将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又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永远让于日本。签约之时，适值台湾举人会试北京，闻耗，上书都察院力争不可，而台湾绅民亦电奏说：“割地让和，全台震骇，自开警以来，台民慨轮饷械，固亦无负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之养人心，正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困，何忍一朝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止不能一战，臣桑梓之地，义于存亡，愿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列祖，下对兆民也。”清廷置之不理，诏饬守土官撤回；景崧即电永福询去就，永福复曰：“与台存亡。”而独立之议成，展开台湾独自的抗战了，初二日绅邱逢甲率人民等公上大总统之章，景崧受之，建元永清，旗用蓝色黄虎，发行钞票及邮票，设议院以议军国之事，于是布告全台，照会各国领事，并为檄内外曰：“我台湾隶大清版图二百余年，近改行省，风会大开。……乃上百年日本肇舋，遂至失和……日本要索台湾，兑有割台之款，事出意外，闻信之日，绅民愤恨，哭声震天，虽经唐抚帅电奏迭争……又……商请俄、法、德三大国并阻割台，均无成议，呜呼，惨矣！……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助，台民唯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强，台民亦愿顾全和局，与以利益，惟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争，台民唯有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民不幸至此，义愤之伦，谅必概为倾助，泄敷天之恨，救孤岛之危……此非台民无理崛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台民欲尽弃其田里，则内渡无家可依，欲隐忍偷生，实无言以对天下，因此搥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国豪杰，及海外各国，能哀怜之，慨然相助，此则全台百万生灵所痛哭待命者也。”当时富商巨室毁家纾难的不计其数，苍头特起，枕戈执殳受命疆场的不知有多少人，其中最壮烈的有鹿港的许肇清，苗栗的吴汤兴，新竹的徐骧、姜绍祖，云林的简精华，以及林昆岗、吴彭年等，所部或千人或数百人，都是乡里子弟，愍不畏死的义勇军，部署甫定，而敌军到了。
烟台换约之后，日廷以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命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师伐台，以海军少将东乡平八郎为海军司令，率浪速、高千惠两舰赴淡水，淡水炮台开炮击之，乃清由开底澳上陛，陷基隆，越三貂岭，迫台北，景崧奔沪尾归中国。五月二十一日总督桦山资纪至台北，遂成立台湾总督府。台南闻台北之失，又奉刘永福为大总统，继续抗战。日军既得台北，即攻新竹，拔苗栗，陷云林，虽遭义军屡挫其锋，而步步南下，云林已陷又取彰化，迫嘉义，在嘉义一带抗战之烈为前所未有，敌近卫师团长即在此阵亡。嘉义已陷，又以海军窥旗后及安平，台南震动，永福乘英轮离台。九月初四日，日军入台南。自五月一日起至九月四日，四个月间，台湾数十万义勇之士，为保卫家乡，虽以窳败的武器，与缺乏的粮饷，前仆后继，犹与敌人的陆海军搏战，直至弹尽血枯，台湾民主国才成为史历上最可悲痛名称。
呜呼哀哉！台湾同胞在反抗日本侵略者“前仆后继、弹尽血枯”的悲壮中，连震东以痛惜之情、切肤之恨在文中曾宣布：“台湾自清以来，经过二百多年的经营，开山抚番，版图日拓，至此已有十一县、四府、一直隶州了，加以铭传的建设，在地理上与经济上各种条件均足够独立为一省了。”
第四节说的是日本占领以后，连震东用确凿的历史资料，痛斥日寇侵华的无耻，以下案例字字句句像匕首、似利剑，直击侵略者的要害：“……日本国会某议员质问内阁说：‘帝国统治台湾的政策如何？’当时的台湾民政长官后腾新平公然回答说：‘以无政策为政策。’确实，日本无政策地统治台湾了，他对于台湾同胞只有压迫、掠夺、榨取、愚民化、奴化、暴力、残杀，再也谈不到什么所谓政策了。这种暗无天日的状态，一直继续到大正九年（民国九年）文官总督田健治郎发表日本帝国统治台湾的政策是：‘内地延长主义。’‘内地延长主义’就是同化政策，所以接连地许可日台人通婚、共学，在台湾施行日本的民法、商法，成立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总督府评议会，又州、市、街、村庄协议会，美其名曰自治，民政长官下村宏又将台湾的都、村庄、市街的名称改为日本名称，加紧禁用中文，取缔旧习俗，想要教台湾人忘记台湾的历史，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向同化的大道迈进，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成立大东亚省之时，台湾居然被编入‘内地’了。”
在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抗日战争中，连震东记述当年台湾同胞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旧事，借以表述同仇敌忾、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
“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展开了神圣的全面抗战，凡是中华民族，无论是过去的失地，和“九·一八”以后的失地内的同胞，都有和祖国的同胞站在一条阵线内，共同一致服从领袖的指挥，为正义人道、自由解放而与暴敌抗战的义务。台湾同胞深明大义，所以有中华台湾革命党、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的组织与宣言，坚决表示与祖国一致团结，抗战到底。政府西迁，台湾革命团体也随之内移，现在重庆有台湾革命同盟会，他们屡向政府请求承认台湾的沦陷省份，组织台湾省党部等，但迄未蒙政府明确地表示。笔者自抗战初起即主张政府应发表对台湾的具体国策，以慰六百万同胞的热望。总裁在美国先锋论坛的论文说：“关于民族被压迫之痛苦，我们所受的经验为最深，所以我们对于战后，不只要求得中国之完全独立，也主张在世界上再没有受压迫受痛苦的民族。”收复台湾就是解除台湾同胞所受的压迫和痛苦，现当盟国间有人作不正当的议论之时，政府更应速有理直气壮，坚决收回的表示，以杜他人作越俎代庖之想，即台人幸甚。 连震东在该文的第二节“台湾对于中国军事之上重要性”中，特别地强调台湾和祖国唇齿相依的关系，同时，以史为鉴剖析了台湾对中国的战略地位：
台湾、澎湖之军略的价值，自古就被重视了，当荷兰人入台之时，福建沈铁上书巡抚南居益说：“澎湖僻居海外，实漳州门户也，无论红夷湾泊，即日本西洋吕宋诸国亦所必经，地最险要，山尤平坦，南有港门，直通西洋，红夷筑城据之，北有港门，名镇海港，官兵渡澎居之，中间一澳，从南港门而入，名曰暗澳，可泊舟数百艘……今欲红夷使不敢去住澎湖，其策有六：一曰专设游击一员，镇守湖内；二曰招募精兵，环守湖外；三曰造大船制火器，以备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开垦山荡，以助粮食；五曰建设公府营房，以安官兵；六曰开通东西洋吕宋商船，以备缓急。”……
至清初施琅更重视台湾了，他说：“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海外，土地卑薄，异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人，是守台湾即所以固澎湖……盖论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要害……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疆。”他认为要守澎湖非守台湾不可。
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之役，全台俱没，及平，清廷议以澎湖海疆重地，欲移总兵于此，而台湾设副将，当时的总兵蓝廷珍以为不可，上书总督满保说：“若果台镇移澎湖，则海疆危若累卵，部臣不识海外情形，凭臆妄断，视澎湖太重，不知台之视澎，犹太仓一粟而，澎湖不过水面一沙堆，山不长树木，地不能生米粟，……台湾沃野千里，山海形势，皆非寻常其地亚于福建一省……以澎湖总兵控制澎湖，犹执牛尾欲制全牛……何异弃台，台湾一弃，漳泉先害，闽、浙、江、广，俱各寝食不宁，即山左辽阳皆有边患……”他更认识台湾与中国沿海各省的利害关系了。
中法战后，闽浙总督杨昌浚更具体的主张在台湾建设海军根据地了，他对清廷奏说：“……中国海面之阔在在须防，请划水师为三路：北洋设于津沽，兼顾奉东各口；中洋设于吴淞，兼顾浙江定、镇；南洋设于台、澎，兼顾广东琼、廉，分布要害，声息相通，外侮之来，庶克有济。”
以上诸家皆仅就防御方面而言，至日本领台之后即形势大变，台湾在中国为防御要塞，在日本即变为侵略之前进根据，在“七七”事变之后为侵略华中华南之根据地，太平洋大战爆发后为侵略南洋之根据地，日人称台湾为“南洋之跳石”。“南洋之跳石”名符其实了，他的军略价值发挥到百分之百了，要把日本幽禁起来，非由中国收复此岛不可。
以上文字突显了连震东在上个世纪所具备的战略思想，尤其是对战后中国收复台湾岛、保障台湾和大陆的完整的战略意义提到了极为重要的高度，并警示中华民族不能再重蹈唇亡齿寒之覆辙；对日本侵略、蹂躏我大中华的暴行，将台湾作为“南洋之跳石”觊觎东南亚的狼子野心，切齿痛恨、揭露无余。
至此，纵观全文起承转合，荡气回肠；落笔之处，如海似潮。然而，时过境迁，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毕竟《马关条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台海历经了六十余年的和平时期，两岸的发展有目共睹，这是我们最应当珍惜的。尽管在资讯爆炸的新世纪，军事家、政治家们或以史为鉴或步历史的后尘，都将台湾面对祖国的战略地位称之为中国沿海“七省之藩篱”、东南沿海各省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台湾是中国直接面向太平洋的唯一门户……但是，细细品味连震东前辈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中、呕心沥血写出的《台湾与中国》不朽力作，笔者隐隐泛起的却是连震东先生对中国、台湾同胞世世代代的绵绵情谊，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民族归属感，是那种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中华文化纽带维系着的同宗同族的亲切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高山、海水阻不断。
1904年生于台南、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科的连震东，1931年在其父连横的安排下赴大陆，在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帮助提携下加入国民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筹划迁往洛阳并以西安为陪都，张继任西京筹委会委员长时期，连震东出任西京筹委会专门委员。同时，据有关档案记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连震东在西安投笔从戎，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工作训练团第四团上校教官，走上抗日军政文化教育的第一线，展现了抗日救亡的英雄气概。
连震东能引经据典写出台湾与中国血肉相连的、有历史深度的文章，这不能不提的是受其父历史学家连横（1878—1936）的影响。连横历经十多年的艰难磨砺，在1918年完成了《台湾通史》，并于1920年由台湾通史社出版发行。这本书分为纪、志、传，共八十八篇，三十六卷，约有六十万字，记录自隋大业三年（607）迄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千二百余年的台湾历史。虽然当时由于岁月的艰辛、历史的局限、资讯的闭塞，这本著作未能尽善尽美，但该书难掩其对家乡台湾的深厚感情，蕴含着连横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于不朽的朴素思想，也承载着他一介史学家强烈的使命感。正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所长黄富三评价：“《台湾通史》可以说是第一部把台湾当作一个个体来处理的史学著作，具有先锋性的角色。如果说台湾史之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的话，无疑的《台湾通史》的贡献是很大的。”
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投笔请缨的连震东不会忘记父亲连横在《台湾通史》自序中“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教诲，在国仇家难之际，饱含对亡父（连横于1936年逝世）的眷怀，才使得他继承遗志、奋笔疾书，在战火中完成了《台湾与中国》一文。
该文在绪言中开门见山：“台湾是中国的土地，台湾人是中国人。”这句话掷地有声，表明了台湾及台湾同胞与祖国血肉相连的关系，也阐述了连震东的赤子之情：
自从光绪二十一年，清朝为要保持中国本部一时的安全，不惜牺牲数百万台湾同胞，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至今四十九年了。在这个期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一天比一天加重之时，中国人士为谋解决比较切迫的问题，早将台湾忘记了。但是台湾人并未因为他们是弃民，而埋怨祖国，怀恨祖国，他们无时不惦念祖国，他们对于祖国的大小事件均极关心，他们无不暗自祷祝祖国能够早日强盛，而来解放他们。
自割让至辛亥革命之前，是台湾同胞最悲惨的一个期间，他们对于前途毫无希望。辛亥革命成功，使他们精神为之一振，以为祖国从此可以强盛了，不幸十余年的内战、混乱，又使他们失望而终于消沉了；北伐成功又使他们极为兴奋，他们认为祖国建国必可完成，他们的解放有望了，“九·一八”事变又给他们精神上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们眼看六百万同胞尚未被解放，而又增加了三千万同胞来受同一敌人奴役，他们悲愤，他们痛恨。“七七”事变他们认为台湾之被解放，而重返祖国的绝好机会到了，他们兴奋，他们狂喜了，笔者原籍台湾，而身居祖国，目睹抗战情绪之烈热，兴奋的程度直不可以言喻，因于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在《西京日报》发表《全面抗战与台湾》一文，略为介绍台湾之史后即要求祖国应极力援助台湾的革命，并策励台湾同胞掀起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以助祖国的抗战，同时主张抗战胜利之后必须收复台湾……
内忧外患，在惴惴不安中，见微知著的连震东秉笔直书，在父辈《台湾通史》等鸿篇巨制中披沙拣金，首先将台湾与中国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跃然纸上。特别是，连震东在第一部分“台湾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中分四节进行了阐述：
第一节“上古至荷兰人占据时代”。其文以历史依据和传奇相结合的手法加以考证，绘声绘色加以描述，让读者读后难以忘怀：
汉民族最初发见台湾，当远在殷代，《列子·汤问篇》革夏说：“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名曰归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据历史家的考据，台湾即古之岱、员，而澎湖为方壶，仅一音之差耳。台湾中部因有大安、大甲两溪流一片汪洋，自中国海远望台湾西海岸，恰似两个互不相连的岛屿屹立海中，十六世纪荷兰人邵典所绘的台湾地图，犹将台湾自中部分成南、北两个岛屿，所以古人认为台湾系岱舆、员峤二山是有相当的理由的。至于台湾、澎湖之有汉人居住，即还在秦汉之际，有人说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带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或有来往台湾者，有人说《后汉书》里所说的东鳀就是台湾。然而见于载籍者，则始于隋代，海防考说：“隋开皇中尝遣虎贲陈棱略澎湖地。”这是中国经略澎湖之始，亦即东入台湾之机。至其经略台湾则详于《隋书·琉球传》及《陈棱传》的记载。琉球是台湾的古名，不是现在的琉球列岛，已经中外的历史家所证明，自隋以至宋、明所说的琉球皆系指台湾而言。
唐中叶施肩吾始率其族迁居澎湖，肩吾汾水人，元和中举进士，隐居不仕，有诗行世，他题澎湖一诗说：
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
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
这首诗足以写当时的景象。历史上五代两宋漳、泉的边民渐渐移居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所以旧志有台湾一名北港之语。
第二节郑氏时代，连震东面对明末清初纷纭复杂的乱世，以最简练的笔触刻画了郑成功率兵一举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民族英雄形象，文中言道：“……率兵二万五千人出金厦，三月泊澎湖，至鹿耳门（今之安平）引兵登陆，克赤嵌城，荷人退守热兰城，成功命使者以书告荷兰守将郭易度曰：‘……贵国人民远渡重洋，经营台岛，至势不得已而谋自卫之道，固余之所壮也，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而郭易度不从，郑师乃筑长围困之，荷人以粮尽援绝，乃降，十二月三日率残兵千余人而去，而台湾复为中国有矣。自天启四年至永历十五年荷据有台湾凡三十八年而为成功所逐，于是郑成功的威名震乎寰宇。” 第三节连震东历数了台湾风起云涌的抗清的民族运动：
台湾同胞的祖先尽是不愿做满清的奴隶，不甘心事敌的明朝遗民，归清以后，人思故国，时谋光复。有清一代，民族革命凡十数起，继续他们祖先忠勇抵抗外族的精神，而吴球是最初的革命先烈，他于三十五年在新港起义，不成被杀。四十年又有刘却起事于诸罗，也失败了。
……
六十年，朱一贵在冈川发动壮烈的革命，南北俱应，声势极大，一时全岛几全光复，一贵称中兴王，建元永和，恢复明制，不幸未及一年就被清廷消灭了。
乾隆五十一年，又有林爽文在彰化所发动的大革命，而凤山庄大田也起来响应，规模之大不亚于朱一贵的革命，而时间即继续三年之久，清廷认为局势极端严重，乃派大学士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调川、湖、黔、粤四省之兵赴台，复彰化，俘爽文及大田，南北始平。
1894—1895年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令全中国震撼。连震东在此谴责清廷丧权辱国，写下了台湾同胞奋起抗争、决心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马关条约》的第二款：清国将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又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永远让于日本。签约之时，适值台湾举人会试北京，闻耗，上书都察院力争不可，而台湾绅民亦电奏说：“割地让和，全台震骇，自开警以来，台民慨轮饷械，固亦无负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之养人心，正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困，何忍一朝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止不能一战，臣桑梓之地，义于存亡，愿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列祖，下对兆民也。”清廷置之不理，诏饬守土官撤回；景崧即电永福询去就，永福复曰：“与台存亡。”而独立之议成，展开台湾独自的抗战了，初二日绅邱逢甲率人民等公上大总统之章，景崧受之，建元永清，旗用蓝色黄虎，发行钞票及邮票，设议院以议军国之事，于是布告全台，照会各国领事，并为檄内外曰：“我台湾隶大清版图二百余年，近改行省，风会大开。……乃上百年日本肇舋，遂至失和……日本要索台湾，兑有割台之款，事出意外，闻信之日，绅民愤恨，哭声震天，虽经唐抚帅电奏迭争……又……商请俄、法、德三大国并阻割台，均无成议，呜呼，惨矣！……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助，台民唯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强，台民亦愿顾全和局，与以利益，惟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争，台民唯有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民不幸至此，义愤之伦，谅必概为倾助，泄敷天之恨，救孤岛之危……此非台民无理崛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台民欲尽弃其田里，则内渡无家可依，欲隐忍偷生，实无言以对天下，因此搥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国豪杰，及海外各国，能哀怜之，慨然相助，此则全台百万生灵所痛哭待命者也。”当时富商巨室毁家纾难的不计其数，苍头特起，枕戈执殳受命疆场的不知有多少人，其中最壮烈的有鹿港的许肇清，苗栗的吴汤兴，新竹的徐骧、姜绍祖，云林的简精华，以及林昆岗、吴彭年等，所部或千人或数百人，都是乡里子弟，愍不畏死的义勇军，部署甫定，而敌军到了。
烟台换约之后，日廷以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命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师伐台，以海军少将东乡平八郎为海军司令，率浪速、高千惠两舰赴淡水，淡水炮台开炮击之，乃清由开底澳上陛，陷基隆，越三貂岭，迫台北，景崧奔沪尾归中国。五月二十一日总督桦山资纪至台北，遂成立台湾总督府。台南闻台北之失，又奉刘永福为大总统，继续抗战。日军既得台北，即攻新竹，拔苗栗，陷云林，虽遭义军屡挫其锋，而步步南下，云林已陷又取彰化，迫嘉义，在嘉义一带抗战之烈为前所未有，敌近卫师团长即在此阵亡。嘉义已陷，又以海军窥旗后及安平，台南震动，永福乘英轮离台。九月初四日，日军入台南。自五月一日起至九月四日，四个月间，台湾数十万义勇之士，为保卫家乡，虽以窳败的武器，与缺乏的粮饷，前仆后继，犹与敌人的陆海军搏战，直至弹尽血枯，台湾民主国才成为史历上最可悲痛名称。
呜呼哀哉！台湾同胞在反抗日本侵略者“前仆后继、弹尽血枯”的悲壮中，连震东以痛惜之情、切肤之恨在文中曾宣布：“台湾自清以来，经过二百多年的经营，开山抚番，版图日拓，至此已有十一县、四府、一直隶州了，加以铭传的建设，在地理上与经济上各种条件均足够独立为一省了。”
第四节说的是日本占领以后，连震东用确凿的历史资料，痛斥日寇侵华的无耻，以下案例字字句句像匕首、似利剑，直击侵略者的要害：“……日本国会某议员质问内阁说：‘帝国统治台湾的政策如何？’当时的台湾民政长官后腾新平公然回答说：‘以无政策为政策。’确实，日本无政策地统治台湾了，他对于台湾同胞只有压迫、掠夺、榨取、愚民化、奴化、暴力、残杀，再也谈不到什么所谓政策了。这种暗无天日的状态，一直继续到大正九年（民国九年）文官总督田健治郎发表日本帝国统治台湾的政策是：‘内地延长主义。’‘内地延长主义’就是同化政策，所以接连地许可日台人通婚、共学，在台湾施行日本的民法、商法，成立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总督府评议会，又州、市、街、村庄协议会，美其名曰自治，民政长官下村宏又将台湾的都、村庄、市街的名称改为日本名称，加紧禁用中文，取缔旧习俗，想要教台湾人忘记台湾的历史，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向同化的大道迈进，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成立大东亚省之时，台湾居然被编入‘内地’了。”
在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抗日战争中，连震东记述当年台湾同胞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旧事，借以表述同仇敌忾、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
“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展开了神圣的全面抗战，凡是中华民族，无论是过去的失地，和“九·一八”以后的失地内的同胞，都有和祖国的同胞站在一条阵线内，共同一致服从领袖的指挥，为正义人道、自由解放而与暴敌抗战的义务。台湾同胞深明大义，所以有中华台湾革命党、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的组织与宣言，坚决表示与祖国一致团结，抗战到底。政府西迁，台湾革命团体也随之内移，现在重庆有台湾革命同盟会，他们屡向政府请求承认台湾的沦陷省份，组织台湾省党部等，但迄未蒙政府明确地表示。笔者自抗战初起即主张政府应发表对台湾的具体国策，以慰六百万同胞的热望。总裁在美国先锋论坛的论文说：“关于民族被压迫之痛苦，我们所受的经验为最深，所以我们对于战后，不只要求得中国之完全独立，也主张在世界上再没有受压迫受痛苦的民族。”收复台湾就是解除台湾同胞所受的压迫和痛苦，现当盟国间有人作不正当的议论之时，政府更应速有理直气壮，坚决收回的表示，以杜他人作越俎代庖之想，即台人幸甚。 连震东在该文的第二节“台湾对于中国军事之上重要性”中，特别地强调台湾和祖国唇齿相依的关系，同时，以史为鉴剖析了台湾对中国的战略地位：
台湾、澎湖之军略的价值，自古就被重视了，当荷兰人入台之时，福建沈铁上书巡抚南居益说：“澎湖僻居海外，实漳州门户也，无论红夷湾泊，即日本西洋吕宋诸国亦所必经，地最险要，山尤平坦，南有港门，直通西洋，红夷筑城据之，北有港门，名镇海港，官兵渡澎居之，中间一澳，从南港门而入，名曰暗澳，可泊舟数百艘……今欲红夷使不敢去住澎湖，其策有六：一曰专设游击一员，镇守湖内；二曰招募精兵，环守湖外；三曰造大船制火器，以备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开垦山荡，以助粮食；五曰建设公府营房，以安官兵；六曰开通东西洋吕宋商船，以备缓急。”……
至清初施琅更重视台湾了，他说：“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海外，土地卑薄，异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人，是守台湾即所以固澎湖……盖论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要害……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疆。”他认为要守澎湖非守台湾不可。
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之役，全台俱没，及平，清廷议以澎湖海疆重地，欲移总兵于此，而台湾设副将，当时的总兵蓝廷珍以为不可，上书总督满保说：“若果台镇移澎湖，则海疆危若累卵，部臣不识海外情形，凭臆妄断，视澎湖太重，不知台之视澎，犹太仓一粟而，澎湖不过水面一沙堆，山不长树木，地不能生米粟，……台湾沃野千里，山海形势，皆非寻常其地亚于福建一省……以澎湖总兵控制澎湖，犹执牛尾欲制全牛……何异弃台，台湾一弃，漳泉先害，闽、浙、江、广，俱各寝食不宁，即山左辽阳皆有边患……”他更认识台湾与中国沿海各省的利害关系了。
中法战后，闽浙总督杨昌浚更具体的主张在台湾建设海军根据地了，他对清廷奏说：“……中国海面之阔在在须防，请划水师为三路：北洋设于津沽，兼顾奉东各口；中洋设于吴淞，兼顾浙江定、镇；南洋设于台、澎，兼顾广东琼、廉，分布要害，声息相通，外侮之来，庶克有济。”
以上诸家皆仅就防御方面而言，至日本领台之后即形势大变，台湾在中国为防御要塞，在日本即变为侵略之前进根据，在“七七”事变之后为侵略华中华南之根据地，太平洋大战爆发后为侵略南洋之根据地，日人称台湾为“南洋之跳石”。“南洋之跳石”名符其实了，他的军略价值发挥到百分之百了，要把日本幽禁起来，非由中国收复此岛不可。
以上文字突显了连震东在上个世纪所具备的战略思想，尤其是对战后中国收复台湾岛、保障台湾和大陆的完整的战略意义提到了极为重要的高度，并警示中华民族不能再重蹈唇亡齿寒之覆辙；对日本侵略、蹂躏我大中华的暴行，将台湾作为“南洋之跳石”觊觎东南亚的狼子野心，切齿痛恨、揭露无余。
至此，纵观全文起承转合，荡气回肠；落笔之处，如海似潮。然而，时过境迁，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毕竟《马关条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台海历经了六十余年的和平时期，两岸的发展有目共睹，这是我们最应当珍惜的。尽管在资讯爆炸的新世纪，军事家、政治家们或以史为鉴或步历史的后尘，都将台湾面对祖国的战略地位称之为中国沿海“七省之藩篱”、东南沿海各省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台湾是中国直接面向太平洋的唯一门户……但是，细细品味连震东前辈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中、呕心沥血写出的《台湾与中国》不朽力作，笔者隐隐泛起的却是连震东先生对中国、台湾同胞世世代代的绵绵情谊，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民族归属感，是那种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中华文化纽带维系着的同宗同族的亲切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高山、海水阻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