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社会各界期待已久的“大部门制”改革方案亮相人民大会堂。我们认为，这项以精简、统一、效能为原则，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着眼于科学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改革，是在以往改革基础上的继续和深化，有利于政府提供更方便、更快捷、更优质、更高效的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过多次改革，突出的标志就是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减少，以间接管理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市场体系基本建立，政府逐步发挥对市场的培育、规范和监管功能，越来越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从总体上看，这些与时俱进的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基本相适的。
　　诚如我们在上期本栏目中所指出，中国持续30年的高增长，始终是个充满悬疑的议题。而悬疑存在的最主要原因是，与其他工业化国家起飞时相比，无论是在起点、环境，以及路径选择等方面，中国均表现出相当显著的差异，尤其是，就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若干增长条件而言，如自然资源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中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并无独特之处，甚至处于低水平阶段。
　　在大量语境下，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反常规”式的成功，往往被笼统地归因于改革开放。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不断推行新制度的过程，而这些新制度之所以新，则主要主要体现在政府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方式有了较大改变，简言之，就是由过去政府无所不包改变为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制度创新的要求也在发生相应变化，这主要因为：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资本和劳动带来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技术引进的空间也在不断缩减，土地、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开始凸显，如果沿用原来的发展路径，不仅潜力有限，而且可能进一步增加摆脱路径依赖的困难；另一方面，改革伊始，所需解决的社会矛盾相对明确，解放生产力的要求相对明晰，未曾解决温饱的中国社会，最为迫切的要求是解决温饱、改善生活。而在当前，社会民众对于改革绩效的判断标准开始由较为单一明确而向更为全面系统转变，因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利益分化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這是在对形势精确判断后得出的正确主张。要看到，经济社会越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就应越彻底，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轨中的国家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然，在任何情况下，设计制度的人不可能先知先觉，尤其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制度的模仿虽然也可视作某种意义上的创新，但这种移植能否奏效，最终还是取决于该国文化、传统、国民素质、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尽量做到立足现实、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