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1）04—0024—05
[内容提要]早期的第三党特征鲜明，具备许多政治优势，但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没有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政治力量，致使其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遭受了许多挫折。早期的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一代仁人志士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的缩影，它的功绩值得缅怀。
[关键词]第三党；早期；特征；分析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团结合作的亲密战友。在正式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人们更习惯于用“第三党”来形容和概述这个政党。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社会上对先后冠名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等组织的统称，意为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个政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第三党形成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关键时期，其成立初期经历了极其艰辛的发展历程，从谭平山发起的中华革命党到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针对中国的现状积极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这些纲领和主张闪耀着光辉，与我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基本吻合。研究第三党在这一时期所呈现出的特征不仅在于了解第三党的发展历程，更是为了找寻其没能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政治力量的深层次原因。
一、第三党的历史特征
（一）从产生时间来看：是国共之间的第一个民主党派。第三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之间诞生的第一个民主党派。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公然叛变革命，实行独裁统治，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同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与蒋介石合流，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完全破裂。国民党已经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枢” [1]；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城市遭受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士暂时投入蒋介石集团的怀抱，参加了反革命阵营。一些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忠实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以及一些从中共游离出来的人士开始集结，重新寻找复兴中国革命之道，第三党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
1928年3月谭平山在上海初创第三党，当时名称为“中华革命党”，推选正在莫斯科的邓演达为总负责人。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在1928年5、6月间先后创办了《突击》、《灯塔》周刊等刊物，宣传中华革命党的纲领和主张，使外界了解到中华革命党的存在和立场，并有了“第三党”之称。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地方组织，积极开展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斗争，对此蒋介石一面叫嚣尽全力除之，“决不任其危害社会之生活，民族之生存”，[2]一面指使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对其打击和破坏。至1929年下半年，其活动经费日趋紧张，地方组织也遭受严重摧残。在此情况下，邓演达受邀回国主持党务工作。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于8月9日，在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基础上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第三党的正式建立。
从谭平山发起的中华革命党到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第三党形成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关键时期。胡绳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时谈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3]第三党无疑是其中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他们既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又不同意中共的“左倾”盲动做法，他们试图在国共之间找寻一条中间道路，从而，在国共之间，其“第三党”的身份异常突出。
（二）从组织成员来看：骨干由脱离国共两党人士组成。第三党在成立之初，它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是从国共两党分化游离而来，不少人在国共两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并在国共合作的共同组织——国民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这是第三党产生的又一个重大特点。”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到会的代表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郑太朴、丘哲、朱蕴山等30多人。从出席会议的阵容来看，可以说非常豪华，这些人大多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
邓演达，早年追随孙中山，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先后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长期与搞分裂活动和背叛革命的蒋介石进行斗争，是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代表人士。黄琪翔，大革命时期追随孙中山，历任粤军团长、军长、师长，后加入中国国民党。章伯钧，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第九军党代表，南昌起义时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底，脱离党。季方，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职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并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过多种职务。郑太朴，1922年加入中共，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职于武汉国民政府，大革命失败后，因不同意中共的政治路线，自动脱党。丘哲，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岗起义和辛亥革命。朱蕴山，也是早年加入同盟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之后，不满张国焘在苏区搞肃反扩大化，自动脱党。
这些人或是在国共合作时担任重要职位，位高权重；或是具备丰富的革命经历、声望卓著。其领导层构成的特点，给第三党在成立时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首先，由于他们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见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程，所以在成立之初他们重视组织建设和舆论宣传，意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以及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其次，因为他们的特殊经历，使得他们“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均有较全面的了解，对英美列强以及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华政策也有所认识。他们既看到了国民党右派不断走向反动的事实，又对中共自产生以来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有所了解，加之参加国民政府实际领导工作，对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能够得到全面了解。”[4]因此，在吸收经验的基础上，第三党在创立之初，就能够提出相对深刻的政治主张。
（三）从革命纲领来看：内容接近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第三党的政治思想十分丰富，主要由邓演达所创。它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前途的认识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极为接近，而其主张中的“平民革命”和“平民政权”在它的整个政治纲领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第三党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前途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它认为“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这两重支配，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这与中共把中国概括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是比较接近的。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使第三党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不是一个单一性的革命—不是纯民族革命，不是纯民主革命，不是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个复杂性的一种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质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这种革命“是以同时并存的三种革命对象—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为对象的。”这实际上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这与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5]的正确分析也是一致的。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第三党则指出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之所以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则是因为：“一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以维护其在华利益；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资本主义；三是，中国的平民阶级由于受到的残酷的剥削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因此在平民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只会“向着无剥削的社会前进。”第三党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极为接近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论述。
建立平民政权是第三党政治主张的核心。“所谓的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建立平民政权的先决条件就是形成平民群众本身的组织”，诸如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组织、兵士组织等等。然后由这些组织按照一定的比例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来掌握政权，这个比例就是工人农民占60%，其他组织团体占40%。平民政权特殊性质在于：第一，“是生产者的政权”。它不但要根本铲除寄生腐朽的官僚政治，而且要积极的发挥生产增进的机能。第二，“是反对特殊阶级的政权”。它不但在构成的成分上和传统的政权不同，而且它要适应于国内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使全国人民生活大众化，平民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有职务上不同，而待遇上则无十分大差别。这样就可免除重新产生特殊阶级的危险。[6]
综上所述，不论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把握，还是借由“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都体现着一代革命先驱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所作的艰辛尝试。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笃信“三民主义”，但是又不止步于此，大革命失败之际，他出走欧洲，耳闻目睹了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中又融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念。融汇两家之长，让其思想更为深刻，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也更具有吸引力。
（四）从革命的手段来看：第三党是一个重视武装斗争的民主党派。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从反对独裁统治到争取民主和平，再到协助中共积极投入民族解放战争，第三党一直战斗着。武装斗争是第三党有别于其他民主党派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党刚成立就制定了军事运动方针，阐明武力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没有进步的武力，实无法可依发动初步的斗争。” [7] “如果革命的人民不能形成自己的坚强革命武装，则一切的想望，都必然地要成为幻想，而且结果与想望相反”，所以，“在革命一开始就必须进行革命民众本身的武装组织以准备反抗敌人，反抗反革命武装，及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在此思想指导下，从反蒋到协助中共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武装斗争一直是第三党一个非常重要的斗争手段。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在邓演达的领导下，第三党加强同与有革命倾向的黄埔军校的学生进行联系，将他们组织起来，于是以“余洒度（黄埔二期生）、陈烈（黄埔一期生）、黄雍（黄埔一期生）、徐会之（黄埔一期生）、曹霄青（黄埔四期生）”[8]等为骨干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革命武装来进行反蒋活动。“黄埔革命同学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发展到18个省，吸收和联系的国民党军人多达6 000余人，约占全国黄埔系军人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给蒋介石造成了恐慌。除此之外，第三党还在军界中争取反蒋势力，如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陈诚的十八路军、陈铭枢的十九路军以及冯玉祥的西北军等，在第三党的联络下他们或为其提供军费，或者秘密加入第三党，或者与其约定共同反蒋。“宁粤分裂”期间，邓演达通过对形势进行分析之后决定“亲赴江西临川、清江一带，在陈诚任军长的第十八路军驻地指挥起义。起义后首先攻取南昌，西北、华中、华南等地起而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南京政权。”但是起义准备工作尚在进行，邓演达即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致使起义未能实施。
抗战期间，第三党两次参加淞沪会战，并在各地组织自己的游击队伍，为配合抗日作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1932年进犯上海，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第三党对十九路军的抗战给予了积极支持，黄琪翔亲赴前线视察，鼓励十九路军奋勇杀敌，章伯钧等人也积极参与策划这次抗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于危难中担任守卫上海右翼兵团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后又任前敌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直接参与指挥战斗。第三党的一部分干部杨逸棠、裘朝慎、何自坚等人参加了部队，奔赴前线。除了参加正面战场的抗战，第三党还深入沦陷区，组织抗日游击队伍，进行抗日斗争。在华北，天津失陷后，第三党北平地区的负责人王守先还与当地抗日组织合作，在涿县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对日寇进行骚扰。此外，第三党在华南地区也成立了“民众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
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势力总是凭借其强大的军队和暴力，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第三党以小资产阶级为其阶级基础，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人数众多，遭受剥削与压迫的程度严重，因而它们有着较强的反抗和斗争精神，这也是为什么第三党一直能将武装斗争贯彻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还是其后的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第三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都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坚持阶级斗争与武装革命，这是第三党区别于其它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特点之一。
二、对早期第三党历史特征的思考与评析
通过对早期第三党历史特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国共之间诞生的第一个民主党派，它具有极大的政治优势。它有邓演达、谭平山、黄琪翔等有影响力的核心领袖，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来自于国共两党的优秀人才，也有来自于黄埔军校的军事素质优良的毕业生被吸纳在内。它重视武装斗争、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归结于解决农民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是何等之正确。然而拥有如此多政治优势的第三党在其发展过程中却步履维艰、颇为艰难，尤其在核心人物邓演达被捕牺牲后，更是群龙无首，一度组织涣散。第三党没有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更多是因为它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是脱节的。为什么第三党在其成立早期并没有把握住历史机遇，没能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稳固的政治力量呢？
首先，因为早期第三党领导层成员与国共两党曾有着密切联系，在不断变化的革命事实中，他们看到国民党已经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控制，其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年轻的共产党在革命上的做法又过于激进，因此他们坚定要走一条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道路，他们的曾经身份和现实中的做法无疑会注定在成立之初，它既受国民党的打击、迫害，又受共产党的指责和排挤。国民党攻击第三党是“共产党的工具”、“共产党的附庸”；共产党则将其视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步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指斥他们在反帝国主义运动‘民众运动’之中的动摇犹豫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9]。夹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受敌，使得第三党在刚成立之时，处境极为困难。在共产党全面进入农村之后，第三党就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城市范围中重点的打击目标。此外，第三党拥有的这一批国共两党精英成员也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它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人才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它后来的分裂埋下了种子。1930年前后因“取名”问题而引发的风波最终导致第三党分割为两派，最后以谭平山离党，邓演达回国组党而告终。理念不同、思考问题的差异使得临时组织起来的这批人难以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这在无形中削弱了第三党的战斗力。
其次，虽然第三党的政治主张闪耀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光辉，但是，由于阶级属性的限制以及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纵横交错，第三党在领导权、革命道路等重大问题上，不能认清主流，做出了不正确的判断。它一方面承认中国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永远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者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却既反蒋又反对代表先进阶级的中国共产党，企图走第三条道路，实践中频遭挫折；它虽号召建立工农政权，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且对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存在严重偏见。第三党的“平民革命”理论和“平民阶级”概念是一个模糊的不科学的理论概念，把许多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同的各个阶级拼凑在一起，同时主观声称自己是代表这些阶级的唯一政党。这说明第三党并没有正确划分阶级，也就决定该党不能制定出一套正确的代表其阶级意志的纲领，理论建构出现了问题，实践中也就注定了难以建立“平民政权”。
最后，第三党虽然重视武装斗争、也已经看到了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第三党没有深入农村，更没有武装最广大的、遭受沉重剥削的农民。它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把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视为“以流氓无产者组成的红军”。中共与农民斗争的结合，在第三党看来既背弃了城市中的无产者，也没有真正发动农民，所以，第三党认为“共产党在中国是在缺乏真正劳动群众的基础。”第三党虽也一直号召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它却武断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湘鄂赣三省及其他僻远地区所煽动起的暴动与所谓苏维埃政权，只是偶然现象。”第三党对中国共产党轻率及错误的评价，使其没能够如中国共产党一样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它选择在城市中大力发展学生成员，不论是中华革命党还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组织发展均以学校为中心。同时，它把武装斗争的希望寄托在策反国民党军队上面，并用邓演达的威望予以号召和维系，在邓演达牺牲后辛苦打开的局面便付之东流。第三党批评中共缺乏群众基础，而自己在发展过程中离工人、农民也渐行渐远。
由上观之,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属性限制，第三党并不能独自承担起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任。在大革命失败的复杂形势下,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建造社会主义性质的“平民政权”。其实,是否定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实践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第三党在历史发展中最终选择了与中共合作，是其进步性的体现，同时也表明，民主党派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性，在革命过程中只有团结在中共的周围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发展以及将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融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变为现实。这一过程本身也正好说明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有着长期的过程。而在追求中国革命的目标上，正是因为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有着共同之处，才造就了两者之间的互相接近和互相合作，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注定其将成为这种合作形式的主导者。
参考文献
[1]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G]//周天度.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73
[2]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G]//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54
[3]“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
[4]赵晓呼.试论第三党产生的历史特点及其政治主张[J].中国民航学院学报.1992(3)
[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G]//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0
[6]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534
[7]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军事运动方针[G]//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2辑).北京: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116
[8]黄振位.民主党派的开创者——邓演达[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70
[9]中共六大决议案（1928年7月9日）[G]//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325
责任编辑/文 章
[内容提要]早期的第三党特征鲜明，具备许多政治优势，但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没有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政治力量，致使其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遭受了许多挫折。早期的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一代仁人志士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的缩影，它的功绩值得缅怀。
[关键词]第三党；早期；特征；分析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团结合作的亲密战友。在正式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人们更习惯于用“第三党”来形容和概述这个政党。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社会上对先后冠名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等组织的统称，意为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个政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第三党形成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关键时期，其成立初期经历了极其艰辛的发展历程，从谭平山发起的中华革命党到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针对中国的现状积极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这些纲领和主张闪耀着光辉，与我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基本吻合。研究第三党在这一时期所呈现出的特征不仅在于了解第三党的发展历程，更是为了找寻其没能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政治力量的深层次原因。
一、第三党的历史特征
（一）从产生时间来看：是国共之间的第一个民主党派。第三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之间诞生的第一个民主党派。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公然叛变革命，实行独裁统治，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同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与蒋介石合流，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完全破裂。国民党已经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枢” [1]；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城市遭受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士暂时投入蒋介石集团的怀抱，参加了反革命阵营。一些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忠实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以及一些从中共游离出来的人士开始集结，重新寻找复兴中国革命之道，第三党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
1928年3月谭平山在上海初创第三党，当时名称为“中华革命党”，推选正在莫斯科的邓演达为总负责人。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在1928年5、6月间先后创办了《突击》、《灯塔》周刊等刊物，宣传中华革命党的纲领和主张，使外界了解到中华革命党的存在和立场，并有了“第三党”之称。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地方组织，积极开展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斗争，对此蒋介石一面叫嚣尽全力除之，“决不任其危害社会之生活，民族之生存”，[2]一面指使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对其打击和破坏。至1929年下半年，其活动经费日趋紧张，地方组织也遭受严重摧残。在此情况下，邓演达受邀回国主持党务工作。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于8月9日，在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基础上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第三党的正式建立。
从谭平山发起的中华革命党到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第三党形成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关键时期。胡绳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时谈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3]第三党无疑是其中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他们既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又不同意中共的“左倾”盲动做法，他们试图在国共之间找寻一条中间道路，从而，在国共之间，其“第三党”的身份异常突出。
（二）从组织成员来看：骨干由脱离国共两党人士组成。第三党在成立之初，它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是从国共两党分化游离而来，不少人在国共两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并在国共合作的共同组织——国民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这是第三党产生的又一个重大特点。”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到会的代表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郑太朴、丘哲、朱蕴山等30多人。从出席会议的阵容来看，可以说非常豪华，这些人大多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
邓演达，早年追随孙中山，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先后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长期与搞分裂活动和背叛革命的蒋介石进行斗争，是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代表人士。黄琪翔，大革命时期追随孙中山，历任粤军团长、军长、师长，后加入中国国民党。章伯钧，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第九军党代表，南昌起义时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底，脱离党。季方，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职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并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过多种职务。郑太朴，1922年加入中共，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职于武汉国民政府，大革命失败后，因不同意中共的政治路线，自动脱党。丘哲，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岗起义和辛亥革命。朱蕴山，也是早年加入同盟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之后，不满张国焘在苏区搞肃反扩大化，自动脱党。
这些人或是在国共合作时担任重要职位，位高权重；或是具备丰富的革命经历、声望卓著。其领导层构成的特点，给第三党在成立时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首先，由于他们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见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程，所以在成立之初他们重视组织建设和舆论宣传，意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以及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其次，因为他们的特殊经历，使得他们“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均有较全面的了解，对英美列强以及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华政策也有所认识。他们既看到了国民党右派不断走向反动的事实，又对中共自产生以来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有所了解，加之参加国民政府实际领导工作，对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能够得到全面了解。”[4]因此，在吸收经验的基础上，第三党在创立之初，就能够提出相对深刻的政治主张。
（三）从革命纲领来看：内容接近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第三党的政治思想十分丰富，主要由邓演达所创。它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前途的认识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极为接近，而其主张中的“平民革命”和“平民政权”在它的整个政治纲领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第三党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前途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它认为“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这两重支配，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这与中共把中国概括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是比较接近的。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使第三党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不是一个单一性的革命—不是纯民族革命，不是纯民主革命，不是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个复杂性的一种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质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这种革命“是以同时并存的三种革命对象—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为对象的。”这实际上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这与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5]的正确分析也是一致的。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第三党则指出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之所以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则是因为：“一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以维护其在华利益；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资本主义；三是，中国的平民阶级由于受到的残酷的剥削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因此在平民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只会“向着无剥削的社会前进。”第三党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极为接近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论述。
建立平民政权是第三党政治主张的核心。“所谓的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建立平民政权的先决条件就是形成平民群众本身的组织”，诸如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组织、兵士组织等等。然后由这些组织按照一定的比例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来掌握政权，这个比例就是工人农民占60%，其他组织团体占40%。平民政权特殊性质在于：第一，“是生产者的政权”。它不但要根本铲除寄生腐朽的官僚政治，而且要积极的发挥生产增进的机能。第二，“是反对特殊阶级的政权”。它不但在构成的成分上和传统的政权不同，而且它要适应于国内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使全国人民生活大众化，平民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有职务上不同，而待遇上则无十分大差别。这样就可免除重新产生特殊阶级的危险。[6]
综上所述，不论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把握，还是借由“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都体现着一代革命先驱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所作的艰辛尝试。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笃信“三民主义”，但是又不止步于此，大革命失败之际，他出走欧洲，耳闻目睹了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中又融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念。融汇两家之长，让其思想更为深刻，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也更具有吸引力。
（四）从革命的手段来看：第三党是一个重视武装斗争的民主党派。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从反对独裁统治到争取民主和平，再到协助中共积极投入民族解放战争，第三党一直战斗着。武装斗争是第三党有别于其他民主党派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党刚成立就制定了军事运动方针，阐明武力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没有进步的武力，实无法可依发动初步的斗争。” [7] “如果革命的人民不能形成自己的坚强革命武装，则一切的想望，都必然地要成为幻想，而且结果与想望相反”，所以，“在革命一开始就必须进行革命民众本身的武装组织以准备反抗敌人，反抗反革命武装，及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在此思想指导下，从反蒋到协助中共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武装斗争一直是第三党一个非常重要的斗争手段。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在邓演达的领导下，第三党加强同与有革命倾向的黄埔军校的学生进行联系，将他们组织起来，于是以“余洒度（黄埔二期生）、陈烈（黄埔一期生）、黄雍（黄埔一期生）、徐会之（黄埔一期生）、曹霄青（黄埔四期生）”[8]等为骨干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革命武装来进行反蒋活动。“黄埔革命同学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发展到18个省，吸收和联系的国民党军人多达6 000余人，约占全国黄埔系军人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给蒋介石造成了恐慌。除此之外，第三党还在军界中争取反蒋势力，如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陈诚的十八路军、陈铭枢的十九路军以及冯玉祥的西北军等，在第三党的联络下他们或为其提供军费，或者秘密加入第三党，或者与其约定共同反蒋。“宁粤分裂”期间，邓演达通过对形势进行分析之后决定“亲赴江西临川、清江一带，在陈诚任军长的第十八路军驻地指挥起义。起义后首先攻取南昌，西北、华中、华南等地起而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南京政权。”但是起义准备工作尚在进行，邓演达即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致使起义未能实施。
抗战期间，第三党两次参加淞沪会战，并在各地组织自己的游击队伍，为配合抗日作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1932年进犯上海，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第三党对十九路军的抗战给予了积极支持，黄琪翔亲赴前线视察，鼓励十九路军奋勇杀敌，章伯钧等人也积极参与策划这次抗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于危难中担任守卫上海右翼兵团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后又任前敌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直接参与指挥战斗。第三党的一部分干部杨逸棠、裘朝慎、何自坚等人参加了部队，奔赴前线。除了参加正面战场的抗战，第三党还深入沦陷区，组织抗日游击队伍，进行抗日斗争。在华北，天津失陷后，第三党北平地区的负责人王守先还与当地抗日组织合作，在涿县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对日寇进行骚扰。此外，第三党在华南地区也成立了“民众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
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势力总是凭借其强大的军队和暴力，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第三党以小资产阶级为其阶级基础，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人数众多，遭受剥削与压迫的程度严重，因而它们有着较强的反抗和斗争精神，这也是为什么第三党一直能将武装斗争贯彻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还是其后的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第三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都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坚持阶级斗争与武装革命，这是第三党区别于其它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特点之一。
二、对早期第三党历史特征的思考与评析
通过对早期第三党历史特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国共之间诞生的第一个民主党派，它具有极大的政治优势。它有邓演达、谭平山、黄琪翔等有影响力的核心领袖，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来自于国共两党的优秀人才，也有来自于黄埔军校的军事素质优良的毕业生被吸纳在内。它重视武装斗争、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归结于解决农民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是何等之正确。然而拥有如此多政治优势的第三党在其发展过程中却步履维艰、颇为艰难，尤其在核心人物邓演达被捕牺牲后，更是群龙无首，一度组织涣散。第三党没有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更多是因为它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是脱节的。为什么第三党在其成立早期并没有把握住历史机遇，没能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稳固的政治力量呢？
首先，因为早期第三党领导层成员与国共两党曾有着密切联系，在不断变化的革命事实中，他们看到国民党已经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控制，其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年轻的共产党在革命上的做法又过于激进，因此他们坚定要走一条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道路，他们的曾经身份和现实中的做法无疑会注定在成立之初，它既受国民党的打击、迫害，又受共产党的指责和排挤。国民党攻击第三党是“共产党的工具”、“共产党的附庸”；共产党则将其视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步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指斥他们在反帝国主义运动‘民众运动’之中的动摇犹豫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9]。夹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受敌，使得第三党在刚成立之时，处境极为困难。在共产党全面进入农村之后，第三党就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城市范围中重点的打击目标。此外，第三党拥有的这一批国共两党精英成员也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它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人才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它后来的分裂埋下了种子。1930年前后因“取名”问题而引发的风波最终导致第三党分割为两派，最后以谭平山离党，邓演达回国组党而告终。理念不同、思考问题的差异使得临时组织起来的这批人难以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这在无形中削弱了第三党的战斗力。
其次，虽然第三党的政治主张闪耀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光辉，但是，由于阶级属性的限制以及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纵横交错，第三党在领导权、革命道路等重大问题上，不能认清主流，做出了不正确的判断。它一方面承认中国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永远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者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却既反蒋又反对代表先进阶级的中国共产党，企图走第三条道路，实践中频遭挫折；它虽号召建立工农政权，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且对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存在严重偏见。第三党的“平民革命”理论和“平民阶级”概念是一个模糊的不科学的理论概念，把许多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同的各个阶级拼凑在一起，同时主观声称自己是代表这些阶级的唯一政党。这说明第三党并没有正确划分阶级，也就决定该党不能制定出一套正确的代表其阶级意志的纲领，理论建构出现了问题，实践中也就注定了难以建立“平民政权”。
最后，第三党虽然重视武装斗争、也已经看到了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第三党没有深入农村，更没有武装最广大的、遭受沉重剥削的农民。它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把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视为“以流氓无产者组成的红军”。中共与农民斗争的结合，在第三党看来既背弃了城市中的无产者，也没有真正发动农民，所以，第三党认为“共产党在中国是在缺乏真正劳动群众的基础。”第三党虽也一直号召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它却武断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湘鄂赣三省及其他僻远地区所煽动起的暴动与所谓苏维埃政权，只是偶然现象。”第三党对中国共产党轻率及错误的评价，使其没能够如中国共产党一样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它选择在城市中大力发展学生成员，不论是中华革命党还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组织发展均以学校为中心。同时，它把武装斗争的希望寄托在策反国民党军队上面，并用邓演达的威望予以号召和维系，在邓演达牺牲后辛苦打开的局面便付之东流。第三党批评中共缺乏群众基础，而自己在发展过程中离工人、农民也渐行渐远。
由上观之,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属性限制，第三党并不能独自承担起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任。在大革命失败的复杂形势下,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建造社会主义性质的“平民政权”。其实,是否定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实践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第三党在历史发展中最终选择了与中共合作，是其进步性的体现，同时也表明，民主党派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性，在革命过程中只有团结在中共的周围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发展以及将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融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变为现实。这一过程本身也正好说明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有着长期的过程。而在追求中国革命的目标上，正是因为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有着共同之处，才造就了两者之间的互相接近和互相合作，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注定其将成为这种合作形式的主导者。
参考文献
[1]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G]//周天度.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73
[2]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G]//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54
[3]“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
[4]赵晓呼.试论第三党产生的历史特点及其政治主张[J].中国民航学院学报.1992(3)
[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G]//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0
[6]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534
[7]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军事运动方针[G]//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2辑).北京: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116
[8]黄振位.民主党派的开创者——邓演达[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70
[9]中共六大决议案（1928年7月9日）[G]//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325
责任编辑/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