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常规的发展形态，主要地由内在结构变异而突破改变之时，历史科学往往会被格外地关注。这也是自“五四”以来新历史剧、历史小说，始终经久不衰的一个主要原因。可以看作是历史科学对文学的“侵入”，也可理解为文学向历史科学借得力量、借得观照、借古鉴今，“借得古人的骸骨，吹嘘现实的生命。”
　　而批评理论似乎对这样一种现象关注得较少。读罢高国平的研究专著《献给现实的蟠桃》，觉得其正是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论著集中地研究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从这位自现代新文学运动以来成就最大的历史剧作者的全部这类作品中，考察和概括出他的史剧观、他的史剧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等，为读者勾勒出了郭沫若历史剧的全貌，并作了理论的剖析和价值上的评判。
　　研究者首先对理论研究对象的范畴作了明确的界定。因为以往有些研究观点的不一致，倒不在于研究的方法、角度、深度等不同，而在于研究对象范畴的不一致。现象总是丰富繁杂的，总是大于规律的范畴。理论研究者的素质首先应体现在对活性状态现象范畴的框定方面。郭沫若是大家，其飘逸不羁、天马行空的风度，同样体现在他的历史剧的创作中。因此，作者明确地将论著的研究范畴框定为：“话剧的形式，史事的题材”方面。而其他一些创作的神话诗剧、儿童剧、电影剧本等虽也涉及到了历史事件或运用了史事，但在研究中“只是必要时加以联系和比较，不作历史剧范围”考虑，以避免“所论范围不明确，更会纠缠不清。”这样的界定是必要的，显示了研究者的严谨态度，自然也有助于论著的学术价值。这方面似可给人们以启发，时下不少研究方面，如对“文化”的讨论，我认为就是处在因论述对象范畴不统一而导致的混战之中。
　　历史剧研究中颇为棘手的问题是历史科学与戏剧艺术因各自内在质的不同而呈现出的撞击现象，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冲突。这也许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更显突出，他曾明白地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作者具体地研究了这样一种历史剧创作原则产生的“深刻的时代和文学发展的原因”。从当代现实社会的需要和中外文学史上历史剧演变过程机制的分析中，确定它的“浪漫主义史剧观”的本质特征，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历史剧创作，而是和作者其他方面的艺术创作，如诗歌、小说一样，都一脉相承地贯穿着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这样的概括，就突破了作者创作的表层形态，见出研究者的理论贯透力，具有了发现的意义，发现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独特意义。而且这种历史剧创作是郭沫若整个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方面，研究者对这一侧面的分析，见出了与其整体一以贯之的那种精髓，显出了论者“察一叶而知秋”的能力。
　　这样的一种创作原则和史剧作品的本质特征的概括和把握，就为论著后面一部分的艺术分析，照亮了研究的方向和莫定了基础。“太闸开口、地火奔腾的革命激情，掀雷挟电、呼风唤雨的丰富奇特的想象，横绝太空、吞吐大荒的雄浑豪放和‘春桃一片花如海’的清丽自然的结合，是贯穿郭沫若历史剧的基本格调。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的统一，形成郭沫若历史剧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这是郭沫若历史剧的蓬勃的生命力和诱人的艺术魅力之所在。”研究者紧紧地抓住浪漫主义历史剧的这个特征，在艺术表现的特色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细致和精辟独到的分析。使人们读了后不仅对郭沫若的历史剧有了较形象的认识，也，对浪漫主义历史剧的形态特征有了更进一步的完整的了解。使得整部论著在理论观點和思辨阐述方面浑然一体，层层递进；前后呼应，严谨深刻。也许正是这种炽烈飞扬，激越奔涌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激情，亦激发出了研究者的理论激情。全部论著，流金溢彩，神思飞扬，时时可见到理论在开凿中迸溅出的思维火花。增强了可读性。相信广大读者会爱好这本研究论著。
　　
　　(《献给现实的蟠桃》，高国平著，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1.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