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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四老学姐，我刚刚度过了漫长且艰辛的研究生申请季。申请过程中，我需要用短短两页纸概括大学四年的经历和收获，这迫使我不断思考：我做过的什么事情是富有意义和价值的？什么事情是我真心热爱的？我的职业目标是什么？这种回首虽然耗费精力，却让我重拾大学生涯里诸多闪光的故事，而其中绝大多数故事都来自我参与的一个非营利造桥组织——Engineers in Action Bridge Program。
为什么要去造桥？有很多“高大上”的理论可以解释造桥的意义。河流向来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条件之一，当医院、学校、商场等基础设施被建在河流的一侧时，生活在河流另一侧的人们不得不穿过湍急的水流，才能到达这些地方。事实上，全球仍有十亿人无法获得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路途太过艰险——他们常常需要翻山越岭、步行数十公里才能到达最合适的渡河点。每当雨季，河水往往能没过人头。一座可靠的桥既可以保障村民们过河时的人身安全，还将促进整个村落的经济发展。
这些意义固然重要，但对于当时大二的我来说，想参与其中仅仅是因为整个造桥过程听起来很新奇，是我不曾有过的经历。
实际的造桥过程是在暑假，但项目筹备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造桥的费用非常昂贵，原材料、工具、人力资源统统价格不菲。于是，我们前半年的目标，是使出十八般武艺找各路人士要钱。我一个学工程的工科生，日常只跟数字和专业知识打交道，在这期间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求资助。除了筹钱，我们还负责桥的设计。平时在课上学到的理论知识终于被用在了现实世界中。
我们的第一个造桥项目位于美洲中部国家巴拿马的一个村庄。全村有700多人，其中包括200多个孩子。想到自己能用绵薄之力帮助几千公里以外的几百个村民，我的心中充满动力。当时坐在电脑前输入公式的我满是期盼与热情，根本不会去考虑可能遭遇的艰难险阻。
2017年7月初，带着睡袋、蚊帐和三瓶花露水，我们6人小队和1名工程师踏上了前往巴拿马的征程。村民知道我们要来，把村里条件最好的活动中心让给我们住。活动中心由砖瓦搭建而成，和村里其他用塑料板拼凑在一起的房子形成鲜明对比，屋内的灯泡和屋旁的独立旱厕更是极为奢侈的配置。
到达后的第二天，我们便开始投入建设。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整个造桥过程，就是纯粹的体力活。由于经费紧张和交通不便，我们租不起也租不到大型器械和机车，工地上最大的工具是电钻。我们每天工作7小时，从挖掘到铺建，全程靠手里的铲子和锄头。当时巴拿马正值雨季，每天下午三四点，大雨准时倾盆而下。频繁的降雨使得水位线迅速上升，河水可以轻易没过我们的大腿。根据组织的安全条约，我们在此情况下不得跨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岸未完成的墙体被雨水孤立。我们坐在简陋的棚子里，感觉大雨随时会把屋顶砸塌。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一座桥将为村民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
多变的天气仅是这次项目的困难之一。由于没有直通工地的公路，卡车只能将材料卸在路边。我们不得不把沙子和碎石装进麻袋，一袋一袋地扛到工地。更严重的是，材料交付总是延期，我们和当地政府反复沟通，得到的承诺却大多未实现。没有原材料的我们就如同没有米的巧妇，面对空荡荡的工地束手无措。
从结果来看，这次旅行并不算圆满，由于气候恶劣、材料延期，我们未能如期完成建设，但这次不凡的体验是我从别处无法得到的。村民们大多不善言谈，却自发地帮我们搬运和建设。我们这些城市长大的娇气学生，无论是施工方法还是力气，都远不及他们。我和队员们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和他们交流，附带使用各种手势和手机翻译器。短短四周，留下了太多刻骨铭心的回忆。
回到学校的我带着黑了好几度的皮肤，投入到新学年的筹备中。作为有过一次经验的老成员，我义不容辞地成为2018年造桥的主力军。这一次，我们加入科罗拉多大学的团队，共同建设他们2017年开始但未完成的项目。抱着今年必须完成的信念，我们规划了长达七周的建设时间。
我自认为已经在巴拿马经受住了磨炼，这次去玻利维亚一定驾轻就熟。可飞机刚一落地，我便意识到这次旅行同样充满了考验。
玻利维亚地处高原，我们工作的地方海拔4000多米。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我们大多数人在最初几天上吐下泻，叫苦不迭。五六月是北半球的炎炎夏日，却是南半球的凛冽寒冬。这里的紫外线强度惊人，早晚温差极大。正午时分阳光毒辣，一旦太陽下山，气温立刻下跌，逼近零度。
和在巴拿马一样，我们挖掘也全靠人力。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造桥地点不是松软的泥土，而是坚硬的岩石层。想象用小锤子一点一点把十米高的石墙砸烂，这便是我们最初三周的任务。手握锄头的我们就像微不足道的愚公，日复一日地敲打和搬运。还好，强壮的村民再次展现出他们出色的施工能力，任劳任怨地和我们并肩作战。
每天劳作虽然辛苦，但也格外充实。就在我逐渐适应这样的生活时，命运却给予我重重一击。在项目进行到第三周的某天下午，我刚搬完几十桶水泥，准备休息片刻。心念着水果和水，我爬到桥塔，试图去拿上面的背包。不料一个重心不稳，我直直地从半米高的桥塔上摔了下来。右脚踝处的剧痛让我心觉不妙。果然，脚踝处肿得像棒球一样，完全无法着力。去村庄附近的正规医院需要坐三小时的大巴，而下一趟大巴要三天之后才发车。在确保没有其他严重的受伤部位后，我不得不留在村里，静待三天。这三天大概是我生命中屈指可数的、最难熬的日子。我们通常会步行十分钟去附近的学校使用厕所，而对于只能单腿蹦的我来说，这段路程要耗时半个小时。高原空气稀薄，我每蹦几下就要停下来大口喘气，用一根细竹竿支撑着自己。
三天后，我被诊断为右脚踝韧带撕裂，带着厚重的石膏和两根拐杖，我重返村里。每天看着其他队员早出晚归地干活，而我完全帮不上忙，只能任自己被愧疚感折磨。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支撑我的是村民和队友们的理解和全心全意的照顾。老奶奶给我送来自制的点心和粥，老爷爷只要看到我在工地，都会上前问候。在他们的鼓励下，我转战后勤，着重研究技术问题，顺便记录施工全程。在异国他乡受伤，在简陋的条件下恢复，这些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最艰苦的磨炼。是村民和队友的支持让我在心灰意冷后重振旗鼓。
我们的组织一再对我们强调，我们并不是在施舍这些村民，所以万万不可觉得自己高他们一等。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平等的合作，我们贡献资金和技术，他们付出时间和劳动。的确，在工地上，我们和村民们一直都在互相学习。我们向他们讨教和水泥的最佳方法，他们则好奇地向我们询问图纸上的内容。这样建立在彼此尊重上的合作总是会有喜人的结果。历经无数个漫长的日夜后，我们终于在离开的前夜造好了桥。临行前，全村所有人为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欢送会。村长发言时说，有了这座桥，他们终于可以轻松地出村，卖自己种的庄稼，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们不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跨河，我们几个月的付出将改变村里未来几十年的生活。
回首过去的三年，我从一名对造桥盲目热情的大二学妹，到现在成为领导整个团队的小头头;从最初的不经世事，到现在对团队运营有了一定的见解和经验。尽我所能，为世界带来正向的改变，是我作为土木工程师微小却坚定的心愿。
为什么要去造桥？有很多“高大上”的理论可以解释造桥的意义。河流向来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条件之一，当医院、学校、商场等基础设施被建在河流的一侧时，生活在河流另一侧的人们不得不穿过湍急的水流，才能到达这些地方。事实上，全球仍有十亿人无法获得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路途太过艰险——他们常常需要翻山越岭、步行数十公里才能到达最合适的渡河点。每当雨季，河水往往能没过人头。一座可靠的桥既可以保障村民们过河时的人身安全，还将促进整个村落的经济发展。
这些意义固然重要，但对于当时大二的我来说，想参与其中仅仅是因为整个造桥过程听起来很新奇，是我不曾有过的经历。
实际的造桥过程是在暑假，但项目筹备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造桥的费用非常昂贵，原材料、工具、人力资源统统价格不菲。于是，我们前半年的目标，是使出十八般武艺找各路人士要钱。我一个学工程的工科生，日常只跟数字和专业知识打交道，在这期间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求资助。除了筹钱，我们还负责桥的设计。平时在课上学到的理论知识终于被用在了现实世界中。
我们的第一个造桥项目位于美洲中部国家巴拿马的一个村庄。全村有700多人，其中包括200多个孩子。想到自己能用绵薄之力帮助几千公里以外的几百个村民，我的心中充满动力。当时坐在电脑前输入公式的我满是期盼与热情，根本不会去考虑可能遭遇的艰难险阻。
2017年7月初，带着睡袋、蚊帐和三瓶花露水，我们6人小队和1名工程师踏上了前往巴拿马的征程。村民知道我们要来，把村里条件最好的活动中心让给我们住。活动中心由砖瓦搭建而成，和村里其他用塑料板拼凑在一起的房子形成鲜明对比，屋内的灯泡和屋旁的独立旱厕更是极为奢侈的配置。
到达后的第二天，我们便开始投入建设。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整个造桥过程，就是纯粹的体力活。由于经费紧张和交通不便，我们租不起也租不到大型器械和机车，工地上最大的工具是电钻。我们每天工作7小时，从挖掘到铺建，全程靠手里的铲子和锄头。当时巴拿马正值雨季，每天下午三四点，大雨准时倾盆而下。频繁的降雨使得水位线迅速上升，河水可以轻易没过我们的大腿。根据组织的安全条约，我们在此情况下不得跨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岸未完成的墙体被雨水孤立。我们坐在简陋的棚子里，感觉大雨随时会把屋顶砸塌。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一座桥将为村民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
多变的天气仅是这次项目的困难之一。由于没有直通工地的公路，卡车只能将材料卸在路边。我们不得不把沙子和碎石装进麻袋，一袋一袋地扛到工地。更严重的是，材料交付总是延期，我们和当地政府反复沟通，得到的承诺却大多未实现。没有原材料的我们就如同没有米的巧妇，面对空荡荡的工地束手无措。
从结果来看，这次旅行并不算圆满，由于气候恶劣、材料延期，我们未能如期完成建设，但这次不凡的体验是我从别处无法得到的。村民们大多不善言谈，却自发地帮我们搬运和建设。我们这些城市长大的娇气学生，无论是施工方法还是力气，都远不及他们。我和队员们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和他们交流，附带使用各种手势和手机翻译器。短短四周，留下了太多刻骨铭心的回忆。
回到学校的我带着黑了好几度的皮肤，投入到新学年的筹备中。作为有过一次经验的老成员，我义不容辞地成为2018年造桥的主力军。这一次，我们加入科罗拉多大学的团队，共同建设他们2017年开始但未完成的项目。抱着今年必须完成的信念，我们规划了长达七周的建设时间。
我自认为已经在巴拿马经受住了磨炼，这次去玻利维亚一定驾轻就熟。可飞机刚一落地，我便意识到这次旅行同样充满了考验。
玻利维亚地处高原，我们工作的地方海拔4000多米。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我们大多数人在最初几天上吐下泻，叫苦不迭。五六月是北半球的炎炎夏日，却是南半球的凛冽寒冬。这里的紫外线强度惊人，早晚温差极大。正午时分阳光毒辣，一旦太陽下山，气温立刻下跌，逼近零度。
和在巴拿马一样，我们挖掘也全靠人力。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造桥地点不是松软的泥土，而是坚硬的岩石层。想象用小锤子一点一点把十米高的石墙砸烂，这便是我们最初三周的任务。手握锄头的我们就像微不足道的愚公，日复一日地敲打和搬运。还好，强壮的村民再次展现出他们出色的施工能力，任劳任怨地和我们并肩作战。
每天劳作虽然辛苦，但也格外充实。就在我逐渐适应这样的生活时，命运却给予我重重一击。在项目进行到第三周的某天下午，我刚搬完几十桶水泥，准备休息片刻。心念着水果和水，我爬到桥塔，试图去拿上面的背包。不料一个重心不稳，我直直地从半米高的桥塔上摔了下来。右脚踝处的剧痛让我心觉不妙。果然，脚踝处肿得像棒球一样，完全无法着力。去村庄附近的正规医院需要坐三小时的大巴，而下一趟大巴要三天之后才发车。在确保没有其他严重的受伤部位后，我不得不留在村里，静待三天。这三天大概是我生命中屈指可数的、最难熬的日子。我们通常会步行十分钟去附近的学校使用厕所，而对于只能单腿蹦的我来说，这段路程要耗时半个小时。高原空气稀薄，我每蹦几下就要停下来大口喘气，用一根细竹竿支撑着自己。
三天后，我被诊断为右脚踝韧带撕裂，带着厚重的石膏和两根拐杖，我重返村里。每天看着其他队员早出晚归地干活，而我完全帮不上忙，只能任自己被愧疚感折磨。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支撑我的是村民和队友们的理解和全心全意的照顾。老奶奶给我送来自制的点心和粥，老爷爷只要看到我在工地，都会上前问候。在他们的鼓励下，我转战后勤，着重研究技术问题，顺便记录施工全程。在异国他乡受伤，在简陋的条件下恢复，这些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最艰苦的磨炼。是村民和队友的支持让我在心灰意冷后重振旗鼓。
我们的组织一再对我们强调，我们并不是在施舍这些村民，所以万万不可觉得自己高他们一等。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平等的合作，我们贡献资金和技术，他们付出时间和劳动。的确，在工地上，我们和村民们一直都在互相学习。我们向他们讨教和水泥的最佳方法，他们则好奇地向我们询问图纸上的内容。这样建立在彼此尊重上的合作总是会有喜人的结果。历经无数个漫长的日夜后，我们终于在离开的前夜造好了桥。临行前，全村所有人为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欢送会。村长发言时说，有了这座桥，他们终于可以轻松地出村，卖自己种的庄稼，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们不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跨河，我们几个月的付出将改变村里未来几十年的生活。
回首过去的三年，我从一名对造桥盲目热情的大二学妹，到现在成为领导整个团队的小头头;从最初的不经世事，到现在对团队运营有了一定的见解和经验。尽我所能，为世界带来正向的改变，是我作为土木工程师微小却坚定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