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允诚，书名不大，但却是一个大大的名人，一个名震寰宇的忠烈之士。
　　华允诚生于一五八八年，明末，他与龚廷祥、马世奇合称“锡山三忠”，因剃发令而死。华允诚字汝立，号凤超，出生于无锡大家族华氏。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当时由于魏忠贤擅政而告归里居。崇祯二年阉党被铲除后复官，不久升任工部员外郎，后告假回乡。崇祯十七年，先帝自缢煤山，南京朝廷建立，再次起用华允诚为吏部员外郎。当时南京朝内十分混乱，华允诚慨叹道：“内无李、赵，外无韩、岳，欲为建炎、绍兴，亦何可得！”他认为，南明内政上没有类似李纲、赵鼎之类的人物，军事上也没有类似韩世忠、岳飞那样的将才，即使想学南宋那样只保半壁江山，恐怕也办不到。于是早在南京沦陷之前他辞官回乡，远离了政坛。
　　剃发令发布后，华允诚坚持不剃发，仍穿着大明衣冠，在家闭门三年。后来在其子的婚宴上出现，惊住了宴会上所有的人。消息传到衙门，华允诚很快就被抓。县令苦口婆心劝其剃发，但毫不奏效，于是被押解南京。到南京后，华允诚在主审他的满洲人巴某面前不肯下跪，当时巴某穿的是很硬的鞋子，他一脚狠似一脚地踢，踢折了华允诚的膝盖骨，然后动手拔去他的头发，直到拔光为止。华允诚坚不认罪，大骂满清，最后被杀。同时被害的还有他的一个孙子，华尚濂。罪名也是不愿剃发，死时年仅十九岁。
　　华允诚是东林党名贤高攀龙的学生，高攀龙自溺前曾有遗言给他：“心如太虚，本无生死。”因此，华允诚豁然于生死之际，多少也是受了老师的影响。他生前最后一首诗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视死如归不可招，孤魂从此赴先朝。数茎白发应难没，一片丹心岂易消。世杰有灵依海岸，天祥无计挽江潮。山河漠漠长留恨，惟有群鸥伴寂寥。”如今，时过三百五十多年，面对发生在崇祯甲申年的那一系列剧变，无论做何种不同的回顾，都难免让人潸然泪下。
　　还是回到《孔子庙堂碑》上来吧。《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原碑立于唐贞观七年（六三三）。三十五行，行六十四字。碑高四百厘米，宽一百五十厘米，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文记载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九年（六二六）封孔子三十三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所书。此碑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据传此碑在贞观年间太宗皇帝“仅拓数十纸赐近臣”（清杨宾《大瓢偶笔》）。还说此碑完成之后，车马集碑下，捶拓无虚日。未几火烬毁，武周长安三年（七○三），武则天命相王李旦重刻又毁。唐刻拓本今罕见。后唐拓本《孔子庙堂碑》流入日本，现藏日本东京三井文库。
　　今存西安碑林《孔子庙堂碑》为宋建隆至乾德年（九六○——九六七）由王彦超重刻，其拓本俗称“陕本”，“陕西本”或“西庙堂”；元代至元年间在山东城武县亦有重刻，俗称“城武本”或“东庙堂”。前者字较肥，后者字较瘦。《孔子庙堂碑》书法用笔俊朗圆腴，字形稍长，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派平和中正之气。明初张绅评此碑：“字画之妙独能与钟、王并驾，于数千载之间使人则之重之又莫能及之也。”宋代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可见原拓本在北宋亦极珍贵。
　　华允诚节录庙堂碑，非临而是录，所以书作无须以虞字对照。此书为其三十八岁时作。在我看来，笔墨间颇多鲁公意味。体态端庄伟岸，气势开张，结字平稳谨严，刚劲秀丽。其气格也近鲁公，为人刚正耿直，字划间亦多见其“英风烈气”。其人可敬，其书可赞，其史可叹矣。
　　注释：  张世杰，南宋末年抗击蒙古入侵的名将，一二七九年英勇战死于海上。  文天祥，南宋末年抗击蒙古入侵的名将，一二七八年十月战斗中被蒙军俘，一二八三年一月九日于大都（今北京市）柴市口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