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代文学失去了创造力，在19世纪以前文学巨匠的映照之下，我们更加感到它们已经丧失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1.出版垃圾造就“大师”
我们今天的阅读面临的危机在哪里？主要是因为提供给我们的读物太多，似乎到处都是可以读的东西：报纸上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故事，网络上电视上，都是这些东西。如果把这类东西细细阅读和倾听的话，我们每天的时间不是被填满，而是根本就不够用。那些想节省时间的慎重一点的读者，不过是要看一下出版社推荐的、报纸介绍的、名家力推的所谓杰作。但即使这样，时间仍旧远远不够用。
因为越是出版物多、出版垃圾多，“杰作”也就越多，不停地产生“大师”，不停地诞生“杰作”，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往往都是一些糟粕。所以才要竭尽全力灌输给我们，要我们相信。这是商业主义在作祟，重商主义时代无法杜绝虚假信息，这本来就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在这一次次的困惑面前，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创造力产生了疑惑。这真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贫瘠的时代，国外有汉学家指责“中国文学是垃圾”，可是从大量翻译过来的“大奖作品”来看，情况也差不多，甚至更加让人失望。原来这种失望不是来自某个族群，而是世界性的悲剧。
当代文学失去了创造力，我们在19世纪以前文学巨匠的映照之下，更加感到它们已经丧失了撼动人心的力量。这绝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窘况。
2.不能随便称呼“作家”
严格来讲，“作家”这个概念不能随便使用，若是记忆没有错误的话，有数的人从来没有在文章或公开场合说过自己是“作家”。将这两个字作为职业称谓的，最早是从港台那边传过来的，一个人只要写作，就说是一个“作家”。其实这种事是很难知道的，那是未来得出的判断，或来自他人的判断。如果一个打仗的人，人家问是干什么的，他自己能说“我是一个军事家”？一个当官的能说“我是一个政治家”？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能说“我是一个科学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小就受一种思想影响，被告知不要受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不要有太重的成名成家的思想——可见这也是很难的事。当然，在成长的道路上，渴望成名成家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有人觉得当一个科学家很难，当一个政治家更难，当一个军事家几乎不可能，于是就想当一个“作家”，以为再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实际上当一个作家同样难，甚至更难。
看看词典上的词条，可见“作家”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来确立的，那得有高超的技艺，广博的修养，杰出的成就。所以一个人动不动说自己是“作家”，未免太不谦虚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越来越明白一个问题，即把阅读的时间节省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对写作者而言，没有好的阅读就没有好的创作；对大众读者来说，没有好的阅读，也难得有一份高品质的生活。我们没看到一个整天钻在垃圾读物中的人会有趣，会有较高的向往，会比较可信。
有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视对方阅读什么。有没有自己高质量的阅读生活，很说明问题。缺少了低俗的阅读，制造文字垃圾的人就无法沾沾自喜，整个的写作、宣传、出版所形成的垃圾食物链就会断掉。不然，我们的社会将陷入非常可怕的精神处境，这与普遍的沮丧心理息息相关。有时候真的觉得生活没有多少希望，看看报道，不少饭店都在使用“地沟油”，连很高级的饭店也在使用。
可是一些精神方面的“地沟油”，同样也会被人津津有味地享用。
3.民族的伤痛
这些年交流渐多，东方和西方，南南北北，都有了观察的机会。比如说阅读：许多场合都能看到很多读书的人。机场、车站、地铁和飞机上，手不释卷的人太多了。可是在国内就不是这样，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候车室里只有一两个人在读书，读的可能还是通俗读物。我们这儿更多的人在看电视，被一些低俗的娱乐逗得咧嘴大笑。有时来到大、中、专学校，阅读情况也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令人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远离经典。
曾经遇到一个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小说的，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他认为读原著根本不需要，有那么多研究这本书的人，电视上也讲它，“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多么可怕，一个学人荒唐到如此地步，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一个中文系大四学生坚持说英国诗人叶芝是个女的，诸如此类。
不知哪里出了毛病，而且病入膏肓。在一个群体素质如此之低的环境里生活，必然要被野蛮所包围，无论有多少物质财富，活得都不会有幸福感，不会有尊严。
这样可怕的环境并非是十年八年间突然形成的，它由来已久，是渐变而成的。本来我们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民族，所谓的诗书之国，拥有诗经和诸子散文，有李杜诗篇万古传。而今到了什么地步，大家有目共睹。能把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改造成今天的状态，也非有毁坏的天才不懈地接续施工才行。野蛮的行为和习惯一旦成了普遍现象、变为一种约定俗成，那么灾难也就不远了。这样的个体和群体无论到了哪里都会被人厌恶。其他地方的人不会欢迎这样的人。这是真的，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们可以说这是发达地区对东方贫民的一种蔑视和歧视，会激起一个民族的倔强和血性——我们会仇视他们，在心里形成某种强大的反抗力。然而最悲惨的是，当这种贫民腰缠万贯的时候，只会变得更加令人厌恶。钱不会让粗鄙变得高贵。
我们身边的优秀者非常之多，那么好的大学生，青春可爱的面孔，也有那么好的知识分子，淳朴的劳动者……可是当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有时就会改变。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一群除了关心钱和权势不再关心其他的人。这群人没有信仰，不相信绝对真理，比较不愿意读书，很喜欢看电视和上网——陌生的人会这样概括我们的特征。这是我们的伤痛。
随便到某个国家，我们也会发现全家中心摆放一个大电视机的，往往就是中国人。这是他全家生活的中心，电视领导着全部。而其他地方的人对电视远没有这样的尊重和依赖，难得给它那么显著的位置。他们对这种现代传播工具抱着一种稍稍疏离的态度，因为它太吵，它用特别的娱乐方式将人引入浮躁不安，不如书籍更让人安静，带来思索和想象的幸福。
有一次到一个汉学家去，吃过晚饭后两口子就在屋里忙活，像是找什么东西——他们在找电视机。原来他们不记得它放在哪里了。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小的黑白电视。为什么要找？因为当天晚上要播放女主人在电视台做的一个朗诵节目，他们想看一下。节目开始了，太太穿了一身黑色的套裙，边走边朗诵一本诗集。两口子看看客人，相视而笑。
14年前到美国去，前不久又去，到了同一座小城。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就是这儿一点都没变，房子还是那样，街道还是那样。这里的景致没有变，人的面孔也没有变，空气还是那么好，天空还是那么蓝。这个小城叫康科德，里面住过两个有意思的作家，一个叫爱默生，一个叫梭罗。
这么漂亮的一座小城，就像童话里的场景差不多。今天我们一些城市、一些区域实在也算漂亮，湖水幽美开阔，有好多凉亭，草地树木茂盛，像梦想之地。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有些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地方太多了，简直遍地都是，或者比这里的景致还要好。就是说，那里的草更绿，树更茂，水更清。我们可以在城市的某一处用力经营一片风景，可是全城的问题无法解决——天空很低，再加上烟雾，到处污染成这样，局部的美景也就大打折扣了。
我们常常惊叹自己置身之地的日新月异，惊叹我们的改造力和建设力。可是因此也会暴土飞扬。我们几乎安静不下来，人民没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社会转型”，好像这有多么了不起，只是没有问一句，我们这一两百年里什么时候不在转型？如果老是不停地折腾，除了战乱就是其他运动和变革，人民就无法安居乐业。从局部看，一条街区拆了建建了拆，好像从来不曾周密计划过。一条街道上，刚刚长成的树木就被拉电线的工人砍掉了，因为电业部门和绿化部门各负专责。
可是康科德，在外地人眼里，它14年里没有一点变化。它仍然那么干净、浓绿，似乎很自豪地拥有着、持续着自己的历史。
（摘自《南宁晚报》 本文作者：张炜）
1.出版垃圾造就“大师”
我们今天的阅读面临的危机在哪里？主要是因为提供给我们的读物太多，似乎到处都是可以读的东西：报纸上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故事，网络上电视上，都是这些东西。如果把这类东西细细阅读和倾听的话，我们每天的时间不是被填满，而是根本就不够用。那些想节省时间的慎重一点的读者，不过是要看一下出版社推荐的、报纸介绍的、名家力推的所谓杰作。但即使这样，时间仍旧远远不够用。
因为越是出版物多、出版垃圾多，“杰作”也就越多，不停地产生“大师”，不停地诞生“杰作”，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往往都是一些糟粕。所以才要竭尽全力灌输给我们，要我们相信。这是商业主义在作祟，重商主义时代无法杜绝虚假信息，这本来就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在这一次次的困惑面前，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创造力产生了疑惑。这真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贫瘠的时代，国外有汉学家指责“中国文学是垃圾”，可是从大量翻译过来的“大奖作品”来看，情况也差不多，甚至更加让人失望。原来这种失望不是来自某个族群，而是世界性的悲剧。
当代文学失去了创造力，我们在19世纪以前文学巨匠的映照之下，更加感到它们已经丧失了撼动人心的力量。这绝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窘况。
2.不能随便称呼“作家”
严格来讲，“作家”这个概念不能随便使用，若是记忆没有错误的话，有数的人从来没有在文章或公开场合说过自己是“作家”。将这两个字作为职业称谓的，最早是从港台那边传过来的，一个人只要写作，就说是一个“作家”。其实这种事是很难知道的，那是未来得出的判断，或来自他人的判断。如果一个打仗的人，人家问是干什么的，他自己能说“我是一个军事家”？一个当官的能说“我是一个政治家”？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能说“我是一个科学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小就受一种思想影响，被告知不要受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不要有太重的成名成家的思想——可见这也是很难的事。当然，在成长的道路上，渴望成名成家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有人觉得当一个科学家很难，当一个政治家更难，当一个军事家几乎不可能，于是就想当一个“作家”，以为再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实际上当一个作家同样难，甚至更难。
看看词典上的词条，可见“作家”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来确立的，那得有高超的技艺，广博的修养，杰出的成就。所以一个人动不动说自己是“作家”，未免太不谦虚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越来越明白一个问题，即把阅读的时间节省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对写作者而言，没有好的阅读就没有好的创作；对大众读者来说，没有好的阅读，也难得有一份高品质的生活。我们没看到一个整天钻在垃圾读物中的人会有趣，会有较高的向往，会比较可信。
有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视对方阅读什么。有没有自己高质量的阅读生活，很说明问题。缺少了低俗的阅读，制造文字垃圾的人就无法沾沾自喜，整个的写作、宣传、出版所形成的垃圾食物链就会断掉。不然，我们的社会将陷入非常可怕的精神处境，这与普遍的沮丧心理息息相关。有时候真的觉得生活没有多少希望，看看报道，不少饭店都在使用“地沟油”，连很高级的饭店也在使用。
可是一些精神方面的“地沟油”，同样也会被人津津有味地享用。
3.民族的伤痛
这些年交流渐多，东方和西方，南南北北，都有了观察的机会。比如说阅读：许多场合都能看到很多读书的人。机场、车站、地铁和飞机上，手不释卷的人太多了。可是在国内就不是这样，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候车室里只有一两个人在读书，读的可能还是通俗读物。我们这儿更多的人在看电视，被一些低俗的娱乐逗得咧嘴大笑。有时来到大、中、专学校，阅读情况也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令人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远离经典。
曾经遇到一个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小说的，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他认为读原著根本不需要，有那么多研究这本书的人，电视上也讲它，“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多么可怕，一个学人荒唐到如此地步，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一个中文系大四学生坚持说英国诗人叶芝是个女的，诸如此类。
不知哪里出了毛病，而且病入膏肓。在一个群体素质如此之低的环境里生活，必然要被野蛮所包围，无论有多少物质财富，活得都不会有幸福感，不会有尊严。
这样可怕的环境并非是十年八年间突然形成的，它由来已久，是渐变而成的。本来我们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民族，所谓的诗书之国，拥有诗经和诸子散文，有李杜诗篇万古传。而今到了什么地步，大家有目共睹。能把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改造成今天的状态，也非有毁坏的天才不懈地接续施工才行。野蛮的行为和习惯一旦成了普遍现象、变为一种约定俗成，那么灾难也就不远了。这样的个体和群体无论到了哪里都会被人厌恶。其他地方的人不会欢迎这样的人。这是真的，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们可以说这是发达地区对东方贫民的一种蔑视和歧视，会激起一个民族的倔强和血性——我们会仇视他们，在心里形成某种强大的反抗力。然而最悲惨的是，当这种贫民腰缠万贯的时候，只会变得更加令人厌恶。钱不会让粗鄙变得高贵。
我们身边的优秀者非常之多，那么好的大学生，青春可爱的面孔，也有那么好的知识分子，淳朴的劳动者……可是当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有时就会改变。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一群除了关心钱和权势不再关心其他的人。这群人没有信仰，不相信绝对真理，比较不愿意读书，很喜欢看电视和上网——陌生的人会这样概括我们的特征。这是我们的伤痛。
随便到某个国家，我们也会发现全家中心摆放一个大电视机的，往往就是中国人。这是他全家生活的中心，电视领导着全部。而其他地方的人对电视远没有这样的尊重和依赖，难得给它那么显著的位置。他们对这种现代传播工具抱着一种稍稍疏离的态度，因为它太吵，它用特别的娱乐方式将人引入浮躁不安，不如书籍更让人安静，带来思索和想象的幸福。
有一次到一个汉学家去，吃过晚饭后两口子就在屋里忙活，像是找什么东西——他们在找电视机。原来他们不记得它放在哪里了。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小的黑白电视。为什么要找？因为当天晚上要播放女主人在电视台做的一个朗诵节目，他们想看一下。节目开始了，太太穿了一身黑色的套裙，边走边朗诵一本诗集。两口子看看客人，相视而笑。
14年前到美国去，前不久又去，到了同一座小城。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就是这儿一点都没变，房子还是那样，街道还是那样。这里的景致没有变，人的面孔也没有变，空气还是那么好，天空还是那么蓝。这个小城叫康科德，里面住过两个有意思的作家，一个叫爱默生，一个叫梭罗。
这么漂亮的一座小城，就像童话里的场景差不多。今天我们一些城市、一些区域实在也算漂亮，湖水幽美开阔，有好多凉亭，草地树木茂盛，像梦想之地。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有些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地方太多了，简直遍地都是，或者比这里的景致还要好。就是说，那里的草更绿，树更茂，水更清。我们可以在城市的某一处用力经营一片风景，可是全城的问题无法解决——天空很低，再加上烟雾，到处污染成这样，局部的美景也就大打折扣了。
我们常常惊叹自己置身之地的日新月异，惊叹我们的改造力和建设力。可是因此也会暴土飞扬。我们几乎安静不下来，人民没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社会转型”，好像这有多么了不起，只是没有问一句，我们这一两百年里什么时候不在转型？如果老是不停地折腾，除了战乱就是其他运动和变革，人民就无法安居乐业。从局部看，一条街区拆了建建了拆，好像从来不曾周密计划过。一条街道上，刚刚长成的树木就被拉电线的工人砍掉了，因为电业部门和绿化部门各负专责。
可是康科德，在外地人眼里，它14年里没有一点变化。它仍然那么干净、浓绿，似乎很自豪地拥有着、持续着自己的历史。
（摘自《南宁晚报》 本文作者：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