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官场，检讨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从小的方面来说，犯错有时是影响仕途的一个硬伤，而检讨在部分人眼里看成了确认错误的证据。
从大的方面来说，检讨有时被视为一种“政治层面”的安排。一提起检讨，人们往往想到当众读悔过书那种痛哭流涕、懊悔不己的情景。
人非草木，孰能无错。错了如果讳疾忌医，一意孤行，就会积重难返，麻烦变大。
两者的平衡点在于，需要抛开检讨的层层“政治”意象，将它视为政府管理中的一环：目标、计划、执行、检讨。如此，官员的检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痛苦、明智、清醒的过程。
检讨现象带有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自我剖析、自我反省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
官员检讨风险考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算是一种问责吧。”翻阅了堆在左右、新旧数本党内纪律法规和政府法律文件汇编后，某市纪委案件审理室干部抬起头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他说的是检讨。
尽管他的所在地方已经通报了数起书面检讨的案例，他还是对怎么界定这种处罚方式稍显犹豫：“这在之前用得并不多。”
近期，各地通报的“四风”问题或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中，被要求做检讨的不少——湖北一民警上班时间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页，被责令书面检讨；山东一官员上班时间看电脑视频，被责令深刻检讨；甘肃一官员违反工作纪律问题，被通报批评，并在职工大会上作出检讨……
较近的一起是，6月17日，@清廉温州发布消息称，温岭市公安局横峰派出所7名协警工作时间聚在一起吃杨梅，公安局党委决定责令上述7人作出深刻书面检讨，并扣发每人200元奖金。
相比于通报批评等处罚、处理方式，检讨由于其曾经带有的政治色彩，稍显特别。不过，与思想认识上的反思、检查、检讨不同，这些工作检讨多是因事而起，尽管它们也包括认错、自我反省、表态等多个复杂环节。
能检讨了事，就不是大事
“严格说，检讨应该归为非纪律处理方式，是一种组织处理。”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记者。所以说，被责令检讨的，一般都不会是大事。
一方面，检讨适用的对象本来就是一些轻微违纪行为，或者没有违纪，只是在行政过程中有一些不适当行为，“总之具有苗头性、轻微性”。
“最近，我们办公室一个秘书，把一份材料搞丢了，就主动写了一份检讨上来，并且当面向主管领导检讨。”某县官员陈兵告诉记者。
“这事虽然不大，但也要以防万一。如果上级突然查起这个事情，党组会上讨论时，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对他做出了严肃批评，他认识到了错误，也写了检讨，大家可以看看’。一般情况下，党组就不会再对其进行追究了。”
另外一方面，由于对检讨没有明确地规定，它成了一些官员手中可严可宽的“自由裁量权”，尤其是在基层。“什么问题做检讨，在多大范围内检讨，检讨到什么程度，几乎都是领导说了算。”陈兵告诉记者，“所以如果领导叫你检讨，即便是大事，也会大事化小。”
“此前，我们县的审计局就审计出了一个派驻单位的资金问题，问题还不小，给一个党纪处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审计局把审计结果报给派驻单位的主管单位后，主管单位只是要求这个单位做一个书面检讨了事。”他告诉记者。
与此类似的是2012年，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局长何旅华动用公款，以考察为名率团旅游，5天旅游花费13万元。这涉及“三公”经费使用的问题，本应严肃处理，但他最终只是作书面检讨了事。
中部一名处级官员告诉记者，“我作为一个领导，下属犯了错，除非有什么重大的后果，我也会选择让他检讨。何必让人背一个‘包袱’呢。”
不过，“随着正风肃纪力度加大，过去能检讨了事的，现在可能就要给个处分了。”相关观察人士称，“比如公车私用，此前不少地方对此处罚就是检讨，最多加一个补交油费。最近有一个县的官员公车私用，他所在单位想让他书面检讨就算了，但是送到纪委那儿就是过不去，最终还是给了一个处分。”
公不公开，大不一样
检讨在多大范围内公开，也不一样。
大部分受访官员表示，一般而言，检讨不会公开，只需要交给上级即可。这是因为“检讨的事情本来就不大，而且上级更看重的是你检讨的态度。”某县一名副科级官员称。
“有些检讨只需要交上去就行了，有些却会被要求反复修改，直到领导满意。”上述官员称，“这个过程中，看的就是态度”。
不公开还有一层考虑，就是有些不方便公开，“尤其是那些大事化小的检讨，基本上不会让它流传出来。”陈兵称，“不公开，大家还只能猜测。一旦公开了，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一看就知道多大事该给多大的处罚。”
如果犯的错误比较严重，或者领导认为错误具有典型性，那么检讨的范围就会扩大到单位甚至系统内部。“这通常是在会议，或者大会上公开做检讨。”陈兵称，这类检讨，通常带有告诫、警示的意图，“甚至是领导树立权威的意味”。
他曾经历过一次大会检讨，“上面检讨的人紧张得结结巴巴的，下面听的人也不好受，还得装出很认真、很受教的样子。那已经不是检讨了，而是一个政治仪式，如果你稍微表现得对检讨不屑，那你就是在破坏这个仪式。”
去年年初，湖南邵阳市消防支队和疾控中心的两名官员，就因为缺席市委经济工作务虚会议，被责令向市委市政府“深刻检讨”。随后，这两份检讨书被刊登在了《邵阳日报》头版上。
就此，邵阳市委督查室主任周星巨称，党报刊登检讨书是邵阳市委书记郭光文在会上要求的，目的是为了抓干部作风。
“还有一种情况是面向全社会公开做检讨，这多是对社会的一种回应。”在陈兵看来，这个时候检讨人就“不能只顾及自己的面子，而忘了组织的威信”。
检讨完了，就完了？
检讨的后果，有多严重？
在采访中，数名官员一再强调称，检讨是上级给下级一个认识错误的机会，以利于下级的改正和提高，不会“一棍子打死”。
陈兵坦言，“检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检讨人心理上的负担没有了，该检讨的就检讨了，不再有心理上的负罪感了。”至于是否改进，“检讨完了，也就过了，不用过段时间再来看检讨人改进得怎么样了。”
“检讨过后，当年评优等肯定是没有份了。”某县一名副科级官员称，“不过检讨到底会带来多严重的后果，还是得看主要领导。按照管理规定，检讨书是不会进入档案的，除非检讨同时，你还被给予了其他党纪政纪处分。不过，有些领导也会要求将检讨书放入档案。”检讨讨价还价的空间太大。
相关观察人士称，检讨再犯之后，可能会“错加一等”，尤其是有些问题在公开检讨之后，如果再犯就是“撞枪口”了。
随着作风建设深入，检讨可能会越来越多。“如果它被实践反复证明具有成为制度的价值，那么就要顺应制度化诉求，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毛昭晖称。
安徽省一名官员则认为，“当下属的行为没有违纪违法的话，领导还是应该有选择处理方式的空间，选择什么方式也不应多非议。有一些具体的情况还是需要具体把握，比如有些人特别爱面子，你给他一个检讨，他肯定会觉得很严重的处分。”
“所有的处理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出了问题，就非得写检讨的话，这个领导的工作方法就值得商榷了。”该官员称。
对此，毛昭晖建议，“有些情节、性质比较难以认定，但是可以从程序上来保证结果的公正性。”（应受访者要求，陈兵系化名）
因作风问题检讨的官员，级别相应低一些，事由虽然各不相同，但因为开会迟到、打瞌睡或中途离场而写检讨的不少。
从小的方面来说，犯错有时是影响仕途的一个硬伤，而检讨在部分人眼里看成了确认错误的证据。
从大的方面来说，检讨有时被视为一种“政治层面”的安排。一提起检讨，人们往往想到当众读悔过书那种痛哭流涕、懊悔不己的情景。
人非草木，孰能无错。错了如果讳疾忌医，一意孤行，就会积重难返，麻烦变大。
两者的平衡点在于，需要抛开检讨的层层“政治”意象，将它视为政府管理中的一环：目标、计划、执行、检讨。如此，官员的检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痛苦、明智、清醒的过程。
检讨现象带有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自我剖析、自我反省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
官员检讨风险考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算是一种问责吧。”翻阅了堆在左右、新旧数本党内纪律法规和政府法律文件汇编后，某市纪委案件审理室干部抬起头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他说的是检讨。
尽管他的所在地方已经通报了数起书面检讨的案例，他还是对怎么界定这种处罚方式稍显犹豫：“这在之前用得并不多。”
近期，各地通报的“四风”问题或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中，被要求做检讨的不少——湖北一民警上班时间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页，被责令书面检讨；山东一官员上班时间看电脑视频，被责令深刻检讨；甘肃一官员违反工作纪律问题，被通报批评，并在职工大会上作出检讨……
较近的一起是，6月17日，@清廉温州发布消息称，温岭市公安局横峰派出所7名协警工作时间聚在一起吃杨梅，公安局党委决定责令上述7人作出深刻书面检讨，并扣发每人200元奖金。
相比于通报批评等处罚、处理方式，检讨由于其曾经带有的政治色彩，稍显特别。不过，与思想认识上的反思、检查、检讨不同，这些工作检讨多是因事而起，尽管它们也包括认错、自我反省、表态等多个复杂环节。
能检讨了事，就不是大事
“严格说，检讨应该归为非纪律处理方式，是一种组织处理。”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记者。所以说，被责令检讨的，一般都不会是大事。
一方面，检讨适用的对象本来就是一些轻微违纪行为，或者没有违纪，只是在行政过程中有一些不适当行为，“总之具有苗头性、轻微性”。
“最近，我们办公室一个秘书，把一份材料搞丢了，就主动写了一份检讨上来，并且当面向主管领导检讨。”某县官员陈兵告诉记者。
“这事虽然不大，但也要以防万一。如果上级突然查起这个事情，党组会上讨论时，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对他做出了严肃批评，他认识到了错误，也写了检讨，大家可以看看’。一般情况下，党组就不会再对其进行追究了。”
另外一方面，由于对检讨没有明确地规定，它成了一些官员手中可严可宽的“自由裁量权”，尤其是在基层。“什么问题做检讨，在多大范围内检讨，检讨到什么程度，几乎都是领导说了算。”陈兵告诉记者，“所以如果领导叫你检讨，即便是大事，也会大事化小。”
“此前，我们县的审计局就审计出了一个派驻单位的资金问题，问题还不小，给一个党纪处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审计局把审计结果报给派驻单位的主管单位后，主管单位只是要求这个单位做一个书面检讨了事。”他告诉记者。
与此类似的是2012年，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局长何旅华动用公款，以考察为名率团旅游，5天旅游花费13万元。这涉及“三公”经费使用的问题，本应严肃处理，但他最终只是作书面检讨了事。
中部一名处级官员告诉记者，“我作为一个领导，下属犯了错，除非有什么重大的后果，我也会选择让他检讨。何必让人背一个‘包袱’呢。”
不过，“随着正风肃纪力度加大，过去能检讨了事的，现在可能就要给个处分了。”相关观察人士称，“比如公车私用，此前不少地方对此处罚就是检讨，最多加一个补交油费。最近有一个县的官员公车私用，他所在单位想让他书面检讨就算了，但是送到纪委那儿就是过不去，最终还是给了一个处分。”
公不公开，大不一样
检讨在多大范围内公开，也不一样。
大部分受访官员表示，一般而言，检讨不会公开，只需要交给上级即可。这是因为“检讨的事情本来就不大，而且上级更看重的是你检讨的态度。”某县一名副科级官员称。
“有些检讨只需要交上去就行了，有些却会被要求反复修改，直到领导满意。”上述官员称，“这个过程中，看的就是态度”。
不公开还有一层考虑，就是有些不方便公开，“尤其是那些大事化小的检讨，基本上不会让它流传出来。”陈兵称，“不公开，大家还只能猜测。一旦公开了，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一看就知道多大事该给多大的处罚。”
如果犯的错误比较严重，或者领导认为错误具有典型性，那么检讨的范围就会扩大到单位甚至系统内部。“这通常是在会议，或者大会上公开做检讨。”陈兵称，这类检讨，通常带有告诫、警示的意图，“甚至是领导树立权威的意味”。
他曾经历过一次大会检讨，“上面检讨的人紧张得结结巴巴的，下面听的人也不好受，还得装出很认真、很受教的样子。那已经不是检讨了，而是一个政治仪式，如果你稍微表现得对检讨不屑，那你就是在破坏这个仪式。”
去年年初，湖南邵阳市消防支队和疾控中心的两名官员，就因为缺席市委经济工作务虚会议，被责令向市委市政府“深刻检讨”。随后，这两份检讨书被刊登在了《邵阳日报》头版上。
就此，邵阳市委督查室主任周星巨称，党报刊登检讨书是邵阳市委书记郭光文在会上要求的，目的是为了抓干部作风。
“还有一种情况是面向全社会公开做检讨，这多是对社会的一种回应。”在陈兵看来，这个时候检讨人就“不能只顾及自己的面子，而忘了组织的威信”。
检讨完了，就完了？
检讨的后果，有多严重？
在采访中，数名官员一再强调称，检讨是上级给下级一个认识错误的机会，以利于下级的改正和提高，不会“一棍子打死”。
陈兵坦言，“检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检讨人心理上的负担没有了，该检讨的就检讨了，不再有心理上的负罪感了。”至于是否改进，“检讨完了，也就过了，不用过段时间再来看检讨人改进得怎么样了。”
“检讨过后，当年评优等肯定是没有份了。”某县一名副科级官员称，“不过检讨到底会带来多严重的后果，还是得看主要领导。按照管理规定，检讨书是不会进入档案的，除非检讨同时，你还被给予了其他党纪政纪处分。不过，有些领导也会要求将检讨书放入档案。”检讨讨价还价的空间太大。
相关观察人士称，检讨再犯之后，可能会“错加一等”，尤其是有些问题在公开检讨之后，如果再犯就是“撞枪口”了。
随着作风建设深入，检讨可能会越来越多。“如果它被实践反复证明具有成为制度的价值，那么就要顺应制度化诉求，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毛昭晖称。
安徽省一名官员则认为，“当下属的行为没有违纪违法的话，领导还是应该有选择处理方式的空间，选择什么方式也不应多非议。有一些具体的情况还是需要具体把握，比如有些人特别爱面子，你给他一个检讨，他肯定会觉得很严重的处分。”
“所有的处理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出了问题，就非得写检讨的话，这个领导的工作方法就值得商榷了。”该官员称。
对此，毛昭晖建议，“有些情节、性质比较难以认定，但是可以从程序上来保证结果的公正性。”（应受访者要求，陈兵系化名）
因作风问题检讨的官员，级别相应低一些，事由虽然各不相同，但因为开会迟到、打瞌睡或中途离场而写检讨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