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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评说历史的书不应用此书名
干了一辈子书行，平时很注意有哪些畅销的新书出版。对袁腾飞先生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早就通过电视媒体知晓，但一看到书名，我马上生出一种感觉：这是一本浅薄的时髦书，于是没在意它。当然，这是我的成见。在我看来，一本好书应当有个庄重的书名。评说历史，就应像黄仁宇先生那样给自己的书起名，他的书我从里到外地欣赏，包括书名。而“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书名就没有勾起我阅读或购买的欲望，我“嫌”它的市场味太浓。
还有一个原因也让我没太在意这本书，就是作者太年轻了。现在这个年头，三十岁的人都在忙着应付各种考试，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仔细阅读足够多的好书，因此这个年纪的人能有多高的文化修养？
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等待办事的时候，为消磨时间，便顺手翻看了一下此书。初读，感觉不错，我便以为是这本书的个别章节写得好，再细致翻看，却都很吸引人。于是乎，整整一天的时间都被这本书“打发”了。
我的第一个感慨是，怎么这么一本好书却起了一个如此的书名！
第二个感慨是，原来历史也可以这么来讲。不过，当我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年轻人时，那位平时思考问题很有见地的博士告诉我说，现在许多的年轻教授都这样讲课，只不过这样的教师上不了“大雅之堂”（注意，这里的“大雅之堂”我特意加了引号）。离开大学30多年了，还真无法想象到大学的课堂能变化成这样。
现在的很多出版物，为了摆脱类似“主流”出版物那样的呆板“面孔”，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各类档次的读者眼球，总爱把书名起得很俗。但是，袁腾飞写的这样一本好书怎么也跟着这么做？花了一天时间读完这本书后，我以为，书中的内容与书名很不相符，作者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对历史知识的了解也很广泛、扎实，对史料的运用都经过仔细的思考，决不是那种为了哗众取宠、混文凭或像非学术人（官僚型学者）那样为了某种目的，而任意曲解甚至歪曲使用史料本身内涵的人。如果让我现在给这本书重新起个名字，我的建议是——《倾听历史的遗韵》，因为这本书里的几乎每句话，都是历史上的事件流传至今的一声“回响”，有当时的细节，还连带着这些细节与现时社会或某些事件之间屡屡细如游丝般的联系。
也可能作者不会同意我的建议，不愿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得那么高，以免遭到某些好事者的非议，也未可知。像我们这般年纪的人的毛病也就在此，总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在心里作怪，没准这样的习惯很让人讨厌，毕竟与作者有着二三十岁的年龄差距，这也许就是代沟吧。
教师应带着感情讲历史
中央电视台前几年开播了一个新的栏目——《百家讲坛》，我很欣赏，身边的许多学者也都很喜欢。但后来这节目就变味道了，连杨子荣、红旗渠都被拿来讲了，让人感觉就像有人在我很喜欢的好酒里头搀了白开水。天津有句老话是说“玩着玩着就不好好玩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栏目也未能摆脱这个谶语。而就在此时，恰好来了个“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像这样的吹捧语言出现后，我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了。
从这本书的信息量、风格和其思想内涵来看，怎么也看不出书的作者只有三十岁左右的年龄。
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透着作者不加掩饰的爱与憎。只要一提起明朝皇帝，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虽然用的语言有时挺过火，可听的人却很“解气”，因为天理自在人心，你作皇帝的几十年中不见大臣，全都让那些阉人们来回传话，什么玩意儿！如果说朱重八（朱元璋）当皇帝是那时中国人无意间的选择，那么中国人后来遭的厄运就是自作自受了，谁让你们找了这么个叫花子流氓当主子？写着写着，我也跟着动气了，不过这不怪我，我这也是受了作者的影响。作者在书中使用的小标题很有味道：“乞丐身子皇帝命”、“臭要饭登基”、“整个一个傻叉”、“又一个傻叉”、“全都是傻叉”，用字是很不雅，不过还有更厉害的，一提起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作者都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这些龌龊之人了——“把他比什么都不算是对那东西的侮辱”（见该书第199页）。
每次提起清朝的皇帝，作者都要表扬几句（见该书第220页、249页）。尤其是对那两位坐龙廷时间最长的皇帝，好像不加上用以表示无限崇敬的“爷”字，就是对他两位老人家不敬一样，可作者绝不是清末民初时期茶馆里、市井中那些脑后留着长辫子的“顺民”，因此我从心眼里佩服他这样的讲法。其实，我也是这样，不是他说动了我，是他暗合了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康熙皇帝对今天中国的影响，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当感恩。没有他老人家，中国现在的石油产量连一成也不会有，更不用说在哪里寻找合适的地方发射卫星之类的了，台湾、西藏等地域也全都免谈。
我还想给作者补充一点关于慈禧太后的。现在大家都埋怨她这个不好、那个不对，确实，她有许多的不是，但有史料记载，她当政时天天早朝都听奏章，对细节之处问得阁员们谁也不敢怠慢——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些仍然健在的遗老们的口述。一个女人，尤其是老女人，本不该干这么个差使，可是既然干了，就应当像她那个样子拼着老命去干。历史的局限就该让她犯那样的错误，怪她没有机会去英国、法国看看，她见识就那么短，没有办法。她尽力了，没有干好，我们今人应当给予一定的理解，不要全是责备甚至谩骂，换成是谁大概也干不了多好。别拿她跟邓小平比，那太不现实。国家那么艰难时，她做的事情也还有可圈可点之处。都说七十岁的左宗棠是抬着棺材收复新疆的，可是，他背后的后勤总管是谁？谈这个的人就不多了，他的后勤总管是慈禧太后！她力排了多少人的反对意见，从各处挤出那么多的银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打仗不光要拼命，银子也是不可或缺的。想想那时的艰难，到那么远的地方着两条腿去打仗得花多少银子？你不知，我不知，但有人知道。
书中还有一处关于郑成功的议论让我也很欣赏，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作者用了两大段来议论，这两段的标题也很有个性：“出海去显摆”（见该书第251页）、“郑散财童子”（见该书第252页）。
现在，由于一些不懂人文关怀为何物的“科学家”一味吹嘘中国古代所谓的科技成就如何辉煌，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说得天花乱坠，以为这样就给国人的脸上贴了金，而全不顾这件事情背后的荒唐。作者在引用了梁启超的一些原话后，发挥道：“西方一哥伦布之后，无数继起之哥伦布，中国一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西方一哥伦布之后，无数继起之哥伦布？来钱啊！为什么中国一郑和之后，再无郑和？费钱。600万两白银，国库被挥霍一空。”我在这里给作者帮个腔：用我年轻时常听到的一句话说就是“目的不纯”，拿老百姓的血汗摆皇帝的谱，捎带着看看建文帝是不是能抓回來，让朱棣这个杀人魔鬼彻底安心。
不过，书中也有我不赞同的地方。
作者讲明朝皇帝个个都是“傻叉”，清朝皇帝除了同治以外都是贤君明主，这个观点与我相同，也让我这个旗人之后窃喜。但在说到《红楼梦》时，却称高鹗对《红楼梦》的贡献为“狗尾续貂”，这让我十分不快。作者有怀疑高鹗水平的看法没有关系，但《红楼梦》总不能写到半拉子就拿去出版吧？高鹗续上了后四十回，贡献是主要的，固然高鹗的想象力、思维的深邃和写作技巧难比曹公，但能担当此任者又复有谁？袁郎此时有点口冷了。此处，我仿佛看到了马列主义老太太式的红学家对他的影响。
所有关心历史的人都应认清历史的各种“面孔”
历史不像金字塔，会很具像地矗立在那里，谁看历史都是那个样子。由于历史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不同的人看它，会有不同的面孔，更何况不同的人也会因为自己的特殊需要，故意把它想成另外一种样子，甚至有人把它改造成更多的样子，以使别人产生与自己同样的感觉，这就是那些手握权柄而不想按常规出牌的“大腕”们的特殊手段了。
在我看来，历史至少有这样几种“面孔”或形态：一是真实的历史，即当时真实发生的事件或故事。但这样的历史真则真矣，却不好被“抓拍”到，因为那些事件或故事稍纵即逝，没有任何人能那么超脱地做这种看不到回报的工作。好在现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再加上人们的历史责任感越来越强，使得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有条件向着这个方向发展自己，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一些重大题材的历史事件，为的是让子孙后代将来能用很直观的方式看到我们现在能直接看到的事件。但对历史上的事件，我们没有办法复原，于是人们只能凭着想象去复原它。这凭着想象去复原的历史，就是第二种历史，我称它为“浪漫主义的历史”或者“想象力创造的历史”。
中国早期《诗经》时代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历史，古代希腊的《荷马史诗》，我认为也是这种历史。这种历史是在相对真实的历史——也就是后面所说的“考据出来的历史”——没有诞生时的一种替代品，是一种模糊状态的历史。它的“模糊”不是有意为之的，现代许多考古學家做的事情就是去搜寻例证来证实它的真实存在或证明它确是被虚构出来的。
一旦能用例证证明那些传说的东西是真实存在过的，这就成为了第三种历史，就是上面所说的“考据出来的历史”，也称“信史”。但是，需要千万注意的是，它只在一定程度上可信。不过，对历史的这种证实也常常有错觉或失误，需要不断地完善和修正。《史记》所描述的历史，我认为就是界于第二种历史和第三种历史之间的历史，这样的观点可能会让一些历史学家很不高兴。但你仔细想想，司马迁又没有和陈胜一起当过佣工，他怎么知道陈胜“辍耕之垄上太息曰：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隔着百十来年的时间，那时的传媒又这么不发达，他又怎么知道得如此真切和形象？至于荆轲刺秦王，荆轲绕着柱子追得嬴政乱转那些情节离司马迁的年代就更久远了，司马迁更是凭着传说和自己的想象才描写得那么活灵活现、绘声绘色。
还有一种历史是被人们出于某种目的制造出来的，这种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失真的。比如远的，明朝永乐皇帝刚攻破南京城，就让史官把原来建文帝时的所有原始记录毁之一炬，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写就朱元璋以后的历史。又比如近的，文革中把彭德怀、刘少奇和后来的林彪从历史上“抠出去”的那些中学历史教科书所描述的历史，——都是这种。
如果说司马迁时代以前的历史中，浪漫主义是影响历史真实性的主要成分，那么从《汉书》和《后汉书》以来，直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却是为了博取君王的欢心和保全史官的身家性命，从而影响中国历史真实性的主要成分就变成了篡改和阿谀。
这最后一种的历史使人们对历史产生了逆反心理，让人觉得“历史是一个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学了它也没有用。于是，不仅历史学科，所有的文科都这样“贬值”了。而本书作者如此解说历史，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让学生“对历史产生兴趣”，我看就很有价值了，他自己说：“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功。”上面我说到，历史曾经被人们任意解说过。本书作者那样的讲解，也可能含有对历史的情绪化理解，从而使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失真。正因为大家都不去学习历史了，才让历史更加“走形”。如果大家都来关心历史的真实性，那么历史会尽最大的可能回归它的本来面目，而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有更多的青年学习历史，进而有更多的青年能成为严肃的历史学家。这样，再经过他们艰苦的努力，才能拿出更有价值的史学成果。
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很赞同作者用这样活泼的方式在课堂上讲授历史，以使今后更多孩子对历史这门学科产生兴趣——这也是我给《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写这篇书评的目的。
梁启超说过这样的话：“整个《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的家谱。”
是的，中国历史上来自普通民众的声音太少了，多的是帝王的宣言和颂歌。以《二十四史》为基础编写的中国历史，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中国历史。就连《天公开物》这样有价值的文字也进不了《四库全书》，当然更无法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了，《天公开物》在中国的命运是悄悄消失，最后靠了从日本的“出口转内销”才重新回到中国来。
把《二十四史》称为什么“玩意”，我同意，但中国历史不是什么“玩意”，它是一座巍峨的金字塔。尊敬它、景仰它，它就会给予回馈；愚弄它、曲解它、阉割它的人，终将为后世所不齿。而历史的“真身”被那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塑造成型后，就成为了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它那幽雅的遗韵有如天籁，将永远地担负起丰富人类精神生活、净化人类灵魂的使命，就像我们中国人吟颂《诗经》、西方人诵读《伊里亚特》时的感受一样。
（本文结稿时，看到1月8日《新京报》上登载的一则消息：这本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在“2010年《新京报》非小说类书籍的好书排行榜”上名列第十八位。看来，书评专家中与我有同样感觉和价值判断的人不在少数。）
干了一辈子书行，平时很注意有哪些畅销的新书出版。对袁腾飞先生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早就通过电视媒体知晓，但一看到书名，我马上生出一种感觉：这是一本浅薄的时髦书，于是没在意它。当然，这是我的成见。在我看来，一本好书应当有个庄重的书名。评说历史，就应像黄仁宇先生那样给自己的书起名，他的书我从里到外地欣赏，包括书名。而“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书名就没有勾起我阅读或购买的欲望，我“嫌”它的市场味太浓。
还有一个原因也让我没太在意这本书，就是作者太年轻了。现在这个年头，三十岁的人都在忙着应付各种考试，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仔细阅读足够多的好书，因此这个年纪的人能有多高的文化修养？
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等待办事的时候，为消磨时间，便顺手翻看了一下此书。初读，感觉不错，我便以为是这本书的个别章节写得好，再细致翻看，却都很吸引人。于是乎，整整一天的时间都被这本书“打发”了。
我的第一个感慨是，怎么这么一本好书却起了一个如此的书名！
第二个感慨是，原来历史也可以这么来讲。不过，当我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年轻人时，那位平时思考问题很有见地的博士告诉我说，现在许多的年轻教授都这样讲课，只不过这样的教师上不了“大雅之堂”（注意，这里的“大雅之堂”我特意加了引号）。离开大学30多年了，还真无法想象到大学的课堂能变化成这样。
现在的很多出版物，为了摆脱类似“主流”出版物那样的呆板“面孔”，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各类档次的读者眼球，总爱把书名起得很俗。但是，袁腾飞写的这样一本好书怎么也跟着这么做？花了一天时间读完这本书后，我以为，书中的内容与书名很不相符，作者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对历史知识的了解也很广泛、扎实，对史料的运用都经过仔细的思考，决不是那种为了哗众取宠、混文凭或像非学术人（官僚型学者）那样为了某种目的，而任意曲解甚至歪曲使用史料本身内涵的人。如果让我现在给这本书重新起个名字，我的建议是——《倾听历史的遗韵》，因为这本书里的几乎每句话，都是历史上的事件流传至今的一声“回响”，有当时的细节，还连带着这些细节与现时社会或某些事件之间屡屡细如游丝般的联系。
也可能作者不会同意我的建议，不愿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得那么高，以免遭到某些好事者的非议，也未可知。像我们这般年纪的人的毛病也就在此，总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在心里作怪，没准这样的习惯很让人讨厌，毕竟与作者有着二三十岁的年龄差距，这也许就是代沟吧。
教师应带着感情讲历史
中央电视台前几年开播了一个新的栏目——《百家讲坛》，我很欣赏，身边的许多学者也都很喜欢。但后来这节目就变味道了，连杨子荣、红旗渠都被拿来讲了，让人感觉就像有人在我很喜欢的好酒里头搀了白开水。天津有句老话是说“玩着玩着就不好好玩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栏目也未能摆脱这个谶语。而就在此时，恰好来了个“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像这样的吹捧语言出现后，我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了。
从这本书的信息量、风格和其思想内涵来看，怎么也看不出书的作者只有三十岁左右的年龄。
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透着作者不加掩饰的爱与憎。只要一提起明朝皇帝，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虽然用的语言有时挺过火，可听的人却很“解气”，因为天理自在人心，你作皇帝的几十年中不见大臣，全都让那些阉人们来回传话，什么玩意儿！如果说朱重八（朱元璋）当皇帝是那时中国人无意间的选择，那么中国人后来遭的厄运就是自作自受了，谁让你们找了这么个叫花子流氓当主子？写着写着，我也跟着动气了，不过这不怪我，我这也是受了作者的影响。作者在书中使用的小标题很有味道：“乞丐身子皇帝命”、“臭要饭登基”、“整个一个傻叉”、“又一个傻叉”、“全都是傻叉”，用字是很不雅，不过还有更厉害的，一提起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作者都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这些龌龊之人了——“把他比什么都不算是对那东西的侮辱”（见该书第199页）。
每次提起清朝的皇帝，作者都要表扬几句（见该书第220页、249页）。尤其是对那两位坐龙廷时间最长的皇帝，好像不加上用以表示无限崇敬的“爷”字，就是对他两位老人家不敬一样，可作者绝不是清末民初时期茶馆里、市井中那些脑后留着长辫子的“顺民”，因此我从心眼里佩服他这样的讲法。其实，我也是这样，不是他说动了我，是他暗合了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康熙皇帝对今天中国的影响，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当感恩。没有他老人家，中国现在的石油产量连一成也不会有，更不用说在哪里寻找合适的地方发射卫星之类的了，台湾、西藏等地域也全都免谈。
我还想给作者补充一点关于慈禧太后的。现在大家都埋怨她这个不好、那个不对，确实，她有许多的不是，但有史料记载，她当政时天天早朝都听奏章，对细节之处问得阁员们谁也不敢怠慢——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些仍然健在的遗老们的口述。一个女人，尤其是老女人，本不该干这么个差使，可是既然干了，就应当像她那个样子拼着老命去干。历史的局限就该让她犯那样的错误，怪她没有机会去英国、法国看看，她见识就那么短，没有办法。她尽力了，没有干好，我们今人应当给予一定的理解，不要全是责备甚至谩骂，换成是谁大概也干不了多好。别拿她跟邓小平比，那太不现实。国家那么艰难时，她做的事情也还有可圈可点之处。都说七十岁的左宗棠是抬着棺材收复新疆的，可是，他背后的后勤总管是谁？谈这个的人就不多了，他的后勤总管是慈禧太后！她力排了多少人的反对意见，从各处挤出那么多的银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打仗不光要拼命，银子也是不可或缺的。想想那时的艰难，到那么远的地方着两条腿去打仗得花多少银子？你不知，我不知，但有人知道。
书中还有一处关于郑成功的议论让我也很欣赏，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作者用了两大段来议论，这两段的标题也很有个性：“出海去显摆”（见该书第251页）、“郑散财童子”（见该书第252页）。
现在，由于一些不懂人文关怀为何物的“科学家”一味吹嘘中国古代所谓的科技成就如何辉煌，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说得天花乱坠，以为这样就给国人的脸上贴了金，而全不顾这件事情背后的荒唐。作者在引用了梁启超的一些原话后，发挥道：“西方一哥伦布之后，无数继起之哥伦布，中国一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西方一哥伦布之后，无数继起之哥伦布？来钱啊！为什么中国一郑和之后，再无郑和？费钱。600万两白银，国库被挥霍一空。”我在这里给作者帮个腔：用我年轻时常听到的一句话说就是“目的不纯”，拿老百姓的血汗摆皇帝的谱，捎带着看看建文帝是不是能抓回來，让朱棣这个杀人魔鬼彻底安心。
不过，书中也有我不赞同的地方。
作者讲明朝皇帝个个都是“傻叉”，清朝皇帝除了同治以外都是贤君明主，这个观点与我相同，也让我这个旗人之后窃喜。但在说到《红楼梦》时，却称高鹗对《红楼梦》的贡献为“狗尾续貂”，这让我十分不快。作者有怀疑高鹗水平的看法没有关系，但《红楼梦》总不能写到半拉子就拿去出版吧？高鹗续上了后四十回，贡献是主要的，固然高鹗的想象力、思维的深邃和写作技巧难比曹公，但能担当此任者又复有谁？袁郎此时有点口冷了。此处，我仿佛看到了马列主义老太太式的红学家对他的影响。
所有关心历史的人都应认清历史的各种“面孔”
历史不像金字塔，会很具像地矗立在那里，谁看历史都是那个样子。由于历史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不同的人看它，会有不同的面孔，更何况不同的人也会因为自己的特殊需要，故意把它想成另外一种样子，甚至有人把它改造成更多的样子，以使别人产生与自己同样的感觉，这就是那些手握权柄而不想按常规出牌的“大腕”们的特殊手段了。
在我看来，历史至少有这样几种“面孔”或形态：一是真实的历史，即当时真实发生的事件或故事。但这样的历史真则真矣，却不好被“抓拍”到，因为那些事件或故事稍纵即逝，没有任何人能那么超脱地做这种看不到回报的工作。好在现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再加上人们的历史责任感越来越强，使得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有条件向着这个方向发展自己，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一些重大题材的历史事件，为的是让子孙后代将来能用很直观的方式看到我们现在能直接看到的事件。但对历史上的事件，我们没有办法复原，于是人们只能凭着想象去复原它。这凭着想象去复原的历史，就是第二种历史，我称它为“浪漫主义的历史”或者“想象力创造的历史”。
中国早期《诗经》时代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历史，古代希腊的《荷马史诗》，我认为也是这种历史。这种历史是在相对真实的历史——也就是后面所说的“考据出来的历史”——没有诞生时的一种替代品，是一种模糊状态的历史。它的“模糊”不是有意为之的，现代许多考古學家做的事情就是去搜寻例证来证实它的真实存在或证明它确是被虚构出来的。
一旦能用例证证明那些传说的东西是真实存在过的，这就成为了第三种历史，就是上面所说的“考据出来的历史”，也称“信史”。但是，需要千万注意的是，它只在一定程度上可信。不过，对历史的这种证实也常常有错觉或失误，需要不断地完善和修正。《史记》所描述的历史，我认为就是界于第二种历史和第三种历史之间的历史，这样的观点可能会让一些历史学家很不高兴。但你仔细想想，司马迁又没有和陈胜一起当过佣工，他怎么知道陈胜“辍耕之垄上太息曰：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隔着百十来年的时间，那时的传媒又这么不发达，他又怎么知道得如此真切和形象？至于荆轲刺秦王，荆轲绕着柱子追得嬴政乱转那些情节离司马迁的年代就更久远了，司马迁更是凭着传说和自己的想象才描写得那么活灵活现、绘声绘色。
还有一种历史是被人们出于某种目的制造出来的，这种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失真的。比如远的，明朝永乐皇帝刚攻破南京城，就让史官把原来建文帝时的所有原始记录毁之一炬，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写就朱元璋以后的历史。又比如近的，文革中把彭德怀、刘少奇和后来的林彪从历史上“抠出去”的那些中学历史教科书所描述的历史，——都是这种。
如果说司马迁时代以前的历史中，浪漫主义是影响历史真实性的主要成分，那么从《汉书》和《后汉书》以来，直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却是为了博取君王的欢心和保全史官的身家性命，从而影响中国历史真实性的主要成分就变成了篡改和阿谀。
这最后一种的历史使人们对历史产生了逆反心理，让人觉得“历史是一个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学了它也没有用。于是，不仅历史学科，所有的文科都这样“贬值”了。而本书作者如此解说历史，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让学生“对历史产生兴趣”，我看就很有价值了，他自己说：“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功。”上面我说到，历史曾经被人们任意解说过。本书作者那样的讲解，也可能含有对历史的情绪化理解，从而使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失真。正因为大家都不去学习历史了，才让历史更加“走形”。如果大家都来关心历史的真实性，那么历史会尽最大的可能回归它的本来面目，而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有更多的青年学习历史，进而有更多的青年能成为严肃的历史学家。这样，再经过他们艰苦的努力，才能拿出更有价值的史学成果。
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很赞同作者用这样活泼的方式在课堂上讲授历史，以使今后更多孩子对历史这门学科产生兴趣——这也是我给《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写这篇书评的目的。
梁启超说过这样的话：“整个《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的家谱。”
是的，中国历史上来自普通民众的声音太少了，多的是帝王的宣言和颂歌。以《二十四史》为基础编写的中国历史，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中国历史。就连《天公开物》这样有价值的文字也进不了《四库全书》，当然更无法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了，《天公开物》在中国的命运是悄悄消失，最后靠了从日本的“出口转内销”才重新回到中国来。
把《二十四史》称为什么“玩意”，我同意，但中国历史不是什么“玩意”，它是一座巍峨的金字塔。尊敬它、景仰它，它就会给予回馈；愚弄它、曲解它、阉割它的人，终将为后世所不齿。而历史的“真身”被那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塑造成型后，就成为了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它那幽雅的遗韵有如天籁，将永远地担负起丰富人类精神生活、净化人类灵魂的使命，就像我们中国人吟颂《诗经》、西方人诵读《伊里亚特》时的感受一样。
（本文结稿时，看到1月8日《新京报》上登载的一则消息：这本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在“2010年《新京报》非小说类书籍的好书排行榜”上名列第十八位。看来，书评专家中与我有同样感觉和价值判断的人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