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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月的台湾正值雨季。我们停留的那几天，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离开南投，赶往台北的路上又遇大雨。于是临时起意，投宿新竹。可是，来不及预订酒店，怎么办？司机说，带你们去个地方吧。这样的雨，那里估计也没多少客人。
车子从新竹城区绕过，拐进一条乡间小道。已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路上有些颠簸，加上大雨瓢泼，倦意阵阵袭来，几位同行昏昏欲睡。又过了近个把小时，司机说，到了。一看，酒店的入口处立着一块巨石，上刻汉隶“南园”二字。等进了门，大家便有些怨气了：这哪是酒店呀，分明是一栋闽南大厝嘛！
放下行囊，服务生提醒说，可以到大堂茶歇。到了大堂，方觉不一般。这栋闽南风格的楼宇，依山而建，大堂设在斜坡下。这样，大堂的挑高就有六七米，顯得气势恢宏。
入座后，一杯香茗，一碟坚果，驱散了舟车劳顿。不经意间，抬头发现大堂两侧的高柱上有一副对联：“劳心力能得几时闲，好安排高阁看山，小舟钓水；赏风月不须一钱买，莫辜负满园如绣，四季皆春。”好一派怡然自乐、陶然自得的景象。
走近一看，这副对联是写赠王惕吾先生的，或者准确地说，是写赠台湾《联合报》员工的。
这时，我方如梦初醒——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
二
我对王惕吾先生，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
快步走出大堂，已是雨后初霁，放眼望去，整个庭院依山傍水，绿树掩映，庭院正前方那宽阔的草坪一直往前伸展。沿着草坪旁的小径走了两三百米，却见草坪正中，安放着一尊汉白玉雕像，下方刻有“正派办报”四个字。端坐着的王惕吾，在厚厚的镜片下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既坚毅又柔和，跟我印象中的典型报人不失毫厘。雕像前有三束百合花，雨珠点点，更显娇艳欲滴。我想，祭拜的人或许就在园里。
再沿着园中的林荫大道走去，樟树、榕树相间而种。据说，王惕吾喜欢樟树，而他的夫人则喜欢榕树，所以建园时就按一棵樟树、一棵榕树那样相间栽种。
曾有记者问过多位台湾人：“南园是什么？”有人说，是座江南风格的庭园；有人说，是人文与自然的共和秘境；有人说，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还有人说，是一位从浙江来的老人，晚年对家乡的思念……
而在我看来，南园的内核，无非“同心”二字。说到“同心”，这又要回到同心楼那副对联的内容上。
南园落成后，王惕吾在庭园内加建了同心楼，作为《联合报》系员工的休假中心。取名“同心楼”，象征《联合报》系员工戮力齐心，共创事业。主楼设有的32间双人套房是为《联合报》系的职工准备的，他们每年都可以携家属到此休假一次，免费。
面对同心楼，不禁浮想联翩。
我的案头，一直摆放着王惕吾的《我与新闻事业》一书。每当我在工作中感到迷茫、纠结、困惑时，情不自禁地翻读几页，就会有种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的感觉。
王惕吾经营《联合报》40余年，他办报的最大人格资产，就是信仰文化，敬重文人。
新闻界最熟知他的一桩故事：1953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出身的刘昌平，接任《联合报》总编辑才8个月就患上了肺结核。在那个年代，此病无药可医，且因传染性强，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但王惕吾却把刘昌平接回自己家中休养，亲奉汤药，照料有加。
后来，《联合报》成长壮大，刘昌平也成了协助王惕吾的重要推手。
王惕吾说：“我不知道世界各国有没有一位职业军人改行从事新闻事业，而在‘新闻战线’打了四十多年的‘仗’；而我，则是由完完全全的一个职业军人，转而到新闻界……”
自知非报业科班出身，王惕吾接手《联合报》初期，常常出现在编辑一线，站在各版主编座椅后当“见习编辑”。那时，个别主编年轻气盛，王惕吾若有所请教，便有人不耐烦，不假辞色；而王惕吾从不多言，总是低着头默默地走开。我想，这也许对他后来“尊重多元意见”的报人生涯来说，是个很好的“入伍训练”。
《我与新闻事业》一书是1991年出版的，时过境迁，今天的媒体格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王惕吾的许多真知灼见却日久弥新。
三
王惕吾将自己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联合报》，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懈怠自满。他在书中写道：“我一再强调‘文人办报’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新闻事业就是一种企业或者说是文化生产事业，也就是群体群力的事业
《联合报》四十年的发展，反映了数千报系员工努力的‘众生相’。有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螺丝共同操作与互动的作用。最可重视的，最可指陈的，乃是我们的全体同仁对于《联合报》这个事业，都有一份共同的参与感、荣誉感、使命感。”
南园的晚餐，每人一份西餐，甚是丰盛，但我却没有多少食欲，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今天的南园，已变成名副其实的酒店，成了四方旅人的驿站。问了酒店老板，他说，《联合报》系员工曾经的福利，早已成为历史。听了难免让人心有戚戚。
翌日，我起了个大早，再走到王惕吾雕像前，端详着他那刚毅的脸庞，心想，尽管传媒业的旧格局已被彻底颠覆，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像当年《联合报》员工那样上下同欲、戮力同心，又何愁前路迷茫呢？
（作者系第十届福建省政协委员、《厦门日报》社长）
四月的台湾正值雨季。我们停留的那几天，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离开南投，赶往台北的路上又遇大雨。于是临时起意，投宿新竹。可是，来不及预订酒店，怎么办？司机说，带你们去个地方吧。这样的雨，那里估计也没多少客人。
车子从新竹城区绕过，拐进一条乡间小道。已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路上有些颠簸，加上大雨瓢泼，倦意阵阵袭来，几位同行昏昏欲睡。又过了近个把小时，司机说，到了。一看，酒店的入口处立着一块巨石，上刻汉隶“南园”二字。等进了门，大家便有些怨气了：这哪是酒店呀，分明是一栋闽南大厝嘛！
放下行囊，服务生提醒说，可以到大堂茶歇。到了大堂，方觉不一般。这栋闽南风格的楼宇，依山而建，大堂设在斜坡下。这样，大堂的挑高就有六七米，顯得气势恢宏。
入座后，一杯香茗，一碟坚果，驱散了舟车劳顿。不经意间，抬头发现大堂两侧的高柱上有一副对联：“劳心力能得几时闲，好安排高阁看山，小舟钓水；赏风月不须一钱买，莫辜负满园如绣，四季皆春。”好一派怡然自乐、陶然自得的景象。
走近一看，这副对联是写赠王惕吾先生的，或者准确地说，是写赠台湾《联合报》员工的。
这时，我方如梦初醒——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
二
我对王惕吾先生，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
快步走出大堂，已是雨后初霁，放眼望去，整个庭院依山傍水，绿树掩映，庭院正前方那宽阔的草坪一直往前伸展。沿着草坪旁的小径走了两三百米，却见草坪正中，安放着一尊汉白玉雕像，下方刻有“正派办报”四个字。端坐着的王惕吾，在厚厚的镜片下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既坚毅又柔和，跟我印象中的典型报人不失毫厘。雕像前有三束百合花，雨珠点点，更显娇艳欲滴。我想，祭拜的人或许就在园里。
再沿着园中的林荫大道走去，樟树、榕树相间而种。据说，王惕吾喜欢樟树，而他的夫人则喜欢榕树，所以建园时就按一棵樟树、一棵榕树那样相间栽种。
曾有记者问过多位台湾人：“南园是什么？”有人说，是座江南风格的庭园；有人说，是人文与自然的共和秘境；有人说，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还有人说，是一位从浙江来的老人，晚年对家乡的思念……
而在我看来，南园的内核，无非“同心”二字。说到“同心”，这又要回到同心楼那副对联的内容上。
南园落成后，王惕吾在庭园内加建了同心楼，作为《联合报》系员工的休假中心。取名“同心楼”，象征《联合报》系员工戮力齐心，共创事业。主楼设有的32间双人套房是为《联合报》系的职工准备的，他们每年都可以携家属到此休假一次，免费。
面对同心楼，不禁浮想联翩。
我的案头，一直摆放着王惕吾的《我与新闻事业》一书。每当我在工作中感到迷茫、纠结、困惑时，情不自禁地翻读几页，就会有种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的感觉。
王惕吾经营《联合报》40余年，他办报的最大人格资产，就是信仰文化，敬重文人。
新闻界最熟知他的一桩故事：1953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出身的刘昌平，接任《联合报》总编辑才8个月就患上了肺结核。在那个年代，此病无药可医，且因传染性强，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但王惕吾却把刘昌平接回自己家中休养，亲奉汤药，照料有加。
后来，《联合报》成长壮大，刘昌平也成了协助王惕吾的重要推手。
王惕吾说：“我不知道世界各国有没有一位职业军人改行从事新闻事业，而在‘新闻战线’打了四十多年的‘仗’；而我，则是由完完全全的一个职业军人，转而到新闻界……”
自知非报业科班出身，王惕吾接手《联合报》初期，常常出现在编辑一线，站在各版主编座椅后当“见习编辑”。那时，个别主编年轻气盛，王惕吾若有所请教，便有人不耐烦，不假辞色；而王惕吾从不多言，总是低着头默默地走开。我想，这也许对他后来“尊重多元意见”的报人生涯来说，是个很好的“入伍训练”。
《我与新闻事业》一书是1991年出版的，时过境迁，今天的媒体格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王惕吾的许多真知灼见却日久弥新。
三
王惕吾将自己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联合报》，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懈怠自满。他在书中写道：“我一再强调‘文人办报’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新闻事业就是一种企业或者说是文化生产事业，也就是群体群力的事业
《联合报》四十年的发展，反映了数千报系员工努力的‘众生相’。有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螺丝共同操作与互动的作用。最可重视的，最可指陈的，乃是我们的全体同仁对于《联合报》这个事业，都有一份共同的参与感、荣誉感、使命感。”
南园的晚餐，每人一份西餐，甚是丰盛，但我却没有多少食欲，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今天的南园，已变成名副其实的酒店，成了四方旅人的驿站。问了酒店老板，他说，《联合报》系员工曾经的福利，早已成为历史。听了难免让人心有戚戚。
翌日，我起了个大早，再走到王惕吾雕像前，端详着他那刚毅的脸庞，心想，尽管传媒业的旧格局已被彻底颠覆，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像当年《联合报》员工那样上下同欲、戮力同心，又何愁前路迷茫呢？
（作者系第十届福建省政协委员、《厦门日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