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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到国侨办文宣司看望郭锦玲。她告诉我，不久前她在美国巧遇阿城，闲谈中，他问起我的近况，很是殷切，并忆及从前在一起的一些趣事，不时开心地笑了起来……
自从阿城旅居美国后，关山阻隔，海天万里，音信渐稀。然而，当年我们在一起时的往事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许是年龄渐长，虽阅世更深，而少年、青年时的旧事反倒愈加清晰，历久而弥新。
西双版纳的知青岁月
我和阿城的相识是在他家，那个位于北京西城区新文化街的老住处。1966年，“文革”初的一天，两个同学约我一起到阿城家去。他是北京市35中的。35中在西城小有名气，主要是足球踢得好。记得那天只有阿城一人在家，小院里很安静，我们在书房的十几排书架旁交谈。书架上的书摆得满满的，大抵是中外文学名著、名人传记、文艺理论，以及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等，就像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面对书城，颇有些敬畏，我想阿城全家读书如此之多，一定很有学问。由于其后“文革”日趋动荡，与阿城分手后，竟没有再见面，但印象中总有他浅浅的笑和十几排满是书的书架。
谁知我和阿城的第二面竟是在万里之外的云南西双版纳。我于1969年10月“上山下乡”来到西双版纳第三水利工程团，先是修水库，后来经白族诗人晓雪的推荐来到西双版纳文工团（现在叫西双版纳歌舞团），作文学编导。
有一天，我和同为北京知青的张平生正在宿舍推敲一首新创作的歌曲，有人敲门，来者竟是八年未曾谋面的阿城。阿城依然是老样子，瘦瘦的，戴着当年知青常戴的白框深度眼镜，说话慢慢的，一点儿也不着急。大家叙说着各自的近况及各处见闻，感慨知青的境遇，忧虑着国家的未来。
“文革”中，西双版纳生活之苦是不消说的了，农场老职工、新职工工资都是28块，成为云南18怪中的一大怪：“爷爷、孙子都是28块”。米饭倒是足够吃，但缺油少肉，盐水泡饭加上腌酸菜是常有的。蔬菜品种少而单调，卷心菜、冬瓜、茄子、南瓜、黄瓜每样一吃就是一两个月，天天如是。可能是气候和水土所致，这些蔬菜的口味不佳，总体感觉是太“面”，与北京的根本没法比。倒是在山里采回的蘑菇、木耳、竹笋、蕨菜很是不错，但没有时间常去，只能偶一为之。当时，知青在云南的处境并不好，按云南一带老百姓的流行说法，这些大城市来的知青都不是好人，才给弄到这儿来的。也难怪，明清两代云南确实是朝廷刺配、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
临近中午，我们到街对面的小食馆买了一大盆煮好的米干（粉），几盘带皮的炒猪肉，食堂打来一盆煮青菜，多多地放了辣椒，三个人倒也胃口大开，直吃得“河枯海干”，扫荡以尽。后来，阿城带着在景洪采购的一些东西回景洪总场10分场去了。其后，阿城几次来景洪，因我随文工团赴外地演出，竟没有再碰上。
景洪总场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所属西双版纳六大农场之一，资格是最老的，场部临近景洪，十几个分场则很分散，尤其是新建的几个分场更为偏远，走上几天不一定到得了总场。10分场在去勐龙和打洛的路上，要先绕过曼飞龙水库，再到一个山洼才看得见。这个分场以种植巴西三叶橡胶树为主，兼营其他，成员和其他各农场差不多，分别为复员转业军人、湖南醴陵和云南墨江移民，以及新来不久的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的知识青年。
10分场有个农场子弟学校，阿城身体瘦弱，干重活儿吃不消，便被安排去教书。语文、数学、英语、美术、体育，赶上什么教什么，也谈不上正规，这倒便于老师自由发挥。阿城的女友罗丹也是北京知青，同在农场子弟学校教书，1973年回京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当老师。这在当时可算极少数的幸运者，在全国上山下乡知青中大约只占千分之一左右。
比起其他知青，阿城带的书要算最多的，有好几箱，装满了中外名著、美术之类。在枯燥单调的农场生活中，每到夜晚闲暇时，很多知青便聚到他住的茅草房，听他讲故事，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等。通常是一盏煤油灯下，人坐得满满的，烟头儿一亮一亮的。阿城讲到关键处，要休息一下，吊一吊听众的胃口，于是，有人便忙着给递上一支“春城”烟、往茶缸子里续水，并急不可待地询问：“后来怎么样了呢？”
“病退“回京
1977年末，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力主恢复废止了11年的高考，我从西双版纳考回北京，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由于接到录取通知书过晚，加之路途遥远，等我到校报到注册时，学校已经开课近三周了。同宿舍的胡晓义开玩笑说，同学们怀疑你已经在路上不幸罹难了。
1979年，张平生“病退”回京，我连忙向他打听阿城近况，知道他也办了“病退”，大约不久就会回来。后来，我和张平生一起代阿城去看望他父亲的老友赵。赵当时已经复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我们也抽空儿到阿城家去看望他的父母，听他母亲讲，罗丹一直在北京等他，也时常来探望二老，我们很感动。阿城的母亲那时已恢复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他父亲钟惦也已正式平反，家中好事连连，我们自然为阿城感到高兴。
阿城终于回来了，并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谋了个职业，后来在该公司的《世界图书》杂志做编辑工作。他和罗丹结了婚，借了同事一间小屋暂住，就在北京美术公司对面，是上世纪60年代北京兴建的简易居民楼，其设施十分简陋，生活起居颇为不便。我和张平生相约去看他，路上买了些啤酒和吃的东西，而阿城事先讲好要做一只白斩鸡。
这是一间大约只有12平方米的房间，两个书柜挤在墙角。屋里便只能放写字台、饭桌、单人沙发、双人床，堆满书籍、报刊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阿城临摹的意大利名画，床头正面墙上则是周思聪赠给钟老的一幅精心之作。由于还没用上煤气，吃饭得用煤油炉做。比起西双版纳，菜肴还算丰盛，几个人喝着啤酒，谈及在景洪吃米干，恍然有隔世之感。吃罢饭，罗丹忙着收拾好，沏上酽茶。我和平生都是出名的水罐子，茶沏得酽，也喝得多。阿城大抵还是老样子，只是烟抽得有些凶。
后来，北师大中文系学生会搞了个文学写作园地——《初航》，刊名请系主任萧璋教授题写。因时近清明，受同学们委托，我约请阿城画一幅周总理像，他很快便画好送来。这是一幅钢笔线条画，极有特色，大家看了都说好。阿城的美术和摄影造诣很深，其作品颇有独到之处，须细细品味，方知其妙处。后来，他和黄瑞、曲磊磊等又忙着搞“星星美展”和“四月影会”，在思维理念和艺术表现上有不少突破和开拓，影响所及竟遍至全国。至今，人们讨论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仍不能不提起“星星美展”和“四月影会”。
其后，因房主人要用房子，阿城夫妇连这小屋也住不成了，只得搬到定福庄二外的办公室去住了一段时间。定福庄靠近通县，那时交通很是不便，相互碰面的机会便不多，倒是常在电话中晤谈。后来，阿城谈及单位分给他两间小东屋，算是有了落脚之处，但接着罗丹便回娘家生孩子去了。“是个男孩，”阿城在电话中喜悦地告诉我。
《棋王》后的一夜
大约过了一年多，我又听到一个好消息，阿城的处女作《棋王》一炮而红，深受读者及专家们的赞誉，并被评为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便和张平生约好去看阿城。我从北新桥单位下班直接到德内大街，来得早些，而张平生要从魏公村中央民族歌舞团赶来，自然要晚。一进门，见阿城、罗丹正在吃饭，屋里很热，眼镜片一下子就蒙上了白蒙蒙的雾气。真是有日子没见了，罗丹比先前胖了些，说话还是轻声细语，而阿城仍是老样子，一袭深灰色的中式罩衣，瘦瘦的，脸色有些苍白。我说：“前不久我把《棋王》找来翻翻，的确不错。”“写着解解闷儿，”阿城说，语气淡淡的，一如他平时。
罗丹询及我未吃晚饭，便去厨房煮来一大碗挂面，高压锅里是冒着热气的清炖排骨、鸡块，桌上摆着辣椒酱、大蒜和一盘肉片炒荸荠。我细细地吃着，觉得很可口，阿城则坐在一旁吸着烟，翻看着那天刚买来的十几本书、画册和字帖。
目光所及，我忽然发现屋里变得干净、整齐了许多。北面墙上挂着拓印的郑板桥名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一旁是黄瑞的泼墨大写意，南墙上则是朱乃正的行草条幅：“法非法”，此外还有几幅欧美抽象派装饰画，很有些中西合璧的味道。此外，书柜、墙脚和沙发则满满的都是书，码放得很齐整，靠近门口处则摆放着新购置的十四英寸彩电和双卡收录机。
阿城的二哥随后也来了，他问阿城：“那个棋王是不是有生活原型？”“原型是有的，不过不是一个，而是几个凑成的。”阿城吸了一口烟：“平生，你还记得景洪农场那个何连生吧，他在景洪下过棋，把当地那些下棋的全镇了。我写《棋王》时，用了他下棋的那个场面。”平生和我都想起了这回事，那次，景洪农场的北京知青何连生在景洪下棋着实轰动，远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罗丹说，她三月份要到日本京都大学去教一年汉语，二外与京都大学是姊妹学校，相互交往很频繁。她担心：“走上一年，这屋里又该下不去脚了。”
我想起前年冬天第一次来小屋时的情景，电话里临时约好来看阿城的新居，当时罗丹带着孩子住在父母那里。下班后，阿城到北新桥路口等我，然后一起骑车来到德内大街这个平房大杂院。进院门往北走进一小夹道，地面坎坷不平，约摸走出十余米，便来到门前，但见门窗动摇，似有倒塌之虞。进得屋里，顿感凄清寒冷，加之光线也暗，更觉寒气难当。阿城捅开蜂窝煤炉，待火燃得旺了，便煮上一锅切面，寻来半棵白菜切了，丢进锅里，旋即找出半碗肉末儿炸酱，放在面条里一拌，一人一大碗。而这次也是吃面，但颇有个家的样子和气氛。
“最近还写了点什么？”我问。“去年又写了两个短篇《树桩》和《晚餐》，今年二月《中国作家》要发一个中篇《树王》，《人民文学》同时发一个中篇《孩子王》，”阿城说，“再下来是个《拳王》，写的都是知青题材和农场生活。”
“《滇池》编辑部要搞个笔会，约我参加，地点在昆明的宾馆，我没去。昆明的宾馆拉上窗帘与北京、上海的宾馆有什么区别？如果到下边走一走嘛，要有意思得多。所以《拉萨河》编辑部约我去西藏，我倒很想抽空走一趟。”《棋王》一炮打响后，阿城的这两间小东屋顿时应接不暇，全国各地不少文学刊物的编辑纷纷登门索稿，有时一天能来几拨，有的一拨能来上几次，这些天竟喝下5斤茶叶。
茶愈喝愈淡，谈兴却愈谈愈浓，不知不觉已到零点一刻，好在大家都习惯熬夜。我和平生起身告辞，蹬车急驰。虽是一月底，但北京这些天却出奇地暖和，连北海的冰面都被暖风咬开了口子，浸出水来。深夜的街上至为冷清，但华灯如昼。我和平生都为阿城的创作成绩感到高兴，的确，有一句欧洲谚语说得好：“是金子，总会闪光。”
时光荏苒，弹指间，我们已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且即将步入老年。我想，如果哪一天我和阿城再次相聚，他大抵还会是老样子——一袭深灰色中式罩衣，脸色依旧苍白，浅浅地笑着，相互叙说着别后的经历及深挚的思念……
编辑/王文娜wangwenna@yeah.net
自从阿城旅居美国后，关山阻隔，海天万里，音信渐稀。然而，当年我们在一起时的往事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许是年龄渐长，虽阅世更深，而少年、青年时的旧事反倒愈加清晰，历久而弥新。
西双版纳的知青岁月
我和阿城的相识是在他家，那个位于北京西城区新文化街的老住处。1966年，“文革”初的一天，两个同学约我一起到阿城家去。他是北京市35中的。35中在西城小有名气，主要是足球踢得好。记得那天只有阿城一人在家，小院里很安静，我们在书房的十几排书架旁交谈。书架上的书摆得满满的，大抵是中外文学名著、名人传记、文艺理论，以及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等，就像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面对书城，颇有些敬畏，我想阿城全家读书如此之多，一定很有学问。由于其后“文革”日趋动荡，与阿城分手后，竟没有再见面，但印象中总有他浅浅的笑和十几排满是书的书架。
谁知我和阿城的第二面竟是在万里之外的云南西双版纳。我于1969年10月“上山下乡”来到西双版纳第三水利工程团，先是修水库，后来经白族诗人晓雪的推荐来到西双版纳文工团（现在叫西双版纳歌舞团），作文学编导。
有一天，我和同为北京知青的张平生正在宿舍推敲一首新创作的歌曲，有人敲门，来者竟是八年未曾谋面的阿城。阿城依然是老样子，瘦瘦的，戴着当年知青常戴的白框深度眼镜，说话慢慢的，一点儿也不着急。大家叙说着各自的近况及各处见闻，感慨知青的境遇，忧虑着国家的未来。
“文革”中，西双版纳生活之苦是不消说的了，农场老职工、新职工工资都是28块，成为云南18怪中的一大怪：“爷爷、孙子都是28块”。米饭倒是足够吃，但缺油少肉，盐水泡饭加上腌酸菜是常有的。蔬菜品种少而单调，卷心菜、冬瓜、茄子、南瓜、黄瓜每样一吃就是一两个月，天天如是。可能是气候和水土所致，这些蔬菜的口味不佳，总体感觉是太“面”，与北京的根本没法比。倒是在山里采回的蘑菇、木耳、竹笋、蕨菜很是不错，但没有时间常去，只能偶一为之。当时，知青在云南的处境并不好，按云南一带老百姓的流行说法，这些大城市来的知青都不是好人，才给弄到这儿来的。也难怪，明清两代云南确实是朝廷刺配、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
临近中午，我们到街对面的小食馆买了一大盆煮好的米干（粉），几盘带皮的炒猪肉，食堂打来一盆煮青菜，多多地放了辣椒，三个人倒也胃口大开，直吃得“河枯海干”，扫荡以尽。后来，阿城带着在景洪采购的一些东西回景洪总场10分场去了。其后，阿城几次来景洪，因我随文工团赴外地演出，竟没有再碰上。
景洪总场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所属西双版纳六大农场之一，资格是最老的，场部临近景洪，十几个分场则很分散，尤其是新建的几个分场更为偏远，走上几天不一定到得了总场。10分场在去勐龙和打洛的路上，要先绕过曼飞龙水库，再到一个山洼才看得见。这个分场以种植巴西三叶橡胶树为主，兼营其他，成员和其他各农场差不多，分别为复员转业军人、湖南醴陵和云南墨江移民，以及新来不久的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的知识青年。
10分场有个农场子弟学校，阿城身体瘦弱，干重活儿吃不消，便被安排去教书。语文、数学、英语、美术、体育，赶上什么教什么，也谈不上正规，这倒便于老师自由发挥。阿城的女友罗丹也是北京知青，同在农场子弟学校教书，1973年回京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当老师。这在当时可算极少数的幸运者，在全国上山下乡知青中大约只占千分之一左右。
比起其他知青，阿城带的书要算最多的，有好几箱，装满了中外名著、美术之类。在枯燥单调的农场生活中，每到夜晚闲暇时，很多知青便聚到他住的茅草房，听他讲故事，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等。通常是一盏煤油灯下，人坐得满满的，烟头儿一亮一亮的。阿城讲到关键处，要休息一下，吊一吊听众的胃口，于是，有人便忙着给递上一支“春城”烟、往茶缸子里续水，并急不可待地询问：“后来怎么样了呢？”
“病退“回京
1977年末，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力主恢复废止了11年的高考，我从西双版纳考回北京，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由于接到录取通知书过晚，加之路途遥远，等我到校报到注册时，学校已经开课近三周了。同宿舍的胡晓义开玩笑说，同学们怀疑你已经在路上不幸罹难了。
1979年，张平生“病退”回京，我连忙向他打听阿城近况，知道他也办了“病退”，大约不久就会回来。后来，我和张平生一起代阿城去看望他父亲的老友赵。赵当时已经复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我们也抽空儿到阿城家去看望他的父母，听他母亲讲，罗丹一直在北京等他，也时常来探望二老，我们很感动。阿城的母亲那时已恢复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他父亲钟惦也已正式平反，家中好事连连，我们自然为阿城感到高兴。
阿城终于回来了，并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谋了个职业，后来在该公司的《世界图书》杂志做编辑工作。他和罗丹结了婚，借了同事一间小屋暂住，就在北京美术公司对面，是上世纪60年代北京兴建的简易居民楼，其设施十分简陋，生活起居颇为不便。我和张平生相约去看他，路上买了些啤酒和吃的东西，而阿城事先讲好要做一只白斩鸡。
这是一间大约只有12平方米的房间，两个书柜挤在墙角。屋里便只能放写字台、饭桌、单人沙发、双人床，堆满书籍、报刊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阿城临摹的意大利名画，床头正面墙上则是周思聪赠给钟老的一幅精心之作。由于还没用上煤气，吃饭得用煤油炉做。比起西双版纳，菜肴还算丰盛，几个人喝着啤酒，谈及在景洪吃米干，恍然有隔世之感。吃罢饭，罗丹忙着收拾好，沏上酽茶。我和平生都是出名的水罐子，茶沏得酽，也喝得多。阿城大抵还是老样子，只是烟抽得有些凶。
后来，北师大中文系学生会搞了个文学写作园地——《初航》，刊名请系主任萧璋教授题写。因时近清明，受同学们委托，我约请阿城画一幅周总理像，他很快便画好送来。这是一幅钢笔线条画，极有特色，大家看了都说好。阿城的美术和摄影造诣很深，其作品颇有独到之处，须细细品味，方知其妙处。后来，他和黄瑞、曲磊磊等又忙着搞“星星美展”和“四月影会”，在思维理念和艺术表现上有不少突破和开拓，影响所及竟遍至全国。至今，人们讨论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仍不能不提起“星星美展”和“四月影会”。
其后，因房主人要用房子，阿城夫妇连这小屋也住不成了，只得搬到定福庄二外的办公室去住了一段时间。定福庄靠近通县，那时交通很是不便，相互碰面的机会便不多，倒是常在电话中晤谈。后来，阿城谈及单位分给他两间小东屋，算是有了落脚之处，但接着罗丹便回娘家生孩子去了。“是个男孩，”阿城在电话中喜悦地告诉我。
《棋王》后的一夜
大约过了一年多，我又听到一个好消息，阿城的处女作《棋王》一炮而红，深受读者及专家们的赞誉，并被评为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便和张平生约好去看阿城。我从北新桥单位下班直接到德内大街，来得早些，而张平生要从魏公村中央民族歌舞团赶来，自然要晚。一进门，见阿城、罗丹正在吃饭，屋里很热，眼镜片一下子就蒙上了白蒙蒙的雾气。真是有日子没见了，罗丹比先前胖了些，说话还是轻声细语，而阿城仍是老样子，一袭深灰色的中式罩衣，瘦瘦的，脸色有些苍白。我说：“前不久我把《棋王》找来翻翻，的确不错。”“写着解解闷儿，”阿城说，语气淡淡的，一如他平时。
罗丹询及我未吃晚饭，便去厨房煮来一大碗挂面，高压锅里是冒着热气的清炖排骨、鸡块，桌上摆着辣椒酱、大蒜和一盘肉片炒荸荠。我细细地吃着，觉得很可口，阿城则坐在一旁吸着烟，翻看着那天刚买来的十几本书、画册和字帖。
目光所及，我忽然发现屋里变得干净、整齐了许多。北面墙上挂着拓印的郑板桥名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一旁是黄瑞的泼墨大写意，南墙上则是朱乃正的行草条幅：“法非法”，此外还有几幅欧美抽象派装饰画，很有些中西合璧的味道。此外，书柜、墙脚和沙发则满满的都是书，码放得很齐整，靠近门口处则摆放着新购置的十四英寸彩电和双卡收录机。
阿城的二哥随后也来了，他问阿城：“那个棋王是不是有生活原型？”“原型是有的，不过不是一个，而是几个凑成的。”阿城吸了一口烟：“平生，你还记得景洪农场那个何连生吧，他在景洪下过棋，把当地那些下棋的全镇了。我写《棋王》时，用了他下棋的那个场面。”平生和我都想起了这回事，那次，景洪农场的北京知青何连生在景洪下棋着实轰动，远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罗丹说，她三月份要到日本京都大学去教一年汉语，二外与京都大学是姊妹学校，相互交往很频繁。她担心：“走上一年，这屋里又该下不去脚了。”
我想起前年冬天第一次来小屋时的情景，电话里临时约好来看阿城的新居，当时罗丹带着孩子住在父母那里。下班后，阿城到北新桥路口等我，然后一起骑车来到德内大街这个平房大杂院。进院门往北走进一小夹道，地面坎坷不平，约摸走出十余米，便来到门前，但见门窗动摇，似有倒塌之虞。进得屋里，顿感凄清寒冷，加之光线也暗，更觉寒气难当。阿城捅开蜂窝煤炉，待火燃得旺了，便煮上一锅切面，寻来半棵白菜切了，丢进锅里，旋即找出半碗肉末儿炸酱，放在面条里一拌，一人一大碗。而这次也是吃面，但颇有个家的样子和气氛。
“最近还写了点什么？”我问。“去年又写了两个短篇《树桩》和《晚餐》，今年二月《中国作家》要发一个中篇《树王》，《人民文学》同时发一个中篇《孩子王》，”阿城说，“再下来是个《拳王》，写的都是知青题材和农场生活。”
“《滇池》编辑部要搞个笔会，约我参加，地点在昆明的宾馆，我没去。昆明的宾馆拉上窗帘与北京、上海的宾馆有什么区别？如果到下边走一走嘛，要有意思得多。所以《拉萨河》编辑部约我去西藏，我倒很想抽空走一趟。”《棋王》一炮打响后，阿城的这两间小东屋顿时应接不暇，全国各地不少文学刊物的编辑纷纷登门索稿，有时一天能来几拨，有的一拨能来上几次，这些天竟喝下5斤茶叶。
茶愈喝愈淡，谈兴却愈谈愈浓，不知不觉已到零点一刻，好在大家都习惯熬夜。我和平生起身告辞，蹬车急驰。虽是一月底，但北京这些天却出奇地暖和，连北海的冰面都被暖风咬开了口子，浸出水来。深夜的街上至为冷清，但华灯如昼。我和平生都为阿城的创作成绩感到高兴，的确，有一句欧洲谚语说得好：“是金子，总会闪光。”
时光荏苒，弹指间，我们已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且即将步入老年。我想，如果哪一天我和阿城再次相聚，他大抵还会是老样子——一袭深灰色中式罩衣，脸色依旧苍白，浅浅地笑着，相互叙说着别后的经历及深挚的思念……
编辑/王文娜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