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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必须依靠创新,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学校抓起,把创新精神贯穿到各类学校的日常教学中去,使之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
【关键词】创新创新能力教育
The Innovation ability Should Work from the School
Yan Xuejiao
【Abstract】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in our country must rely on innovation,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really should start from school to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through to the daily teaching of various schools to make it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InnovationInnovation abilityEducation
今天,我们的党和国家都十分重视创新,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搞了许多“创新工程”、“创新计划”,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因为,我们要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最终要赶上和超过他们,就必须在自主发展科学的同时大力加强对技术的自主研究和开发,而这一切都得依靠各类创新人才。
创新人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领军人物如群龙无首。2008年12月16日,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名芝加哥公立学校学区首席执行官阿恩•邓肯为新一届政府的教育部长,赋予邓肯提升美国教育竞争力的使命。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说:“如果美国想在明天拥有领先世界的竞争力,就必须在今天拥有领先世界的教育。”2002年1月,美国科学院就如何使美国继续发展向国会提出了建议。出人意料的是,建议中对于特定的学科领域只字未提,而是建议美国政府从现在起,培养一万名好老师,在每个老师的职业生涯中,再培养一千名好学生,这样美国就有救了。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当今屹立世界各国之上,这就归功于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届政府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分不开的。[1]
2005年的春节期间,钱学森对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恺切陈词:“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九旬老翁钱学森在抨击当前的教育制度的时候,毫不留情:“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钱学森所指,从本质上说,是今天教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缺失。
首先,我们的教育历来不鼓励创新,从应试教育到应试科研,整个教育体系抹煞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如果小学生、中学生唯一的任务就是考进大学,那么学生一旦考入大学后学习的兴趣就没有了。学习应该是最有乐趣的事情,是一个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现在却成了生命中最痛苦的东西。应试教育、应试科研体系把人培养坏了,最好的学生多半是那些听得最用心、记得最认真、考得最全面的“复读机”。国内有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甚至以政府红头文件形式要求狠抓应试教育,要求老师放手使用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凡是能够提高成绩和升学率的措施就要大胆地使用。再加上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财力不够,绝大多数学校没条件搞小班教学,一堂课几十上百号人听,只好采取“填鸭式”、“满堂灌”,师生之间互动不足。不像在发达国家,从小学到大学都尽可能实行小班制,讨论式、启发式上课,鼓励学生发表意见,特别是和老师不一致的意见。[2]
近日,北京学生科技教育成果展示会上,许多中小学校的学生向社会公众展示了他们亲手创作的科技作品,有二十名学生因此获得了“首届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不过在获奖背后,是许多学生“冒着”考不上好高中、好大学的风险。而在一些辅导老师的眼里,学生的创新意识早已被升學所“绑架”。一位获奖的中学生认为,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感激学校、老师,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即使学习成绩不那么好,但在“科技创新的天地里”依然能受到尊重,辅导老师把他们看成了“宝贝”。他们在思考、创作的时候,很开心,很快乐,根本没有“分数、升学的威胁”。
确实,在科技创新、发明创造上,那些平日里只知道埋头苦学的孩子,在创造性思维上并不比那些有思想、爱动脑筋,但学习成绩不怎么优秀的孩子强,这些“较笨”的孩子很专注,经常会产生些怪念头,让辅导老师都很惊讶。
然而一些学生要想继续自己的创新梦想,前提是学习成绩必须优秀。如果考不上好高中,家长就会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因为在分数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学校与学生创新、发明的意愿非常强,但每当学生升入初三、高二的时候,由于中考、高考的原因,让很多学生在继续科技创新上打了折扣,意识也逐步减弱。为了考大学要把一些“古怪念头”、“科学狂想”放弃,几乎成了每个学生无法逃避的宿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些观点被普遍认同:中国学生的数理化成绩要比同龄的美国孩子好,中国学生基础知识要扎实得多,只是创新能力差一些。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对这种观点毫不客气地泼了瓢冷水:“这都是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在美国比较好的中小学校里,中国学生念的功课,他们也都是要学的,而且学得很灵活,绝对不是像中国那样填鸭式地教,学生只知道死记硬背。
实际上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一些重大航空航天研究成果起初并不是来源于郑重其事的规划,而是来自于一些“怪想种子”,其中不少是大学生或中小学生的奇思妙想。这些“古怪念头”,并没有受到科学家云集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嘲讽或批驳,而是如获至宝。为了搜索这些科学怪论,美国航空航天局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先进概念研究所”,每年都资助十二个极有创意的“科学狂想”,我国的中学生太空养蚕就是其一。相比之下,中国有时对“科学狂想”过于“讲科学”了,特别是对孩子们的“古怪念头”和创新做法不当一回事,将“异类”的孩子纳入某个“标准”或轨道,如中考、高考。
今年所谓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偏才怪才几乎没有,每个中学校长为了避免压力,不得不“保守”地选择分数高的孩子,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青少年发明家”,根本没有机会入选。出现这样的状况不仅折射出所谓素质教育与高考入学资格的矛盾,也反映出在如何对待孩子的创新能力和“出格人才”方面的困惑和无奈。我们如果一味坚守高校录取标准,有可能耽误一些奇才,甚至影响到更多孩子热爱科学和创新思维的积极性和行动。
许多大学生即使在中国一流高校读了四年书,经常是一堂讨论班也没有上过。很少有一位老师上课时突然转向学生说:“xxx,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没有讨论班,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缺失之一,其后果也非常严重。从1998年开始,内地高校连续扩招,师学比急剧上升,再加上老教师的退休,学生几乎上大课,2-3个班级甚至4-5个班级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在上海许多高校是普遍现象。基础课上大课还可应付,但上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仍上大课的话,教学效果就难以保证,教师与学生难以互动,更不用说讨论、提问和启发式上课了。在上海某高校的一次教学质量学生座谈会上,很多同学纷纷提出对于专业课的学习小班教学的效果较好,建议学校尽量安排小型化的教学。目前全国有不少高校把校区搬到了相对偏远的大学城。老师为了减少路途上的时间,课程安排就相对集中。在上海松江大学城的七所高校里,有的老师甚至一周就到校一、二天,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好不容易等到下课,学生欲请老师答疑解惑,或者与老师讨论、提问,老师无奈作答:对不起,我还要赶上下一班级的课、回家的班车!
其次,近年来,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所取得的成就举世震惊,但我们认真仔细地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这多半是靠拷贝、模仿别人发明的技术,我们自主创新的成果总体上还乏善可陈。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初期,拷贝、模仿也许是条绕不开的路,就像小学生写毛笔字一开始要从模仿性的描红学起一样,但是进了大学就绝不能再满足于拷贝、模仿别人了。借用一句伟人的话,要发展中国人的创新精神,也应该从学校的娃娃抓起。当然,具体如何创新很难在课堂上直接讲授,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学校里制造创新的气氛和条件,关键在一种校园文化的转换——把老师讲学生记的“独白文化”改变成师生互听互动的“对话文化”。[3]对话是思想的碰撞,对话能让学生通过积极的思考来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老师所讲的一切。从课程设置来看,在各类专业课中增加讨论课、案例分析,以鼓励学生与老师对话交流、激发创新灵感,这些方式适用于所有学生,它不仅教人能说会道,更重要的是教人思维敏捷,善于出新。不要指望创新有几个聪明人在课外拍拍脑袋就可以想出来,创新来自思想的碰撞,来自开放的头脑的对话,这些需要条件,这样的人才需要长期训练,而这样的训练应该从学校的每一天开始。
再次,我们的教育中还有很多不正常现象,例如在大学不管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在做毕业论文时,普遍存在着下列的情况:尽管许多论文往往以“研究”为题目,制作了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但整个论文却没有提出任何研究性的问题来,当然就更谈不上回答和解决了任何问题。这样的论文往往归纳和重复着别人已有的知识和信息,停留在对现有的知识存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而没有作出任何创新性的贡献。尤其是在文科、经管类的毕业论文显得特别突出,在因特网高度发达、搜索引擎工具不断更新的今天,学生非常方便地通过因特网、搜索引擎完成一篇“所谓的毕业论文”。
在国内的教育界,学生从小学到读完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后,很少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做研究,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做研究”这个问题,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而喻、人人皆知的事情。而在国外的各类学校,研究存在于每一个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一件伴随着孩子成长过程的极为平凡和普通的事情。但另一方面,研究的习惯和能力既需要学习和培养,又是一个涉及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大系统工程。
在美国,思辨能力的训练自幼儿园开始就是教育的重点。老师给孩子们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或辩论。许多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的准备。而现在国内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从他们研究、思考和做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培养自主思考、创新的开端。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
最后,现在国内各种学术讲座、科普类报告会不少,听众也很踊跃,不过争先恐后提问的情况还不多见,个别演讲会或报告会在进入听众提问环节时还会出现冷场的尴尬。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专家的报告会,常常会发生听众不敢提问的情况。相较于国外此类讲座的提问盛况,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听众质疑精神不够。这又让我想起作为一名从码头工人成长起来的发明家包起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创新最重要一点是敢于质疑,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4]
一个人提问题的能力、勇气实际上是从很小的时候、很小的事情上一步一步培养出来的,孩子从小就在生活中学习如何提出问题和思考問题,进而寻找解决的办法、答案。当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常常要面对父母、老师和领导向他们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喜欢提问题、提很多问题的孩子往往是喜欢动脑子、喜欢学习、不人云亦云的孩子。如果没有人为和环境的压制,这种提问题、爱思考的本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得到不断地发展和深化,并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加,逐渐变成一种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现实中孩子这种提问题、爱思考的能力和本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弱化和消失了。然而,在中国的学校,老师永远是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威,学习就是模仿,独立思考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小学作文,春天一定是美丽的,不能是疾病盛行的;中学作文,节日一定是欢庆的,不能是疲惫的;读硕读博,就是跟着导师亦步亦趋,实际上在科学的领域里人人平等。
我们的许多父母、老师和领导,并不喜欢孩子老爱提问题,特别是提出那些挑战父母、老师和领导权威的问题。最好是大人说什么,孩子就乖乖地听话照办。乖孩子几乎就是听话孩子的同义词,而听话的孩子当然是那些不提出疑问的孩子。我们各级学校里的许多老师,也不喜欢那些爱提问题的学生,特别是提出那些老师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让老师下不了台、挂不住脸面。我们的许多领导更是对那些喜欢提问题的下属“不感冒”。许多领导喜欢的是成绩汇报,提问题往往成为对领导的不尊敬、不服从,甚至是犯上作乱。下级最好也是将一套事先准备好的“标准答案”按原包装还给上级。我们的社会也不太鼓励人们质疑。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我们提问题的能力和本领慢慢地被压抑住、弱化,并逐渐消失了。
实际上允许和鼓励人们提问题,意味着允许选择的存在。如果只有一种结果,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提问题便失去意义和必要。允许和鼓励人们提问题,还意味着允许对真理进行探索和追求。真理往往是丰富多彩的,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一种过程。只有通过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使我们不断地发现真理和接近真理。允许和鼓励人们提问题,也意味着允许对传统、现状和权威进行质疑和挑战。如果我们只能全盘接受,不能进行任何改变、创新,提问题也会失去其存在的重要意义。要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关键从学校抓起。老师在指导每一个学生时,就应该首先告诉学生,你的任务就是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并且试着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研究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然而研究能力需要培养和实践。研究和创新的关键环节在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实行创新性教育,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中国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必须依靠创新,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学校抓起,把创新精神贯穿到各类学校的日常教学中去,使之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
参考文献
1 卜晓明.篮球高手 将出任教育部长[N].解放日报.2008. 12.18(6)
2 苏军.近半学校不设研究型课程[N].文汇报.2009.08.03(10)
3 张幼文.在扩大开放中实现自主创新[N].文汇报.2008. 01.07(11)
4 姜澎.缺乏原创影响中国大学竞争力[N].文汇报.2008.08. 17(4)
【关键词】创新创新能力教育
The Innovation ability Should Work from the School
Yan Xuejiao
【Abstract】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in our country must rely on innovation,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really should start from school to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through to the daily teaching of various schools to make it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InnovationInnovation abilityEducation
今天,我们的党和国家都十分重视创新,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搞了许多“创新工程”、“创新计划”,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因为,我们要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最终要赶上和超过他们,就必须在自主发展科学的同时大力加强对技术的自主研究和开发,而这一切都得依靠各类创新人才。
创新人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领军人物如群龙无首。2008年12月16日,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名芝加哥公立学校学区首席执行官阿恩•邓肯为新一届政府的教育部长,赋予邓肯提升美国教育竞争力的使命。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说:“如果美国想在明天拥有领先世界的竞争力,就必须在今天拥有领先世界的教育。”2002年1月,美国科学院就如何使美国继续发展向国会提出了建议。出人意料的是,建议中对于特定的学科领域只字未提,而是建议美国政府从现在起,培养一万名好老师,在每个老师的职业生涯中,再培养一千名好学生,这样美国就有救了。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当今屹立世界各国之上,这就归功于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届政府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分不开的。[1]
2005年的春节期间,钱学森对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恺切陈词:“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九旬老翁钱学森在抨击当前的教育制度的时候,毫不留情:“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钱学森所指,从本质上说,是今天教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缺失。
首先,我们的教育历来不鼓励创新,从应试教育到应试科研,整个教育体系抹煞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如果小学生、中学生唯一的任务就是考进大学,那么学生一旦考入大学后学习的兴趣就没有了。学习应该是最有乐趣的事情,是一个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现在却成了生命中最痛苦的东西。应试教育、应试科研体系把人培养坏了,最好的学生多半是那些听得最用心、记得最认真、考得最全面的“复读机”。国内有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甚至以政府红头文件形式要求狠抓应试教育,要求老师放手使用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凡是能够提高成绩和升学率的措施就要大胆地使用。再加上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财力不够,绝大多数学校没条件搞小班教学,一堂课几十上百号人听,只好采取“填鸭式”、“满堂灌”,师生之间互动不足。不像在发达国家,从小学到大学都尽可能实行小班制,讨论式、启发式上课,鼓励学生发表意见,特别是和老师不一致的意见。[2]
近日,北京学生科技教育成果展示会上,许多中小学校的学生向社会公众展示了他们亲手创作的科技作品,有二十名学生因此获得了“首届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不过在获奖背后,是许多学生“冒着”考不上好高中、好大学的风险。而在一些辅导老师的眼里,学生的创新意识早已被升學所“绑架”。一位获奖的中学生认为,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感激学校、老师,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即使学习成绩不那么好,但在“科技创新的天地里”依然能受到尊重,辅导老师把他们看成了“宝贝”。他们在思考、创作的时候,很开心,很快乐,根本没有“分数、升学的威胁”。
确实,在科技创新、发明创造上,那些平日里只知道埋头苦学的孩子,在创造性思维上并不比那些有思想、爱动脑筋,但学习成绩不怎么优秀的孩子强,这些“较笨”的孩子很专注,经常会产生些怪念头,让辅导老师都很惊讶。
然而一些学生要想继续自己的创新梦想,前提是学习成绩必须优秀。如果考不上好高中,家长就会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因为在分数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学校与学生创新、发明的意愿非常强,但每当学生升入初三、高二的时候,由于中考、高考的原因,让很多学生在继续科技创新上打了折扣,意识也逐步减弱。为了考大学要把一些“古怪念头”、“科学狂想”放弃,几乎成了每个学生无法逃避的宿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些观点被普遍认同:中国学生的数理化成绩要比同龄的美国孩子好,中国学生基础知识要扎实得多,只是创新能力差一些。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对这种观点毫不客气地泼了瓢冷水:“这都是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在美国比较好的中小学校里,中国学生念的功课,他们也都是要学的,而且学得很灵活,绝对不是像中国那样填鸭式地教,学生只知道死记硬背。
实际上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一些重大航空航天研究成果起初并不是来源于郑重其事的规划,而是来自于一些“怪想种子”,其中不少是大学生或中小学生的奇思妙想。这些“古怪念头”,并没有受到科学家云集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嘲讽或批驳,而是如获至宝。为了搜索这些科学怪论,美国航空航天局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先进概念研究所”,每年都资助十二个极有创意的“科学狂想”,我国的中学生太空养蚕就是其一。相比之下,中国有时对“科学狂想”过于“讲科学”了,特别是对孩子们的“古怪念头”和创新做法不当一回事,将“异类”的孩子纳入某个“标准”或轨道,如中考、高考。
今年所谓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偏才怪才几乎没有,每个中学校长为了避免压力,不得不“保守”地选择分数高的孩子,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青少年发明家”,根本没有机会入选。出现这样的状况不仅折射出所谓素质教育与高考入学资格的矛盾,也反映出在如何对待孩子的创新能力和“出格人才”方面的困惑和无奈。我们如果一味坚守高校录取标准,有可能耽误一些奇才,甚至影响到更多孩子热爱科学和创新思维的积极性和行动。
许多大学生即使在中国一流高校读了四年书,经常是一堂讨论班也没有上过。很少有一位老师上课时突然转向学生说:“xxx,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没有讨论班,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缺失之一,其后果也非常严重。从1998年开始,内地高校连续扩招,师学比急剧上升,再加上老教师的退休,学生几乎上大课,2-3个班级甚至4-5个班级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在上海许多高校是普遍现象。基础课上大课还可应付,但上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仍上大课的话,教学效果就难以保证,教师与学生难以互动,更不用说讨论、提问和启发式上课了。在上海某高校的一次教学质量学生座谈会上,很多同学纷纷提出对于专业课的学习小班教学的效果较好,建议学校尽量安排小型化的教学。目前全国有不少高校把校区搬到了相对偏远的大学城。老师为了减少路途上的时间,课程安排就相对集中。在上海松江大学城的七所高校里,有的老师甚至一周就到校一、二天,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好不容易等到下课,学生欲请老师答疑解惑,或者与老师讨论、提问,老师无奈作答:对不起,我还要赶上下一班级的课、回家的班车!
其次,近年来,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所取得的成就举世震惊,但我们认真仔细地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这多半是靠拷贝、模仿别人发明的技术,我们自主创新的成果总体上还乏善可陈。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初期,拷贝、模仿也许是条绕不开的路,就像小学生写毛笔字一开始要从模仿性的描红学起一样,但是进了大学就绝不能再满足于拷贝、模仿别人了。借用一句伟人的话,要发展中国人的创新精神,也应该从学校的娃娃抓起。当然,具体如何创新很难在课堂上直接讲授,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学校里制造创新的气氛和条件,关键在一种校园文化的转换——把老师讲学生记的“独白文化”改变成师生互听互动的“对话文化”。[3]对话是思想的碰撞,对话能让学生通过积极的思考来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老师所讲的一切。从课程设置来看,在各类专业课中增加讨论课、案例分析,以鼓励学生与老师对话交流、激发创新灵感,这些方式适用于所有学生,它不仅教人能说会道,更重要的是教人思维敏捷,善于出新。不要指望创新有几个聪明人在课外拍拍脑袋就可以想出来,创新来自思想的碰撞,来自开放的头脑的对话,这些需要条件,这样的人才需要长期训练,而这样的训练应该从学校的每一天开始。
再次,我们的教育中还有很多不正常现象,例如在大学不管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在做毕业论文时,普遍存在着下列的情况:尽管许多论文往往以“研究”为题目,制作了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但整个论文却没有提出任何研究性的问题来,当然就更谈不上回答和解决了任何问题。这样的论文往往归纳和重复着别人已有的知识和信息,停留在对现有的知识存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而没有作出任何创新性的贡献。尤其是在文科、经管类的毕业论文显得特别突出,在因特网高度发达、搜索引擎工具不断更新的今天,学生非常方便地通过因特网、搜索引擎完成一篇“所谓的毕业论文”。
在国内的教育界,学生从小学到读完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后,很少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做研究,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做研究”这个问题,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而喻、人人皆知的事情。而在国外的各类学校,研究存在于每一个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一件伴随着孩子成长过程的极为平凡和普通的事情。但另一方面,研究的习惯和能力既需要学习和培养,又是一个涉及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大系统工程。
在美国,思辨能力的训练自幼儿园开始就是教育的重点。老师给孩子们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或辩论。许多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的准备。而现在国内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从他们研究、思考和做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培养自主思考、创新的开端。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
最后,现在国内各种学术讲座、科普类报告会不少,听众也很踊跃,不过争先恐后提问的情况还不多见,个别演讲会或报告会在进入听众提问环节时还会出现冷场的尴尬。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专家的报告会,常常会发生听众不敢提问的情况。相较于国外此类讲座的提问盛况,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听众质疑精神不够。这又让我想起作为一名从码头工人成长起来的发明家包起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创新最重要一点是敢于质疑,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4]
一个人提问题的能力、勇气实际上是从很小的时候、很小的事情上一步一步培养出来的,孩子从小就在生活中学习如何提出问题和思考問题,进而寻找解决的办法、答案。当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常常要面对父母、老师和领导向他们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喜欢提问题、提很多问题的孩子往往是喜欢动脑子、喜欢学习、不人云亦云的孩子。如果没有人为和环境的压制,这种提问题、爱思考的本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得到不断地发展和深化,并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加,逐渐变成一种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现实中孩子这种提问题、爱思考的能力和本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弱化和消失了。然而,在中国的学校,老师永远是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威,学习就是模仿,独立思考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小学作文,春天一定是美丽的,不能是疾病盛行的;中学作文,节日一定是欢庆的,不能是疲惫的;读硕读博,就是跟着导师亦步亦趋,实际上在科学的领域里人人平等。
我们的许多父母、老师和领导,并不喜欢孩子老爱提问题,特别是提出那些挑战父母、老师和领导权威的问题。最好是大人说什么,孩子就乖乖地听话照办。乖孩子几乎就是听话孩子的同义词,而听话的孩子当然是那些不提出疑问的孩子。我们各级学校里的许多老师,也不喜欢那些爱提问题的学生,特别是提出那些老师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让老师下不了台、挂不住脸面。我们的许多领导更是对那些喜欢提问题的下属“不感冒”。许多领导喜欢的是成绩汇报,提问题往往成为对领导的不尊敬、不服从,甚至是犯上作乱。下级最好也是将一套事先准备好的“标准答案”按原包装还给上级。我们的社会也不太鼓励人们质疑。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我们提问题的能力和本领慢慢地被压抑住、弱化,并逐渐消失了。
实际上允许和鼓励人们提问题,意味着允许选择的存在。如果只有一种结果,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提问题便失去意义和必要。允许和鼓励人们提问题,还意味着允许对真理进行探索和追求。真理往往是丰富多彩的,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一种过程。只有通过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使我们不断地发现真理和接近真理。允许和鼓励人们提问题,也意味着允许对传统、现状和权威进行质疑和挑战。如果我们只能全盘接受,不能进行任何改变、创新,提问题也会失去其存在的重要意义。要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关键从学校抓起。老师在指导每一个学生时,就应该首先告诉学生,你的任务就是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并且试着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研究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然而研究能力需要培养和实践。研究和创新的关键环节在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实行创新性教育,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中国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必须依靠创新,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学校抓起,把创新精神贯穿到各类学校的日常教学中去,使之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
参考文献
1 卜晓明.篮球高手 将出任教育部长[N].解放日报.2008. 12.18(6)
2 苏军.近半学校不设研究型课程[N].文汇报.2009.08.03(10)
3 张幼文.在扩大开放中实现自主创新[N].文汇报.2008. 01.07(11)
4 姜澎.缺乏原创影响中国大学竞争力[N].文汇报.2008.08. 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