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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木雕》的结尾经过教材编辑者的修改，修改后的结尾是这样的：我呆呆地望着她，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因为我对朋友反悔了。我做了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事呀！可是，这能全怪我吗？这个结尾值得商榷。首先这个结尾在写作思路上有错乱之处。当“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路上”，感觉着万芳“她不会再跟我好了……”的时候，万芳跑了过来，塞给我小刀，对我说“咱俩还是好朋友……”，我“止不住流下了眼泪”。这眼泪不单“伤心”，更多的怕是喜悦，感激，对友谊回归的喜悦，对万芳体谅自己的感激。所以在这后面紧接着说，“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因为我对朋友反悔了。我做了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事呀！”，是不符合人物当此情境下的心理的。在激动时刻流下伤心眼泪，不仅语言生硬，而且也是思维混乱的表现。作者（包括修改者，下同）过强理性诉求欲望往往要影响到他对事件客观叙述。这可以从打架人的陈述总是偏利自己中得到印证。“主题先行”之下，有时在情节与情节之间，会缺少生活的润滑性，变得生硬起来，给人以“做作”之感。
这“伤心的泪水”出现在我要回羚羊木雕，感觉友谊破裂之后，即放在“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路上”之后，或许是真实的。羚羊木雕回来了，非但没有喜悦，反而伴随着纯真友谊破裂的伤心、反悔的自责、对父母逼迫的无奈与埋怨，不被父母尊重、不为朋友理解的那份委屈与孤独，才“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路上”；也只有在这样的心理之下才能感觉到身外的月亮“冷冷的”，取相互映衬的作用。
其次这个结尾造成文章客观的丰富内涵与作家欲强化的主观思想没能有效对接。记得托尔斯泰写到安娜之死的时候痛哭流涕，说是安娜要死了，他没有办法拯救她。这表明好作品一经产生，便有它自己必然的发展；作家要保证作品在必然的发展轨道上运行，一旦背离必然发展轨道，作品往往难以成功。张恨水不肯写《啼笑因缘》的续集，写了之后也没有产生原作那样的轰动效应，算是又一不错的例证。
人教社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在课文研讨二问题研究中指出：作者的感情倾向是怎样的？应该从文本中感受作者的感情倾向。例如作者借奶奶之口，说“算了吧，这样多不好”，结尾说“这能全怪我吗”，言下之意“我”是被逼的，怪只怪父母。父母的话，特别是妈妈的话，句句生硬。课文叙述“我”和万芳的友谊是多么真挚深厚，着力渲染童心的美好，父母的威逼有如无情的风雨摧残了娇艳的鲜花。作者的倾向很明显：儿童心灵多么美好，尽管他们幼稚，但是不能粗暴地伤害他们的心灵。孩子的心灵比任何贵重的东西更加贵重，只知东西贵重，不知孩子心灵贵重，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儿童文学中，作家有意识地要强化某种思想情绪是正常的，但总归主要是写给儿童看的吧。要是转而变成给儿童的家长看，怕是弄错了对象。把作品比作风景区，旁逸的风景或许诱人，总不如服务区的精彩。谁有意无意地引人走出服务区，都有买椟还珠之嫌。上面提到的“伤心眼泪”是不是就有这样的倾向？本文明白说“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就是强调了父母逼“我”要回羚羊木雕给“我”带来的伤害。“可是这能全怪我吗”，“全”字不可有可无的，“全”字首先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指出了别人应负的责任。语气上看有无奈，有幽怨，也是在重申受逼的伤害。以致如此浅显的文字，连《教师教学用书》这种权威指导书，也视“全”字为无物，“怪只怪父母”。
成熟的文本自有客观的真实。本文中，妈妈焦急追问，爸爸字斟句酌，即便是“我”，心虚得“小声地说”和进行撒娇式撒谎，其实就要传达一个信息：贵重的东西不能随便送人。要强调“随便”两字，不是不能送，爸爸就把羚羊木雕送给我了，是不能随便送。小伙伴固然仗义，可是羚羊木雕太贵重，超出了“礼”的范围。“礼”之上有“禄”，有“贿”。无功不受禄，受贿是犯罪。生活中的不知检点，可能会潜移默化地致人陷入法律上的不知轻重。不然，万芳的妈妈怎么会吓一跳：“哎呀！你怎么能拿人家这么贵重的东西呢！”“看我待会儿揍她！”说揍未必当真，不能要人家贵重的东西，却是板上钉钉。
再次这个结尾事实上误导了读者。我们在作者感情倾向怎样中已经指出《教师教学用书》的误读，下面再从别的角度谈这个结尾给读者的误导。
逼“我”要回羚羊木雕，意味着“大人”只看重物质，轻视孩子心灵吗？万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进家门，万芳妈妈还想揍她哩，就很能说明问题。“算了吧，这样多不好。”奶奶确实想息事宁人，对贵重的东西放得开的心胸倒也不是装出来的。奶奶有隔辈的慈爱；爸爸妈妈不肯让孩子随便送，万芳妈妈不肯让孩子接受贵重物品，关注的怕恰恰是孩子心灵的成长吧。“父母之爱子，在为计之深远。”
要回羚羊木雕，粗暴地伤害孩子的心灵了吗？“我”似乎受到伤害了，“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因为我对朋友反悔了。我做了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事呀！”然而追根究底，“我”伤心的根本原因在于担心“我”和万芳的友谊破裂：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万芳已经不见了，她不会再跟我好了……因此万芳说了咱俩还是好朋友之后，便当柳暗花明，春暖花开，“天空不留痕迹，鸟儿已经飞过。”万芳从“已经不见”到“忽然跑来”，其间应该有一个心灵变化的过程，且必定跟万芳妈妈教育的有关。惜乎课文未作暗示，使得万芳的转化变得没来由，似乎“造作”。万芳能够不计前嫌，和“我”重归和好，心灵没有受到伤害是肯定的，倒更证明了孩子的心灵确实美好，不是贵重的物品所能污染的，她们的友谊確实纯洁，经得起风波。可惜文本洋溢着的生命气息，为动机太强烈的写作者和铁口不二的解读者所忽视。
“可是，这能全怪我吗？”真是石破天惊的一问，结构上也能绾合起全文，引人躬身自问和深深思索。造成“我”反悔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妈妈们逼“我”要回已经送出去的羚羊木雕，而是父母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告诉孩子贵重物品是不能随便送人的；万芳接受“我”太贵重的东西，被追回，也是必然的，她的背后也是父母教育责任的缺失。作者借“我”的嘴表达了对父母教育责任缺位的忧虑，起一种警世的作用。可是有多少人读到这层意思了。
这“伤心的泪水”出现在我要回羚羊木雕，感觉友谊破裂之后，即放在“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路上”之后，或许是真实的。羚羊木雕回来了，非但没有喜悦，反而伴随着纯真友谊破裂的伤心、反悔的自责、对父母逼迫的无奈与埋怨，不被父母尊重、不为朋友理解的那份委屈与孤独，才“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路上”；也只有在这样的心理之下才能感觉到身外的月亮“冷冷的”，取相互映衬的作用。
其次这个结尾造成文章客观的丰富内涵与作家欲强化的主观思想没能有效对接。记得托尔斯泰写到安娜之死的时候痛哭流涕，说是安娜要死了，他没有办法拯救她。这表明好作品一经产生，便有它自己必然的发展；作家要保证作品在必然的发展轨道上运行，一旦背离必然发展轨道，作品往往难以成功。张恨水不肯写《啼笑因缘》的续集，写了之后也没有产生原作那样的轰动效应，算是又一不错的例证。
人教社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在课文研讨二问题研究中指出：作者的感情倾向是怎样的？应该从文本中感受作者的感情倾向。例如作者借奶奶之口，说“算了吧，这样多不好”，结尾说“这能全怪我吗”，言下之意“我”是被逼的，怪只怪父母。父母的话，特别是妈妈的话，句句生硬。课文叙述“我”和万芳的友谊是多么真挚深厚，着力渲染童心的美好，父母的威逼有如无情的风雨摧残了娇艳的鲜花。作者的倾向很明显：儿童心灵多么美好，尽管他们幼稚，但是不能粗暴地伤害他们的心灵。孩子的心灵比任何贵重的东西更加贵重，只知东西贵重，不知孩子心灵贵重，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儿童文学中，作家有意识地要强化某种思想情绪是正常的，但总归主要是写给儿童看的吧。要是转而变成给儿童的家长看，怕是弄错了对象。把作品比作风景区，旁逸的风景或许诱人，总不如服务区的精彩。谁有意无意地引人走出服务区，都有买椟还珠之嫌。上面提到的“伤心眼泪”是不是就有这样的倾向？本文明白说“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就是强调了父母逼“我”要回羚羊木雕给“我”带来的伤害。“可是这能全怪我吗”，“全”字不可有可无的，“全”字首先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指出了别人应负的责任。语气上看有无奈，有幽怨，也是在重申受逼的伤害。以致如此浅显的文字，连《教师教学用书》这种权威指导书，也视“全”字为无物，“怪只怪父母”。
成熟的文本自有客观的真实。本文中，妈妈焦急追问，爸爸字斟句酌，即便是“我”，心虚得“小声地说”和进行撒娇式撒谎，其实就要传达一个信息：贵重的东西不能随便送人。要强调“随便”两字，不是不能送，爸爸就把羚羊木雕送给我了，是不能随便送。小伙伴固然仗义，可是羚羊木雕太贵重，超出了“礼”的范围。“礼”之上有“禄”，有“贿”。无功不受禄，受贿是犯罪。生活中的不知检点，可能会潜移默化地致人陷入法律上的不知轻重。不然，万芳的妈妈怎么会吓一跳：“哎呀！你怎么能拿人家这么贵重的东西呢！”“看我待会儿揍她！”说揍未必当真，不能要人家贵重的东西，却是板上钉钉。
再次这个结尾事实上误导了读者。我们在作者感情倾向怎样中已经指出《教师教学用书》的误读，下面再从别的角度谈这个结尾给读者的误导。
逼“我”要回羚羊木雕，意味着“大人”只看重物质，轻视孩子心灵吗？万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进家门，万芳妈妈还想揍她哩，就很能说明问题。“算了吧，这样多不好。”奶奶确实想息事宁人，对贵重的东西放得开的心胸倒也不是装出来的。奶奶有隔辈的慈爱；爸爸妈妈不肯让孩子随便送，万芳妈妈不肯让孩子接受贵重物品，关注的怕恰恰是孩子心灵的成长吧。“父母之爱子，在为计之深远。”
要回羚羊木雕，粗暴地伤害孩子的心灵了吗？“我”似乎受到伤害了，“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因为我对朋友反悔了。我做了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事呀！”然而追根究底，“我”伤心的根本原因在于担心“我”和万芳的友谊破裂：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万芳已经不见了，她不会再跟我好了……因此万芳说了咱俩还是好朋友之后，便当柳暗花明，春暖花开，“天空不留痕迹，鸟儿已经飞过。”万芳从“已经不见”到“忽然跑来”，其间应该有一个心灵变化的过程，且必定跟万芳妈妈教育的有关。惜乎课文未作暗示，使得万芳的转化变得没来由，似乎“造作”。万芳能够不计前嫌，和“我”重归和好，心灵没有受到伤害是肯定的，倒更证明了孩子的心灵确实美好，不是贵重的物品所能污染的，她们的友谊確实纯洁，经得起风波。可惜文本洋溢着的生命气息，为动机太强烈的写作者和铁口不二的解读者所忽视。
“可是，这能全怪我吗？”真是石破天惊的一问，结构上也能绾合起全文，引人躬身自问和深深思索。造成“我”反悔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妈妈们逼“我”要回已经送出去的羚羊木雕，而是父母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告诉孩子贵重物品是不能随便送人的；万芳接受“我”太贵重的东西，被追回，也是必然的，她的背后也是父母教育责任的缺失。作者借“我”的嘴表达了对父母教育责任缺位的忧虑，起一种警世的作用。可是有多少人读到这层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