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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这一概念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早在《周易》中就提出“立象以尽意”“观物以取象”等命题。意象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人将其感知到的不同景观融汇加工成独具韵味的诗文，借此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心情心绪，正如叶朗所言：“诗是审美意象，是情景的统一，审美意象直接在审美感兴中产生，是对于审美自然的真实反映。”诗歌意象不仅记录了客观的景观形象，还承载着诗人丰沛的情感。
诗歌的创作与产生受到特定地域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地域环境限制着诗人的文化感知与创造活动，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学表达与地方意义。近年来文学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等学派对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地理空间以及地方意义的关注和重视，都为本文研究特定时期的“中京诗”所蕴含的地方意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基于此，笔者对“中京诗”中所蕴含的文化景观意象及其所寄托的诗人主体情感进行研究，探讨其所承载的地方意义，旨在为丰富当代中华民族文化、树立“辽中京”地区独特文化形象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京诗简介
辽朝（907—1125）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共传九帝，曾建立五个都城，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其中中京城是辽朝最大的都城，现今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境内，处于辽河上游。自古就是使者使辽的必经之地，也因其优良的地理环境，经常被作为是皇帝、诗人巡游狩猎之地。
对于“中京诗”概念的界定，学界还鲜有涉及。本文所研究“中京诗”概念主要从内容和其地域范围进行界定。主要研究内容以其所描述的中京城社会生活为主，其次为地域范围。中京城位于今赤峰市宁城县，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北缘，在古位于五京之中，现北与喀喇沁旗相连，西南与河北省接壤，东至辽宁省，其诗作中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景观均属此地域范围之内。依据上述概念界定，笔者通过整理分析共收集了50余首“中京诗”。所收集“中京诗”涵盖了众多社会生活景观，写实性极强。为我们研究中京城文化历史提供了史料记载，具有非凡的历史价值。
“中京诗”社会生活景观意象及其地方意义
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京之地别具一格的社会生活方式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辽中京为我国游牧民族契丹所建立，地处于北部地区，气候寒冷干燥，冬季漫长寒凉且降雨量较少，在这种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之下，当地居民形成了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习惯。然而随着朝代之间的交流与更迭，历史上中京城内其本真的社会生活方式，今日已无从考究，而“中京诗”作为重要的史料记载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以“中京诗”为重要的史料来源，辅以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对其中京城的社会生活景观进行分析，并探讨其所代表的地方意义。
诗歌创作与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联系，诗人所感知到的社会生活也构成了其创作中重要的一部分。社会生活景观所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例如人们的日常饮食、服饰以及节庆活动等都包含于内，为我们深入了解中京城的风土人情提供了非常好的史料来源。那么在诗人笔下的中京城，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
中京之地社会生活意象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含义，便是其作为单纯的人文景观所表现出来的风土人情。诗人在来到中京城后，第一次感知到别开生面的异域风俗，便将亲身经历与感知记录下来，因此诗文客观性极强，可作为我们探讨中京城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在“中京诗”中，其社会生活景观意象不仅表现在服饰、饮食上，还表现在其特殊的乐器、动植物以及器具上。
首先就饮食来讲，金代文学家赵秉文在其诗作《重九登会禅寺冷翠轩》中所言：“山北花猪大如马，割鲜饮食如长虹”，诗中提到了“花猪”体型之大，也写到了辽代以野生生畜为食的饮食习俗。又有明代诗人唐之淳所著《忆吴越风景》中谈到：“于今忽作城边客，饱食黄羊断野葱。”其中作者描述道在中京城内可尽食“黄羊”与“野葱”，其两种食物也为该地风物特产。其次就服饰来讲，据《辽史·志·卷二十一》记载：“上古之人，网罟禽兽，食肉皮衣，以俪鹿韦掩前后，谓之鞸。然后夏葛冬裘之制兴焉。”其中可见，辽代的人民为抵御寒冷，在寒冷的冬季一般以所捕猎的动物皮毛为衣着，在起到保暖作用的同时，又可以对所捕的猎物达到充分的利用，这种衣着形式一直延续至今。那么在“中京诗”中，对此衣着习俗的记载也不在少数，出现次数较多的便为“狐貂”“轻裘”“毳”等词语。
除了表现在饮食和服饰方面之外，“中京诗”中还包括对中京城独特的乐器以及当地的风物特产描写。宋徽宗在其诗作《眼儿媚》中提到：“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琵。”“弦管”“笙”“琵琶”等乐器都是诗人在中京城所感知到的乐器。另有明代诗人唐之淳所写《秋日杂题》中所写：“处处萧笳接旆旌，时时风雨送秋声”，诗中也提到了“萧笳”这一独特乐器。诗人又著《塞上即事》中写到：
“雨稀山韭短，风热地椒香。汗蒜元夸汉，园桃或姓羌。酒边歌白雀，马上射黄羊。处处宜榆柳，川川可稻梁。猬毛如爪利，角过人长。崖石青于羽，戎盐白胜霜。酥调籸子面，酪卧鹿皮囊。沙燕形如鸽，河鱼尾类鲂。性谙劳豆满，味别苦蕖凉。遍地皆红药，当门种白杨。上房围鼢鼠，秽壤转蜣螂。蚊少宵眠着，蝇多昼坐妨。儿童能博兽，妇女不知桑。”
在这首诗中，诗人详细描述了中京城内的风物特产，广泛涉及天气、植物、动物、习俗等等很多方面。这些对当地社会生活的描述和记载，都成为我们当下研究辽中京社会生活的珍贵史料。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辽代居民大部分以游牧为生，这与中原地区农耕生活差异是巨大的，其表现在服饰、饮食等众多方面。游牧民族性情豪放，为人豁达，剽悍尚武，与中原地区人民安定儒雅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其主要乐器为笳、弦、笙等，乐声悠远苍凉，再配上当地一幅地广人稀的画面，给诗人们留下了一种大漠边疆、异域风情的深刻印象。
在诗人对中京城社会生活的客观描述之下，毋庸置疑地还隐含了诗人很多复杂的主体情感，其主观性不容忽视。在面对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之时，诗人或许感受到了离家的苦闷，又或许为感受到了别致的异域文化而欣喜，又或许勾起了思乡之情，这都成为社会生活景观中所蕴含的主观意象所在。诸如欧阳修在回家路途中，所写道：“又喜前见君，相期在征軺。虽知不久留，一笑乐也聊。归路践冰雪，还家脱狐貂。君行我即至，春酒待相邀。”在诗句中可以感受到诗人愉悦的心情，因为要归乡，所以要脱掉当地的貂皮大袄换回家乡地区的衣服，归乡之情溢于言表，不过这也反面折射出诗人对北方地区内心上的抵抗。在诗人笔下，其远离家乡在此地生活的不习惯与排斥之情，对自己家乡的思念之情，对归乡途中的开心之情，对旅途的艰辛抱怨之情，对辽国的尊敬和认同之感等等，皆隐匿于诗人笔下，无不淋漓尽致。
在客观描述当地社会生活景观的同时，诗人也赋予了其独特的个人情感表达，使其更具有文化倾向。对诗人来说，辽中京是北方边塞之地，其当地的社会生活习俗是粗犷的，是与自身所处环境完全不相同的，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对其具有一种抵抗和抗拒心理，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倾向。但在文化傾向之下，其客观性也不容忽视，诗人亲至中京体验过社会生活后，将其客观情况记载下来，现成为我们当下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也构成其社会生活景观的基本意象。
社会生活景观作为辽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适应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其本身的客观属性不容忽视，但在中京诗中，社会景观的地方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此。在诗人心目中，它不仅是客观社会生活的展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主观情感倾向。
在大部分诗人心目中，辽中京本就属于边塞之地，而在当地感知到的社会生活景观更是加剧了这种固有认知。基于这种认知，辽中京特有的社会生活习惯就成为了诗人心目中其北部边塞、异域风情的象征，因此诗人在客观感知的同时，也赋予了自身的主体情感。大部分诗人奉命离开中原来到中京城，不一样的地理气候和生活习惯使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感到不适应，诗人不免发出“膻食非所悦”的抱怨。由于其格格不入的社会风俗以及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诗人在内心深处对于中京城大抵是抗拒或者排斥的，因此产生相关的愁绪也是在所难免的。
在中京城所亲历的社会生活，都是诗人思乡之情、悲愁之绪所引发的源泉，诗人在异地感受着异俗，内心早已被这陌生的风土人情和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向往之情所充斥，这时深层次的主体情感早已超越社会生活的客观属性本身，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倾向。因此，社会生活景观作为中京城内最为基本的地方意象之一，其不仅是诗人心目中北部边塞、异域风情的客观象征，也是诗人们抗拒、逃避、不愿深入的文化象征，具有极强的地方性和文化性。
通讯作者：秦兆祥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诗歌的创作与产生受到特定地域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地域环境限制着诗人的文化感知与创造活动，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学表达与地方意义。近年来文学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等学派对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地理空间以及地方意义的关注和重视，都为本文研究特定时期的“中京诗”所蕴含的地方意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基于此，笔者对“中京诗”中所蕴含的文化景观意象及其所寄托的诗人主体情感进行研究，探讨其所承载的地方意义，旨在为丰富当代中华民族文化、树立“辽中京”地区独特文化形象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京诗简介
辽朝（907—1125）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共传九帝，曾建立五个都城，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其中中京城是辽朝最大的都城，现今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境内，处于辽河上游。自古就是使者使辽的必经之地，也因其优良的地理环境，经常被作为是皇帝、诗人巡游狩猎之地。
对于“中京诗”概念的界定，学界还鲜有涉及。本文所研究“中京诗”概念主要从内容和其地域范围进行界定。主要研究内容以其所描述的中京城社会生活为主，其次为地域范围。中京城位于今赤峰市宁城县，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北缘，在古位于五京之中，现北与喀喇沁旗相连，西南与河北省接壤，东至辽宁省，其诗作中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景观均属此地域范围之内。依据上述概念界定，笔者通过整理分析共收集了50余首“中京诗”。所收集“中京诗”涵盖了众多社会生活景观，写实性极强。为我们研究中京城文化历史提供了史料记载，具有非凡的历史价值。
“中京诗”社会生活景观意象及其地方意义
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京之地别具一格的社会生活方式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辽中京为我国游牧民族契丹所建立，地处于北部地区，气候寒冷干燥，冬季漫长寒凉且降雨量较少，在这种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之下，当地居民形成了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习惯。然而随着朝代之间的交流与更迭，历史上中京城内其本真的社会生活方式，今日已无从考究，而“中京诗”作为重要的史料记载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以“中京诗”为重要的史料来源，辅以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对其中京城的社会生活景观进行分析，并探讨其所代表的地方意义。
诗歌创作与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联系，诗人所感知到的社会生活也构成了其创作中重要的一部分。社会生活景观所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例如人们的日常饮食、服饰以及节庆活动等都包含于内，为我们深入了解中京城的风土人情提供了非常好的史料来源。那么在诗人笔下的中京城，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
中京之地社会生活意象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含义，便是其作为单纯的人文景观所表现出来的风土人情。诗人在来到中京城后，第一次感知到别开生面的异域风俗，便将亲身经历与感知记录下来，因此诗文客观性极强，可作为我们探讨中京城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在“中京诗”中，其社会生活景观意象不仅表现在服饰、饮食上，还表现在其特殊的乐器、动植物以及器具上。
首先就饮食来讲，金代文学家赵秉文在其诗作《重九登会禅寺冷翠轩》中所言：“山北花猪大如马，割鲜饮食如长虹”，诗中提到了“花猪”体型之大，也写到了辽代以野生生畜为食的饮食习俗。又有明代诗人唐之淳所著《忆吴越风景》中谈到：“于今忽作城边客，饱食黄羊断野葱。”其中作者描述道在中京城内可尽食“黄羊”与“野葱”，其两种食物也为该地风物特产。其次就服饰来讲，据《辽史·志·卷二十一》记载：“上古之人，网罟禽兽，食肉皮衣，以俪鹿韦掩前后，谓之鞸。然后夏葛冬裘之制兴焉。”其中可见，辽代的人民为抵御寒冷，在寒冷的冬季一般以所捕猎的动物皮毛为衣着，在起到保暖作用的同时，又可以对所捕的猎物达到充分的利用，这种衣着形式一直延续至今。那么在“中京诗”中，对此衣着习俗的记载也不在少数，出现次数较多的便为“狐貂”“轻裘”“毳”等词语。
除了表现在饮食和服饰方面之外，“中京诗”中还包括对中京城独特的乐器以及当地的风物特产描写。宋徽宗在其诗作《眼儿媚》中提到：“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琵。”“弦管”“笙”“琵琶”等乐器都是诗人在中京城所感知到的乐器。另有明代诗人唐之淳所写《秋日杂题》中所写：“处处萧笳接旆旌，时时风雨送秋声”，诗中也提到了“萧笳”这一独特乐器。诗人又著《塞上即事》中写到：
“雨稀山韭短，风热地椒香。汗蒜元夸汉，园桃或姓羌。酒边歌白雀，马上射黄羊。处处宜榆柳，川川可稻梁。猬毛如爪利，角过人长。崖石青于羽，戎盐白胜霜。酥调籸子面，酪卧鹿皮囊。沙燕形如鸽，河鱼尾类鲂。性谙劳豆满，味别苦蕖凉。遍地皆红药，当门种白杨。上房围鼢鼠，秽壤转蜣螂。蚊少宵眠着，蝇多昼坐妨。儿童能博兽，妇女不知桑。”
在这首诗中，诗人详细描述了中京城内的风物特产，广泛涉及天气、植物、动物、习俗等等很多方面。这些对当地社会生活的描述和记载，都成为我们当下研究辽中京社会生活的珍贵史料。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辽代居民大部分以游牧为生，这与中原地区农耕生活差异是巨大的，其表现在服饰、饮食等众多方面。游牧民族性情豪放，为人豁达，剽悍尚武，与中原地区人民安定儒雅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其主要乐器为笳、弦、笙等，乐声悠远苍凉，再配上当地一幅地广人稀的画面，给诗人们留下了一种大漠边疆、异域风情的深刻印象。
在诗人对中京城社会生活的客观描述之下，毋庸置疑地还隐含了诗人很多复杂的主体情感，其主观性不容忽视。在面对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之时，诗人或许感受到了离家的苦闷，又或许为感受到了别致的异域文化而欣喜，又或许勾起了思乡之情，这都成为社会生活景观中所蕴含的主观意象所在。诸如欧阳修在回家路途中，所写道：“又喜前见君，相期在征軺。虽知不久留，一笑乐也聊。归路践冰雪，还家脱狐貂。君行我即至，春酒待相邀。”在诗句中可以感受到诗人愉悦的心情，因为要归乡，所以要脱掉当地的貂皮大袄换回家乡地区的衣服，归乡之情溢于言表，不过这也反面折射出诗人对北方地区内心上的抵抗。在诗人笔下，其远离家乡在此地生活的不习惯与排斥之情，对自己家乡的思念之情，对归乡途中的开心之情，对旅途的艰辛抱怨之情，对辽国的尊敬和认同之感等等，皆隐匿于诗人笔下，无不淋漓尽致。
在客观描述当地社会生活景观的同时，诗人也赋予了其独特的个人情感表达，使其更具有文化倾向。对诗人来说，辽中京是北方边塞之地，其当地的社会生活习俗是粗犷的，是与自身所处环境完全不相同的，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对其具有一种抵抗和抗拒心理，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倾向。但在文化傾向之下，其客观性也不容忽视，诗人亲至中京体验过社会生活后，将其客观情况记载下来，现成为我们当下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也构成其社会生活景观的基本意象。
社会生活景观作为辽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适应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其本身的客观属性不容忽视，但在中京诗中，社会景观的地方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此。在诗人心目中，它不仅是客观社会生活的展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主观情感倾向。
在大部分诗人心目中，辽中京本就属于边塞之地，而在当地感知到的社会生活景观更是加剧了这种固有认知。基于这种认知，辽中京特有的社会生活习惯就成为了诗人心目中其北部边塞、异域风情的象征，因此诗人在客观感知的同时，也赋予了自身的主体情感。大部分诗人奉命离开中原来到中京城，不一样的地理气候和生活习惯使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感到不适应，诗人不免发出“膻食非所悦”的抱怨。由于其格格不入的社会风俗以及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诗人在内心深处对于中京城大抵是抗拒或者排斥的，因此产生相关的愁绪也是在所难免的。
在中京城所亲历的社会生活，都是诗人思乡之情、悲愁之绪所引发的源泉，诗人在异地感受着异俗，内心早已被这陌生的风土人情和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向往之情所充斥，这时深层次的主体情感早已超越社会生活的客观属性本身，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倾向。因此，社会生活景观作为中京城内最为基本的地方意象之一，其不仅是诗人心目中北部边塞、异域风情的客观象征，也是诗人们抗拒、逃避、不愿深入的文化象征，具有极强的地方性和文化性。
通讯作者：秦兆祥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