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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是大学生的主要消费品之一，由于出版商、书店、编著者和学生的特殊的利益关系，美国大学教科书价格多年来持续上涨。美国联邦和州两级政府曾经从税收、定价、限制再版、循环使用等诸多方面作过法律及政策上的努力，但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作为教科书的直接消费者——大学生的声音从来都没有被听到过，但他们也开始有所觉醒，试图作出影响教科书市场的尝试。
一、美国高校教科书问题及解决策略
1．美国高校教科书问题现状
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审计署应美国国会的要求所作的关于大学教科书的调查显示，在之前的20年里，美国大学教科书的价格上涨幅度达到同期通货膨胀率的2倍。从1987-1988学年开始，教科书价格的年平均涨幅为6%。到2004年12月，大学教科书的价格已经是1986年12月的3倍。2003-2004学年，每个四年制大学的学生在教科书及相关资料上的平均花费高达898美元，占四年制公立学校学生全年费用支出的26％。对于就读于公立两年制学校的学生来说，在教科书及相关资料上的平均花费为886美元，几乎占其大学费用的3／4。
由于高等教育的成本上升，越来越多的美国适龄青年被排除在高等教育门外。即便是那些已经获得大学学位的学生也债务累累，而且这种债务负担会一直伴随着这些学生直至毕业之后多年。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采访中透露，他和妻子的助学贷款比他十年来在住房贷款上所付的利息还多。此外，奥巴马还指出，高昂的教育成本中就包括价格高得离谱的教科书费用。他强调说：“教科书是一个大骗局。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长达10年，发现最大的骗局之一就是法学教授编写教科书，然后卖给自己的学生。他们把这视为生财的机会，这简直是一场诈骗。”这个由出版商、经销商、书店和大学组成的团体主导着教科书市场。多年来，他们哄抬教科书价格，把教科书和附属产品打包销售，过于频繁地再版教科书。教科书价格影响着每一个美国家庭，因为经济成本是影响学生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也关系到每个美国纳税人，因为联邦学生贷款主要是供学生贷款购买教科书等学习相关用品，如果教科书的价格过高，这就意味着纳税人的钱最终流入了出版商等人的口袋。
2．教科书需求的特征
在美国高校中，教科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消费存在排他性和竞争性，在公立院校里不能作为公共物品。只有在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是免费供给时，教科书消费才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直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而成为公共物品。高校教科书的消费是一个委托代理过程，学生作为消费主体，是自然选择的委托人，但是“这种委托没有充分的能力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和意图”。另外，因教育制度体系中课程设置标准化和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学生消费选择的区间也受到限制。学生作为消费主体，只有消费的自由，基本没有不消费的自由；只有消费的主体义务，没有完全的消费选择和决策权利。教科书消费的决策由代理学校(包括教师)来行使，学校所代表的整体利益(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学生的利益)成为委托代理关系的强制意图和统一利益，也就自然成为教科书消费决策权的依据。教科书消费主体和消费决策者在此出现真正的分离。
另外，教科书需求的规模和消费决策权也掌握在代理人——高校手中，这使得高校拥有了顾客资源和使用许可等社会资源配置的权力，从而成为教科书市场竞争结构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往往成为小集团和个人利益寻租的依据。
3．美国为降低教材价格所作的努力
美国教科书价格的持续上涨曾一度引起美国国民和立法机构的极大不满。近几年，美国政府和民间机构也都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美国白宫通过了一项议案，主要针对大学教科书的打包销售问题，号召大学推行教科书租借和交换项目。据《今日美国》报道，到2006年8月，美国各州先后提出了40多个有关教科书的议案，有15个州通过了决议。2007年3月，由美国参议院核准的《大学教科书负担法》要求出版商和学校提前公布所选教科书的国际标准书号和价格，以便学生在购买时有更好的选择。2007年5月，美国大学生财政补助咨询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在过去3年里，全美有34个州共提出了100多个有关教科书费用的议案。
综合这些法令的内容，主要集在以下几点：大学教师在为所教的课程选择教科书时应特别关注价格，并及时征订；出版商需向教师提供带有价格信息和不同版本信息的教材目录，以及再版教科书目录；学校在课程计划中要附上所选教材的国际标准书号和零售价，以及所有可选材料的书目，学校还有责任将这些信息及时提供给书店；反对出版商打包销售教科书，要求他们将捆绑在一起的材料，如光盘、习题册等分开销售；要求出版商只有在必要时才能出版新版本的教材，每种教科书必须在市场上保持尽可能长的时间；建议取消教科书销售税；开发多种途径使学生能获得相对便宜的教科书，包括教科书租借计划、在线图书交换系统、电子教科书等。
虽然这些法令在规范出版业的行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都只是对出版商的行为作出了适当的限制，并没有直接要求出版商降低教科书定价。出版商考虑到了教师的知情权，但没有赋予教师“砍价”的权利。仅仅通过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甚至使学生不惜牺牲所喜欢的课程以降低教科书费用，对学生而言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安抚措施。直至目前，所有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教科书价格依然坚挺。学生是真正的“客户”，出版商却没有考虑学生的声音；他们需要学生，却又不能忍受学生对市场的影响。
二、学生在教科书问题中的地位及作用
佛罗里达州的两位大学生弗朗西斯·雷伯曼和丹尼·布兰德纳(以下简称原告)，曾和一家教科书出版公司和一家本地学生书店对簿公堂，但他们的诉讼以失败告终。法庭的判决是原告在此案中不恰当地使用了集体诉讼。按照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消费者的索赔需要确定索赔人实际遭受的损害，并适用该索赔人所在州的消费者保护法。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学生遍布美国，即使受到同一个出版公司的损害，也不能参加集体诉讼，因为它首先需要适用每一个学生居住地的法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适用了各自州的法律，也不一定能在诉讼中胜诉。因为原告如果没有集体诉讼身份，则根本无法在争议中获得足够支持，学生的个人损害就不足以让这场官司的判决在联邦法院形成判例。在此案过后，有律师也向原告提供了另一个策略，即让学生在自己所在的州，以州集体诉讼的身份、适用所在州的消费者保护法，进行起诉。如果学生在本州的诉讼中胜诉，它可能在全美产生积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佛罗里达州的案件中，原告指控出版商和书店违反了佛罗里达州《欺骗及不公平贸易法》，另外，原告还指控出版商和书店违反合同。他们声称在出版商和书店合同之间，他们作为第三方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第三方受益人是指“虽然不是合同签订人，但是从合同中获益”，受益 指“有优先权、特权、利润或收益”。第三方受益人理应在合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学生自称是第三方受益人，但现实中根本无人考虑学生的作用。雷伯曼法院认为，学生在出版商和书店的合同之间并不是一个当事人，但现实的问题是，书店没有学生光顾是绝对无法生存的。所以，学生是困在圈套里的第三方受益人，他们只能购买教科书而让别人获利，如果不购买指定的教科书则不能获得学位。
出版商、作者和书店最终只有一个默契，即让更多的学生购买教科书。这一期待往往能得到保证，因为作者就是教授，教科书也是由他／她指定。此外，大学将保证学生购买书籍，因为大学与校园书店有一纸协议，学校同样可以获得一定利润。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出版社和书店是否把学生当作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受益人。很明显，书店和出版商并不考虑学生的利益，他们关注的是充分开发学生资源。事实上，在美国书店销售二手教科书的利润更高，学生付出的更少，而出版商颗粒无收，这样就违背了出版商的初衷。当学生不能获得集体诉讼地位的时候，整个损失额不能达到联邦法院的管辖权标准，联邦法院也就不可能作出判决。随着学生越来越有可能获得集体诉讼的地位，以出版商为代表的获利者就有了压力，不得不把学生的意见考虑在内。另外，教授也是获利者之一。教授自己写教科书，在自己的课堂上指定让学生用自己的教科书。所以，笔者认为，在要求出版社和分销商对学生负责的同时，教授和高校也应当对学生负起责任。
三、学生力图在教科书市场具有影响力
教科书市场的独特经济特性，使学生成了被俘虏的消费者。在其他市场，如果价格不合理，需求就会下降。但在教科书市场，价格没有弹性，供应商同时控制了供应和需求。美国旧多米宁大学经济学教授科赫在他的论文《教科书价格和教科书市场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指出，教科书市场的需求无弹性，教科书销售者恶意抬高价格不会受到销量惩罚。科赫博士将出版商和处方药商作了比较，他认为，医生和教授非常相似，医生选择了药品，并不必为此买单。这个比较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书本知识是用来治愈因生活选择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甚至身体疾病，也是一种药。普通药品一旦消费，就不能再重复使用，而教科书是可重复使用的资源。教科书的费用应该按它的使用年份分摊，而不是让出版商每年获得同样的利润。另一个关键区别是，无论购买地在哪里，教科书总体上价格昂贵，而处方药却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以较低廉的价格购买。当学生真正组成教科书价格案的诉讼集体的时候，他们还要依赖学校和教授来保护他们。因此，佛罗里达诉讼案中的原告指出，在教科书公司行为中，大学是“同谋”，因为通过书店与发行商的合同，学校每年从书商中获得高达10.5%的利润。
对于教科书行业，《联邦消费者保护法》可能是另一种法律补救方式。一部《联邦反垄断法》和《不公平与欺骗法》看来是不够的。银行业、通信业和保险业已经受到了特别的限制，教科书行业为什么不可以呢?《联邦反托拉斯法》曾在2001年影响了教科书行业。在那一年，发生了汤普森出版公司收购哈克特公司的反垄断诉讼。汤普森是一个重要的教科书出版商，这起诉讼在审判之前就得到了解决。联邦政府允许汤普森公司将某些资产和本身的某些权利剥离，使收购得以进行。目前，少数巨头还控制着教科书出版行业。2006年，大约有5家出版公司出版了全美大约80%的教科书。同时，4个批发商将教科书分发给了图书零售书店。打破这种垄断控制，也有助于教科书行业的良性竞争。
四、结语
教科书问题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特殊性造成了教科书市场的特殊性。在当前的教科书市场下，局部微调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当前群众和立法机构的呼声，对现有出版行业的看法亟待改变。要切实认识到学生是实实在在的消费者，只有充分照顾消费者的意愿，才能达到一定程度上的供求平衡，保证此行业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Lesley McBain Cracking the Books：Pohcy Measuresto Contain Textbook costs[M]．Washington,DC：AmencanAssociation of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2009．
[2]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教材出版发行改革与中国书业的未来走向优秀论文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3]樊晓燕，王波．美国大学二手教科书市场受到多方关注和支持[J]．中国出版，2008(2)：50-51
[4]Rebekah Cotton．Students Call for Influence in theTextbookMarket[J]．Joumal ofLaw
一、美国高校教科书问题及解决策略
1．美国高校教科书问题现状
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审计署应美国国会的要求所作的关于大学教科书的调查显示，在之前的20年里，美国大学教科书的价格上涨幅度达到同期通货膨胀率的2倍。从1987-1988学年开始，教科书价格的年平均涨幅为6%。到2004年12月，大学教科书的价格已经是1986年12月的3倍。2003-2004学年，每个四年制大学的学生在教科书及相关资料上的平均花费高达898美元，占四年制公立学校学生全年费用支出的26％。对于就读于公立两年制学校的学生来说，在教科书及相关资料上的平均花费为886美元，几乎占其大学费用的3／4。
由于高等教育的成本上升，越来越多的美国适龄青年被排除在高等教育门外。即便是那些已经获得大学学位的学生也债务累累，而且这种债务负担会一直伴随着这些学生直至毕业之后多年。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采访中透露，他和妻子的助学贷款比他十年来在住房贷款上所付的利息还多。此外，奥巴马还指出，高昂的教育成本中就包括价格高得离谱的教科书费用。他强调说：“教科书是一个大骗局。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长达10年，发现最大的骗局之一就是法学教授编写教科书，然后卖给自己的学生。他们把这视为生财的机会，这简直是一场诈骗。”这个由出版商、经销商、书店和大学组成的团体主导着教科书市场。多年来，他们哄抬教科书价格，把教科书和附属产品打包销售，过于频繁地再版教科书。教科书价格影响着每一个美国家庭，因为经济成本是影响学生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也关系到每个美国纳税人，因为联邦学生贷款主要是供学生贷款购买教科书等学习相关用品，如果教科书的价格过高，这就意味着纳税人的钱最终流入了出版商等人的口袋。
2．教科书需求的特征
在美国高校中，教科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消费存在排他性和竞争性，在公立院校里不能作为公共物品。只有在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是免费供给时，教科书消费才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直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而成为公共物品。高校教科书的消费是一个委托代理过程，学生作为消费主体，是自然选择的委托人，但是“这种委托没有充分的能力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和意图”。另外，因教育制度体系中课程设置标准化和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学生消费选择的区间也受到限制。学生作为消费主体，只有消费的自由，基本没有不消费的自由；只有消费的主体义务，没有完全的消费选择和决策权利。教科书消费的决策由代理学校(包括教师)来行使，学校所代表的整体利益(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学生的利益)成为委托代理关系的强制意图和统一利益，也就自然成为教科书消费决策权的依据。教科书消费主体和消费决策者在此出现真正的分离。
另外，教科书需求的规模和消费决策权也掌握在代理人——高校手中，这使得高校拥有了顾客资源和使用许可等社会资源配置的权力，从而成为教科书市场竞争结构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往往成为小集团和个人利益寻租的依据。
3．美国为降低教材价格所作的努力
美国教科书价格的持续上涨曾一度引起美国国民和立法机构的极大不满。近几年，美国政府和民间机构也都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美国白宫通过了一项议案，主要针对大学教科书的打包销售问题，号召大学推行教科书租借和交换项目。据《今日美国》报道，到2006年8月，美国各州先后提出了40多个有关教科书的议案，有15个州通过了决议。2007年3月，由美国参议院核准的《大学教科书负担法》要求出版商和学校提前公布所选教科书的国际标准书号和价格，以便学生在购买时有更好的选择。2007年5月，美国大学生财政补助咨询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在过去3年里，全美有34个州共提出了100多个有关教科书费用的议案。
综合这些法令的内容，主要集在以下几点：大学教师在为所教的课程选择教科书时应特别关注价格，并及时征订；出版商需向教师提供带有价格信息和不同版本信息的教材目录，以及再版教科书目录；学校在课程计划中要附上所选教材的国际标准书号和零售价，以及所有可选材料的书目，学校还有责任将这些信息及时提供给书店；反对出版商打包销售教科书，要求他们将捆绑在一起的材料，如光盘、习题册等分开销售；要求出版商只有在必要时才能出版新版本的教材，每种教科书必须在市场上保持尽可能长的时间；建议取消教科书销售税；开发多种途径使学生能获得相对便宜的教科书，包括教科书租借计划、在线图书交换系统、电子教科书等。
虽然这些法令在规范出版业的行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都只是对出版商的行为作出了适当的限制，并没有直接要求出版商降低教科书定价。出版商考虑到了教师的知情权，但没有赋予教师“砍价”的权利。仅仅通过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甚至使学生不惜牺牲所喜欢的课程以降低教科书费用，对学生而言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安抚措施。直至目前，所有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教科书价格依然坚挺。学生是真正的“客户”，出版商却没有考虑学生的声音；他们需要学生，却又不能忍受学生对市场的影响。
二、学生在教科书问题中的地位及作用
佛罗里达州的两位大学生弗朗西斯·雷伯曼和丹尼·布兰德纳(以下简称原告)，曾和一家教科书出版公司和一家本地学生书店对簿公堂，但他们的诉讼以失败告终。法庭的判决是原告在此案中不恰当地使用了集体诉讼。按照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消费者的索赔需要确定索赔人实际遭受的损害，并适用该索赔人所在州的消费者保护法。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学生遍布美国，即使受到同一个出版公司的损害，也不能参加集体诉讼，因为它首先需要适用每一个学生居住地的法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适用了各自州的法律，也不一定能在诉讼中胜诉。因为原告如果没有集体诉讼身份，则根本无法在争议中获得足够支持，学生的个人损害就不足以让这场官司的判决在联邦法院形成判例。在此案过后，有律师也向原告提供了另一个策略，即让学生在自己所在的州，以州集体诉讼的身份、适用所在州的消费者保护法，进行起诉。如果学生在本州的诉讼中胜诉，它可能在全美产生积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佛罗里达州的案件中，原告指控出版商和书店违反了佛罗里达州《欺骗及不公平贸易法》，另外，原告还指控出版商和书店违反合同。他们声称在出版商和书店合同之间，他们作为第三方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第三方受益人是指“虽然不是合同签订人，但是从合同中获益”，受益 指“有优先权、特权、利润或收益”。第三方受益人理应在合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学生自称是第三方受益人，但现实中根本无人考虑学生的作用。雷伯曼法院认为，学生在出版商和书店的合同之间并不是一个当事人，但现实的问题是，书店没有学生光顾是绝对无法生存的。所以，学生是困在圈套里的第三方受益人，他们只能购买教科书而让别人获利，如果不购买指定的教科书则不能获得学位。
出版商、作者和书店最终只有一个默契，即让更多的学生购买教科书。这一期待往往能得到保证，因为作者就是教授，教科书也是由他／她指定。此外，大学将保证学生购买书籍，因为大学与校园书店有一纸协议，学校同样可以获得一定利润。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出版社和书店是否把学生当作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受益人。很明显，书店和出版商并不考虑学生的利益，他们关注的是充分开发学生资源。事实上，在美国书店销售二手教科书的利润更高，学生付出的更少，而出版商颗粒无收，这样就违背了出版商的初衷。当学生不能获得集体诉讼地位的时候，整个损失额不能达到联邦法院的管辖权标准，联邦法院也就不可能作出判决。随着学生越来越有可能获得集体诉讼的地位，以出版商为代表的获利者就有了压力，不得不把学生的意见考虑在内。另外，教授也是获利者之一。教授自己写教科书，在自己的课堂上指定让学生用自己的教科书。所以，笔者认为，在要求出版社和分销商对学生负责的同时，教授和高校也应当对学生负起责任。
三、学生力图在教科书市场具有影响力
教科书市场的独特经济特性，使学生成了被俘虏的消费者。在其他市场，如果价格不合理，需求就会下降。但在教科书市场，价格没有弹性，供应商同时控制了供应和需求。美国旧多米宁大学经济学教授科赫在他的论文《教科书价格和教科书市场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指出，教科书市场的需求无弹性，教科书销售者恶意抬高价格不会受到销量惩罚。科赫博士将出版商和处方药商作了比较，他认为，医生和教授非常相似，医生选择了药品，并不必为此买单。这个比较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书本知识是用来治愈因生活选择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甚至身体疾病，也是一种药。普通药品一旦消费，就不能再重复使用，而教科书是可重复使用的资源。教科书的费用应该按它的使用年份分摊，而不是让出版商每年获得同样的利润。另一个关键区别是，无论购买地在哪里，教科书总体上价格昂贵，而处方药却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以较低廉的价格购买。当学生真正组成教科书价格案的诉讼集体的时候，他们还要依赖学校和教授来保护他们。因此，佛罗里达诉讼案中的原告指出，在教科书公司行为中，大学是“同谋”，因为通过书店与发行商的合同，学校每年从书商中获得高达10.5%的利润。
对于教科书行业，《联邦消费者保护法》可能是另一种法律补救方式。一部《联邦反垄断法》和《不公平与欺骗法》看来是不够的。银行业、通信业和保险业已经受到了特别的限制，教科书行业为什么不可以呢?《联邦反托拉斯法》曾在2001年影响了教科书行业。在那一年，发生了汤普森出版公司收购哈克特公司的反垄断诉讼。汤普森是一个重要的教科书出版商，这起诉讼在审判之前就得到了解决。联邦政府允许汤普森公司将某些资产和本身的某些权利剥离，使收购得以进行。目前，少数巨头还控制着教科书出版行业。2006年，大约有5家出版公司出版了全美大约80%的教科书。同时，4个批发商将教科书分发给了图书零售书店。打破这种垄断控制，也有助于教科书行业的良性竞争。
四、结语
教科书问题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特殊性造成了教科书市场的特殊性。在当前的教科书市场下，局部微调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当前群众和立法机构的呼声，对现有出版行业的看法亟待改变。要切实认识到学生是实实在在的消费者，只有充分照顾消费者的意愿，才能达到一定程度上的供求平衡，保证此行业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Lesley McBain Cracking the Books：Pohcy Measuresto Contain Textbook costs[M]．Washington,DC：AmencanAssociation of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2009．
[2]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教材出版发行改革与中国书业的未来走向优秀论文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3]樊晓燕，王波．美国大学二手教科书市场受到多方关注和支持[J]．中国出版，2008(2)：50-51
[4]Rebekah Cotton．Students Call for Influence in theTextbookMarket[J]．Joumal of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