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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08”多国海上联合演习于2008年6月29日在夏威夷海域展开，其中反潜作战是压轴戏。观察家们普遍认为，演习有明显针对中国的迹象。但笔者认为，从安全软环境的视角出发不必过于担心，对中国安全的国际环境依然可以保持审慎的乐观态度。
国家安全软环境：认识中国安全环境的新视角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安全之所以成为一大难题，盖因竞争和冲突是可能以战争方式进行的，因此安全环境亦成为人们认识国家所面威胁之性质和程度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上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硬环境”主要指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因素以及中国与别国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进行互动交往所产生的外部条件。由于地理环境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因素，因此安全硬环境中最具决定性的是力量对比结构、尤其是与全球性主导大国和周边大国的力量对比关系。一般而言，力量对比结构越偏向谁，谁在国际“硬”力量分配中的份额越大，就意味着它的“硬环境”越有利。安全硬环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改变主要决定于各国实力对比的消长变化，即中国自身硬实力的运用和发展态势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动态增减，但这绝非朝夕之功，而呈厚积薄发之势。
安全软环境是指中国所处的一种以他国对华政策、国际政治文化和国际制度等非物质的、软性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外部安全状况和条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发挥的影响和受到的压力状况是重要的定性分析和统计分析指标。当然，主导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是决定中国安全“软环境”的核心要素，其中左右他国战略取向和战略手段的战略文化、战略认知又是决定他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安全软环境实质上是一种政策环境，来自主要大国对华政策的压力是最重要的晴雨表。
简而言之，对中国来说，如果安全硬环境表示了遭到攻击时的军事“破坏性”，那么安全软环境则反映了遭到攻击的政策“可能性”。只有当“破坏性”和“可能性”一起考量的时候，才能准确理解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
美国对华政策：影响中国安全软环境的核心因素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全面超级大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7年美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25.5％，比紧随其后的日、德、中、英四国GDP总量的总和还多1145亿美元。另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分析，2006年美国国防支出(不包括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支出)为5287亿美元，占世界国防总支出的46％，人均1756美元。相比之下，同年中国的国防支出按市场汇率换算为495亿美元，占世界国防总支出的4％，人均37美元。这个基本的硬环境事实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是对中国安全软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它是具有对话还是对抗、遏制还是接触、冲突还是合作的性质对理解当今中国的安全软环境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是决定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要素，因而也是影响中国安全软环境的重要成分。所谓“战略认知”，简单说就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角色，是把中国看成一个必须加以遏制的、类似于前苏联的“共产主义邪恶帝国”，一个体系的颠覆者，还是把中国视为一个应该进行接触、共同合作以维护现行国际体系、促进它继续健康发展的建设者。布什政府初期的对华战略认知是“战略竞争对手”，因而其对华政策充满了冷战思维，导致布什就职后的中美战略关系骤然下滑，2001年4月“撞机事件”后甚至呈现出一种僵滞状态。有美国学者甚至用“沙文侵略主义”、“拳击主义”描述布什政府初期的对华政策。根据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研究报告，美国对中国的发展焦虑不安主要有五大原因：(1)中国的发展速度及其从美国获得的巨额贸易顺差；(2)中国的人权记录；(3)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扩大；(4)中国军力的增长及其不透明性；(5)中国的崛起与全球反恐战争在时间上的重合。
“9·11”事件塑造了美国国际战略的新特征和新取向，主要表现为以反恐为中心、以防扩散和民主改造大中东为支柱。反恐合作思维逐渐取代了大国冷战思维，推动了布什政府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对华政策的合作需求增加，遏制冲动减弱，催生了更为成熟、稳重、温和的对华政策取向，促成了对华战略认知的更新。
布什政府对华战略认知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起点标志是2002年2月布什总统的首次对华工作访问。这次访问恰逢尼克松总统访华30年纪念日，因而同样被赋予了继往开来的含义。布什总统在北京说：“美国与中国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但双方能够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态度来讨论彼此间的分歧。”这种表态说明，在经历了一年的磨合之后，布什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加强沟通与协调、避免中美走向对抗的战略意义，决定以更加务实的积极态度推进双边关系。这次访问加速了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调整，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战略对话，增进了解和互信，同意在双向、互利基础上加强磋商与合作，充实两国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
2005年9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正式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提法。根据佐利克的界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基本含义是“承认国际体系支撑了各方的和平与繁荣，因此各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该体系”，其反映的战略认知基础是有关中国的“四不一要”：中国并不寻求向外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形态；中国并不认为自己处于在全球范围内对抗西方的虚幻冲突之中；中国并不认为自己处于与资本主义的殊死争夺中；中国并不认为自己的未来依赖于颠覆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中国早已认定中国的成功要靠融入现代世界的网络之中。尽管佐利克的演讲侧重于要求中国尽义务，主旨在于敦促中国与美国积极合作，但其基调还是相当积极的，实际上表明美国已承认了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承认美国需要中国。2006年4月，布什总统在胡锦涛主席访美的欢迎辞中重申“利益攸关方”的提法，意味着布什政府完全接受了佐利克的这个战略认知概念，完成了对中美关系的新定位。《2008年度中国军力报告》的相关阐述表明，对中国作为利益攸关者的战略认知也在美国军方得到了广泛、正式的认可。
从中国方面看，对利益攸关方的提法基本上也是认同的。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4月访美等不同的重要场合都强调指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调整：改善中国安全软环境的重要动力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发生变化虽然不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安全硬环境，但对中国安全软环境却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改善中国安全软环境的重要动力，因为它限制了美国在该认知框架内对中国使用硬力量的可能性。从现实情况看，美国对华政策的确因之实现了积极的转变，中国的安全软环境从而得到相应改善。
首先，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明显增多，战略对话机制化制度化程度日益提高，降低了中美冲突的现实可能性。自1972年以来，在任期间访华的美国总统一共有6位，其中小布什总统是次数最多的。除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外，中美之间最主要的高层对话机制还包括高层政治对话(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和战略经济对话(美国财长和中国主管金融事务的副总理)。2008年1月的第五次高层政治对话就台湾问题、北京奥运和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坦诚、深入地进行了沟通，取得多项共识，6月的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在能源和环保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夯实了中美对话和互信的整体战略基础。
其次，中美军事合作有效推进。根据新华网统计、发布的1994年—2008年中美军事交流态势资料，1994—2000年之间中美的军事交流共计25次：而2001—2008(截至4月10日)，中美军事交流高达49次，差不多翻了一番。2008年4月，中美两国防长之间的“军事热线”开通，反映了中美领导人对双边战略关系和长远利益的认识，为两国防务部门就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协调立场、推动合作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有利于增进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信，促进两军关系进一步发展。
总之，近年来对中国安全软环境影响最大的积极因素便是美国对华战略认知从“战略竞争对手”到“利益攸关方”的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对被歪曲、被夸大的“中国威胁”的渲染，有助于缓减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当然，中国安全软环境中素来存在的与美国相关的那些消极因素，譬如来自美国的战略猜疑，依然存在并可能在某些方面、某些情况下会比较突出。但是，对中国安全软环境中的美国因素，可以持谨慎乐观态度；至于美国某些右翼保守势力冥顽不化的反华立场和言论，中方也要心中有数。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态势的接受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发自真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对话、合作和建设性成为中美关系的关键词，从而使中国国家安全的软环境趋于改善。
(责任编辑 王 栋)
国家安全软环境：认识中国安全环境的新视角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安全之所以成为一大难题，盖因竞争和冲突是可能以战争方式进行的，因此安全环境亦成为人们认识国家所面威胁之性质和程度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上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硬环境”主要指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因素以及中国与别国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进行互动交往所产生的外部条件。由于地理环境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因素，因此安全硬环境中最具决定性的是力量对比结构、尤其是与全球性主导大国和周边大国的力量对比关系。一般而言，力量对比结构越偏向谁，谁在国际“硬”力量分配中的份额越大，就意味着它的“硬环境”越有利。安全硬环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改变主要决定于各国实力对比的消长变化，即中国自身硬实力的运用和发展态势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动态增减，但这绝非朝夕之功，而呈厚积薄发之势。
安全软环境是指中国所处的一种以他国对华政策、国际政治文化和国际制度等非物质的、软性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外部安全状况和条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发挥的影响和受到的压力状况是重要的定性分析和统计分析指标。当然，主导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是决定中国安全“软环境”的核心要素，其中左右他国战略取向和战略手段的战略文化、战略认知又是决定他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安全软环境实质上是一种政策环境，来自主要大国对华政策的压力是最重要的晴雨表。
简而言之，对中国来说，如果安全硬环境表示了遭到攻击时的军事“破坏性”，那么安全软环境则反映了遭到攻击的政策“可能性”。只有当“破坏性”和“可能性”一起考量的时候，才能准确理解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
美国对华政策：影响中国安全软环境的核心因素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全面超级大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7年美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25.5％，比紧随其后的日、德、中、英四国GDP总量的总和还多1145亿美元。另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分析，2006年美国国防支出(不包括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支出)为5287亿美元，占世界国防总支出的46％，人均1756美元。相比之下，同年中国的国防支出按市场汇率换算为495亿美元，占世界国防总支出的4％，人均37美元。这个基本的硬环境事实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是对中国安全软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它是具有对话还是对抗、遏制还是接触、冲突还是合作的性质对理解当今中国的安全软环境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是决定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要素，因而也是影响中国安全软环境的重要成分。所谓“战略认知”，简单说就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角色，是把中国看成一个必须加以遏制的、类似于前苏联的“共产主义邪恶帝国”，一个体系的颠覆者，还是把中国视为一个应该进行接触、共同合作以维护现行国际体系、促进它继续健康发展的建设者。布什政府初期的对华战略认知是“战略竞争对手”，因而其对华政策充满了冷战思维，导致布什就职后的中美战略关系骤然下滑，2001年4月“撞机事件”后甚至呈现出一种僵滞状态。有美国学者甚至用“沙文侵略主义”、“拳击主义”描述布什政府初期的对华政策。根据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研究报告，美国对中国的发展焦虑不安主要有五大原因：(1)中国的发展速度及其从美国获得的巨额贸易顺差；(2)中国的人权记录；(3)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扩大；(4)中国军力的增长及其不透明性；(5)中国的崛起与全球反恐战争在时间上的重合。
“9·11”事件塑造了美国国际战略的新特征和新取向，主要表现为以反恐为中心、以防扩散和民主改造大中东为支柱。反恐合作思维逐渐取代了大国冷战思维，推动了布什政府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对华政策的合作需求增加，遏制冲动减弱，催生了更为成熟、稳重、温和的对华政策取向，促成了对华战略认知的更新。
布什政府对华战略认知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起点标志是2002年2月布什总统的首次对华工作访问。这次访问恰逢尼克松总统访华30年纪念日，因而同样被赋予了继往开来的含义。布什总统在北京说：“美国与中国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但双方能够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态度来讨论彼此间的分歧。”这种表态说明，在经历了一年的磨合之后，布什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加强沟通与协调、避免中美走向对抗的战略意义，决定以更加务实的积极态度推进双边关系。这次访问加速了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调整，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战略对话，增进了解和互信，同意在双向、互利基础上加强磋商与合作，充实两国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
2005年9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正式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提法。根据佐利克的界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基本含义是“承认国际体系支撑了各方的和平与繁荣，因此各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该体系”，其反映的战略认知基础是有关中国的“四不一要”：中国并不寻求向外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形态；中国并不认为自己处于在全球范围内对抗西方的虚幻冲突之中；中国并不认为自己处于与资本主义的殊死争夺中；中国并不认为自己的未来依赖于颠覆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中国早已认定中国的成功要靠融入现代世界的网络之中。尽管佐利克的演讲侧重于要求中国尽义务，主旨在于敦促中国与美国积极合作，但其基调还是相当积极的，实际上表明美国已承认了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承认美国需要中国。2006年4月，布什总统在胡锦涛主席访美的欢迎辞中重申“利益攸关方”的提法，意味着布什政府完全接受了佐利克的这个战略认知概念，完成了对中美关系的新定位。《2008年度中国军力报告》的相关阐述表明，对中国作为利益攸关者的战略认知也在美国军方得到了广泛、正式的认可。
从中国方面看，对利益攸关方的提法基本上也是认同的。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4月访美等不同的重要场合都强调指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调整：改善中国安全软环境的重要动力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发生变化虽然不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安全硬环境，但对中国安全软环境却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改善中国安全软环境的重要动力，因为它限制了美国在该认知框架内对中国使用硬力量的可能性。从现实情况看，美国对华政策的确因之实现了积极的转变，中国的安全软环境从而得到相应改善。
首先，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明显增多，战略对话机制化制度化程度日益提高，降低了中美冲突的现实可能性。自1972年以来，在任期间访华的美国总统一共有6位，其中小布什总统是次数最多的。除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外，中美之间最主要的高层对话机制还包括高层政治对话(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和战略经济对话(美国财长和中国主管金融事务的副总理)。2008年1月的第五次高层政治对话就台湾问题、北京奥运和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坦诚、深入地进行了沟通，取得多项共识，6月的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在能源和环保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夯实了中美对话和互信的整体战略基础。
其次，中美军事合作有效推进。根据新华网统计、发布的1994年—2008年中美军事交流态势资料，1994—2000年之间中美的军事交流共计25次：而2001—2008(截至4月10日)，中美军事交流高达49次，差不多翻了一番。2008年4月，中美两国防长之间的“军事热线”开通，反映了中美领导人对双边战略关系和长远利益的认识，为两国防务部门就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协调立场、推动合作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有利于增进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信，促进两军关系进一步发展。
总之，近年来对中国安全软环境影响最大的积极因素便是美国对华战略认知从“战略竞争对手”到“利益攸关方”的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对被歪曲、被夸大的“中国威胁”的渲染，有助于缓减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当然，中国安全软环境中素来存在的与美国相关的那些消极因素，譬如来自美国的战略猜疑，依然存在并可能在某些方面、某些情况下会比较突出。但是，对中国安全软环境中的美国因素，可以持谨慎乐观态度；至于美国某些右翼保守势力冥顽不化的反华立场和言论，中方也要心中有数。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态势的接受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发自真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对话、合作和建设性成为中美关系的关键词，从而使中国国家安全的软环境趋于改善。
(责任编辑 王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