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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民富国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成功与失误并存。产生失误的内部原因包括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没有将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区别开来；也没有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失误；内部原因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４４－０４
为了完成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从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殖民地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任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为了完成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第二大历史任务，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找到了实现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在建立新中国后的继续发展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备孕育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初步探索时期。笔者对这一时期进行详细研究，着重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探索中产生失误的内部原因。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命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是相对于“第一次结合”而言的，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首倡者和初期的艰辛探索者。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一命题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从国际背景上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由“冷战”走向“对话”，社会主义阵营由“同盟”走向“分裂”，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巨大发展，新科技革命萌发推进。从国内背景上看，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一个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崭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的党向执掌全国政权的党转变，中国社会发展主题由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转变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了实现民富国强，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确定向苏联学习的方针就成为历史之必然。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基本上效仿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和解答中国问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从苏联那里学习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经验“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２］。特别是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的复杂化，苏联模式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性任务。并进一步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同时，毛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具体要求。他指出“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再结合上下工夫”。［３］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旨在找到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之路。
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初步探索轨迹
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发展状况为视角，可将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前提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受挫的阶段（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前提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前提阶段。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既有新民主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使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也标志着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第一大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实现国富民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目标和任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帷幕即将拉开。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三大考验：一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整个国民经济基本处于瘫痪，百业待兴；二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新生的人民政权还需要巩固；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任务的变化，面临重大执政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土地革命，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巩固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持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加强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１９５４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国家形式等，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新纪元。另外，１９５６年我党带领人民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难题，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建立新中国后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发展模式基本上是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复杂，发展目标和人民生活要求的多元化，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愈来愈不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１］此时，我党由向苏联学习、“以苏为鉴”转变到“以苏为戒”，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召开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开创了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从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１９６６年“文革”之前，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
１９５６我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面临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为了统一全党思想，１９５７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整风运动。针对整风运动中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央开展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斗争。１９５８年１月和３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旨在寻找更好的办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１９５８年５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鼓舞下，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与“大跃进”相呼应，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广大农村广泛开展。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困难，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伟业受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１９６１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并于１９６２年１月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但是这次会议是在“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导致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根除，并愈演愈烈，导致我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误判，改变了中共八大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但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宝贵思想，包括“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刚刚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要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等。”［１］
总之，我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４］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遭到过严重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也出现过重大失误，特别是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受挫的阶段（１９６６－１９７８）
肇始于１９６６年５月的“文革”至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受挫的阶段。
“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但是，“由于毛泽东对极左思潮的一定限制，由于党和人民对‘文革’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抵制和抗争一直没有停止，‘文革’的破坏程度受到一定限制，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进展”。［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中国历史本来应走向新的征程。但受“两个凡是”的“左”倾思想的干扰，至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一直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事业受到严重挫折。
三、中国共产党在初步探索中产生失误的内部原因分析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总体看来，毛泽东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在探索中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具有“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也有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具有“错误的倾向”。［６］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犯过“大跃进”和“文革”两次大的错误。就内部原因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认识模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认识到，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阶段。但“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反思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且后一阶段要比前一阶段可能更长。但不幸的是，毛泽东的这一光辉思想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思想认识联系在一起。他强调了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全面性、长期性，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来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置于从属地位。显然，毛泽东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只有深刻认识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确性，才能避免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可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等曲折道路原因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道路正是在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吸收挫折和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失误；内部原因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４４－０４
为了完成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从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殖民地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任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为了完成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第二大历史任务，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找到了实现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在建立新中国后的继续发展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备孕育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初步探索时期。笔者对这一时期进行详细研究，着重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探索中产生失误的内部原因。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命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是相对于“第一次结合”而言的，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首倡者和初期的艰辛探索者。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一命题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从国际背景上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由“冷战”走向“对话”，社会主义阵营由“同盟”走向“分裂”，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巨大发展，新科技革命萌发推进。从国内背景上看，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一个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崭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的党向执掌全国政权的党转变，中国社会发展主题由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转变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了实现民富国强，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确定向苏联学习的方针就成为历史之必然。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基本上效仿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和解答中国问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从苏联那里学习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经验“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２］。特别是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的复杂化，苏联模式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性任务。并进一步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同时，毛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具体要求。他指出“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再结合上下工夫”。［３］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旨在找到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之路。
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初步探索轨迹
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发展状况为视角，可将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前提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受挫的阶段（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前提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前提阶段。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既有新民主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使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也标志着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第一大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实现国富民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目标和任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帷幕即将拉开。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三大考验：一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整个国民经济基本处于瘫痪，百业待兴；二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新生的人民政权还需要巩固；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任务的变化，面临重大执政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土地革命，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巩固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持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加强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１９５４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国家形式等，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新纪元。另外，１９５６年我党带领人民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难题，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建立新中国后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发展模式基本上是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复杂，发展目标和人民生活要求的多元化，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愈来愈不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１］此时，我党由向苏联学习、“以苏为鉴”转变到“以苏为戒”，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召开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开创了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从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１９６６年“文革”之前，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
１９５６我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面临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为了统一全党思想，１９５７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整风运动。针对整风运动中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央开展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斗争。１９５８年１月和３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旨在寻找更好的办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１９５８年５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鼓舞下，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与“大跃进”相呼应，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广大农村广泛开展。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困难，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伟业受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１９６１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并于１９６２年１月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但是这次会议是在“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导致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根除，并愈演愈烈，导致我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误判，改变了中共八大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但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宝贵思想，包括“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刚刚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要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等。”［１］
总之，我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４］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遭到过严重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也出现过重大失误，特别是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受挫的阶段（１９６６－１９７８）
肇始于１９６６年５月的“文革”至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受挫的阶段。
“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但是，“由于毛泽东对极左思潮的一定限制，由于党和人民对‘文革’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抵制和抗争一直没有停止，‘文革’的破坏程度受到一定限制，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进展”。［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中国历史本来应走向新的征程。但受“两个凡是”的“左”倾思想的干扰，至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一直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事业受到严重挫折。
三、中国共产党在初步探索中产生失误的内部原因分析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总体看来，毛泽东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在探索中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具有“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也有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具有“错误的倾向”。［６］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犯过“大跃进”和“文革”两次大的错误。就内部原因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认识模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认识到，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阶段。但“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反思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且后一阶段要比前一阶段可能更长。但不幸的是，毛泽东的这一光辉思想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思想认识联系在一起。他强调了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全面性、长期性，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来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置于从属地位。显然，毛泽东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只有深刻认识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确性，才能避免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可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等曲折道路原因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道路正是在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吸收挫折和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