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龙应台最好的著作。
　　我并不很喜欢那个带有强烈文学气质的评论家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本质上是反思性的历史叙事，她在史料的采集上下了功夫，文本的厚重感与穿透力，也因此与此前单纯的愤怒或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说教形成差异。
　　本书并非单纯讲述国共内战。更有将近一半的篇幅，呈现日据时期台湾老兵不知为谁而战的凄惶与痛楚。书末强烈表达的是一种对兄弟阋于墙的批判意识：“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在这里，龙应台抛弃了对交战双方价值观的褒贬，进入到另一个面向的思辨：血流漂杵的战争，有真正的“胜利者”么?有朋友认为：龙应台并没有对历史的发展逻辑深入了解，而以简单的“人本”理念评判是非，未免肤浅。
　　在某种意义上，这位朋友是对的。当龙应台试图将那些被日本殖民后又参与侵略的台湾老兵，也单纯归入受害者行列时，她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是非、她所谓的“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想要表达的也恰是一种基于台湾立场的某种意识形态宣泄——既然否定了战争本身，战败者同样需要忏悔，凭什么反而变得高贵?
　　尤其是，这个战败者，恰是20世纪初开始延烧的社会动荡之始作俑者。并且，即便有懵懂与被动的成分，但那些为职务、为理念和为利益而贡献了自己心力的参与者，从来不会单纯是一个受害者。这是一个共犯结构，你可以把责任全盘推到革命领袖身上么?
　　没有人能以此为荣，无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也没有人可以逃脱罪责，无论是革命领袖还是一个宪兵连长。这本力图跳脱意识形态对立而在普世层面上打动人心的著作，也因此降低了自己的说服力。
　　但在最本源的意义上，我认同龙应台的“人本”主义立场。所谓的时代发展逻辑和未来理想国的兑现，常常只是我们的一种想象，而眼下数千万人的颠沛流离与死难却是最真实的，它应该成为我们评价是非的基本尺度。
　　可惜的是，龙应台仍来摆脱她文青的底色，有时叙事不免信马由缰。譬如在龙应台去湖南寻找母亲当年走过的铁路时，在衡阳火车站看到喊“永州”地名拉客的人，她想到了“永州八记”。“为了柳宗元，我特别跟着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的几段描写，是典型的无用细节。
　　龙应台是一个煽情高手，但感性的文本诉求也令其真实性打了折扣。书中在还原历史场景时，惯用“合理想象”，也为我们提供了不良的典范。
　　例如，龙应台在“鼓楼前”这一章节中写道：“宁波城，在日军占领了四年五个月之后，第一次宁静了下来。宁静的意思就是，鼓楼前卖东西的小贩多了起来，奔跑嬉笑的孩子多了起来，天上的麻雀，大胆地落在广场上聒噪追逐……”
　　本段行文没有注解出处，龙应台亦肯定不在60余年前的现场，想来应是出于想象。但问题是，日军占领宁波期间，连麻雀也不敢落在广场上追逐么?即使表面上看去合理的想象，对一本历史题材的著作是否需要?尤其是，作者将想象混同于事实进行陈述?
　　但无论如何，《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都堪称最打动人的内战反思篇章，在龙应台作为文人的著述生涯中，这或许也是一个转捩点，从精短评论、散文与小说的格局中出走，她开始踏上另一条写实的还原历史之路虽有旧习气浸染，但其光华已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