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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刊60年，《历史教学》，回顾，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2—0003—04
从1951年《历史教学》创刊起，岁月之河已在它身旁流逝了60个春秋。
《历史教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历史学刊物，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应当说，60年来，《历史教学》在传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史学人才，推进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岁月的里程中，也留下了自己难以磨灭的屐痕。
在我手边，一直珍藏着1951年1月1日出版的《历史教学》创刊号——没有华美的包装，没有悦耳的宣言，连一篇“发刊词”也没有。封面上只印了徐特立的题字(不久改为印刷体，后来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题字，使用至今)，以及要目和为张政娘先生《汉代的铁官徒》一文配发的“汉刑徒砖拓片”(见本期封面)。五六百字的《编者的话》，是作为补白刊出的，目录上连页码都没编：“本刊定名为《历史教学》，‘教’是要研究如何讲授历史课程，学是要讨论如何研习历史科学……因此，我们首先要声明：一、本刊是所有历史教师和一般学习历史的人们的共同刊物。二、本刊是讨论上项问题的工具之一，所有的意见和论断正需要鉴定与批评。”
60年前，新中国第一份史学刊物，就这样以其朴实无华的学风，在天津诞生了。
当时，全国教育系统的历史教学工作，面临着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所以史学界的7位同仁，自己集资，自编自印，自办发行；为此，著名史学家张政娘先生竞致出卖了自己心爱的百衲本“二十四史”，这在史学界早已传为佳话。创刊后的《历史教学》，最初由知识书店发行；9个月后，也就是1951年的10月1日，即从第2卷第4期开始，便改由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发行了。
当年的《历史教学》，不仅要面对全国的普教系统，特别是中学；而且要面对全国的高等学校。因此，创刊后第3期，就刊登了《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工作总结》，“编者按”说：“清华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自成立迄今，不但获得了很多的成就，而且也得到了很多珍贵的工作经验，兹刊载一篇工作总结，使历史教学工作者参考(原文如此)。”到了2007年，《历史教学》改版为“高校版”和“中学版”，应当说是秉承了这个历史传统，并有所创新的。
对于当时教育系统的历史教学改革，《历史教学》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51年1月12日，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轮流编辑的“史学周刊”，分别在天津《进步日报》和上海《大公报》发刊；2月18日“历史教学”双周刊在《光明日报》发刊，对此，《历史教学》分别刊登了消息、要目和目录，以示祝贺。
1951年5月1日，由青岛山东大学历史语文研究所《文史哲》杂志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文史哲》创刊，《历史教学》在“史学消息”栏目中刊登了创刊号的要目，并评介说，该刊“内容丰富，系一种综合性的刊物，本期论文均极精辟云”。由此也可见，当年中国新史学体系的创建，是以北方地区为先导和重心的。
那时的《历史教学》，刊登的大都是著名的史学专家的学术论文，但也试行刊登过类似后来“三亲”的口述史回忆，北京大学的金毓黼先生撰写的《五四运动琐记》，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篇，文中真实地讲述了北京五四运动的过程以及李大钊牺牲的经过，这在新中国的史学刊物上，无疑是第一次。
1951年10月19日，中国史学会天津分会成立，推选出干事9人，由吴廷璎先生任总干事。为配合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该会决定从12月份起，在《历史教学》上开辟深入浅出的“历史教学问答”专栏。此后，《历史教学》遂转而由中国史学会天津分会领导。
《历史教学》的“问题解答”栏目篇幅不大，专门针对读者在学习或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难点问题，聘请研究有素的名家进行解答，当时很受读者欢迎。第一个刊出的问题是读者何易提出的“何谓两田制、三田制?哪一种比较进步?它们的发展情形怎样?”由欧洲归国不久的世界近代史专家辜燮高先生进行了详细的回答。此后，很多名家都曾被邀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名家们并不以为栏目的问题小、篇幅不大而对此漫不经心，而是认真、规范作答，既简明扼要，鞭辟入里，又具有权威性，因而成为被广泛认可的标准答案。
当年，史学界中一些人、包括很多的读者，应用唯物史观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时间不长，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岳飞抗金，算不算民族英雄?史可法反满，值不值得歌颂?项羽出身贵族，为何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等等。这些问题今天看来也许显得有些简单和幼稚，但在当时确是很多人深入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思想障碍。于是《历史教学》就这些问题，组织专题文章，进行深入讨论，最后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直到我读大学期间学习秦汉史的时候，杨翼骧先生仍指定其中的文章作为必读参考，可见其影响确实既深且远。 从创刊时起，《历史教学》就特别重视中等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在创刊号上率先刊登了王德培写的《论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际》，以后连续开辟了“教学经验”“图书介绍”“史料特载”“文摘”“书评”“讲课纪录”“连载”“读者与作者”等栏目，目的大都是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当然，栏目外的许多文章，也有不少是直接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的。
若干年来，《历史教学》还是一份与时俱进的史学刊物。
创刊后的第一年，《历史教学》发行量为2000份，翌年即猛增至1万份，最高时发行量近4万份，这与《历史教学》全心全意为中学服务不无关系。因此，如何确定自己的编辑方针，是否应向国内一级学术刊物看齐，一时间反倒成了问题。其实，价值的真谛，往往在于与众不同。所以经过全社上下的认真讨论，最终确定了刊物的服务对象应是中学历史教学和广大干部，兼顾大学生，每期发表少量水准较高的学术论文，编辑方针是兼顾普及与提高，但以普及为主。至今，“中学版”《历史教学》的中心，仍是“注重教学研究”，而且栏目设置更加切合实际，更加丰富多彩，这样的办刊方针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至90年代，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入学考试的历史试卷，是全国统一命题。从1994年(?)开始，国家教委考试司授予《历史教学》公布当年历史试卷标准答案的权力，这对《历史教学》来说，无疑是多年来为普教系统做出特殊贡献的一种回报和荣誉。
人的睿智，多半是经过时光的砥砺才能变得精粹；人的心境，往往是经过生活的历练才可达到彻悟。改革开放以来，大学、中学和研究单位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中青年历史教师和史学工作者，《历史教学》不失时机地在发刊过程中安排了“中青年著名学者访谈”计划，结集出版了《新生代 历史学者访谈录》；在“中学版”的封二，专门介绍优秀的历史教师，这些，在史学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
从上述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发展面前，往往不是没有机遇，而是没有发现机遇，没有去苦苦追求。《历史教学》则不同了，随着形势的发展，全社上下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并认真执著地进行了追求，才打造出了今天的成就与业绩。
在时光存储的记忆还告诉我们，《历史教学》60年来所以能够薪尽火传、不断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有一个经过学术陶冶与洗礼，并眷顾着刊物成长的编委会。
《历史教学》的创刊，是7位史学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刊物的编辑，虽然对外称“《历史教学》月刊社编委会”(见本期封底)，但7位专家分处天津、北京与河南，稿件的审订编发，完全落到了在天津工作的3位专家身上，实际上是个由3人组成的编辑部。
中国史学会天津分会成立后，《历史教学》转由该会领导，总干事吴廷璆先生出任总编辑；从此，《历史教学》建立起真正的编委会。据老编委魏宏运先生的统计，《历史教学》自创刊至1994年，编委会先后经过6次调整，出任编委的专家共有50名。现仅就个人闻见所及，谈谈几位已故编委的丰功伟绩。
总编辑(后改称编委会主任)吴廷璆先生是我的业师，早年留学日本，专攻亚洲史及中西交通史。回国后积极从事民主革命运动，赴山西参加八路军，担任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工作，还是中国民主同盟及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解放后一度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天津历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先生自1952年任《历史教学》总编辑，以其社会地位和影响，扩大编委，组建编委会，编委由京津两地扩至全国；同时，《历史教学》也由同仁刊物改由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领导。1955年至1956年，先生多次至教育部，争取到教育部对刊物的直接指导。1993年，先生因年事已高，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编委会主任的工作，先后为《历史教学》服务40余年。先生为人豁达大度，待人热情真挚，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巨大威望。
杨志玖先生，回族，1938年毕业于昆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旋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南开大学任教。先生继吴廷璆先生之后，继任《历史教学》编委会主任，直至2002年仙逝。先生虽在隋唐史、元史和马可波罗研究方面功力最深，蜚声国际，但在许多人的眼里，志玖师更是位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一生为善至乐，澹泊名利，意态真诚，不说假话，不阿谀逢迎，不曲学阿世，不违心作悖言，因而备受周围人的景仰。先生尝言：“君子无所争，必也治学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其争也君子。”1957年先生曾致信《人民日报》，以超凡的胆识，为编委雷海宗先生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文章进行辩护；二十余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证明两位先生都是正确的。先生与《历史教学》关系至深，从创刊开始先生便是刊物的忠实作者，以其权威和地位，为提高刊物质量，扩大刊物影响，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便是一篇“问题解答”的短文，经先生走笔，也能收力拨千斤之效。先生晚年目力不济，仍是教学、研究不辍，直至他走到了人生旅途的终点。
郑天挺先生，国内外著名史学界大师级人物，学富五车，却浑身正气，朴实无华。一生紧跟时代、紧跟社会，不断进步，而且常因此受命为《历史教学》撰稿，为史学界答疑解惑。比如，如何学习前苏联的历史教学方法问题，关于武训问题，关于宋景诗问题，以及相关的“问题解答”，在别人眼里可能不屑一顾，但先生都带头认真撰写。先生的文章，文字严谨，论证细密，史实准确，字字珠玑。往往很多历史上难于弄清的问题，经先生研究和考订，即成一定不易之论，像先生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传教士马里逊父子(大小马里逊)生平活动的论文即为典型。先生虽然社会工作繁忙，却挤出时间，一丝不苟、神融气泰地给本科生上基础课，仅此即足见先生的大师风范。先生的明清史课只讲授了一个学期，但他那慈祥可鞠的面容，侃侃而谈的话语，和蔼可亲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却永远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1981年岁杪，先生不幸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史学界莫不哀悼，时任天津市长的胡启立同志亲赴殡仪馆向先生遗体告别。后来得知，先生担任北大秘书长期间，胡启立同志为北大在读生和学运领袖，一度被捕，经先生营救脱险。
王玉哲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师从顾颉刚、唐兰诸名家；执教以来，长期从事先秦史的研究，多所建树，自成一家。先生热爱教学，热爱弟子，待人亲切宽厚，从无疾言厉色。每届新年联欢，学生会缺少演出服，先生总是慷慨相借。1959年全国高校开展了一场所谓的“拔白旗”运动，目的是“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高等学校讲坛”的局面，不知为何，先生亦被列入被“拔”之列，教室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先生以至诚的态度，认真观看，且无愠色。事过很久，大家深感此事的欠妥，委婉向先生解释，先生毫不介意，说此事早已抛至九霄云外，先生的豁达大度，于此可见一斑。先生经常为《历史教学》撰写指导性论文，出任《历史教学》编委后，每月的编委会是有请必到。因工作过度劳累，一次竟至休克在会议室。2003年春节前，我陪《历史教学》领导去府上看望先生，虽说年近九十，依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笔耕不辍，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见先生的最后一面。2005年5月6日噩耗传来，先生辞世，天丧哲人，何不仁哉。
杨生茂先生，解放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并在斯坦福大学深造。先生是集资创办《历史教学》的7位史学专家之一，若干年来为《历史教学》撰写稿件，自认为是分内之事，从未间断。1952年，在先生的积极支持和争取下，使《历史教学》由私人性质的同仁刊物，转由政府管理，对于这次改革，先生与有功劳。按照当时的规定，由个人凑集的开办费和利润，一律退还，可先生只收了开办费，辞谢了利金。先生一生作风朴实无华，常年布衣蔬食，身上绝无一点留洋学生的痕迹，且几十年来乡音未改。由于先生始终与学生平等相处，态度和蔼可亲，与人为善，所以在先生面前学生没有一点畏惧之感。先生是国内少有的著名美国史专家，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至今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先生功不可没。近年来先生因老病在身，已很少出门；然膝下有孝女服侍左右，无微不至，亦晚年一大幸事，正所谓“为善至乐”。2010年夏，突闻先生不幸去世，身旁的良师又弱一位，怎不让人不痛心疾首呢。
在一定意义上说，历史就是用有限的人生，去研究无限的生命，然后向新的一代传授人类社会存储的成长记忆；使他们能在前人的臂膀上，把未来生活建设得更加合理，更加文明。人们一旦丧失了历史的记忆力，将无从探索社会的良性发展道路，也无力阻隔精神荒漠的肆虐横行。用这样的视 角观察60年来的《历史教学》，应当说，它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也是不寻常的。直到今天，《历史教学》依然是史学工作者滋润丰厚的学术园地，洁净敞亮的精神家园，依然是精彩秀发(不是头发的发)，容止可观。
《历史教学》自创刊后，1961年上半年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曾暂时休刊；十年动乱期间，精神横遭肆虐，文化迹近荒芜，《历史教学》也不得不在1966年7月被迫停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四人帮”垮台后，《历史教学》终于在1979年1月正式复刊。从此，岁月为它打开了一扇崭新的门扉，至今朝气蓬勃地连续出版。
成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面对滚滚而来的学术和发行竞争，《历史教学》始终关注自己的内在优势，同时不断开拓自身的延续价值。
1992年以来，《历史教学》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历次评定中，均名列其中。2000年，《历史教学》又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引用资料来源重要期刊。2002年，《历史教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列入中国期刊方阵，授予“双效期刊”称号。
60年来，《历史教学》一直是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史学刊物，充分发挥了自身具有的“打开通往古今的时间隧道，连接走向世界的无形桥梁”的作用。如今的发行面，已覆盖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所有省、区。国外除发行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外，还发行到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因为怀念，所以美好；因为挚爱，所以收藏。衷心祝愿《历史教学》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能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承前启后；在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文明互动中，深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不断寻找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创造力，用更加深刻的见解，更加敏锐的判断力，表达出与著名史学刊物相匹配的价值理念，并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
参考文献：
[1]编者的话[J]历史教学(第1卷)，1951(1)
[2]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工作总结·编者按[J]，历史教学(第1卷)，1951(3)
[3]历史教学(第1卷)[J]1951(6)
[4]金毓黼，五四运动琐记[J]历史教学(第1卷)，1951(6)
[5]杨生茂历史教学创刊第一年[J]历史教学，2001(1)
[6]魏宏运《历史教学》不寻常的50年[J]历史教学，2001(1)
[7]杨志玖我与《历史教学》[J]，历史教学，2001(1)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2—0003—04
从1951年《历史教学》创刊起，岁月之河已在它身旁流逝了60个春秋。
《历史教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历史学刊物，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应当说，60年来，《历史教学》在传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史学人才，推进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岁月的里程中，也留下了自己难以磨灭的屐痕。
在我手边，一直珍藏着1951年1月1日出版的《历史教学》创刊号——没有华美的包装，没有悦耳的宣言，连一篇“发刊词”也没有。封面上只印了徐特立的题字(不久改为印刷体，后来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题字，使用至今)，以及要目和为张政娘先生《汉代的铁官徒》一文配发的“汉刑徒砖拓片”(见本期封面)。五六百字的《编者的话》，是作为补白刊出的，目录上连页码都没编：“本刊定名为《历史教学》，‘教’是要研究如何讲授历史课程，学是要讨论如何研习历史科学……因此，我们首先要声明：一、本刊是所有历史教师和一般学习历史的人们的共同刊物。二、本刊是讨论上项问题的工具之一，所有的意见和论断正需要鉴定与批评。”
60年前，新中国第一份史学刊物，就这样以其朴实无华的学风，在天津诞生了。
当时，全国教育系统的历史教学工作，面临着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所以史学界的7位同仁，自己集资，自编自印，自办发行；为此，著名史学家张政娘先生竞致出卖了自己心爱的百衲本“二十四史”，这在史学界早已传为佳话。创刊后的《历史教学》，最初由知识书店发行；9个月后，也就是1951年的10月1日，即从第2卷第4期开始，便改由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发行了。
当年的《历史教学》，不仅要面对全国的普教系统，特别是中学；而且要面对全国的高等学校。因此，创刊后第3期，就刊登了《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工作总结》，“编者按”说：“清华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自成立迄今，不但获得了很多的成就，而且也得到了很多珍贵的工作经验，兹刊载一篇工作总结，使历史教学工作者参考(原文如此)。”到了2007年，《历史教学》改版为“高校版”和“中学版”，应当说是秉承了这个历史传统，并有所创新的。
对于当时教育系统的历史教学改革，《历史教学》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51年1月12日，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轮流编辑的“史学周刊”，分别在天津《进步日报》和上海《大公报》发刊；2月18日“历史教学”双周刊在《光明日报》发刊，对此，《历史教学》分别刊登了消息、要目和目录，以示祝贺。
1951年5月1日，由青岛山东大学历史语文研究所《文史哲》杂志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文史哲》创刊，《历史教学》在“史学消息”栏目中刊登了创刊号的要目，并评介说，该刊“内容丰富，系一种综合性的刊物，本期论文均极精辟云”。由此也可见，当年中国新史学体系的创建，是以北方地区为先导和重心的。
那时的《历史教学》，刊登的大都是著名的史学专家的学术论文，但也试行刊登过类似后来“三亲”的口述史回忆，北京大学的金毓黼先生撰写的《五四运动琐记》，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篇，文中真实地讲述了北京五四运动的过程以及李大钊牺牲的经过，这在新中国的史学刊物上，无疑是第一次。
1951年10月19日，中国史学会天津分会成立，推选出干事9人，由吴廷璎先生任总干事。为配合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该会决定从12月份起，在《历史教学》上开辟深入浅出的“历史教学问答”专栏。此后，《历史教学》遂转而由中国史学会天津分会领导。
《历史教学》的“问题解答”栏目篇幅不大，专门针对读者在学习或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难点问题，聘请研究有素的名家进行解答，当时很受读者欢迎。第一个刊出的问题是读者何易提出的“何谓两田制、三田制?哪一种比较进步?它们的发展情形怎样?”由欧洲归国不久的世界近代史专家辜燮高先生进行了详细的回答。此后，很多名家都曾被邀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名家们并不以为栏目的问题小、篇幅不大而对此漫不经心，而是认真、规范作答，既简明扼要，鞭辟入里，又具有权威性，因而成为被广泛认可的标准答案。
当年，史学界中一些人、包括很多的读者，应用唯物史观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时间不长，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岳飞抗金，算不算民族英雄?史可法反满，值不值得歌颂?项羽出身贵族，为何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等等。这些问题今天看来也许显得有些简单和幼稚，但在当时确是很多人深入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思想障碍。于是《历史教学》就这些问题，组织专题文章，进行深入讨论，最后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直到我读大学期间学习秦汉史的时候，杨翼骧先生仍指定其中的文章作为必读参考，可见其影响确实既深且远。 从创刊时起，《历史教学》就特别重视中等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在创刊号上率先刊登了王德培写的《论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际》，以后连续开辟了“教学经验”“图书介绍”“史料特载”“文摘”“书评”“讲课纪录”“连载”“读者与作者”等栏目，目的大都是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当然，栏目外的许多文章，也有不少是直接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的。
若干年来，《历史教学》还是一份与时俱进的史学刊物。
创刊后的第一年，《历史教学》发行量为2000份，翌年即猛增至1万份，最高时发行量近4万份，这与《历史教学》全心全意为中学服务不无关系。因此，如何确定自己的编辑方针，是否应向国内一级学术刊物看齐，一时间反倒成了问题。其实，价值的真谛，往往在于与众不同。所以经过全社上下的认真讨论，最终确定了刊物的服务对象应是中学历史教学和广大干部，兼顾大学生，每期发表少量水准较高的学术论文，编辑方针是兼顾普及与提高，但以普及为主。至今，“中学版”《历史教学》的中心，仍是“注重教学研究”，而且栏目设置更加切合实际，更加丰富多彩，这样的办刊方针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至90年代，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入学考试的历史试卷，是全国统一命题。从1994年(?)开始，国家教委考试司授予《历史教学》公布当年历史试卷标准答案的权力，这对《历史教学》来说，无疑是多年来为普教系统做出特殊贡献的一种回报和荣誉。
人的睿智，多半是经过时光的砥砺才能变得精粹；人的心境，往往是经过生活的历练才可达到彻悟。改革开放以来，大学、中学和研究单位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中青年历史教师和史学工作者，《历史教学》不失时机地在发刊过程中安排了“中青年著名学者访谈”计划，结集出版了《新生代 历史学者访谈录》；在“中学版”的封二，专门介绍优秀的历史教师，这些，在史学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
从上述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发展面前，往往不是没有机遇，而是没有发现机遇，没有去苦苦追求。《历史教学》则不同了，随着形势的发展，全社上下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并认真执著地进行了追求，才打造出了今天的成就与业绩。
在时光存储的记忆还告诉我们，《历史教学》60年来所以能够薪尽火传、不断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有一个经过学术陶冶与洗礼，并眷顾着刊物成长的编委会。
《历史教学》的创刊，是7位史学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刊物的编辑，虽然对外称“《历史教学》月刊社编委会”(见本期封底)，但7位专家分处天津、北京与河南，稿件的审订编发，完全落到了在天津工作的3位专家身上，实际上是个由3人组成的编辑部。
中国史学会天津分会成立后，《历史教学》转由该会领导，总干事吴廷璆先生出任总编辑；从此，《历史教学》建立起真正的编委会。据老编委魏宏运先生的统计，《历史教学》自创刊至1994年，编委会先后经过6次调整，出任编委的专家共有50名。现仅就个人闻见所及，谈谈几位已故编委的丰功伟绩。
总编辑(后改称编委会主任)吴廷璆先生是我的业师，早年留学日本，专攻亚洲史及中西交通史。回国后积极从事民主革命运动，赴山西参加八路军，担任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工作，还是中国民主同盟及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解放后一度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天津历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先生自1952年任《历史教学》总编辑，以其社会地位和影响，扩大编委，组建编委会，编委由京津两地扩至全国；同时，《历史教学》也由同仁刊物改由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领导。1955年至1956年，先生多次至教育部，争取到教育部对刊物的直接指导。1993年，先生因年事已高，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编委会主任的工作，先后为《历史教学》服务40余年。先生为人豁达大度，待人热情真挚，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巨大威望。
杨志玖先生，回族，1938年毕业于昆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旋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南开大学任教。先生继吴廷璆先生之后，继任《历史教学》编委会主任，直至2002年仙逝。先生虽在隋唐史、元史和马可波罗研究方面功力最深，蜚声国际，但在许多人的眼里，志玖师更是位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一生为善至乐，澹泊名利，意态真诚，不说假话，不阿谀逢迎，不曲学阿世，不违心作悖言，因而备受周围人的景仰。先生尝言：“君子无所争，必也治学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其争也君子。”1957年先生曾致信《人民日报》，以超凡的胆识，为编委雷海宗先生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文章进行辩护；二十余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证明两位先生都是正确的。先生与《历史教学》关系至深，从创刊开始先生便是刊物的忠实作者，以其权威和地位，为提高刊物质量，扩大刊物影响，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便是一篇“问题解答”的短文，经先生走笔，也能收力拨千斤之效。先生晚年目力不济，仍是教学、研究不辍，直至他走到了人生旅途的终点。
郑天挺先生，国内外著名史学界大师级人物，学富五车，却浑身正气，朴实无华。一生紧跟时代、紧跟社会，不断进步，而且常因此受命为《历史教学》撰稿，为史学界答疑解惑。比如，如何学习前苏联的历史教学方法问题，关于武训问题，关于宋景诗问题，以及相关的“问题解答”，在别人眼里可能不屑一顾，但先生都带头认真撰写。先生的文章，文字严谨，论证细密，史实准确，字字珠玑。往往很多历史上难于弄清的问题，经先生研究和考订，即成一定不易之论，像先生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传教士马里逊父子(大小马里逊)生平活动的论文即为典型。先生虽然社会工作繁忙，却挤出时间，一丝不苟、神融气泰地给本科生上基础课，仅此即足见先生的大师风范。先生的明清史课只讲授了一个学期，但他那慈祥可鞠的面容，侃侃而谈的话语，和蔼可亲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却永远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1981年岁杪，先生不幸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史学界莫不哀悼，时任天津市长的胡启立同志亲赴殡仪馆向先生遗体告别。后来得知，先生担任北大秘书长期间，胡启立同志为北大在读生和学运领袖，一度被捕，经先生营救脱险。
王玉哲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师从顾颉刚、唐兰诸名家；执教以来，长期从事先秦史的研究，多所建树，自成一家。先生热爱教学，热爱弟子，待人亲切宽厚，从无疾言厉色。每届新年联欢，学生会缺少演出服，先生总是慷慨相借。1959年全国高校开展了一场所谓的“拔白旗”运动，目的是“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高等学校讲坛”的局面，不知为何，先生亦被列入被“拔”之列，教室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先生以至诚的态度，认真观看，且无愠色。事过很久，大家深感此事的欠妥，委婉向先生解释，先生毫不介意，说此事早已抛至九霄云外，先生的豁达大度，于此可见一斑。先生经常为《历史教学》撰写指导性论文，出任《历史教学》编委后，每月的编委会是有请必到。因工作过度劳累，一次竟至休克在会议室。2003年春节前，我陪《历史教学》领导去府上看望先生，虽说年近九十，依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笔耕不辍，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见先生的最后一面。2005年5月6日噩耗传来，先生辞世，天丧哲人，何不仁哉。
杨生茂先生，解放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并在斯坦福大学深造。先生是集资创办《历史教学》的7位史学专家之一，若干年来为《历史教学》撰写稿件，自认为是分内之事，从未间断。1952年，在先生的积极支持和争取下，使《历史教学》由私人性质的同仁刊物，转由政府管理，对于这次改革，先生与有功劳。按照当时的规定，由个人凑集的开办费和利润，一律退还，可先生只收了开办费，辞谢了利金。先生一生作风朴实无华，常年布衣蔬食，身上绝无一点留洋学生的痕迹，且几十年来乡音未改。由于先生始终与学生平等相处，态度和蔼可亲，与人为善，所以在先生面前学生没有一点畏惧之感。先生是国内少有的著名美国史专家，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至今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先生功不可没。近年来先生因老病在身，已很少出门；然膝下有孝女服侍左右，无微不至，亦晚年一大幸事，正所谓“为善至乐”。2010年夏，突闻先生不幸去世，身旁的良师又弱一位，怎不让人不痛心疾首呢。
在一定意义上说，历史就是用有限的人生，去研究无限的生命，然后向新的一代传授人类社会存储的成长记忆；使他们能在前人的臂膀上，把未来生活建设得更加合理，更加文明。人们一旦丧失了历史的记忆力，将无从探索社会的良性发展道路，也无力阻隔精神荒漠的肆虐横行。用这样的视 角观察60年来的《历史教学》，应当说，它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也是不寻常的。直到今天，《历史教学》依然是史学工作者滋润丰厚的学术园地，洁净敞亮的精神家园，依然是精彩秀发(不是头发的发)，容止可观。
《历史教学》自创刊后，1961年上半年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曾暂时休刊；十年动乱期间，精神横遭肆虐，文化迹近荒芜，《历史教学》也不得不在1966年7月被迫停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四人帮”垮台后，《历史教学》终于在1979年1月正式复刊。从此，岁月为它打开了一扇崭新的门扉，至今朝气蓬勃地连续出版。
成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面对滚滚而来的学术和发行竞争，《历史教学》始终关注自己的内在优势，同时不断开拓自身的延续价值。
1992年以来，《历史教学》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历次评定中，均名列其中。2000年，《历史教学》又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引用资料来源重要期刊。2002年，《历史教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列入中国期刊方阵，授予“双效期刊”称号。
60年来，《历史教学》一直是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史学刊物，充分发挥了自身具有的“打开通往古今的时间隧道，连接走向世界的无形桥梁”的作用。如今的发行面，已覆盖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所有省、区。国外除发行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外，还发行到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因为怀念，所以美好；因为挚爱，所以收藏。衷心祝愿《历史教学》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能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承前启后；在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文明互动中，深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不断寻找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创造力，用更加深刻的见解，更加敏锐的判断力，表达出与著名史学刊物相匹配的价值理念，并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
参考文献：
[1]编者的话[J]历史教学(第1卷)，1951(1)
[2]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工作总结·编者按[J]，历史教学(第1卷)，1951(3)
[3]历史教学(第1卷)[J]1951(6)
[4]金毓黼，五四运动琐记[J]历史教学(第1卷)，1951(6)
[5]杨生茂历史教学创刊第一年[J]历史教学，2001(1)
[6]魏宏运《历史教学》不寻常的50年[J]历史教学，2001(1)
[7]杨志玖我与《历史教学》[J]，历史教学，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