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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汪曾祺与郭文斌以书写民俗见长，二人民俗散文的审美内涵丰厚，将独特的地域符号作为载体来表现浓厚的地域民俗性。两位作家通过对节日中多样的民俗仪式的描写来观照百姓现实生活，表达民间信仰，在这些仪式背后有着丰厚文化意蕴，值得我们去探索，也对传承我国传统和地域民俗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 郭文斌 民俗 地域符号 仪式 文化意蕴
“民俗”一词，最早在《礼记·王制》被提及。相传，某年的二月舜到泰山去巡视，眺望山川，按尊卑地位举行了柴祭仪式。后接受地方诸侯的朝见，舜命太师陈诗去体察民风。古时君王的巡守之礼，将这种礼仪和民风联系在一起，君王每到一个地方通过观察风俗民情，便可知道政务的得失。民俗在我国大致历经由最初的“俗”至汉代“风俗”（习俗、民风）到现今“民俗”的三个发展阶段。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发展，显然民俗已经融入我们生活中，成为民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今民俗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其为不同地域的作家创作提供了灵感和肥沃养料。汪曾祺与郭文斌散文创作中都对节令与风俗进行描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却有着类似的创作方式，都创作出了有着独特韵味的民俗散文精品。
汪曾祺民俗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1941至2015年，著有散文名篇《端午的鸭蛋》《胡同文化》《泡茶馆》等散文名篇，全部收录在《汪曾祺全集》 中。汪曾祺的故乡在诗意的江南水乡，后来工作和生活在四季如春的西南，江南的民间人物、民间风俗为汪曾祺民俗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郭文斌创作的民俗散文有《红色中秋》《全本戏》《守岁》等，收录在《永远的乡愁》中。郭文斌生长在西北，其民俗散文更多书写的是西海固乡村的自然风貌和民间事象。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通过对特定地域的生活习惯和不同节日中的民俗仪式描写，表达二人对故乡深深的怀念和眷恋。
通过对汪曾祺和郭文斌民俗散文的梳理，發现两位作家都把民俗散文的创作视角放在民间，通过对地域文化符号、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仪式来挖掘背后深藏的文化意蕴。
一、独特的地域符号
汪曾祺和郭文斌的民俗散文都通过使用地域文化符号来体现浓厚的地域民俗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见的一些物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当你看到的它的那一刻，这些物品就被赋予了特定含义，成为某种符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不同的地域符号承载着特定地域的文化内涵。我们将从符号学能指和所指的角度分析汪曾祺和郭文斌散文中的民俗文化意蕴。他们的散文都是通过一个个的民俗事象来体现民俗生活的。
在语言学家索绪尔看来“能指”是声音留下来的印记，完成传递信息的任务。“所指”是人们给符号本身赋予的内涵和外延，如：我们过年时都要吃“汤圆”，在我们的头脑中“汤圆”有团团圆圆的含义，是家人团聚、和谐的象征。符号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之一，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通过北京特有的地域符号“胡同儿”“挪窝儿”“处街坊”描绘出了一幅幅短小却不失特色的北京胡同生活片段。“胡同”在文章中是贯穿全文的叙事线索，也是反复出现的民俗意象。“胡同”的地域符号能指意义从语音意义的胡同转变为指生活在北京胡同的居民对物质要求不高、爱凑热闹，但不喜闲事、善于“忍”的特点。有些符号在特定的环境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汪曾祺用地域文化符号隐喻北京胡同文化与北京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是北京胡同地区闭塞的文化产物。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浓郁民俗气息而又古老的北京城。在《泡茶馆》中汪曾祺详实地介绍了昆明本地人“坐茶馆”的习俗。茶馆中的茶桌，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在吃茶的同时人们喜爱听“围鼓”（滇剧），爱唱滇剧的观众也可以和演员同唱，而后作者又具体介绍了西南联大附近的凤翥街和文林街，两条不大的街，竟有十几家茶馆，且描绘了茶馆内部特色和客人吃茶时的状态。我们从“坐茶馆”中可以看出茶馆文化已经流入昆明百姓的血液里，并已成为昆明地区的社会文化缩影，亦是市民文化的重要表现。
在郭文斌的《全本戏》中，“大年”这个意象在作者笔下反复出现，他用最质朴的、最平淡的语言为读者介绍了过“大年”的相关习俗，写出了带有浓厚西北特色的年味。这里“大年”有“感恩”“孝”“敬”“和合”的美意。在《说文解字》中“年”被释义为五谷成熟、一年丰收的最后时刻，一年的收获离不开祖先和诸神的恩赐，把祖先供奉神坛，作为祖先对百姓一年帮助的回馈，体现着中华民族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因此感恩贯穿在大年的各项活动中。“孝”也是中国伦理的重要表现，过年时是子女对父母表达孝的一次机会。“敬”除了表达对祖先的尊敬，还体现为“静”，一家人安静地坐在一起，享受团圆时光。“和合”，和谐、团圆的象征，是一家人凝聚力的重要表现。在除夕夜里要“守岁”，全家人点燃灯火，通宵达旦，赶走病魔，寓意新的一年吉祥如意。紧接着就是元宵节，有点花灯的习俗，城里的花灯形状各异，在老家元宵节点燃的则是一展展荞面灯，这普通的荞面灯，点燃的却是作者内心对故乡的无限眷念。
两位作家民俗散文的审美内容都是通过地域符号对所写地区的民俗进行碎片化描写。二人创作的视角都是聚焦在民间生活中的小事上，以此来表现独特地域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认同。二人民俗散文也有不同之处：汪曾祺民俗散文内容涉猎范围相对较广，涵盖了地域民俗、民间饮食、民间风俗、民间人物等。而郭文斌民俗散文主要侧重于对传统佳节的描写。两人民俗散文的语言也大相径庭，汪曾祺生长在江南水乡，在“水”文化的熏陶下，使他的散文语言平淡、质朴，加之地域性方言的使用，读起来更具文学气息，也表现了他闲适、豁达、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郭文斌生长在西北，其民俗散文中西北的地理风貌、地方风俗常常出现，西北位于内陆，土地贫瘠，生活环境艰苦，相较于沿海地区偏远闭塞，因此散文语言朴素、凝练，不加修饰，多运用道家哲理话语来表现西北乡村安详的文化气息。总之，两位作家对民间风俗的描写也是我国江南和西北地域风俗文化的传承。
二、作家笔下的民俗仪式 在我国传统节日中，仪式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人类学家菲奥纳·鲍伊认为，仪式是由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体系，已经被模式化和序列化的言语和行动组成体系。a 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活动，在日常的传承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固有的语言和行动，背后的含义一目了然。中国百姓擅长以仪式作为中介，通过仪式中所涉及的民俗物和其行为过程来实现民间信仰。汪曾祺和郭文斌都试图通过“仪式”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同时传承传统文化。因此他们创作了诸多传统节日中表现仪式的散文作品。汪曾祺在《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详实地叙述了有着悠久歷史文化的小县城里“祭灶”的起源及过程。在我国的一些地方，腊月二十三、二十四要举行“祭灶”仪式。在《史记·孝武本纪》 中最早开始提及“祭灶”仪式。相传，古时就已经出现了“祭灶”仪式，老妇将祭灶用的贡品摆放在盆里，酒灌入瓶内，然后进行跪拜，这就是相传的“老妇之祭”。由于那时生产力和物质水平相对落后，贡品样式单一，仪式的过程非常简单。现今祭灶的贡品是多样的，但有一样食物是必不可少的，即“关东糖”，这是一种用麦芽或谷芽熬成的糖。在“献祭”之礼完毕后，每家每户都要行祭拜之礼，每家祭拜之礼形式各异，男女都跪拜，先由男人拜，后由女人拜。一些人认为女的祭拜更合适一些，女人每天围着锅台转，与灶王爷关系密切，“老妇之祭”在现今仍然得到传承。在《岁交春》中作者为读者介绍了中国对立春节气的重视，春天是农民农耕的开始，是决定一年粮食收成的重要环节，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节日。在立春那一天，“我”的家乡要举行“送春牛”仪式，将“牛”送到各家帮助农民减负。每家制作颜色各异的泥牛，放在供泥牛的神案上，用唢呐吹响不同的曲子。人们把这一过程谓之“送春牛”。作者用旁人的视角叙述了节日中传统的民间习俗，这些习俗在一些人眼中是愚昧的、落后的，但在作者看来更多是一种感动。
郭文斌在《红色中秋》中，向我们详尽介绍了童年时期家乡的“献月亮”习俗。在农村平日里吃不到的食物要等到中秋节那天月亮品尝完后人们才能吃到。如果在中秋节当天能够吃到新鲜的月饼和西瓜是件非常珍贵的事，将西瓜切片摆放成莲花的形状，西瓜的红色和月亮有关，将桌子放在炕上，将月饼和西瓜摆放在桌子上，一家人围着桌子赏月。“我”发现月亮和切片的西瓜一样，又红又亮。郭文斌认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庆祝仪式，而是重视其精神慰藉功能。在《我的大年我的洞房》中作者描写了“请祖先”的年俗，人们带着香表、祭品、香在坟院里跪拜，希望“祖先”能够回家过年，这个仪式被称为“请祖先”。人们认为物质上可以拮据一些，但他们获得的是精神上的富足。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向我们介绍了家乡大年时“贴巴”“泼散”“献祭”等年俗，老家的人们在过年时要贴对联、门神、云子等，人们把这些细小的仪式称之为“贴巴”。在“贴巴”仪式结束后，每家每户要举行“泼散”“供祭”仪式，“泼散”仪式要在饭前举行，这个仪式也小有讲究，是由每家的长男端着饭菜到大门口布施，家庭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住户，会在这一天设一个散台，专门用来摆放贡品，普通家庭就将碗中的食物，向四面八方抛出，以供在外的游魂野鬼享用。“供祭”是一家人围坐在丰盛的饭桌前，先供奉祖先，也有请他们团圆，吃年夜饭之意。我国大年时的民俗仪式丰富多样，这些看起来简单的仪式，其内涵已经超越了仪式本身，背后所蕴藏的是我们民族伟大的地域民俗文化及民族自豪感，两位作家通过节日中的仪式表达民间信仰的同时，也传递了节日背后百姓对美好的期待。在这些仪式背后蕴藏着巨大的精神文化，值得我们去探索。
三、深厚的文化意蕴
汪曾祺和郭文斌的散文都是通过民俗符号和民俗仪式来描写地域风俗，具有丰富的文化性。从思想根源来看，他们两人都深受传统儒道两家思想的熏陶。汪曾祺民俗散文更多的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被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离不开其祖父清末“拔贡”汪嘉勋的培养与熏陶。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其民俗散文作品内容在书写传统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普通百姓的深切关怀。如《岁交春》中的“送春牛”和“贴春牛图”，“贴春牛图”是指一些地方会在开始农耕前在墙上贴一张画在黄纸上的春牛图。黄色代表土地，牛代表农事，“牛”“土地”是百姓生存之根基。郭文斌汲取更多的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综合，在《全本戏》中，腊八的“难得糊涂”是每家每户腊月开始“除尘”，“除尘”让我们从世俗功利和污染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把心中的杂念从心底扫去，以此净化心灵，与天地共在，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这也契合了佛家“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的思想。而要进入“天人合一”状态，需要借助“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符合四季运行规律，与自然同在。除此之外，郭文斌还把道家思想植入民俗散文，道家认为“阴阳平衡”，阴阳运动是宇宙的运行规律，是生命的基本活力。其在《清明不是节日》中提到太阳的运行规律“只有太阳直射到黄经，才有昼夜等长、阴阳平衡。而只有昼夜等长、阴阳平衡，才有清明”b。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中国古人在农耕时根据太阳运行规律总结出来的，现今仍然适用，是古人智慧的集中体现。汪曾祺民俗散文创作和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家陆机的文学创作主张一致，即“文学无功利性”，“文学无功利性”是作家在创作和阅读活动时摒除杂念，沉浸其中，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陆机在《文赋》中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c，“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d ，“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e ，强调作者置身于大自然中观察万物，然后研读古籍，被大自然蕴含的奥妙吸引到无法自持，沉浸其中仿佛世界已经停止，对其中某种事物专注的思考和探寻能净化心灵，排除内心的杂念，并整理思绪把心中所想用文字记载下来。作者沉静下来构思时，也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另外，汪曾祺的民俗散文具有丰厚的审美价值。其民俗散文着眼于从平凡生活中的小事发现生活的美好，如：北京的胡同儿、花、鸟、虫、鱼，雨后的昆明，水乡高邮等在他的笔下都是如此轻快、优美，读者读完他的作品，愉悦之感涌上心头。汪曾祺郭文斌二人民俗散文都是叙写生活和劳动中的小事，背后都有着丰厚的文化意蕴。他们的散文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也传承了中国地域文化。
汪曾祺与郭文斌的民俗散文通过对特定地域符号的书写来体现不同地域的地域民俗性。二人也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多种民俗“仪式”的描写，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抚慰人的心灵，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其民俗散文更多呈现出的是特定地域民俗文化文本，将我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融入民俗散文中，也将我们的目光带到更广阔的民间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同时也对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最后，希望读者在未来能够给予民俗散文更多的关注，让民俗散文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希望未来喜欢文学创作的人，能够创作出更好的民俗散文来供读者阅读。
a 〔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b 郭文斌： 《永远的乡愁》，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cde〔唐〕陆柬： 《唐陆柬之书陆机文赋》，上海书画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第3页，第6页。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 郭文斌.永远的乡愁[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3] 蔡郎与.让人眼花缭乱的符号象征——浅谈民俗文化的符号学解读[J].社会科学家，2006 （）.
基金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YDT201606）
作 者： 何月晖，北方民族大学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吕颖，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汪曾祺 郭文斌 民俗 地域符号 仪式 文化意蕴
“民俗”一词，最早在《礼记·王制》被提及。相传，某年的二月舜到泰山去巡视，眺望山川，按尊卑地位举行了柴祭仪式。后接受地方诸侯的朝见，舜命太师陈诗去体察民风。古时君王的巡守之礼，将这种礼仪和民风联系在一起，君王每到一个地方通过观察风俗民情，便可知道政务的得失。民俗在我国大致历经由最初的“俗”至汉代“风俗”（习俗、民风）到现今“民俗”的三个发展阶段。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发展，显然民俗已经融入我们生活中，成为民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今民俗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其为不同地域的作家创作提供了灵感和肥沃养料。汪曾祺与郭文斌散文创作中都对节令与风俗进行描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却有着类似的创作方式，都创作出了有着独特韵味的民俗散文精品。
汪曾祺民俗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1941至2015年，著有散文名篇《端午的鸭蛋》《胡同文化》《泡茶馆》等散文名篇，全部收录在《汪曾祺全集》 中。汪曾祺的故乡在诗意的江南水乡，后来工作和生活在四季如春的西南，江南的民间人物、民间风俗为汪曾祺民俗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郭文斌创作的民俗散文有《红色中秋》《全本戏》《守岁》等，收录在《永远的乡愁》中。郭文斌生长在西北，其民俗散文更多书写的是西海固乡村的自然风貌和民间事象。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通过对特定地域的生活习惯和不同节日中的民俗仪式描写，表达二人对故乡深深的怀念和眷恋。
通过对汪曾祺和郭文斌民俗散文的梳理，發现两位作家都把民俗散文的创作视角放在民间，通过对地域文化符号、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仪式来挖掘背后深藏的文化意蕴。
一、独特的地域符号
汪曾祺和郭文斌的民俗散文都通过使用地域文化符号来体现浓厚的地域民俗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见的一些物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当你看到的它的那一刻，这些物品就被赋予了特定含义，成为某种符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不同的地域符号承载着特定地域的文化内涵。我们将从符号学能指和所指的角度分析汪曾祺和郭文斌散文中的民俗文化意蕴。他们的散文都是通过一个个的民俗事象来体现民俗生活的。
在语言学家索绪尔看来“能指”是声音留下来的印记，完成传递信息的任务。“所指”是人们给符号本身赋予的内涵和外延，如：我们过年时都要吃“汤圆”，在我们的头脑中“汤圆”有团团圆圆的含义，是家人团聚、和谐的象征。符号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之一，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通过北京特有的地域符号“胡同儿”“挪窝儿”“处街坊”描绘出了一幅幅短小却不失特色的北京胡同生活片段。“胡同”在文章中是贯穿全文的叙事线索，也是反复出现的民俗意象。“胡同”的地域符号能指意义从语音意义的胡同转变为指生活在北京胡同的居民对物质要求不高、爱凑热闹，但不喜闲事、善于“忍”的特点。有些符号在特定的环境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汪曾祺用地域文化符号隐喻北京胡同文化与北京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是北京胡同地区闭塞的文化产物。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浓郁民俗气息而又古老的北京城。在《泡茶馆》中汪曾祺详实地介绍了昆明本地人“坐茶馆”的习俗。茶馆中的茶桌，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在吃茶的同时人们喜爱听“围鼓”（滇剧），爱唱滇剧的观众也可以和演员同唱，而后作者又具体介绍了西南联大附近的凤翥街和文林街，两条不大的街，竟有十几家茶馆，且描绘了茶馆内部特色和客人吃茶时的状态。我们从“坐茶馆”中可以看出茶馆文化已经流入昆明百姓的血液里，并已成为昆明地区的社会文化缩影，亦是市民文化的重要表现。
在郭文斌的《全本戏》中，“大年”这个意象在作者笔下反复出现，他用最质朴的、最平淡的语言为读者介绍了过“大年”的相关习俗，写出了带有浓厚西北特色的年味。这里“大年”有“感恩”“孝”“敬”“和合”的美意。在《说文解字》中“年”被释义为五谷成熟、一年丰收的最后时刻，一年的收获离不开祖先和诸神的恩赐，把祖先供奉神坛，作为祖先对百姓一年帮助的回馈，体现着中华民族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因此感恩贯穿在大年的各项活动中。“孝”也是中国伦理的重要表现，过年时是子女对父母表达孝的一次机会。“敬”除了表达对祖先的尊敬，还体现为“静”，一家人安静地坐在一起，享受团圆时光。“和合”，和谐、团圆的象征，是一家人凝聚力的重要表现。在除夕夜里要“守岁”，全家人点燃灯火，通宵达旦，赶走病魔，寓意新的一年吉祥如意。紧接着就是元宵节，有点花灯的习俗，城里的花灯形状各异，在老家元宵节点燃的则是一展展荞面灯，这普通的荞面灯，点燃的却是作者内心对故乡的无限眷念。
两位作家民俗散文的审美内容都是通过地域符号对所写地区的民俗进行碎片化描写。二人创作的视角都是聚焦在民间生活中的小事上，以此来表现独特地域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认同。二人民俗散文也有不同之处：汪曾祺民俗散文内容涉猎范围相对较广，涵盖了地域民俗、民间饮食、民间风俗、民间人物等。而郭文斌民俗散文主要侧重于对传统佳节的描写。两人民俗散文的语言也大相径庭，汪曾祺生长在江南水乡，在“水”文化的熏陶下，使他的散文语言平淡、质朴，加之地域性方言的使用，读起来更具文学气息，也表现了他闲适、豁达、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郭文斌生长在西北，其民俗散文中西北的地理风貌、地方风俗常常出现，西北位于内陆，土地贫瘠，生活环境艰苦，相较于沿海地区偏远闭塞，因此散文语言朴素、凝练，不加修饰，多运用道家哲理话语来表现西北乡村安详的文化气息。总之，两位作家对民间风俗的描写也是我国江南和西北地域风俗文化的传承。
二、作家笔下的民俗仪式 在我国传统节日中，仪式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人类学家菲奥纳·鲍伊认为，仪式是由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体系，已经被模式化和序列化的言语和行动组成体系。a 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活动，在日常的传承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固有的语言和行动，背后的含义一目了然。中国百姓擅长以仪式作为中介，通过仪式中所涉及的民俗物和其行为过程来实现民间信仰。汪曾祺和郭文斌都试图通过“仪式”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同时传承传统文化。因此他们创作了诸多传统节日中表现仪式的散文作品。汪曾祺在《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详实地叙述了有着悠久歷史文化的小县城里“祭灶”的起源及过程。在我国的一些地方，腊月二十三、二十四要举行“祭灶”仪式。在《史记·孝武本纪》 中最早开始提及“祭灶”仪式。相传，古时就已经出现了“祭灶”仪式，老妇将祭灶用的贡品摆放在盆里，酒灌入瓶内，然后进行跪拜，这就是相传的“老妇之祭”。由于那时生产力和物质水平相对落后，贡品样式单一，仪式的过程非常简单。现今祭灶的贡品是多样的，但有一样食物是必不可少的，即“关东糖”，这是一种用麦芽或谷芽熬成的糖。在“献祭”之礼完毕后，每家每户都要行祭拜之礼，每家祭拜之礼形式各异，男女都跪拜，先由男人拜，后由女人拜。一些人认为女的祭拜更合适一些，女人每天围着锅台转，与灶王爷关系密切，“老妇之祭”在现今仍然得到传承。在《岁交春》中作者为读者介绍了中国对立春节气的重视，春天是农民农耕的开始，是决定一年粮食收成的重要环节，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节日。在立春那一天，“我”的家乡要举行“送春牛”仪式，将“牛”送到各家帮助农民减负。每家制作颜色各异的泥牛，放在供泥牛的神案上，用唢呐吹响不同的曲子。人们把这一过程谓之“送春牛”。作者用旁人的视角叙述了节日中传统的民间习俗，这些习俗在一些人眼中是愚昧的、落后的，但在作者看来更多是一种感动。
郭文斌在《红色中秋》中，向我们详尽介绍了童年时期家乡的“献月亮”习俗。在农村平日里吃不到的食物要等到中秋节那天月亮品尝完后人们才能吃到。如果在中秋节当天能够吃到新鲜的月饼和西瓜是件非常珍贵的事，将西瓜切片摆放成莲花的形状，西瓜的红色和月亮有关，将桌子放在炕上，将月饼和西瓜摆放在桌子上，一家人围着桌子赏月。“我”发现月亮和切片的西瓜一样，又红又亮。郭文斌认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庆祝仪式，而是重视其精神慰藉功能。在《我的大年我的洞房》中作者描写了“请祖先”的年俗，人们带着香表、祭品、香在坟院里跪拜，希望“祖先”能够回家过年，这个仪式被称为“请祖先”。人们认为物质上可以拮据一些，但他们获得的是精神上的富足。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向我们介绍了家乡大年时“贴巴”“泼散”“献祭”等年俗，老家的人们在过年时要贴对联、门神、云子等，人们把这些细小的仪式称之为“贴巴”。在“贴巴”仪式结束后，每家每户要举行“泼散”“供祭”仪式，“泼散”仪式要在饭前举行，这个仪式也小有讲究，是由每家的长男端着饭菜到大门口布施，家庭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住户，会在这一天设一个散台，专门用来摆放贡品，普通家庭就将碗中的食物，向四面八方抛出，以供在外的游魂野鬼享用。“供祭”是一家人围坐在丰盛的饭桌前，先供奉祖先，也有请他们团圆，吃年夜饭之意。我国大年时的民俗仪式丰富多样，这些看起来简单的仪式，其内涵已经超越了仪式本身，背后所蕴藏的是我们民族伟大的地域民俗文化及民族自豪感，两位作家通过节日中的仪式表达民间信仰的同时，也传递了节日背后百姓对美好的期待。在这些仪式背后蕴藏着巨大的精神文化，值得我们去探索。
三、深厚的文化意蕴
汪曾祺和郭文斌的散文都是通过民俗符号和民俗仪式来描写地域风俗，具有丰富的文化性。从思想根源来看，他们两人都深受传统儒道两家思想的熏陶。汪曾祺民俗散文更多的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被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离不开其祖父清末“拔贡”汪嘉勋的培养与熏陶。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其民俗散文作品内容在书写传统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普通百姓的深切关怀。如《岁交春》中的“送春牛”和“贴春牛图”，“贴春牛图”是指一些地方会在开始农耕前在墙上贴一张画在黄纸上的春牛图。黄色代表土地，牛代表农事，“牛”“土地”是百姓生存之根基。郭文斌汲取更多的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综合，在《全本戏》中，腊八的“难得糊涂”是每家每户腊月开始“除尘”，“除尘”让我们从世俗功利和污染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把心中的杂念从心底扫去，以此净化心灵，与天地共在，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这也契合了佛家“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的思想。而要进入“天人合一”状态，需要借助“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符合四季运行规律，与自然同在。除此之外，郭文斌还把道家思想植入民俗散文，道家认为“阴阳平衡”，阴阳运动是宇宙的运行规律，是生命的基本活力。其在《清明不是节日》中提到太阳的运行规律“只有太阳直射到黄经，才有昼夜等长、阴阳平衡。而只有昼夜等长、阴阳平衡，才有清明”b。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中国古人在农耕时根据太阳运行规律总结出来的，现今仍然适用，是古人智慧的集中体现。汪曾祺民俗散文创作和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家陆机的文学创作主张一致，即“文学无功利性”，“文学无功利性”是作家在创作和阅读活动时摒除杂念，沉浸其中，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陆机在《文赋》中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c，“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d ，“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e ，强调作者置身于大自然中观察万物，然后研读古籍，被大自然蕴含的奥妙吸引到无法自持，沉浸其中仿佛世界已经停止，对其中某种事物专注的思考和探寻能净化心灵，排除内心的杂念，并整理思绪把心中所想用文字记载下来。作者沉静下来构思时，也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另外，汪曾祺的民俗散文具有丰厚的审美价值。其民俗散文着眼于从平凡生活中的小事发现生活的美好，如：北京的胡同儿、花、鸟、虫、鱼，雨后的昆明，水乡高邮等在他的笔下都是如此轻快、优美，读者读完他的作品，愉悦之感涌上心头。汪曾祺郭文斌二人民俗散文都是叙写生活和劳动中的小事，背后都有着丰厚的文化意蕴。他们的散文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也传承了中国地域文化。
汪曾祺与郭文斌的民俗散文通过对特定地域符号的书写来体现不同地域的地域民俗性。二人也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多种民俗“仪式”的描写，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抚慰人的心灵，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其民俗散文更多呈现出的是特定地域民俗文化文本，将我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融入民俗散文中，也将我们的目光带到更广阔的民间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同时也对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最后，希望读者在未来能够给予民俗散文更多的关注，让民俗散文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希望未来喜欢文学创作的人，能够创作出更好的民俗散文来供读者阅读。
a 〔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b 郭文斌： 《永远的乡愁》，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cde〔唐〕陆柬： 《唐陆柬之书陆机文赋》，上海书画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第3页，第6页。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 郭文斌.永远的乡愁[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3] 蔡郎与.让人眼花缭乱的符号象征——浅谈民俗文化的符号学解读[J].社会科学家，2006 （）.
基金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YDT201606）
作 者： 何月晖，北方民族大学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吕颖，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