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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任小学教员期间，熊瑾玎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常在一起探讨社会问题。后来，他在湖南通俗教育馆当会计，并参加办报和组织经营销售，同时加入了新民学会。
在新民学会中，熊瑾玎与耻于言利的年轻激进者常有意见分歧，他提出“要做事，就要有钱”，主张创办经济实体。在学会中，因办事老成、颇有经济头脑而被大家委以筹款的重任。1921年夏，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乘船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为了支持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熊瑾玎从经商盈余中拿出两万元现大洋，交给毛泽东，作为提供给党的经费。
1924年，熊瑾玎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北伐战争中，他担任长沙县财产保管处长，受托向工會和农民协会提供活动经费。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腥风血雨中，他放弃优渥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该是何等的勇气！入党后，他离开长沙前往武汉，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走上革命家的道路。
1928年4月，湖北省委机关遭受破坏，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熊瑾玎转移到上海。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筹集和管理经费，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地点和中央同各地联络的通讯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除了共产国际提供部分资金外，大多数靠各地党组织打土豪和经商上缴所得，而中央在上海的核心机关的经费大多靠自己经商筹措。
接受任务后，熊瑾玎便以商人身份在上海四马路云南路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找到一所二层楼房，一楼打起“福兴商号”招牌，经营纱布生意，二楼布置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办公会议机关。
党组织安排给熊瑾玎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几个极为机密地点和人员的联系，提供经费和生活费用。其中包括中央文库的经费和贺龙等人的亲属生活费用。
商号没有老板娘，久而久之会使人产生怀疑。为了便于掩护，周恩来调来一个19岁的湖南女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配合熊瑾玎的工作。朱端绶是熊瑾玎的同乡，又是他在长沙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其纯洁、机敏和干练给熊瑾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由周恩来撮合，两人最终结成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从此并肩携手了45年。
上海六届党中央机关被破坏后，受周恩来委托，熊瑾玎给贺龙亲属送生活费时被捕。反动当局判处其8年徒刑，直到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才被营救出狱。
1938年—1946年，熊瑾玎被中央派往重庆中共代表团，担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又一次当上了“老板”。
那时，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同意《新华日报》出版，实际上把它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阻挠和刁难。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限制《新华日报》发行量，封锁纸张来源，想以此扼杀《新华日报》。
熊瑾玎与国民党当局作公开合法斗争，在重庆报业联合会上，理直气壮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分配一定数量的纸张。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新华日报》的用纸需要。为此，熊瑾玎秘密派人在梁山县（现梁平区）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造纸厂，保证了报社纸张供应。《新华日报》在重庆办报期间，尽管困难重重，但从来没有一天因缺纸而不能出报。不仅《新华日报》不愁用纸，还能供应读书出版社等三家出版社纸张。
办报需要资金。仅靠当时《新华日报》的发行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报社的生存。最初，南方局还能拨给相当数量的款项支持《新华日报》，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更为严密，并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军械和军需物资的供应，因而《新华日报》的经费也更加困难，很多费用只得自行筹措。
此时，熊瑾玎获得了在国防动力酒精厂工作的任宗德的经济支持。当时，熊瑾玎经常向任宗德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以及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酒精业的重要意义，并鼓励和帮助任宗德连续兴办了3家酒精厂。
此外，楚湘汇也给予熊瑾玎很大的经济支持。当时，楚湘汇任政府第二炼油厂厂长。熊瑾玎派了一些地下党员到第二炼油厂工作，自己也常为楚出谋划策，使炼油厂业务蒸蒸日上，被国民政府评为甲等厂。楚湘汇用各种方式向共产党提供捐款，通过熊瑾玎交给南方局，再由南方局拨一部分给《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在重庆8年中所用的油墨、煤油、汽油都是这个厂供应的。
在众多友人的帮助下，《新华日报》不仅从未因原料和资金不足而停刊，而且越办越好，订户迅速上升到5万份，与《大公报》并驾齐驱，压倒了国民党的《扫荡报》和《中央日报》，连报童都故意以“新华扫荡中央”——这一“三报并叫”的方式，隐喻共产党的报纸扫荡了国民党的大报。
在艰苦的岁月中，熊瑾玎不仅使《新华日报》突破了国民党的经济扼杀得以维持，还为中共南方局筹措了大量经费，他由此赢得了“红色管家”这一美称。
但就是这样一个掌控财政大权的人，自己的家中却是一贫如洗。熊瑾玎年仅半岁的三女儿突患肺炎，长时间高烧抽筋。夫妇两人心急如焚地忙抱着女儿去医院就诊，医生却说要10块大洋才能接诊。熊熊瑾玎夫妇平时本就省吃俭用，为人清廉，没有钱来付这笔巨额医药费。作为报社总经理，在旁人看来支取部分经费当然不成问题。但是他们想到的是党的经费不能私人随便动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夫妇两人只好抱着孩子回家。到家后，妻子便痛哭起来，原来女儿已经在寒风中死在她怀中……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熊瑾玎夫妇：“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在新民学会中，熊瑾玎与耻于言利的年轻激进者常有意见分歧，他提出“要做事，就要有钱”，主张创办经济实体。在学会中，因办事老成、颇有经济头脑而被大家委以筹款的重任。1921年夏，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乘船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为了支持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熊瑾玎从经商盈余中拿出两万元现大洋，交给毛泽东，作为提供给党的经费。
1924年，熊瑾玎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北伐战争中，他担任长沙县财产保管处长，受托向工會和农民协会提供活动经费。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腥风血雨中，他放弃优渥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该是何等的勇气！入党后，他离开长沙前往武汉，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走上革命家的道路。
1928年4月，湖北省委机关遭受破坏，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熊瑾玎转移到上海。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筹集和管理经费，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地点和中央同各地联络的通讯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除了共产国际提供部分资金外，大多数靠各地党组织打土豪和经商上缴所得，而中央在上海的核心机关的经费大多靠自己经商筹措。
接受任务后，熊瑾玎便以商人身份在上海四马路云南路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找到一所二层楼房，一楼打起“福兴商号”招牌，经营纱布生意，二楼布置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办公会议机关。
党组织安排给熊瑾玎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几个极为机密地点和人员的联系，提供经费和生活费用。其中包括中央文库的经费和贺龙等人的亲属生活费用。
商号没有老板娘，久而久之会使人产生怀疑。为了便于掩护，周恩来调来一个19岁的湖南女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配合熊瑾玎的工作。朱端绶是熊瑾玎的同乡，又是他在长沙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其纯洁、机敏和干练给熊瑾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由周恩来撮合，两人最终结成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从此并肩携手了45年。
上海六届党中央机关被破坏后，受周恩来委托，熊瑾玎给贺龙亲属送生活费时被捕。反动当局判处其8年徒刑，直到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才被营救出狱。
1938年—1946年，熊瑾玎被中央派往重庆中共代表团，担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又一次当上了“老板”。
那时，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同意《新华日报》出版，实际上把它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阻挠和刁难。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限制《新华日报》发行量，封锁纸张来源，想以此扼杀《新华日报》。
熊瑾玎与国民党当局作公开合法斗争，在重庆报业联合会上，理直气壮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分配一定数量的纸张。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新华日报》的用纸需要。为此，熊瑾玎秘密派人在梁山县（现梁平区）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造纸厂，保证了报社纸张供应。《新华日报》在重庆办报期间，尽管困难重重，但从来没有一天因缺纸而不能出报。不仅《新华日报》不愁用纸，还能供应读书出版社等三家出版社纸张。
办报需要资金。仅靠当时《新华日报》的发行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报社的生存。最初，南方局还能拨给相当数量的款项支持《新华日报》，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更为严密，并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军械和军需物资的供应，因而《新华日报》的经费也更加困难，很多费用只得自行筹措。
此时，熊瑾玎获得了在国防动力酒精厂工作的任宗德的经济支持。当时，熊瑾玎经常向任宗德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以及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酒精业的重要意义，并鼓励和帮助任宗德连续兴办了3家酒精厂。
此外，楚湘汇也给予熊瑾玎很大的经济支持。当时，楚湘汇任政府第二炼油厂厂长。熊瑾玎派了一些地下党员到第二炼油厂工作，自己也常为楚出谋划策，使炼油厂业务蒸蒸日上，被国民政府评为甲等厂。楚湘汇用各种方式向共产党提供捐款，通过熊瑾玎交给南方局，再由南方局拨一部分给《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在重庆8年中所用的油墨、煤油、汽油都是这个厂供应的。
在众多友人的帮助下，《新华日报》不仅从未因原料和资金不足而停刊，而且越办越好，订户迅速上升到5万份，与《大公报》并驾齐驱，压倒了国民党的《扫荡报》和《中央日报》，连报童都故意以“新华扫荡中央”——这一“三报并叫”的方式，隐喻共产党的报纸扫荡了国民党的大报。
在艰苦的岁月中，熊瑾玎不仅使《新华日报》突破了国民党的经济扼杀得以维持，还为中共南方局筹措了大量经费，他由此赢得了“红色管家”这一美称。
但就是这样一个掌控财政大权的人，自己的家中却是一贫如洗。熊瑾玎年仅半岁的三女儿突患肺炎，长时间高烧抽筋。夫妇两人心急如焚地忙抱着女儿去医院就诊，医生却说要10块大洋才能接诊。熊熊瑾玎夫妇平时本就省吃俭用，为人清廉，没有钱来付这笔巨额医药费。作为报社总经理，在旁人看来支取部分经费当然不成问题。但是他们想到的是党的经费不能私人随便动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夫妇两人只好抱着孩子回家。到家后，妻子便痛哭起来，原来女儿已经在寒风中死在她怀中……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熊瑾玎夫妇：“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