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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和人有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或发现了人，或描述了人，或记录了人，或成就了人，甚至毁灭掉一个人。
做了一辈子书，书已成为我的恋人和精神伴侣。从早到晚，从家里到京城东四十二条胡同那个四合院的出版社，从东瀛之国的东京神田町旧书店一条街，到美茵河畔那闻名世界的出版人狂欢节法兰克福书展，几十年了，我似乎都在为一件事奔忙——孔夫子搬家，尽是书。
围绕书，曾经产生过那么多有滋有味的故事，随便讲一件吧。
1983年冬，有《中国青年》杂志的王燕生来编辑部小坐，闲聊中说，山东有个残疾小姑娘，自学成才，在翻译海伦·凯勒的小说《海边诊所》。我的领导突发奇想，让这位小姑娘写写自传如何？于是，我领命在大年初四，赴山东聊城这位小姑娘的家里去采访和约稿。这位小姑娘，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张海迪。我在聊城待了三天，和海迪及其家人相处了三天。除约好日后出版的《轮椅上的梦》之外，还与当时在团中央宣传部任处长的柳斌杰、徐楠一起，用一周时间，编辑出版了反映海迪事迹的图书《闪光的生活道路》，三个月间发行了509万册。接着，我又参与组织了海迪在人民大会堂那万人直播的激动人心的演讲，参与了团中央授予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的一系列考察学习活动及请中央领导撰写题词稿的任务。这一波大规模的宣传，历经四五个月。其间，我和参与这场报道的刘宾雁等数名大牌记者有过许多观念交集和冲突，生动活泼中带有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活动结束后，我就这期间的种种感受，写了一份“关于宣传典型的思考”的工作汇报，呈送社领导、团中央宣传部魏久明部长和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同志。锦涛阅后，非常赞同，在我的汇报材料的天头写了一段批语，嘱秘书叶克冬同志转回我。这份批件，至今我仍珍藏着。一个初出茅庐的编辑，通过编辑一本薄薄的小书，竟和日后的一位党的总书记、一位出版署署长、一位残联主席，有了长达三十年的交集、联系和友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书和人有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或发现了人，或描述了人，或记录了人，或成就了人，甚至毁灭掉一个人。
也许，在诸多和人有关的出版行为中，记录人的出版是最有价值的。
在德国那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图书馆，我曾浏览过黑格尔、康德的诸多哲学著作版本。那一本本薄薄的出版物，承载着巨大的精神能量，散发着睿智的思想光芒。我曾站立在这家大学图书馆的门外，注目不远处内卡河北岸圣山南坡长约两千米的“哲学家小道”，想了很多。那是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时，常常与友人散步神游畅聊的地方。在小道旁的公园门口，竖着一块手掌形木牌，上面写着：“今天你哲学了吗？”
哲学了的黑格尔，用优美而绵密的文字记录下他对世界和人类的深邃思考，至今仍然苦苦纠缠着我们形而上的领域。书籍出版历史不光承载了许多童话和科幻，还承载了许多的不可能和不可思议。我们浸淫其中而不能自拔，或不愿自拔，是由于这薄薄的书页上，驻足着一部古往今来的历史。它实在是太厚重了。
然而，书籍，传统意义上的书籍，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我看到了那位哲学老人的忧虑和忧伤。
其实，不仅是他，我们不也是吗？除却忧虑和忧伤，我们还有浮躁、惊憷和不安。
书籍，要死掉了吗？
有人总结了出版企业13种死法，其中任一死法，都会很难看。出版社死了，书籍出版也就寿终正寝。出版物版本价值陡升，而精神食粮的传统生产方式则断子绝孙，我们就会全部进入浅阅读的时髦大军。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叫《德国式阅读的力量》。文中说，德国是个无聊的国家。人们不逛街，不吃火锅，不满大街狂欢撒野，安分之极，人们无聊到只能看书了。这是西方式的幽默。确实，读书，在德国，和喝啤酒一样重要。读书的人，随处可见。我在巴黎一处巨型石雕像下，就曾看到过一位来自德国的旅游姑娘，静静地坐下，身披午后的日光，旁若无人地捧着一本书全神贯注地读起来。旅游者、德国、法国、读书，这是我脑海中永远无法抹去的印痕和场景。
书，也许不会死亡，即使出版企业死了？
出版企业，也许不会死亡，即使新媒体汹涌澎湃地疯长着？
也许，只是也许。
书籍以痛吻我。
出版企业以痛惜吻我。
因为它们能给出的答案，是不确定的。
能够确定的答案是：我们必须变革！以变革求得书籍和出版企业的重生，实现凤凰涅槃。
传统出版业，在手机阅读的大潮中，被边缘化在渠道之外；在网络阅读平台建设大潮中，基本是看客。我们手中所持有的所谓林林总总的版权使用权，或授权有限，或“年久失修”了，当我们错认为手中的宝贝有多么了不起、多么值钱时，平台已跨越了出版企业，开始了自己的原创产品生产。生产力的改变，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当下已变得如此生龙活虎，如此生动活泼，而我们还活在过去和过去的光环中。
我们是不是迷失了自己？
出版行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即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它的每一个选题都是一个创意，这是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最显著特征；编辑工作从本质上看，又具有个体劳动的特点。这和工业革命以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现代产业又有距离。这两条，决定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工匠性质”和“工匠精神”。我们和技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自动化程度不高。我们自认“无名英雄”，自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操守，和市场刻意保持着距离，坚守编辑所应具有的“坐功”和“文字功夫”，从未刻意关注到新技术带来的工具革命。我们中相当一部分身居高位的出版人，甚至都远离网络，离群索居着。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工具的时代，一个高科技工具盛行的时代。如果说，自有出版这个行当出现，我们就是凭着一个人的好脑瓜想点子，凭自己的从业经验拍板决策，那么，自网络技术、IT技术、渠道平台出现，客观上，我们就有条件为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外脑，凭借人和高科技工具的结合，形成新的完整意义上的出版生产力，我们也就有可能从经验型出版进入到智慧型出版、智能化出版的新时代、新境界。
科技的发展，如此让人目不暇接。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懂互联网，大数据又接踵而至。这是新媒体条件下，又一个足以撼动出版业的强烈震撼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适应了一句话：内容为王。我们以生产内容而自豪着，但，互联网时代，是不是应改改了？改为数据为王。内容再好，不变为数据，就永远无法在互联网时代施展拳脚，也就永远不可能进入到新媒体出版领域。
我们许多同道，在互联网时代左奔右突，希图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上有所作为。有些同道，做了几本电子书，就宣称“我们已实现了转型”。有些是做了几个iPad阅读器，就觉得已触到了新媒体的庙门。其实，还有很大的距离。数字产品，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资源数据库，更准确地讲，要有足够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资源数据库。现在看，单个出版社的资源数据库达到这样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第一，如何积聚行业的数据资源为我所用，这是，转型期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二，数字产品的表现形态究竟是怎样的？除去它的文字、图形图像、音频视频结合外，篇幅呢？三十万字好，还是三万字好？第三，一个社，数字产品，如何达到互联网所要求的量产规模？出版企业是否具备了量产产品的先进技术手段？第四，当新媒体兴起，浅阅读流行，传统图书有了怎样的客观需求变化？我们的认知是否及时调换了频道？书籍的变化和分化，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新媒体无疑在颠覆着传统，从而也在颠覆着我们思想深处的某些东西。
书籍以痛吻我，让我认知了这场革命触及灵魂的深刻性。
当我以痛吻书的时候，书，也许会以崭新的面目示人。那将是出版的另一境界！
做了一辈子书，书已成为我的恋人和精神伴侣。从早到晚，从家里到京城东四十二条胡同那个四合院的出版社，从东瀛之国的东京神田町旧书店一条街，到美茵河畔那闻名世界的出版人狂欢节法兰克福书展，几十年了，我似乎都在为一件事奔忙——孔夫子搬家，尽是书。
围绕书，曾经产生过那么多有滋有味的故事，随便讲一件吧。
1983年冬，有《中国青年》杂志的王燕生来编辑部小坐，闲聊中说，山东有个残疾小姑娘，自学成才，在翻译海伦·凯勒的小说《海边诊所》。我的领导突发奇想，让这位小姑娘写写自传如何？于是，我领命在大年初四，赴山东聊城这位小姑娘的家里去采访和约稿。这位小姑娘，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张海迪。我在聊城待了三天，和海迪及其家人相处了三天。除约好日后出版的《轮椅上的梦》之外，还与当时在团中央宣传部任处长的柳斌杰、徐楠一起，用一周时间，编辑出版了反映海迪事迹的图书《闪光的生活道路》，三个月间发行了509万册。接着，我又参与组织了海迪在人民大会堂那万人直播的激动人心的演讲，参与了团中央授予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的一系列考察学习活动及请中央领导撰写题词稿的任务。这一波大规模的宣传，历经四五个月。其间，我和参与这场报道的刘宾雁等数名大牌记者有过许多观念交集和冲突，生动活泼中带有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活动结束后，我就这期间的种种感受，写了一份“关于宣传典型的思考”的工作汇报，呈送社领导、团中央宣传部魏久明部长和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同志。锦涛阅后，非常赞同，在我的汇报材料的天头写了一段批语，嘱秘书叶克冬同志转回我。这份批件，至今我仍珍藏着。一个初出茅庐的编辑，通过编辑一本薄薄的小书，竟和日后的一位党的总书记、一位出版署署长、一位残联主席，有了长达三十年的交集、联系和友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书和人有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或发现了人，或描述了人，或记录了人，或成就了人，甚至毁灭掉一个人。
也许，在诸多和人有关的出版行为中，记录人的出版是最有价值的。
在德国那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图书馆，我曾浏览过黑格尔、康德的诸多哲学著作版本。那一本本薄薄的出版物，承载着巨大的精神能量，散发着睿智的思想光芒。我曾站立在这家大学图书馆的门外，注目不远处内卡河北岸圣山南坡长约两千米的“哲学家小道”，想了很多。那是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时，常常与友人散步神游畅聊的地方。在小道旁的公园门口，竖着一块手掌形木牌，上面写着：“今天你哲学了吗？”
哲学了的黑格尔，用优美而绵密的文字记录下他对世界和人类的深邃思考，至今仍然苦苦纠缠着我们形而上的领域。书籍出版历史不光承载了许多童话和科幻，还承载了许多的不可能和不可思议。我们浸淫其中而不能自拔，或不愿自拔，是由于这薄薄的书页上，驻足着一部古往今来的历史。它实在是太厚重了。
然而，书籍，传统意义上的书籍，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我看到了那位哲学老人的忧虑和忧伤。
其实，不仅是他，我们不也是吗？除却忧虑和忧伤，我们还有浮躁、惊憷和不安。
书籍，要死掉了吗？
有人总结了出版企业13种死法，其中任一死法，都会很难看。出版社死了，书籍出版也就寿终正寝。出版物版本价值陡升，而精神食粮的传统生产方式则断子绝孙，我们就会全部进入浅阅读的时髦大军。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叫《德国式阅读的力量》。文中说，德国是个无聊的国家。人们不逛街，不吃火锅，不满大街狂欢撒野，安分之极，人们无聊到只能看书了。这是西方式的幽默。确实，读书，在德国，和喝啤酒一样重要。读书的人，随处可见。我在巴黎一处巨型石雕像下，就曾看到过一位来自德国的旅游姑娘，静静地坐下，身披午后的日光，旁若无人地捧着一本书全神贯注地读起来。旅游者、德国、法国、读书，这是我脑海中永远无法抹去的印痕和场景。
书，也许不会死亡，即使出版企业死了？
出版企业，也许不会死亡，即使新媒体汹涌澎湃地疯长着？
也许，只是也许。
书籍以痛吻我。
出版企业以痛惜吻我。
因为它们能给出的答案，是不确定的。
能够确定的答案是：我们必须变革！以变革求得书籍和出版企业的重生，实现凤凰涅槃。
传统出版业，在手机阅读的大潮中，被边缘化在渠道之外；在网络阅读平台建设大潮中，基本是看客。我们手中所持有的所谓林林总总的版权使用权，或授权有限，或“年久失修”了，当我们错认为手中的宝贝有多么了不起、多么值钱时，平台已跨越了出版企业，开始了自己的原创产品生产。生产力的改变，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当下已变得如此生龙活虎，如此生动活泼，而我们还活在过去和过去的光环中。
我们是不是迷失了自己？
出版行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即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它的每一个选题都是一个创意，这是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最显著特征；编辑工作从本质上看，又具有个体劳动的特点。这和工业革命以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现代产业又有距离。这两条，决定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工匠性质”和“工匠精神”。我们和技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自动化程度不高。我们自认“无名英雄”，自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操守，和市场刻意保持着距离，坚守编辑所应具有的“坐功”和“文字功夫”，从未刻意关注到新技术带来的工具革命。我们中相当一部分身居高位的出版人，甚至都远离网络，离群索居着。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工具的时代，一个高科技工具盛行的时代。如果说，自有出版这个行当出现，我们就是凭着一个人的好脑瓜想点子，凭自己的从业经验拍板决策，那么，自网络技术、IT技术、渠道平台出现，客观上，我们就有条件为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外脑，凭借人和高科技工具的结合，形成新的完整意义上的出版生产力，我们也就有可能从经验型出版进入到智慧型出版、智能化出版的新时代、新境界。
科技的发展，如此让人目不暇接。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懂互联网，大数据又接踵而至。这是新媒体条件下，又一个足以撼动出版业的强烈震撼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适应了一句话：内容为王。我们以生产内容而自豪着，但，互联网时代，是不是应改改了？改为数据为王。内容再好，不变为数据，就永远无法在互联网时代施展拳脚，也就永远不可能进入到新媒体出版领域。
我们许多同道，在互联网时代左奔右突，希图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上有所作为。有些同道，做了几本电子书，就宣称“我们已实现了转型”。有些是做了几个iPad阅读器，就觉得已触到了新媒体的庙门。其实，还有很大的距离。数字产品，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资源数据库，更准确地讲，要有足够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资源数据库。现在看，单个出版社的资源数据库达到这样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第一，如何积聚行业的数据资源为我所用，这是，转型期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二，数字产品的表现形态究竟是怎样的？除去它的文字、图形图像、音频视频结合外，篇幅呢？三十万字好，还是三万字好？第三，一个社，数字产品，如何达到互联网所要求的量产规模？出版企业是否具备了量产产品的先进技术手段？第四，当新媒体兴起，浅阅读流行，传统图书有了怎样的客观需求变化？我们的认知是否及时调换了频道？书籍的变化和分化，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新媒体无疑在颠覆着传统，从而也在颠覆着我们思想深处的某些东西。
书籍以痛吻我，让我认知了这场革命触及灵魂的深刻性。
当我以痛吻书的时候，书，也许会以崭新的面目示人。那将是出版的另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