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人民出版社建社100周年之际，回忆我党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新高潮，对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了解革命先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如何砥砺前行，是十分有益的。只有充分学习党史、了解党史，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一

　　20世纪初期，在中国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且不说北洋政府对新思想的禁止，一般民众买不到看不到，就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很难见到，“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据李达回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列宁、斯大林及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出版物就更是难以寻觅。
　　为了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快唤起民族的觉醒，急需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出版物来满足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阅读学习的需要。党的一大结束不久，作为党中央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的李达同志就根据大会的决议，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老成都北路七弄30号）自己的家里秘密开始了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事宜。
　　党的一大闭幕后，宣传主任李达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虽然缺人，缺经费，环境艰难，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随时还有被捕坐牢掉脑袋的危险，但李达竭尽全力进行工作。“‘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他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在原定1921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5号上公开刊布了《人民出版社通告》，宣称“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人民出版社通告》中的：“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新潮”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李达将出版社定名“人民出版社”，表明我们的党、我们人民出版社的性质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为人民谋解放求幸福的，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党的最高利益。
　　同时， 这也是第一次向世人暗示，“人民出版社”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出版机构。“人民”的前冠，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党，“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党的最高利益。

二

　　“人民出版社”的高调出现，掀起了我们党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的新高潮。
　　在《人民出版社通告》附录的新书出版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出版社已出版发行的第一批8种新书：其中有“马克思全书”3种：袁湘译《工钱劳动与资本》、陈佛突译《共产党宣言》、李漱石译《资本论》；“列宁全书”2种：李立译《劳农会之建设》、成则人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者丛书”）3种：有布哈林著、张空明译《共产党底计划》和张西望译《俄国共产党党纲》、李墨耕译《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另外，还有张亮译《列宁传》、康明烈译《国家与革命》、王崇译《共产党礼拜六》3种图书标注了正在印刷制作中，说明很快就能出版与读者见面。这一批共11种图书是宣传主任李达自党的一大闭幕后至发布《人民出版社通告》之日止3个月来辛苦工作的结晶，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人民出版社向全社会公开展示的第一批出版成果。

　　初生的人民出版社在《通告》中还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展示了自己的图书出版计划，共三大系列：一是“马克思全书”系列，计15种；二是“列宁全书”系列，计14种；三是“康民尼斯特丛书”，计11种。另有其他系列图书9种，共49种图书。这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出版社来说，无疑是一个庞大宏伟的出版计划。
　　人民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因此党对它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在《人民出版社通告》发布后，为迎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1921年11月签发的党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要求新生的人民出版社必须出版20种以上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的图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这个任务对宣传部主任李达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人民出版社通告》公布了三大系列出版计划，作为党的出版长远的规划、作为振奋人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要在短期内实现却无疑是不现实的。这个计划的实施，主要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译作的。其次还有联合广州、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同志（如武汉恽代英同志）翻译的。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全国党员总人数也就50多名，况且大多数都是热情高涨的热血青年，虽崇拜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很多人的外语水平不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也缺乏深刻的领会。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都觉得“幽灵”这两个字不大好，但又找不到别的词能替代，“有个同志说，直译，然后把意思作一个说明……类似这样的说明，在译文中大约有七八处之多”。有些地方虽可请教老师讲解，但“德文老师也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
　　羅章龙曾回忆过他们当年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捧着原文经典、把学外文与啃理论和试译成中文同步进行时的尴尬情况，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能完成托洛茨基《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译稿的原因。《国家与革命》译完后，陈独秀却说看不懂，遭否决而未能得以出版。对已完成出版的书稿，如署名成则人译的列宁名著《论策略书》，书名就被译成了难以理解的《讨论进行计划书》。

三

　　到中共二大召开时，人民出版社已出版图书达15种。在1922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登载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新书”广告，详细列出了15种图书的价格。广告在结尾特别强调：“以上各个书，均已出版”。
　　这批图书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出版目标，但是极大地缓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在中国的书荒局面，广大的党员与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非常珍视这批出版物，将其视为革命道路上的前进指南。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冬夜，共产党人张人亚潜回宁波镇海霞浦的家里，交代其父将带回的一箱文件物品秘密保存好，随即离开。父亲依照嘱咐，将箱子藏匿于村外的山洞中。新中国成立后，其父不知张人亚早已去世，因久等不来消息，遂将这箱文件物品取出上交给党组织。箱子里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國大会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等珍贵的党的文件，还发现保存有当年人民出版社初期出版的第一批13种图书：《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礼拜六》《列宁传》《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共产党底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劳动运动史》《李卜克内西纪念》，这些已成绝版实物图书的发现，使我们能有幸一窥先辈们的革命伟绩，并证实当年掀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出版新高潮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初期的人民出版社在艰难的环境下到底出版了多少种图书，我在《中共“二大”与人民出版社》一文中已做了细致的探讨，共计应该是20种。加上罗章龙的《震撼世界的十日》，再算上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在1922年5月5日编辑出版的《马克思纪念册》，总计应是22种。不过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当年版本只有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的《工钱劳动与资本》《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礼拜六》《列宁传》《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共产党底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劳动运动史》《李卜克内西纪念》等12种和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2种，及中共中央编译局收藏的《工钱劳动与资本》1种。其中《李卜克内西纪念》为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各收藏一册，《工钱劳动与资本》为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各收藏一册，如再加上《马克思纪念册》共计应是14种16册。
　　（摘自7月29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