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是什么？“21世纪灭绝的恐龙”（比尔·盖茨语），被互联网替代的旧媒介，还是受到第三方支付、网购、物流以及连锁渠道不断侵蚀的金融中介？这些悲观的预测反映人们对银行存在的必要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现实却是银行依然存在，并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监管强化的背景下重塑自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整固后依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银行存在的必然性

　　银行存在有其必然性。这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最基本的是资金要素的资源配置功能，比如银行能减少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融资逆向选择；银行在提供和管理流动性方面具有优势，等等。
　　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中缺乏货币这一元素，造成新古典经济理论与现代经济现实之间的鸿沟。以下将从银行功能及其与货币联系的视角分析银行存在的必然。
　　首先，银行具有“集合”、“信用”与“准公器”的优势。较之沃尔玛等跨国连锁企业及非银行金融机构，银行集中了巨额的社会闲散资金，并对形色各异缺乏资金的企业进行融资，本质上是集合资金，集合信用，集合客户，集合风险管理，集合货币收益。
　　规模再大、渠道再广的机构，对于流动性、风险、信用的管理难与银行比肩，银行在这些方面的专业管理有纵向的历史性和横向的多元化。由于信用度和资源配置能力的体系化差异，其他机构或许能履行类似银行的投融资功能，但很难全功能替代银行，特别难以形成与银行一样的在公众心目中的“准公器”印象。当然银行并非永远不可替代，但替代成本和难度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提升实体经济效率，银行“当仁不让”。银行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专业化部门，其作用首先体现在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上。
　　银行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点覆盖广、信息集约化程度高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银行不但能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融通，减少搜索成本，而且还能依靠其信息方面的长板，为企业的业务拓展提供有效支持，管理信用和利率波动风险。另外，银行能够灵活地根据经济、社会的需要，开发投融资产品和个性化服务，使其作用力深入实体经济的方方面面。
　　第三，银行让世界透明起来。银行以货币为纽带，按照一定的范式将各个部门、各个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运用统一的货币度量，使得部门间、市场间、部门与市场间交易成本降低，交易便利性提升，同时也使得交易活动简单化。另外，科技发展和服务分工精细化，对信息的要求几何级数地提高，不仅是速度和数量，而且包括信息挖掘、集成和运用。在银行体系中资金是载体，它以光的速度运动，负载巨量信息，使得携带的信息在不同参与者之间高速地交换，让世界变得愈发透明。
　　第四，银行的根本在于信用和资金，而非物。建构银行的两大支柱原理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收益的正相关关系，前者对应货币资金，后者对应信用。既如此，银行之本是信用和资金，一切活动必须围绕这两个核心展开。信用管理和资金管理是银行的看家本事，对物的管理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因此，新兴银行业务，如供应链融资等，一定要将对物的管理转化为对物流的管理，再转化为对信息流的管理，最后负反馈到信用管理和资金管理上，缓释系统的震荡，强化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
　　第五，银行对信息和系统的依赖度跃升。信用管理和资金管理离不开信息，透明度是信息管理的起点和最根本要求，信息对称、信息价值、信息耗损、信息噪音等均应纳入银行的信息管理视图中。信息管理离不开系统支持，更何况未来是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时代。银行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消费者，生产与消费活动重叠，其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和复杂程度远胜于其他行业。

银行业的新挑战

　　银行之存在已然是客观现实，而银行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似乎亦有历史的必然。但存在不意味着没有挑战。
　　中国银行业仍然在“青少年”阶段，要边学习，边吸收；边壮大，边优化；边整固，边调校；边规范，边突破。对中国银行业而言，生存的问题和发展的问题并存，现时的困难和未来的挑战兼具，认识自己的不足特别是最薄弱环节须置于模式选择、践行发展和结构优化之前。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银行业的“阿喀琉斯之踵”呢？答案或许很多，但想当然的结论肯定是“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无稽之谈”（康德语）。先修正几个错误认识。
　　脱媒是环境变量，而非破坏因素。中国银行业对于金融脱媒忌惮有加，并且过度夸大脱媒的负面冲击。的确，脱媒使银行与传统的盈利模式“断奶”，但新的产品、新的客户群、新的盈利点也应运而生，充分说明市场机制下的“适者生存”。况且，脱媒是环境变量，对银行的影响是均等的，尤其是助力创新方面的正向作用不应被忽视。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是方向，阵痛不可避免。利率和汇率是价格，其决定因素只能是市场供求，即便现在不是，将来也必须是。两者的市场化进程只会加速，银行必须学会在市场价格体系中匹配资源和定价风险。当然短期会出现利差收窄、利润下降，甚至存款大战、价格战，但永远荫庇在管制价格的襁褓中是不现实的，越是市场化的价格体系，越可能磨砺出银行的竞争力。
　　影子银行不是洪水猛兽，关键在于监管。影子银行是金融抑制的结果，是业务表外化、衍生化和杠杆化的表现。影子银行会分流银行资产负债，模糊银行风险标准，膨胀社会融资总量，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但必须认识到，影子银行是主流金融的有益补充，核心问题是如何监管，而有效监管的核心是如何解决信息公开透明以及对称性问题。
　　新的竞争者“狼来了”，但与银行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以第三方支付公司为代表的新的竞争者进入金融领域，开疆拓土，大有取代银行之势。毋庸置疑，渠道的竞争会加剧，并且会延伸到产品、服务上，但银行的信用“壁垒”和专业“壁垒”依然存在，复杂产品和信用要求高的服务仍然会通过银行而非其他业态的中介机构，不同类型的机构能够在广义金融的延伸中形成互补。
　　上述以及很多未涉及的所谓问题，均指向中国银行业的薄弱环节：盈利模式、盈利能力、定价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渠道整合能力、客户服务能力等，可归纳为综合竞争能力。但这些都不是中国银行业的“阿喀琉斯之踵”，最薄弱的环节在于科技系统和信息安全。

IT系统的硬伤

　　主机设备对外依存度高，“硬伤”明显。中国银行业的电脑主机几乎是清一色的“舶来品”，产品来自国际主要的设备提供商，由于该领域的高技术门槛，实质上形成了垄断格局，中资银行的主机设备被“几大”分食。
　　主机设备的重置成本很高，一旦选择很难更换厂商，于是就永远被绑定在某个品牌。主机依赖外国公司的弊端明显，技术上无法独立，维护上假人之手，设备安全运营成为“应变量”。更为重要的是，即便能够掌握主机的安装、操作和日常维护，制造主机设备的核心技术的获得也非旦夕之功。主机设备的对外依存是中国银行业的一大“硬伤”。
　　数据库和软件外包了技术，也外包了安全。中资银行的数据库基本外包给国际主要的数据库提供商，数据库结构、原理、维护等均受制于人，数据的安全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软件程序的外包程度也很高，虽然做了客户化、本地化处理，但主体架构和逻辑来自于国外，不仅维护难度大，升级和再开发的主动权旁落，而且成本畸高，更不用说其中未发现的bug可能引发的系统风险，即便有源代码也无济于事。
　　系统结构“拿来主义”，软实力欠缺。科技系统就像是盖房子，结构设计十分重要。而中资银行系统的设计师多是“外来的和尚”，一则系统结构高度“西化”，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二则缺乏整体规划，新的业务需求多以外挂子系统的方式解决。这种系统结构使核心系统负载过重，外挂系统过多，功能重叠，节点交叉，子系统倒逼核心系统超负荷运行，系统宕机的概率大增，并且系统出问题后难以精确定位，故障后的排查更像是“哥德巴赫猜想”。
　　网络搭建“东施效颦”，防火墙难防火。中资银行的电子银行网络从搭建到运行维护主要效仿西方先进银行，特别是防火墙的设置。但是，网络的安全性、稳定性，系统抵御黑客的能力，客户信息的保护机制等均未形成自己的专有技术，渠道能力，特别是有安全保障机制的渠道能力有待检验。
　　信息管理分割掣肘，信息运用处在初级阶段。中资银行借助科技系统管理信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存在信息分割错位的问题。信息管理的“条线化”导致公司客户一个数据库，零售客户一个数据库，同业客户一个数据库；信息管理的“板块化”又导致信用信息一个数据库，产品信息一个数据库，市场信息一个数据库。
　　海量的信息被分置于不同的系统中，数据库整合不够，运用端更无法高效整合。分割的信息除导致安全设施复杂、泄露点多、信息交叉、信息噪音等问题，还使得信息处于初级浅运用阶段，信息管理的系统化、综合化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大数据和云计算的美好前景，伴生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中资银行的系统硬件和数据库物理位置“落地”，可管理，可控制。未来，一旦进入“云端”，再加上大数据及大规模数据处理，系统的大脑都可能在可控范围之外，安全性、准确性、可管理性、应急机制等均存在不确定因素，如何建立大数据和云计算时代的科技系统，关乎中资银行的生存。
　　中国银行业只有解决了“阿喀琉斯之踵”，才能站稳脚跟，以更好的姿态发展，更快的步伐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