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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岭南石刻诗歌描绘了岭南山水之特点，反映了岭南地区的著名景点在宋代定型且已经典化。这些诗歌所引典故与传说具有本土化特征，其意象具有较强的写实性。石刻诗歌凸显了宋代贬谪岭南士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或积极为政，或超然自处，展现了宋士之风采。从创作方式而言，石刻诗歌大部分为个体创作，也有不少群体唱和之作，体现了宋代岭南文坛之风尚。
关键词：石刻 山水 内心 诗歌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诗风韵别致，与唐诗并列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高峰。我们日常阅读的宋诗多是由纸质文本记载的，但岭南地区留存的众多宋代石刻作品，为我们保留了不少刻在石头上的宋诗，目前对这些石刻宋诗尚缺乏系统研究。
辑录岭南地区宋代石刻作品较多的文献有《广东通志·金石略》《粤西金石略》《桂林石刻总集辑校》《潮汕金石文徵》《药州石刻》《永福石刻》等文集以及各地区不同时期撰修的地方志。根据这些文献以及各地现存石刻文物统计，我们可以整理出宋代岭南石刻诗歌超过三百四十首。
这些宋诗从体裁上而言，七律、七绝占据了全部诗歌的七成。七律、七绝自唐兴盛，入宋亦颇受诗人们喜爱，成为岭南石刻诗歌之主流。此外，七言排律、五律、五绝、四言、六言诗等体裁的诗歌均有，体现了宋代岭南石刻诗歌各体兼备的特点。从题材上而言，宋代岭南石刻诗歌涉及山水、政治、咏怀、咏物等类型，其中山水诗歌超过两百首，占一半以上。这说明了石刻诗歌中大部分是作者“感物”而写的，也就是说，这些诗歌多是诗人们登山临水、触景生情而创作的。因贬谪、宦游、避难、迁徙等各种原因进入岭南的士大夫，面对岭南秀丽的风景，多有感而发，创作了不少反映岭南山水的佳作，而他们的部分作品就镌刻于岭南山崖之上。千百年来，人文与山水交相辉映，石刻诗歌为岭南地区著名的风景区增添了宋代别致的人文内涵。
一、嶺南山水与传说
在唐宋时期，岭南是中原士大夫惮往之地。一则岭南路途遥远艰险，如韩愈言潮州“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柳宗元言柳州“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丁谓言崖州“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三百家”（《有感》）。二则那里天气湿热、瘴气充斥，北方士人极难适应，容易生病，又缺医少药，健康无保障。刘恂《岭表录异·卷上》中言：“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瘴”中记载：“邕州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日青草瘴，夏日黄梅瘴，六七月日新禾瘴，八九月日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①三则唐宋时期岭南成了政府安置流人谪宦的聚居地。据统计，唐代仅流广东有史籍可考者，流人近300人（次），左降官近200人……而宋代整个岭南地区的谪宦，仅见于史籍者，就有400多人次，湮没无考者，更是不计其数。②贬谪到岭南是仕途的低谷，更是人生莫大的打击，一路上备受折磨，历经千辛万苦。宋代押解流人的执法比较苛刻：流人戴枷锁上路，除有病需要医治才免去枷锁。全程有兵士或将校押送，逐州递送，沿途不得耽误。③如胡铨贬谪吉阳军时，路上备受折磨：“棣选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项筒过海。铨徒步赴贬，人皆怜之。”④贬谪岭南于士人而言无疑是人生噩梦，岭南生活期间他们无不盼望着北归，其间创作的诗文不少对岭南风俗、山川充满畏惧之情。如柳宗元笔下的柳州山水形象险恶，多是瘴雨蛮烟，“桂岭瘴来云似墨”（《别舍弟宗一》）、“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岭南江行》），容易让人产生畏惧之感。
与柳宗元不一样，在宋代儒、释、道三教并尊的文化环境中，宋人多具有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宋代文学名家大都融通佛、老，如苏轼浑化三教，喜爱谈禅，善于将儒、道、禅与对待人生磨难的哲理贯通起来，形成一种圆通明达的忧乐观。⑤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笑对苦难，居于岭南亦能发现生活之趣，在前人看来无比险恶的岭南山水，到了他们眼中则显秀丽之姿，于是，宋人笔下涌现了一批歌颂岭南山水及其风物的文学作品。其中，石刻诗文作品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大概与石刻公开性、久远性的特性有关。石寿千年，刻石的文学作品多带赞美，少批判性。
1.景区的经典化
自南朝颜延之居于桂林独秀峰下开辟读书岩始，桂林山水就与历代文人士大夫结下了深厚情缘。唐代仕宦桂林的士大夫颇好经营桂林山水，用现今话语来说，即打造桂林的景点。其中郑叔齐开发独秀峰、元晦开发叠彩山、李渤开发南溪山，他们乐享山水之时，对桂林山水亦不吝歌颂。宋人踵其后，对桂林山水做了进一步的开发。张孝祥、张维、范成大先后歌咏水月洞;吕愿忠歌咏隐山六洞并整理吕公岩;曾布、刘谊等人发现并整理曾公岩;程邻亦命名程公岩;龙隐洞与回穴尤得宋人喜好，题刻遍布岩洞，成为桂林千余年来人文内蕴最浓厚的景点。历经唐宋士人开发歌咏，至南宋绍兴年间，桂林已经出现了著名的二十四岩洞：伏波岩、读书岩、叠彩岩、龙隐岩、刘公岩、穿云岩、仙迹岩、白雉岩、中隐岩、吕公岩、曾公岩、程公岩等。绍兴二十四年（ 1154）赵夔遍游各景点之后，热情洋溢地撰写了一首七言古诗《桂林二十四岩洞歌》，对二十四岩洞逐一进行点评与描述。诗歌开头对桂林山水进行了一番总的评价：“山琢玉簪攒万叠，江分罗带绕千寻。青青四顾列群山，生自天工巧若镌。玲珑拔地耸层秀，峥嵘嵯峨星斗间。”桂林山青水秀，造化神奇，再加上历代文人的经营打理，传说故事的神化点缀，桂林每一处岩洞都有动听的故事，这于游人而言极具吸引力。游读书岩可追慕颜延之风范，“颜公读书窟室中，叠彩北山如列布”;游刘仙岩，可遥想刘仲远成仙之事，“仙人刘公飞升时，岩壁宛然遗旧题”;游龙隐岩，既可考证龙之传说，又可饱览前贤题刻。于赵夔此诗可知，至南宋绍兴年间，今桂林市区的经典景区（象鼻山、伏波山、桂海碑林、七星景区等）已经广为人知，拥有较高知名度。宋宁宗嘉泰元年（ 1201），时任广西提点刑狱、权知静江府的王正功为赴考士子劝学撰写了两首《桂林劝学》诗，其二开头即赞：“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此句一出，脍炙人口，八百年来至今，桂林山水成为中国山水最靓丽的名片。以桂林山水为代表的岭南山水，冲击了宋人的岭南印象，颠覆了时人对岭南山水的看法。在宋代，岭南山水向南来的士大夫敞开了怀抱，士大夫们经营打理、热情歌颂玉成了岭南地区一系列经典的景区。 肇庆七星岩、广州药洲及白云山、英德南山、博罗罗浮山、北流勾漏洞、贵港南山、融水真仙岩等著名景点，无一不可见宋人流风余韵。北宋嘉祐七年（ 1063），余靖出任广南东路安抚使兼知广州，他修缮药洲，并向民间开放，因此药洲成为著名景区。熙宁七年（ 1074），广南东路转运使许彦先再游药洲，他创作了《药洲》一诗：“花药氤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直应路与银潢接，槎客来时犯斗牛。”据此诗，我们可想见北宋药洲之盛况。在许彦先笔下，药洲宛如人间仙境。虽经沧海桑田，历史上药洲景区变化极大，可千年至今，药洲一直是广州之人文胜景。
2.典故传说的本土化
宋代岭南石刻诗歌中运用的典故、传说具有明显本土化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些故事多与岭南本土有关，即故事多发生在岭南地区。诗歌涉及历史人物有舜帝、老子、庄子、孟子、马援、孟尝、葛洪、谢安、谢灵运、柳宗元、刘仲远、余靖、包拯等人。这些历史人物大部分与岭南地区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据传说，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于是岭南百姓尤其是桂林地区生发出了许多与舜帝相关的故事。桂林有山名虞山，又名舜山。山下有庙，祭祀虞帝，庙是唐代刺史李昌蠖修建的，庙左有南熏亭，是宋代知州张栻修建的。山上有韶音洞，原来洞前古松参天，松林一片。洞后又有深潭，威风吹拂，前掠松林，后荡潭水，互为交响，乐曲顿生。相传这乐声就是舞帝制作的古乐《韶》，所以这里就叫韶音洞了。⑥因舜帝之故，历代士人来虞山登览，情思浓郁，既作文又赋诗，以兹纪念，嘉定八年（ 1215），广南西路提点刑狱方信孺于韶音洞镌刻《古相思曲》，方信孺其人雅好山水，年轻时仕宦广东，即为每处景点赋诗，辑成《南海百咏》一卷。仕宦桂林时，方信孺遍游各处景点，题刻山川。《古相思曲》咏叹了舜帝之故事：“虞山一何高，湘水一何深。英皇僅枯冢，寂寞熏兮琴。”借舜帝之故事，诗人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落落此时意，寥寥千载心。吾弦毋庸绝，四海谁知音”。联想起自己宦海沉浮，使金不辱使命，却受韩侂胄之迫害，仕宦各地，政绩突出，职位却难以升迁，方信孺生发出这番感慨乃情理之事。
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于咸和二年（ 327）求为勾漏令，欲往炼丹砂，得到皇帝批准后，葛洪南行赴任，途经广州时听信刺史邓岳劝说，于是隐居罗浮山炼丹。从史料记载来看，葛洪并未抵达广西北流，但北流著名景点勾漏洞却因此附会而与葛洪扯上了关系。历代士人将此一再歌咏，俨然是葛洪在此修炼丹药，羽化成仙。勾漏洞得名因溶洞勾曲穿漏，现有宝圭、玉阙、白沙、桃源洞等胜迹，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更兼葛洪之传说，历代文人游此遐想不已。许彦先治平四年（ 1067）游勾漏洞时感叹：“葛翁仙去仅千年，水远云深一洞天。无限灵砂人不识，空余丹灶石门前。”王越石诗歌则采用今昔对比手法，感叹仙人已去：“药盆丹灶石床间，龙虎当年向此盘。云驭久登天穴路，仙风依旧拂衣寒。”（《右宿朝宗驿·其二》）胡铨之孙胡櫕仕宦广西多年，庆元二年（ 1196）游勾漏洞，题刻两首，亦书写葛洪之事：“千年冷灶炉，三洞锁烟霞。翁已游园圃，人犹采白砂。”（《判府胡太中留题·其一》）可以说，葛洪的传说成为士人歌咏勾漏洞最好的素材。
融水真仙岩又名“老君洞”，《大明一统志》载：“真仙岩在融县东五里，仰视高远，青白错杂。灵寿溪贯串中出，玲珑清响如环佩声。中有白石巍然如天尊像，旧名灵岩山，又名老君洞。宋咸平中改为真仙岩。”因其中有石钟乳宛然如老君，遂有老君归隐之传说。相传太上老君游至融岭语人日：“此洞乃天之绝胜也，山石峻峭，溪流清邃，不复西度流沙，我当隐。”他一夕化身为石，须眉皓洁，神态飘逸，栩栩如生，因此俗称老君洞，成为全国道教圣地“三十六洞天”之一。历代士人游览真仙岩多吟诗作赋，如元丰六年（ 1083）龙图阁直学士、知桂州、充经略安抚使曾布就率领僚属们游玩真仙岩，赋诗唱和，不亦乐乎！
如果说舜帝、葛洪、老君等人与诗人所歌咏景点关系源于传说生造的话，那么孟尝、马援、柳宗元、余靖、包拯等人则是因政绩突出而被岭南百姓纪念。孟尝有“合浦珠还”佳话，其人廉洁清正;马援南征交趾，维护了南疆的稳定;柳宗元治理柳州，政绩突出;余靖参与平定侬智高起义，治理岭南，贡献较大;包拯任职端州，不携带端砚，两袖清风。千百年间，他们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岭南石刻诗歌展现了对他们的缅怀之意。
3.意象的写实性
岭南宋代石刻诗歌所选用的意象多为本土之物，具有较强的写实性。许总《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一书中提及唐宋诗意象之区别时言：“浓郁的生活气息，密集的人文意象，表露了宋诗最根本的文化特性所在，这也就为唐、宋诗标示了一个本质的分野。如果说，唐诗主要是通过自然意象表现积极进取、高昂向上的时代精神与思想风貌，那么，宋诗就主要是通过人文意象表现对现实的关注与人生的思考。”⑦在意象的选择上，宋代岭南石刻诗歌中大部分更倾向于选择自然化意象，承袭唐诗之特点。
在这些诗歌中，植物意象有花，出现次数分别为：野花9次、荷5次、花4次、梅花2次、桃花1次。树木、植被意象出现次数分别为：苔藓11次、竹6次、林5次、木2次、桂2次、松萝2次、松2次、桄榔1次、杉1次。这些意象多为诗人眼见之实景，体现了诗歌写实性的特点。宋人石刻诗歌表现这些植物意象之时，无特别的修饰语，多质朴无华，着意表现岭南山水之原生态特性。其中桂、桄榔等为岭南树木中之特有品种，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草木》中记载道：“桂，南方奇木，上药也。桂林以桂名，地实不产，而出于宾宜州。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纹，形如圭制字者，意或出此。叶味辛甘，与皮无别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桄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棕榈。有节似大竹，一干挺上，高数丈。开花数十穗，绿色。”⑧
自然景物方面，以出现次数多寡来列，分别为：云27次、水21次、风18次、泉17次、洞15次、石15次、月15次、雨14次、崖11次、江11次、峰11次、溪10次、烟（烟霞、烟云）8次、雾5次、日5次、风云3次、潮1次、霜1次。这些展现了岭南山川地理之特征，岭南多山多水，岩洞溪壑遍布，加上云、雨、雾、风、烟、霞的搭配衬托，岭南地区湿气较重的特点亦有所体现。 动物意象方面，出现频次依次为：鸟（包括青鸟、飞鸿、鸥、雁等）23次、龙15次、鹤12次、鱼5次、龙虎2次、龙蛇2次、白鹿1次、青牛1次、猿1次、蝉1次。动物意象具备虚实两方面的特点。龙、龙虎、龙蛇、白鹿、青牛等意象基本是虚写，这些意象多是诗人游览龙隐岩、白龙洞、勾漏洞、真仙岩等景点时联想起这些景点的传说故事而加以书写的。鸟、鱼意象则体现了写实性特征，反映了其时岭南鸟多、鱼多的生态环境特点，也体现了岭南地区滨海的环境特点。《桂海虞衡志-志禽》中言道：“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问。又余以法禁采捕甚急，故不能多识。”⑨于此可见，禽鸟受到了官方的保护，故品种较多且数量不少。
从意象的角度来分析，宋代岭南石刻诗歌表现的多为诗人所见岭南山水之实景，具有较强的写实性。诗人对岭南景物进行现实呈现之后，又适当以云、水、风、雾、烟等来衬托，使得所写之景富于变化，再搭配飞鸟、游鱼等灵动之物，整首诗歌画面生动、动静结合，呈现出美的意蕴，展现了岭南山水之美丽。
二、仕宦与士人内心世界
1.贬谪与为政
宋代入岭南的士大夫多经历宦海风波，因政治斗争失败，戴罪岭南，北宋中后期入岭南的士大夫渐多。自王安石变法开始，宋代朝廷形成了新旧两党，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围绕着变法，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初为君子与君子之争，至章悖、蔡京主政时期，变法则成了政治斗争的借口。章悖等人意气用事，不遗余力打击政敌，“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⑩。蔡京则罗列309人的名单，号为“元祐党”，企图将政敌一网打尽。
前后几十年间，贬谪至岭南的既有新党人士，又有旧党人士。其中包括蔡确、苏轼、范祖禹、刘安世、苏辙、梁焘、刘挚、吕大防、秦观、黄庭坚、吕安诗、梁弼、陈恂、郑侠、汪衍、余爽、孑L平仲、邹浩等人。南宋建立之初，贬谪岭南者更多，据金强《宋代岭南謫宦》一文统计：“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编配流窜岭南者竞有207人。其中建炎年间67人，绍兴年间140人。”（11）这些被贬谪的士人中包括李光、李纲、赵鼎、张浚、胡铨等。据该文统计，宋代贬谪至广南东路的官员共有243人次，贬谪至广南西路的共有241人次。
贬谪至岭南的士人身份多为受到监控的罪官，不少人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如黄庭坚贬谪宜州时，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不仅如此，他们的言论自由也受到限制，绍兴十八年（ 1148）十一月，新州守臣张棣上奏秦桧攻讦胡铨“不自省循，与见任寄居官往来唱和，怨望朝廷，鼓唱前说，殊无忌惮”（12），胡铨因此被贬至更远的吉阳军。贬谪士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监视，苏轼初到海南，儋州军使张中特地将他安排到官舍居住，却被章悖人员探知，苏轼被逐出官舍，只得另买地盖房。
我们在考察岭南石刻文学作品时，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戴罪岭南无实际职权的士大夫石刻作品不多，也就是说宋代岭南大部分石刻文学作品创作于有话语权的官员之手。这与石刻的公开性特点有关，也与贬谪士人在岭南遭受政治迫害有关。他们在生活各方面均无保障，缺衣少食，畏罪避祸，多数无条件在名山胜水之处镌刻题名。但苏轼是个特例，他有不少文学作品题刻在岭南各地，这些作品并非苏轼本人主持镌刻的，多为后人追缅苏轼而镌刻的，或者是受人请托，苏轼为其作文，对方出资镌刻的。如苏轼应王涤之请创作了《潮州韩文公庙碑》，应僧人祖堂之请创作了《资福寺罗汉阁记》等。
众多到岭南的士人，能成为岭南地区主要官员，担任实职，掌握一路政权的并不多，也就是说拥有刻石话语权的外来官员并不多。但蒋之奇、张孝祥、范成大、李曾伯等人几经宦海沉浮，入岭南为官后，在任上积极作为，治理地方，协调民族关系，体血民瘼，为岭南地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闲暇时光里，他们游山玩水，题咏纪念，丰富了岭南地区的石刻文学创作。
《宋史》称蒋之奇“为部使者十二任，六曲会府，以治办称。且孜孜以人物为己任，在闽荐处士陈烈，在淮南荐孝子徐积，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欧阳修之故，为清议所薄”（13）。蒋之奇一生历仕各地，政绩突出，可他曾污蔑欧阳修，这事成了他一生抹不去的污点。“元祐初，进天章阁待制、知潭州。御史韩川、孙升、谏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当斯选。改集贤殿修撰、知广州。”蒋之奇任广州知州期间，平定岑探之乱，修建十贤堂，力矫广州官场贪贿之风。他在《续武溪深》中自述广州政绩“远民安堵年谷稔，百蛮航海来献琛”，并表明了自己治理地方之心，“嗟余才薄力不任，报君夙夜输诚忱”。
到广西任职之前，张孝祥已两遭罢黜。汪澈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庐杞下，孝祥遂罢，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任建康留守时，“以言者改除敷文阁待制，留守如旧。会金再犯边，孝祥陈金之势不过欲要盟。宣谕使劾孝祥落职，罢”（14）。乾道元年（ 1165），张孝祥起复为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乾道二年（ 1166）六月，他又遭人弹劾，被罢职。在广西一年多的时间里，《宋史》评张孝祥“治有声绩”。张孝祥曾在与张维水月洞唱和的诗中言及“使君所至民为重”，可见其理政之道。在桂林期间，张孝祥登山临水，交游酬唱，镌刻了17件石刻作品。
乾道七年（ 1171）八月，范成大“以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15）。范成大出守广西是因为“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成大当制，留词头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说命竞寝”（16）。因反对宋孝宗任用佞幸，范成大被贬广西。范成大在广西共待了两年多，他更改盐政、马政，训练军队，团结瑶民、化解民族矛盾，稳定治安，兴修水利，政绩相当突出。淳熙元年（ 1174）十月，范成大升任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在桂林期间，范成大在桂林诸山唱和，镌刻题名，雅兴较高。
2.岭南境遇与内心世界
因政治斗争而贬谪至岭南的士大夫，在岭南期间的生活仍受政敌监控，但他们中不少人因个人之魅力、岭南百姓之爱护，有较好的境遇。苏轼“刚到惠州，就受到父老们成群结队的欢迎。惠州太守詹范，循州太守彦质，以及一些下级官吏，都对他很尊重，时常和他来往，并在经济上加以周济。他和老百姓的关系也很融洽，‘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就是生动的写照”（17）。苏轼贬至儋州，昌化军使张中非常礼敬他，修饰官舍伦江驿，与苏轼居住。元符二年（ 1099）二月，朝廷命董必查访广南西路，董必谴使入儋，将苏轼逐出官舍，张中也因此被罢职他调。苏轼被逐出官舍后，无家可居，乃在儋耳城南桄榔林中买地建筑住室，得到十多个学生相助，“起屋五间”（18）。无论是居住在惠州，还是儋州，苏轼都备受当地百姓及士人爱戴，这给了他较多的心灵慰藉。 胡铨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吉阳军，在那里待了整整八年。胡铨居住在赵鼎曾经寄宿过的水南村裴闻义家。裴闻义先祖是唐朝著名宰相裴度，父亲因战乱定居吉阳军。裴闻义以自己不畏权势的侠肝义胆收留了好几个南来的贬官，赢得了世人的尊敬。（19）胡铨在水南村宣传圣朝教化，息兵安民，调和民族矛盾，尊贤爱士。他在和当地名士友好往来，结交新朋的同时，还与同在海南的前辈李光诗文来往。
苏轼、胡铨等人虽然政治上受到极度迫害，贬谪岭南九死一生，但他们居于岭南期间却得到了正直的地方官员的照顾，得到了百姓的爱戴。因此他们在岭南创作的文学作品内蕴复杂，既有内心愤懑的抒发，又有岭南风土的描写;既盼望着早日离开岭南，北返朝廷，又眷恋岭南淳朴民风，展现出了复杂的心理流变。苏轼最为圆融豁达，他曾唱出“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表达了对海南这方土地的眷恋之情;“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则体现了他豁然达观的情怀。
绍圣元年（ 1094）四月，御史虞策、来之邵等弹劾苏轼：“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心。”（20）苏轼因此被贬，“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21）。至惠州途中，苏轼经过广州，慕名参观南海神庙。他登览浴日亭，感怀身世，写下了《浴日亭》一诗：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诗歌描写了登览浴日亭所见海上日出之壮丽美景，诗人想起当年任杭州知州时所见钱塘江奔涌的潮水之景，感叹江山壮丽，而自己仕途如此坎坷，容颜已渐衰老。正当俯仰之际，忽然见到鸟儿飞上千峰紫翠间的美丽景色，这一画面又让他豁然开朗。岭南生活期间，苏轼在不断地参悟人生。惠州时期，他已经采取这种超然的精神来对待生活了。渡海之后，苏轼的境况更加孤独艰难，但由于他的精神境界中存在这种内在的超越性，因此，虽处逆境，也作顺境度过。（22）
元符三年（ 1100）六月，苏轼从海南北返，再次途经广州，登览附近的灵峰山，创作了《题灵峰寺壁》一诗：“灵峰山上宝陀寺，白发东坡又到来。前世德云今我是，依稀犹记妙高台。”此诗原刻已毁，元代泰定二年（ 1324）张拱辰重刻。儋州三年的垂老投荒生活，让苏轼的心理世界更为圆融。在穷独海外、人事断绝的瘴云蛮烟中，他对自己“一生凡九迁”的心路历程和心灵轨迹做出总结，并升华为一种心理经验，一种实现自我“内在超越”的自由的精神境界。（23）《题灵峰寺壁》展现出的正是这种精神境界。在南贬和北归途中，苏东坡两次游历清远，并游览峡山寺时，题写了《峡山寺》一首，其中“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千百年来脍炙人口。
绍兴八年（ 1138），胡铨因上书力斥和议，乞斩秦桧等人，被责监广州都盐仓，途经清远峡山寺，追慕苏轼，创作了《过峡山次苏韵诗》：
山似牛头峡，水如龙尾湾。半生多罪垢，浣洗尘土颜。仙人旧闻名，一往何年还。岫幌烟为锁，玉扉谁与关。忽闻响答谷，恍若猿叫山。我欲纪末契，焉得茅三间。泉漏听琴筑，风雨闻佩环。木杪青螺髻，得非云雾鬟。
从此诗来看，胡铨内心尚纠结于此次贬谪，担忧何年能北返，牵挂着自己的人生境遇。想隐不能隐，此时的他心中挂碍甚多。绍兴十二年（ 1142），胡铨再度过岭，编管新州;绍兴十八年（ 1148），移吉阳军，在海南一待就是八年。经过这两番的贬谪之后，胡铨的内心发生了深刻变化，前辈苏轼是他学习心灵调试的榜样。胡铨在雷州将渡海前创作的《次雷州和朱或秀才韵·时欲渡海》一诗展现了其面对苦难的超然情怀：“仲连蹈海齐虚语，鲁叟乘槎亦谩谈。争似澹庵乘兴往，银山千叠酒微酣。”他在海南还和李光、赵鼎等人诗文唱和，处世态度渐趋超然。
如果说苏轼、胡铨超然自处的心态是岭南谪宦心理的第一种类型，那么壮心不已的张孝祥则可为第二种类型的代表。与苏轼、胡铨不一样，张孝祥虽也历经宦海风波才到广西任职，但在桂林生活期间，张孝祥是广西最高的行政长官，有实际权力，是封疆大吏。其明敏才干又能得以发挥，兼之正当壮年，不似东坡垂老投荒，因此张孝祥桂林石刻诗歌流露出的依然是建功立业之理想、为民行政之情怀，积极而昂扬。
张孝祥离开桂林之时，特地将建康为官时所作《朝阳亭诗》拿出，刻于象鼻山水月洞，以纪念他与张维之情谊。其二为：
饥肠得酒作雷鸣，痛饮狂歌不自程。坐上波澜生健笔，归来钟鼓动岩城。不应此地淹鸿业，盍与吾君致太平。伏枥壮心犹未已，须君为我请长缨。
此诗热情昂扬，全不似宋诗内敛平淡之调，表现了张孝祥的壮志与理想，虽然在桂林仅一年又遭弹劾而落职，但其壮心不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言：“张安国词，热肠郁思，可想见其为人。”三番遭弹劾落职，辗转各地仕宦，仍未磨去张孝祥之锐气。再起知潭州时，“为政简易，时以威济之，湖南遂以无事”（24）。
与前两类士人不一样，李彦弼算是仕宦于岭南的下层官吏代表，他仕途不显，无主政的经历，有才而无升迁之机，于是桂林山川成为他最好的文学才华抒发之地。张鸣凤《桂胜·桂故》中称他“才藻横放，恒自拟李翰林白。然撰制特尚新奇，亦其癖也。在桂当程氏父子之间，作湘南楼、八桂堂、筑兊州三记皆侈丽可观……留桂最久，其官惟见称权通判桂州军。疑或止此。吉志仅载其科名，不及其为人，必负才陵物，不为乡里所称道者”。李彦弼在桂林留下了10件石刻作品，这些石刻诗文显现了他横放的才藻。其《游风洞及七星岩观诗三十韵》是首七言古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李彦弼的怀才不遇之情。他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理想满怀，“谁嗟长庚有老裔，壮龄直欲排紫闼。初从附凤矫飞翔，晚乃射虎耽疏豁”。李彦弼自称李白后裔，以李白自比，一生壮怀，但现实残酷，地位卑微，“生平刚肠久已屈，赖尔匹夫难志夺。故交纷纭翱赤宵，大钧播物昭穷达”。牢骚一通之后，他仍盼望着“病马犹期春草长，涸鱼终需江水活”，總希望自己能时来运转，有飞腾之机。李彦弼在桂林十多年，当程节、程邻父子主政广西之时，李彦弼出入其间，以其诗文点缀了其时的升平。金鉷《广西通志》言：“宋绍圣时鄱阳程公节安抚来粤，政成修隙野、治芜原、筑圃为堂，颜日‘八桂’。时则尚有流桂泉、知鱼阁、洎熙、春台诸景。今观李彦弼所纪，一时宾从之喧咽，人物之丰繁，犹可想见其盛云。”（25） 三、山水之乐与诗歌创作
宋代是中国古代休闲之风较盛的时代，宋代都市文化中的享乐风气与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呈现为一种相互激荡与相互促进的关系，一些著名士大夫尤其是那些有较高地位、权势和财力者往往都非常重视享乐，过着奢华而精致的生活。（26）游山玩水是宋人喜好的休闲方式，这进而促进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1.个体创作
仕宦岭南的士大夫中，方信孺就是一位好休闲、喜奢华之士。《宋史》称：“信孺性豪爽，挥金如粪土，所至宾客满其后车。使北时，年才三十。既龃龉归，营居室岩窦，自放于诗酒。”（27）但方信孺仕宦各地，均有政绩。他在萧山时，“刚直有为，吏畏民爱，名闻于时”（28）。他在广西任职，“从广西转运罢归，复以提刑至。政简刑清，所至不扰，宜州守张自明建龙溪书院，信孺捐鹾钱二十四万助之，又捐四十万买田给诸士，于是宜士斌斌向风矣”（29）。方信孺在两广均任过职，他非常喜欢桂林山水，“他日，于西山择最胜处，创起馆宇，期欲奉母皆隐其下。名所营日：‘碧桂山林’。自为之铭，其文今尚在山中。又爱琴潭水石，题以示志日：‘吾何得此为菟裘之地？’乃漓山云崖则亲筑轩于崖之阳，乘兴独往，往则必留……故于桂诸山探赏屐遍。制文赋诗，曾不停思，然亦往往有宕逸之气”（30）。
陆游曾云“挥毫当得江山助”（《偶读旧稿有感》），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曾道：“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岭南的山水滋润了方信孺的文学创作，在番禺时，他兴致勃勃地创作了《南海百咏》，对所见番禺风景一一咏叹。居于桂林期间，其诗兴不减。嘉定九年（1216），方信孺在龙隐洞题诗三首，其一日：“曾榜武夷九曲，何如桂岭七星。水石小容螭舫，烟云长带龙腥。”在他这福建人看来，桂林山水远胜武夷山水，尤其是坐着小船游玩龙隐，更是享受。其二道：“爱山那惜走千回，生怕前驱后骑催。石上参差鳞甲洞，眼中在处画图开。骖鸾未办乘风去，浮鹚何妨载雨来。人事百年俱变灭，只应题字不尘埃。”这首诗歌表达了作者爱赏风景之情。在作者看来，处处皆如图画，于是想到时光易逝，人生易老，他觉得只有石刻题字可以经历风霜，保存长久，这也明确地表明了他的镌刻留名之心。
吕愿忠亦好风雅，酷爱桂林山水，但其人品、政绩均不佳，“知静江府。诸山多有诗，谄事桧，以李光、胡铨为桧所怨，两人并贬在其部内。愿忠欲构害之，以快桧。即奏光在贬所与胡铨诗赋倡和，讥讪朝政，乃移光昌化军。他日又妄言秦城驿有王气，率桂衣冠为诗颂桧。且欲致推戴之意”（31）。吕愿忠依附秦桧只是其一，他在广西还贪功生事。“吕愿忠帅广西，贪功生事，招诱南丹州莫氏，使之纳土，当时朝廷醲赏过于军功，而种未补官者尚百余峒，至今纷纭不已。”（32）不仅如此，他还贪污，“愿忠召还，席卷公库，尝为臣僚论列，乃以货纳于大臣求免，故有是命”（33），因此受到了惩罚：责授果州团练副使，封州安置。
政治上污点甚多的吕愿忠却秉承着宋士雅致风流，闲暇里常与同僚们游山玩水，题刻山川，乐此不疲。其下属遂其所愿，既陪同游玩，还阿谀其题刻留名之愿：“假守吕叔恭游中隐岩无名洞，坐客鄱阳朱国辅云此洞未有名，因公而显，欲名日吕公岩，予未敢披襟，而刘子思、陈朝彦皆日甚当。戏书五十六字，鑱于石壁间。”吕愿忠为此特赋诗一首：“护田绿水转山樊，滴翠群峰列巨杉。洞外僧蓝侵斗汉，涧边人迹隔仙凡。深深云谷春常在，寂寂松扉夜不缄。此处得名爰自我，要须题作吕公岩。”诗歌风格轻盈，文辞秀丽，结尾虽坦诚留名之心，无碍其为一首好诗。吕愿忠还为华景洞、白龙洞、朝阳洞、北牖洞、夕阳洞、南华洞、白雀洞、嘉莲洞、仙迹岩、清秀山等处题诗，其诗歌爽健明丽，不似其为人。如《清秀山诗并记》：“熏风习习来三面，夏雨萧萧欠一檐。指顾群山劳应接，徘徊归骑纵观瞻。”从这些诗句来看，吕愿忠在桂林山水之间怡然自得。如方信孺、吕愿忠这般好风雅、喜创作的士大夫是岭南石刻诗人的主要创作群体。
2.群体唱和
除大部分诗歌为个体创作之外，岭南石刻文学创作有着明显的群体唱和的特点。仕宦于岭南的士大夫们交往频繁，一道登山临水，互相唱和，既热闹又雅致。其中有章岘、崔静于伏波岩的唱和，曾布、刘谊等人于曾公岩、真仙岩的唱和，米芾、程节的诗文唱和，张洵、尚用之等人于蒙亭的唱和，任续、吕愿忠于还珠洞的唱和，张维、张孝祥于水月洞的唱和，朱希颜、刘长卿的千叶白梅诗唱和，李曾伯、丰菹于千山观的唱和。从这些唱和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宋时岭南士人的情怀，可以管窥他们在岭南的境遇，还可了解岭南士大夫群体之间的关系。
曾巩之弟曾布，“惠卿参大政，置狱举劾，黜布知饶州，徙潭州。复集贤院学士、知广州。元丰初，以龙图阁待制知桂州”（34）。曾布这次贬谪的具体原因是：“七年大旱，诏求直言。布论判官吕嘉问市易掊克之虐……事下两制议。吕惠卿以为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35）广西生活期间，曾布应该是适应了岭南的生活而乐享闲适。刘谊《曾公岩记》中言道：“元丰元年冬，交人人贡，上方择人处置疆事，乃诏曾公自广州移帅桂府。二年，南方无事，民和岁丰，公以其余暇，访寻桂之山水奇胜处。”从此记文来看，在曾布治理之下，这一年广西太平无事。于是，曾布兴致大发，“乃构长桥，跨中流而渡，以为游观宴休之处，且与众共乐之”。不仅如此，他还将未名的岩洞命名为曾公岩。一起游玩的七个人共同赋诗，各抒情怀。
从曾公岩这组唱和诗的顺序来看，大概权发遣转运使尚书度支郎中直集贤院陈倩的诗歌先成，其他人均和其韵。陈倩之诗大有拍马屁之嫌，“傅说功高傅岩野，谢安名著谢公山。激泉救旱为霖雨，磨石书勋破海蛮”，这四句以傅说、谢安之事来比拟曾布题名曾公岩，阿谀之甚！曾布本人和诗没有陷入自吹的套路，表现的是其文人情趣：
从事区区厌独贤，寻幽深入翠微间。旋开榛莽东郊路，偶得神仙旧隐山。都峤三天临瘴水，灵岩十里接溪蛮。何如咫尺临风穴，杖履时时一往还。
大概曾布头脑相当清醒，能在岭南逍遥也还不错，暂莫谈功业。可是下属们的和诗，均心思微妙，力捧曾布。苗时中诗中言：“异时人指溪桥路，思爱还同邵伯棠。”刘宗杰诗中言：“岭服已安褒诏至，莫将归梦更流连。”彭次云日：“使君凤阁翱翔近，谩与东山作画图。”齐谌日：“行看再為苍生起，乘兴从容重遽还。”刘谊日：“主人将为商霖起，还许微官卜筑不。”在他们看来，岭南之官屈待了曾布，他迟早会东山再起。事实也如此，元丰末年曾布迁为户部尚书，徽宗时曾布官至右仆射。这组诗虽均有阿谀之嫌，但也不乏佳作。刘宗杰“万朵莲峰凝碧乳，一溪鸣玉逗寒泉”，将桂林山之美、水之趣描绘得非常形象;彭次云“洞中日月千年久，人世尘埃一点无”之句工整而韵深。 唱和诗歌除了阿谀长官之意外，更多的是朋友之间自由交往，互相勉励，充满着切磋之趣。张孝祥、张维两人同官桂林，关系十分融洽。张维比张孝祥年长19岁，张孝祥职位比张维高，因多年交情，两人唱和诗中以兄弟相称或称对方之字，不论上下级关系。如《七星山唱和诗二首》，张孝祥题目为《登七星山赋呈提刑仲钦兄》，其诗为：“魁杓历历控云岚，地阔天虚万象涵。不与天公管喉舌，犹堪岳立镇湘南。”这首诗诗风雄迈，英姿飒爽，亦如张紫薇往日之风。张维和诗为《次韵同经略舍人登七星山》：“列岫凌虚滃翠岚，龙泓澄澈七星涵。岩瞻好向西湖看，飞去何妨自岭南。”这首诗老成持重，寓意颇深，大有鼓励之意。
绍圣初，胡宗回帅桂林，重新修葺蒙亭，张洵、尚用之、吕源、李异之、叶宗谔五人唱和题刻了一组诗歌。张洵诗歌既赞山水之美，又赞相聚之欢：“下有芰荷满横塘，面面风来面面香。新诗一咏酒一觞，爽气浑如秋气凉。……东山兰亭各一方，风流兼追谢与王。”在张洵眼中，这次聚会有兰亭聚会之意，极为难得。尚用之看重朋友之间的切磋，“骚人相值喜飞觞，雄辩清谈五月凉。饮余相与坐方床，论文日暮兴何长。佳篇疾读韵琅琅，直疑星斗争光芒”;吕源借此抒怀，“男儿生即志四方，将军异代犹封王”;李异之另起感慨，“但惊岁月去茫茫，报国宜多为画良”;叶宗谔则起归隐之思，“此景不独冠南方，恨不筑室轻侯王”。从主旨来看，这组唱和诗写得非常自由，各人立意不同，但整体上文句漂亮，诗思灵动，展现了岭南文人自由交往的创作之风。
除现场唱和之外，士大夫之间也有书信往来唱和的。建中靖国元年（ 1101），米芾寄了一首诗给在桂林的李彦弼并托他转呈桂帅程节，米芾之诗将程节吹捧了一番：“程老列仙长，磊落粹露臁。玉沥发太和，得君同逍遥。”程节为政广西，善政颇多，恩威并用，口碑甚好。得到米芾之诗后，程节爱不释手，“词翰俱美，三四读而不能休，敬书二十八字谢之”。米芾之书法当世已视为珍宝，何况还如此赞扬自己，程节因作谢诗言道：“万里湘南泮水遥，清风来拂瘴烟消。袖中突兀龙蛇出，聊慰天涯久寂寥。”诗歌既感谢米芾关心，又表达自己得诗之喜悦，更有赞美米芾书法之意。大概经得程节同意，李彦弼将这两首诗刻于龙隐岩，以纪士林盛事。
追和前贤之诗是宋代岭南石刻诗歌创作的另一种方式。苏轼寄居海南，悉将陶渊明诗和了一遍，开创和陶诗一派。他的做法也被后人效法，不过岭南士人多效法的是苏轼本人。唐宋以还，岭南诗多宗南迁的韩愈与苏轼。由于地域的特殊性，岭南人较少与江南和中原人士接触，所以往往少受各个时期文风的影响，从而保持独特的地域风格。（36）于贬谪岭南士人而言，苏轼更值得效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贬谪海南时期，处境较为艰难，他们均创作了不少追和苏轼的诗作。其中，李纲和诗有34首，李光有8首。胡铨经过峡山寺时，特地创作了《过峡山次苏韵诗》。
综上所述，岭南宋代石刻诗歌描写了岭南山水之特点，反映了岭南士人之境遇与内心世界，展现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方式，体现了宋代岭南文坛之创作风尚，这些石刻诗歌为岭南风景名胜区增添了宋代别致的文化内涵。
①⑧⑨胡起望、覃广光：《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第153页，第79页。
②（11）金强：《宋代岭南谪宦》，暨南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页，第36页。
③张学松：《流寓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
④（12）[清]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9页，第1099页。
⑤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⑥刘作义：《桂林胜概：风景·掌故·诗词·碑刻》，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⑦许总：《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⑩[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7页。
（13）（14）（16）（21）（24）（27）（34）[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917页，第11943页，第11869页，第10816页，第11943页，第12062页，第13715页。
（15）于北山：《范成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17）杨应彬：《苏轼在岭南的社会和文学活动》，《学术研究》1984年第6期。
（18）陈起汉：《贬谪岭南的苏轼》，《广州研究》1984年第3期。
（19）⑩曾庆江、周泉根、陈圣燕：《海南历代贬官研究》，南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20）秦缃业、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22）（23）唐玲玲：《寄我无穷境——苏轼贬儋期间的生命体验》，载《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学苑H{版社2005年版，第93页，第89页。
（25）（29）[清]金鉷修、钱元昌纂：《广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百十七，卷六十五。
（26）赵玉强：《优游之道——宋代士大夫休闲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28）[明]林策修、张烛纂：《萧山县志》，明嘉靖刻本，第五卷。
（30）（31）[明]张鸣凤著，杜海军、阎春点校：《桂胜·桂故》，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09页，第301页。
（32）[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百四十二。
（3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35）[清]阮元修、陈昌齐纂：《广东通志》，清道光二年刻本，卷二百六十三·谪宦录二。
（36）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岭南石刻文学研究”（ 16XZW013）;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项目“明清时期岭南石刻文化研究”：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教师职业能力导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群建设研究与实践”（ GXGZJG20178118）阶段性成果
作者：何婵娟，文学博士，广西教育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石刻 山水 内心 诗歌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诗风韵别致，与唐诗并列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高峰。我们日常阅读的宋诗多是由纸质文本记载的，但岭南地区留存的众多宋代石刻作品，为我们保留了不少刻在石头上的宋诗，目前对这些石刻宋诗尚缺乏系统研究。
辑录岭南地区宋代石刻作品较多的文献有《广东通志·金石略》《粤西金石略》《桂林石刻总集辑校》《潮汕金石文徵》《药州石刻》《永福石刻》等文集以及各地区不同时期撰修的地方志。根据这些文献以及各地现存石刻文物统计，我们可以整理出宋代岭南石刻诗歌超过三百四十首。
这些宋诗从体裁上而言，七律、七绝占据了全部诗歌的七成。七律、七绝自唐兴盛，入宋亦颇受诗人们喜爱，成为岭南石刻诗歌之主流。此外，七言排律、五律、五绝、四言、六言诗等体裁的诗歌均有，体现了宋代岭南石刻诗歌各体兼备的特点。从题材上而言，宋代岭南石刻诗歌涉及山水、政治、咏怀、咏物等类型，其中山水诗歌超过两百首，占一半以上。这说明了石刻诗歌中大部分是作者“感物”而写的，也就是说，这些诗歌多是诗人们登山临水、触景生情而创作的。因贬谪、宦游、避难、迁徙等各种原因进入岭南的士大夫，面对岭南秀丽的风景，多有感而发，创作了不少反映岭南山水的佳作，而他们的部分作品就镌刻于岭南山崖之上。千百年来，人文与山水交相辉映，石刻诗歌为岭南地区著名的风景区增添了宋代别致的人文内涵。
一、嶺南山水与传说
在唐宋时期，岭南是中原士大夫惮往之地。一则岭南路途遥远艰险，如韩愈言潮州“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柳宗元言柳州“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丁谓言崖州“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三百家”（《有感》）。二则那里天气湿热、瘴气充斥，北方士人极难适应，容易生病，又缺医少药，健康无保障。刘恂《岭表录异·卷上》中言：“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瘴”中记载：“邕州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日青草瘴，夏日黄梅瘴，六七月日新禾瘴，八九月日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①三则唐宋时期岭南成了政府安置流人谪宦的聚居地。据统计，唐代仅流广东有史籍可考者，流人近300人（次），左降官近200人……而宋代整个岭南地区的谪宦，仅见于史籍者，就有400多人次，湮没无考者，更是不计其数。②贬谪到岭南是仕途的低谷，更是人生莫大的打击，一路上备受折磨，历经千辛万苦。宋代押解流人的执法比较苛刻：流人戴枷锁上路，除有病需要医治才免去枷锁。全程有兵士或将校押送，逐州递送，沿途不得耽误。③如胡铨贬谪吉阳军时，路上备受折磨：“棣选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项筒过海。铨徒步赴贬，人皆怜之。”④贬谪岭南于士人而言无疑是人生噩梦，岭南生活期间他们无不盼望着北归，其间创作的诗文不少对岭南风俗、山川充满畏惧之情。如柳宗元笔下的柳州山水形象险恶，多是瘴雨蛮烟，“桂岭瘴来云似墨”（《别舍弟宗一》）、“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岭南江行》），容易让人产生畏惧之感。
与柳宗元不一样，在宋代儒、释、道三教并尊的文化环境中，宋人多具有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宋代文学名家大都融通佛、老，如苏轼浑化三教，喜爱谈禅，善于将儒、道、禅与对待人生磨难的哲理贯通起来，形成一种圆通明达的忧乐观。⑤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笑对苦难，居于岭南亦能发现生活之趣，在前人看来无比险恶的岭南山水，到了他们眼中则显秀丽之姿，于是，宋人笔下涌现了一批歌颂岭南山水及其风物的文学作品。其中，石刻诗文作品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大概与石刻公开性、久远性的特性有关。石寿千年，刻石的文学作品多带赞美，少批判性。
1.景区的经典化
自南朝颜延之居于桂林独秀峰下开辟读书岩始，桂林山水就与历代文人士大夫结下了深厚情缘。唐代仕宦桂林的士大夫颇好经营桂林山水，用现今话语来说，即打造桂林的景点。其中郑叔齐开发独秀峰、元晦开发叠彩山、李渤开发南溪山，他们乐享山水之时，对桂林山水亦不吝歌颂。宋人踵其后，对桂林山水做了进一步的开发。张孝祥、张维、范成大先后歌咏水月洞;吕愿忠歌咏隐山六洞并整理吕公岩;曾布、刘谊等人发现并整理曾公岩;程邻亦命名程公岩;龙隐洞与回穴尤得宋人喜好，题刻遍布岩洞，成为桂林千余年来人文内蕴最浓厚的景点。历经唐宋士人开发歌咏，至南宋绍兴年间，桂林已经出现了著名的二十四岩洞：伏波岩、读书岩、叠彩岩、龙隐岩、刘公岩、穿云岩、仙迹岩、白雉岩、中隐岩、吕公岩、曾公岩、程公岩等。绍兴二十四年（ 1154）赵夔遍游各景点之后，热情洋溢地撰写了一首七言古诗《桂林二十四岩洞歌》，对二十四岩洞逐一进行点评与描述。诗歌开头对桂林山水进行了一番总的评价：“山琢玉簪攒万叠，江分罗带绕千寻。青青四顾列群山，生自天工巧若镌。玲珑拔地耸层秀，峥嵘嵯峨星斗间。”桂林山青水秀，造化神奇，再加上历代文人的经营打理，传说故事的神化点缀，桂林每一处岩洞都有动听的故事，这于游人而言极具吸引力。游读书岩可追慕颜延之风范，“颜公读书窟室中，叠彩北山如列布”;游刘仙岩，可遥想刘仲远成仙之事，“仙人刘公飞升时，岩壁宛然遗旧题”;游龙隐岩，既可考证龙之传说，又可饱览前贤题刻。于赵夔此诗可知，至南宋绍兴年间，今桂林市区的经典景区（象鼻山、伏波山、桂海碑林、七星景区等）已经广为人知，拥有较高知名度。宋宁宗嘉泰元年（ 1201），时任广西提点刑狱、权知静江府的王正功为赴考士子劝学撰写了两首《桂林劝学》诗，其二开头即赞：“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此句一出，脍炙人口，八百年来至今，桂林山水成为中国山水最靓丽的名片。以桂林山水为代表的岭南山水，冲击了宋人的岭南印象，颠覆了时人对岭南山水的看法。在宋代，岭南山水向南来的士大夫敞开了怀抱，士大夫们经营打理、热情歌颂玉成了岭南地区一系列经典的景区。 肇庆七星岩、广州药洲及白云山、英德南山、博罗罗浮山、北流勾漏洞、贵港南山、融水真仙岩等著名景点，无一不可见宋人流风余韵。北宋嘉祐七年（ 1063），余靖出任广南东路安抚使兼知广州，他修缮药洲，并向民间开放，因此药洲成为著名景区。熙宁七年（ 1074），广南东路转运使许彦先再游药洲，他创作了《药洲》一诗：“花药氤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直应路与银潢接，槎客来时犯斗牛。”据此诗，我们可想见北宋药洲之盛况。在许彦先笔下，药洲宛如人间仙境。虽经沧海桑田，历史上药洲景区变化极大，可千年至今，药洲一直是广州之人文胜景。
2.典故传说的本土化
宋代岭南石刻诗歌中运用的典故、传说具有明显本土化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些故事多与岭南本土有关，即故事多发生在岭南地区。诗歌涉及历史人物有舜帝、老子、庄子、孟子、马援、孟尝、葛洪、谢安、谢灵运、柳宗元、刘仲远、余靖、包拯等人。这些历史人物大部分与岭南地区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据传说，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于是岭南百姓尤其是桂林地区生发出了许多与舜帝相关的故事。桂林有山名虞山，又名舜山。山下有庙，祭祀虞帝，庙是唐代刺史李昌蠖修建的，庙左有南熏亭，是宋代知州张栻修建的。山上有韶音洞，原来洞前古松参天，松林一片。洞后又有深潭，威风吹拂，前掠松林，后荡潭水，互为交响，乐曲顿生。相传这乐声就是舞帝制作的古乐《韶》，所以这里就叫韶音洞了。⑥因舜帝之故，历代士人来虞山登览，情思浓郁，既作文又赋诗，以兹纪念，嘉定八年（ 1215），广南西路提点刑狱方信孺于韶音洞镌刻《古相思曲》，方信孺其人雅好山水，年轻时仕宦广东，即为每处景点赋诗，辑成《南海百咏》一卷。仕宦桂林时，方信孺遍游各处景点，题刻山川。《古相思曲》咏叹了舜帝之故事：“虞山一何高，湘水一何深。英皇僅枯冢，寂寞熏兮琴。”借舜帝之故事，诗人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落落此时意，寥寥千载心。吾弦毋庸绝，四海谁知音”。联想起自己宦海沉浮，使金不辱使命，却受韩侂胄之迫害，仕宦各地，政绩突出，职位却难以升迁，方信孺生发出这番感慨乃情理之事。
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于咸和二年（ 327）求为勾漏令，欲往炼丹砂，得到皇帝批准后，葛洪南行赴任，途经广州时听信刺史邓岳劝说，于是隐居罗浮山炼丹。从史料记载来看，葛洪并未抵达广西北流，但北流著名景点勾漏洞却因此附会而与葛洪扯上了关系。历代士人将此一再歌咏，俨然是葛洪在此修炼丹药，羽化成仙。勾漏洞得名因溶洞勾曲穿漏，现有宝圭、玉阙、白沙、桃源洞等胜迹，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更兼葛洪之传说，历代文人游此遐想不已。许彦先治平四年（ 1067）游勾漏洞时感叹：“葛翁仙去仅千年，水远云深一洞天。无限灵砂人不识，空余丹灶石门前。”王越石诗歌则采用今昔对比手法，感叹仙人已去：“药盆丹灶石床间，龙虎当年向此盘。云驭久登天穴路，仙风依旧拂衣寒。”（《右宿朝宗驿·其二》）胡铨之孙胡櫕仕宦广西多年，庆元二年（ 1196）游勾漏洞，题刻两首，亦书写葛洪之事：“千年冷灶炉，三洞锁烟霞。翁已游园圃，人犹采白砂。”（《判府胡太中留题·其一》）可以说，葛洪的传说成为士人歌咏勾漏洞最好的素材。
融水真仙岩又名“老君洞”，《大明一统志》载：“真仙岩在融县东五里，仰视高远，青白错杂。灵寿溪贯串中出，玲珑清响如环佩声。中有白石巍然如天尊像，旧名灵岩山，又名老君洞。宋咸平中改为真仙岩。”因其中有石钟乳宛然如老君，遂有老君归隐之传说。相传太上老君游至融岭语人日：“此洞乃天之绝胜也，山石峻峭，溪流清邃，不复西度流沙，我当隐。”他一夕化身为石，须眉皓洁，神态飘逸，栩栩如生，因此俗称老君洞，成为全国道教圣地“三十六洞天”之一。历代士人游览真仙岩多吟诗作赋，如元丰六年（ 1083）龙图阁直学士、知桂州、充经略安抚使曾布就率领僚属们游玩真仙岩，赋诗唱和，不亦乐乎！
如果说舜帝、葛洪、老君等人与诗人所歌咏景点关系源于传说生造的话，那么孟尝、马援、柳宗元、余靖、包拯等人则是因政绩突出而被岭南百姓纪念。孟尝有“合浦珠还”佳话，其人廉洁清正;马援南征交趾，维护了南疆的稳定;柳宗元治理柳州，政绩突出;余靖参与平定侬智高起义，治理岭南，贡献较大;包拯任职端州，不携带端砚，两袖清风。千百年间，他们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岭南石刻诗歌展现了对他们的缅怀之意。
3.意象的写实性
岭南宋代石刻诗歌所选用的意象多为本土之物，具有较强的写实性。许总《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一书中提及唐宋诗意象之区别时言：“浓郁的生活气息，密集的人文意象，表露了宋诗最根本的文化特性所在，这也就为唐、宋诗标示了一个本质的分野。如果说，唐诗主要是通过自然意象表现积极进取、高昂向上的时代精神与思想风貌，那么，宋诗就主要是通过人文意象表现对现实的关注与人生的思考。”⑦在意象的选择上，宋代岭南石刻诗歌中大部分更倾向于选择自然化意象，承袭唐诗之特点。
在这些诗歌中，植物意象有花，出现次数分别为：野花9次、荷5次、花4次、梅花2次、桃花1次。树木、植被意象出现次数分别为：苔藓11次、竹6次、林5次、木2次、桂2次、松萝2次、松2次、桄榔1次、杉1次。这些意象多为诗人眼见之实景，体现了诗歌写实性的特点。宋人石刻诗歌表现这些植物意象之时，无特别的修饰语，多质朴无华，着意表现岭南山水之原生态特性。其中桂、桄榔等为岭南树木中之特有品种，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草木》中记载道：“桂，南方奇木，上药也。桂林以桂名，地实不产，而出于宾宜州。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纹，形如圭制字者，意或出此。叶味辛甘，与皮无别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桄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棕榈。有节似大竹，一干挺上，高数丈。开花数十穗，绿色。”⑧
自然景物方面，以出现次数多寡来列，分别为：云27次、水21次、风18次、泉17次、洞15次、石15次、月15次、雨14次、崖11次、江11次、峰11次、溪10次、烟（烟霞、烟云）8次、雾5次、日5次、风云3次、潮1次、霜1次。这些展现了岭南山川地理之特征，岭南多山多水，岩洞溪壑遍布，加上云、雨、雾、风、烟、霞的搭配衬托，岭南地区湿气较重的特点亦有所体现。 动物意象方面，出现频次依次为：鸟（包括青鸟、飞鸿、鸥、雁等）23次、龙15次、鹤12次、鱼5次、龙虎2次、龙蛇2次、白鹿1次、青牛1次、猿1次、蝉1次。动物意象具备虚实两方面的特点。龙、龙虎、龙蛇、白鹿、青牛等意象基本是虚写，这些意象多是诗人游览龙隐岩、白龙洞、勾漏洞、真仙岩等景点时联想起这些景点的传说故事而加以书写的。鸟、鱼意象则体现了写实性特征，反映了其时岭南鸟多、鱼多的生态环境特点，也体现了岭南地区滨海的环境特点。《桂海虞衡志-志禽》中言道：“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问。又余以法禁采捕甚急，故不能多识。”⑨于此可见，禽鸟受到了官方的保护，故品种较多且数量不少。
从意象的角度来分析，宋代岭南石刻诗歌表现的多为诗人所见岭南山水之实景，具有较强的写实性。诗人对岭南景物进行现实呈现之后，又适当以云、水、风、雾、烟等来衬托，使得所写之景富于变化，再搭配飞鸟、游鱼等灵动之物，整首诗歌画面生动、动静结合，呈现出美的意蕴，展现了岭南山水之美丽。
二、仕宦与士人内心世界
1.贬谪与为政
宋代入岭南的士大夫多经历宦海风波，因政治斗争失败，戴罪岭南，北宋中后期入岭南的士大夫渐多。自王安石变法开始，宋代朝廷形成了新旧两党，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围绕着变法，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初为君子与君子之争，至章悖、蔡京主政时期，变法则成了政治斗争的借口。章悖等人意气用事，不遗余力打击政敌，“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⑩。蔡京则罗列309人的名单，号为“元祐党”，企图将政敌一网打尽。
前后几十年间，贬谪至岭南的既有新党人士，又有旧党人士。其中包括蔡确、苏轼、范祖禹、刘安世、苏辙、梁焘、刘挚、吕大防、秦观、黄庭坚、吕安诗、梁弼、陈恂、郑侠、汪衍、余爽、孑L平仲、邹浩等人。南宋建立之初，贬谪岭南者更多，据金强《宋代岭南謫宦》一文统计：“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编配流窜岭南者竞有207人。其中建炎年间67人，绍兴年间140人。”（11）这些被贬谪的士人中包括李光、李纲、赵鼎、张浚、胡铨等。据该文统计，宋代贬谪至广南东路的官员共有243人次，贬谪至广南西路的共有241人次。
贬谪至岭南的士人身份多为受到监控的罪官，不少人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如黄庭坚贬谪宜州时，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不仅如此，他们的言论自由也受到限制，绍兴十八年（ 1148）十一月，新州守臣张棣上奏秦桧攻讦胡铨“不自省循，与见任寄居官往来唱和，怨望朝廷，鼓唱前说，殊无忌惮”（12），胡铨因此被贬至更远的吉阳军。贬谪士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监视，苏轼初到海南，儋州军使张中特地将他安排到官舍居住，却被章悖人员探知，苏轼被逐出官舍，只得另买地盖房。
我们在考察岭南石刻文学作品时，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戴罪岭南无实际职权的士大夫石刻作品不多，也就是说宋代岭南大部分石刻文学作品创作于有话语权的官员之手。这与石刻的公开性特点有关，也与贬谪士人在岭南遭受政治迫害有关。他们在生活各方面均无保障，缺衣少食，畏罪避祸，多数无条件在名山胜水之处镌刻题名。但苏轼是个特例，他有不少文学作品题刻在岭南各地，这些作品并非苏轼本人主持镌刻的，多为后人追缅苏轼而镌刻的，或者是受人请托，苏轼为其作文，对方出资镌刻的。如苏轼应王涤之请创作了《潮州韩文公庙碑》，应僧人祖堂之请创作了《资福寺罗汉阁记》等。
众多到岭南的士人，能成为岭南地区主要官员，担任实职，掌握一路政权的并不多，也就是说拥有刻石话语权的外来官员并不多。但蒋之奇、张孝祥、范成大、李曾伯等人几经宦海沉浮，入岭南为官后，在任上积极作为，治理地方，协调民族关系，体血民瘼，为岭南地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闲暇时光里，他们游山玩水，题咏纪念，丰富了岭南地区的石刻文学创作。
《宋史》称蒋之奇“为部使者十二任，六曲会府，以治办称。且孜孜以人物为己任，在闽荐处士陈烈，在淮南荐孝子徐积，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欧阳修之故，为清议所薄”（13）。蒋之奇一生历仕各地，政绩突出，可他曾污蔑欧阳修，这事成了他一生抹不去的污点。“元祐初，进天章阁待制、知潭州。御史韩川、孙升、谏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当斯选。改集贤殿修撰、知广州。”蒋之奇任广州知州期间，平定岑探之乱，修建十贤堂，力矫广州官场贪贿之风。他在《续武溪深》中自述广州政绩“远民安堵年谷稔，百蛮航海来献琛”，并表明了自己治理地方之心，“嗟余才薄力不任，报君夙夜输诚忱”。
到广西任职之前，张孝祥已两遭罢黜。汪澈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庐杞下，孝祥遂罢，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任建康留守时，“以言者改除敷文阁待制，留守如旧。会金再犯边，孝祥陈金之势不过欲要盟。宣谕使劾孝祥落职，罢”（14）。乾道元年（ 1165），张孝祥起复为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乾道二年（ 1166）六月，他又遭人弹劾，被罢职。在广西一年多的时间里，《宋史》评张孝祥“治有声绩”。张孝祥曾在与张维水月洞唱和的诗中言及“使君所至民为重”，可见其理政之道。在桂林期间，张孝祥登山临水，交游酬唱，镌刻了17件石刻作品。
乾道七年（ 1171）八月，范成大“以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15）。范成大出守广西是因为“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成大当制，留词头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说命竞寝”（16）。因反对宋孝宗任用佞幸，范成大被贬广西。范成大在广西共待了两年多，他更改盐政、马政，训练军队，团结瑶民、化解民族矛盾，稳定治安，兴修水利，政绩相当突出。淳熙元年（ 1174）十月，范成大升任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在桂林期间，范成大在桂林诸山唱和，镌刻题名，雅兴较高。
2.岭南境遇与内心世界
因政治斗争而贬谪至岭南的士大夫，在岭南期间的生活仍受政敌监控，但他们中不少人因个人之魅力、岭南百姓之爱护，有较好的境遇。苏轼“刚到惠州，就受到父老们成群结队的欢迎。惠州太守詹范，循州太守彦质，以及一些下级官吏，都对他很尊重，时常和他来往，并在经济上加以周济。他和老百姓的关系也很融洽，‘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就是生动的写照”（17）。苏轼贬至儋州，昌化军使张中非常礼敬他，修饰官舍伦江驿，与苏轼居住。元符二年（ 1099）二月，朝廷命董必查访广南西路，董必谴使入儋，将苏轼逐出官舍，张中也因此被罢职他调。苏轼被逐出官舍后，无家可居，乃在儋耳城南桄榔林中买地建筑住室，得到十多个学生相助，“起屋五间”（18）。无论是居住在惠州，还是儋州，苏轼都备受当地百姓及士人爱戴，这给了他较多的心灵慰藉。 胡铨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吉阳军，在那里待了整整八年。胡铨居住在赵鼎曾经寄宿过的水南村裴闻义家。裴闻义先祖是唐朝著名宰相裴度，父亲因战乱定居吉阳军。裴闻义以自己不畏权势的侠肝义胆收留了好几个南来的贬官，赢得了世人的尊敬。（19）胡铨在水南村宣传圣朝教化，息兵安民，调和民族矛盾，尊贤爱士。他在和当地名士友好往来，结交新朋的同时，还与同在海南的前辈李光诗文来往。
苏轼、胡铨等人虽然政治上受到极度迫害，贬谪岭南九死一生，但他们居于岭南期间却得到了正直的地方官员的照顾，得到了百姓的爱戴。因此他们在岭南创作的文学作品内蕴复杂，既有内心愤懑的抒发，又有岭南风土的描写;既盼望着早日离开岭南，北返朝廷，又眷恋岭南淳朴民风，展现出了复杂的心理流变。苏轼最为圆融豁达，他曾唱出“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表达了对海南这方土地的眷恋之情;“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则体现了他豁然达观的情怀。
绍圣元年（ 1094）四月，御史虞策、来之邵等弹劾苏轼：“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心。”（20）苏轼因此被贬，“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21）。至惠州途中，苏轼经过广州，慕名参观南海神庙。他登览浴日亭，感怀身世，写下了《浴日亭》一诗：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诗歌描写了登览浴日亭所见海上日出之壮丽美景，诗人想起当年任杭州知州时所见钱塘江奔涌的潮水之景，感叹江山壮丽，而自己仕途如此坎坷，容颜已渐衰老。正当俯仰之际，忽然见到鸟儿飞上千峰紫翠间的美丽景色，这一画面又让他豁然开朗。岭南生活期间，苏轼在不断地参悟人生。惠州时期，他已经采取这种超然的精神来对待生活了。渡海之后，苏轼的境况更加孤独艰难，但由于他的精神境界中存在这种内在的超越性，因此，虽处逆境，也作顺境度过。（22）
元符三年（ 1100）六月，苏轼从海南北返，再次途经广州，登览附近的灵峰山，创作了《题灵峰寺壁》一诗：“灵峰山上宝陀寺，白发东坡又到来。前世德云今我是，依稀犹记妙高台。”此诗原刻已毁，元代泰定二年（ 1324）张拱辰重刻。儋州三年的垂老投荒生活，让苏轼的心理世界更为圆融。在穷独海外、人事断绝的瘴云蛮烟中，他对自己“一生凡九迁”的心路历程和心灵轨迹做出总结，并升华为一种心理经验，一种实现自我“内在超越”的自由的精神境界。（23）《题灵峰寺壁》展现出的正是这种精神境界。在南贬和北归途中，苏东坡两次游历清远，并游览峡山寺时，题写了《峡山寺》一首，其中“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千百年来脍炙人口。
绍兴八年（ 1138），胡铨因上书力斥和议，乞斩秦桧等人，被责监广州都盐仓，途经清远峡山寺，追慕苏轼，创作了《过峡山次苏韵诗》：
山似牛头峡，水如龙尾湾。半生多罪垢，浣洗尘土颜。仙人旧闻名，一往何年还。岫幌烟为锁，玉扉谁与关。忽闻响答谷，恍若猿叫山。我欲纪末契，焉得茅三间。泉漏听琴筑，风雨闻佩环。木杪青螺髻，得非云雾鬟。
从此诗来看，胡铨内心尚纠结于此次贬谪，担忧何年能北返，牵挂着自己的人生境遇。想隐不能隐，此时的他心中挂碍甚多。绍兴十二年（ 1142），胡铨再度过岭，编管新州;绍兴十八年（ 1148），移吉阳军，在海南一待就是八年。经过这两番的贬谪之后，胡铨的内心发生了深刻变化，前辈苏轼是他学习心灵调试的榜样。胡铨在雷州将渡海前创作的《次雷州和朱或秀才韵·时欲渡海》一诗展现了其面对苦难的超然情怀：“仲连蹈海齐虚语，鲁叟乘槎亦谩谈。争似澹庵乘兴往，银山千叠酒微酣。”他在海南还和李光、赵鼎等人诗文唱和，处世态度渐趋超然。
如果说苏轼、胡铨超然自处的心态是岭南谪宦心理的第一种类型，那么壮心不已的张孝祥则可为第二种类型的代表。与苏轼、胡铨不一样，张孝祥虽也历经宦海风波才到广西任职，但在桂林生活期间，张孝祥是广西最高的行政长官，有实际权力，是封疆大吏。其明敏才干又能得以发挥，兼之正当壮年，不似东坡垂老投荒，因此张孝祥桂林石刻诗歌流露出的依然是建功立业之理想、为民行政之情怀，积极而昂扬。
张孝祥离开桂林之时，特地将建康为官时所作《朝阳亭诗》拿出，刻于象鼻山水月洞，以纪念他与张维之情谊。其二为：
饥肠得酒作雷鸣，痛饮狂歌不自程。坐上波澜生健笔，归来钟鼓动岩城。不应此地淹鸿业，盍与吾君致太平。伏枥壮心犹未已，须君为我请长缨。
此诗热情昂扬，全不似宋诗内敛平淡之调，表现了张孝祥的壮志与理想，虽然在桂林仅一年又遭弹劾而落职，但其壮心不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言：“张安国词，热肠郁思，可想见其为人。”三番遭弹劾落职，辗转各地仕宦，仍未磨去张孝祥之锐气。再起知潭州时，“为政简易，时以威济之，湖南遂以无事”（24）。
与前两类士人不一样，李彦弼算是仕宦于岭南的下层官吏代表，他仕途不显，无主政的经历，有才而无升迁之机，于是桂林山川成为他最好的文学才华抒发之地。张鸣凤《桂胜·桂故》中称他“才藻横放，恒自拟李翰林白。然撰制特尚新奇，亦其癖也。在桂当程氏父子之间，作湘南楼、八桂堂、筑兊州三记皆侈丽可观……留桂最久，其官惟见称权通判桂州军。疑或止此。吉志仅载其科名，不及其为人，必负才陵物，不为乡里所称道者”。李彦弼在桂林留下了10件石刻作品，这些石刻诗文显现了他横放的才藻。其《游风洞及七星岩观诗三十韵》是首七言古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李彦弼的怀才不遇之情。他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理想满怀，“谁嗟长庚有老裔，壮龄直欲排紫闼。初从附凤矫飞翔，晚乃射虎耽疏豁”。李彦弼自称李白后裔，以李白自比，一生壮怀，但现实残酷，地位卑微，“生平刚肠久已屈，赖尔匹夫难志夺。故交纷纭翱赤宵，大钧播物昭穷达”。牢骚一通之后，他仍盼望着“病马犹期春草长，涸鱼终需江水活”，總希望自己能时来运转，有飞腾之机。李彦弼在桂林十多年，当程节、程邻父子主政广西之时，李彦弼出入其间，以其诗文点缀了其时的升平。金鉷《广西通志》言：“宋绍圣时鄱阳程公节安抚来粤，政成修隙野、治芜原、筑圃为堂，颜日‘八桂’。时则尚有流桂泉、知鱼阁、洎熙、春台诸景。今观李彦弼所纪，一时宾从之喧咽，人物之丰繁，犹可想见其盛云。”（25） 三、山水之乐与诗歌创作
宋代是中国古代休闲之风较盛的时代，宋代都市文化中的享乐风气与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呈现为一种相互激荡与相互促进的关系，一些著名士大夫尤其是那些有较高地位、权势和财力者往往都非常重视享乐，过着奢华而精致的生活。（26）游山玩水是宋人喜好的休闲方式，这进而促进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1.个体创作
仕宦岭南的士大夫中，方信孺就是一位好休闲、喜奢华之士。《宋史》称：“信孺性豪爽，挥金如粪土，所至宾客满其后车。使北时，年才三十。既龃龉归，营居室岩窦，自放于诗酒。”（27）但方信孺仕宦各地，均有政绩。他在萧山时，“刚直有为，吏畏民爱，名闻于时”（28）。他在广西任职，“从广西转运罢归，复以提刑至。政简刑清，所至不扰，宜州守张自明建龙溪书院，信孺捐鹾钱二十四万助之，又捐四十万买田给诸士，于是宜士斌斌向风矣”（29）。方信孺在两广均任过职，他非常喜欢桂林山水，“他日，于西山择最胜处，创起馆宇，期欲奉母皆隐其下。名所营日：‘碧桂山林’。自为之铭，其文今尚在山中。又爱琴潭水石，题以示志日：‘吾何得此为菟裘之地？’乃漓山云崖则亲筑轩于崖之阳，乘兴独往，往则必留……故于桂诸山探赏屐遍。制文赋诗，曾不停思，然亦往往有宕逸之气”（30）。
陆游曾云“挥毫当得江山助”（《偶读旧稿有感》），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曾道：“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岭南的山水滋润了方信孺的文学创作，在番禺时，他兴致勃勃地创作了《南海百咏》，对所见番禺风景一一咏叹。居于桂林期间，其诗兴不减。嘉定九年（1216），方信孺在龙隐洞题诗三首，其一日：“曾榜武夷九曲，何如桂岭七星。水石小容螭舫，烟云长带龙腥。”在他这福建人看来，桂林山水远胜武夷山水，尤其是坐着小船游玩龙隐，更是享受。其二道：“爱山那惜走千回，生怕前驱后骑催。石上参差鳞甲洞，眼中在处画图开。骖鸾未办乘风去，浮鹚何妨载雨来。人事百年俱变灭，只应题字不尘埃。”这首诗歌表达了作者爱赏风景之情。在作者看来，处处皆如图画，于是想到时光易逝，人生易老，他觉得只有石刻题字可以经历风霜，保存长久，这也明确地表明了他的镌刻留名之心。
吕愿忠亦好风雅，酷爱桂林山水，但其人品、政绩均不佳，“知静江府。诸山多有诗，谄事桧，以李光、胡铨为桧所怨，两人并贬在其部内。愿忠欲构害之，以快桧。即奏光在贬所与胡铨诗赋倡和，讥讪朝政，乃移光昌化军。他日又妄言秦城驿有王气，率桂衣冠为诗颂桧。且欲致推戴之意”（31）。吕愿忠依附秦桧只是其一，他在广西还贪功生事。“吕愿忠帅广西，贪功生事，招诱南丹州莫氏，使之纳土，当时朝廷醲赏过于军功，而种未补官者尚百余峒，至今纷纭不已。”（32）不仅如此，他还贪污，“愿忠召还，席卷公库，尝为臣僚论列，乃以货纳于大臣求免，故有是命”（33），因此受到了惩罚：责授果州团练副使，封州安置。
政治上污点甚多的吕愿忠却秉承着宋士雅致风流，闲暇里常与同僚们游山玩水，题刻山川，乐此不疲。其下属遂其所愿，既陪同游玩，还阿谀其题刻留名之愿：“假守吕叔恭游中隐岩无名洞，坐客鄱阳朱国辅云此洞未有名，因公而显，欲名日吕公岩，予未敢披襟，而刘子思、陈朝彦皆日甚当。戏书五十六字，鑱于石壁间。”吕愿忠为此特赋诗一首：“护田绿水转山樊，滴翠群峰列巨杉。洞外僧蓝侵斗汉，涧边人迹隔仙凡。深深云谷春常在，寂寂松扉夜不缄。此处得名爰自我，要须题作吕公岩。”诗歌风格轻盈，文辞秀丽，结尾虽坦诚留名之心，无碍其为一首好诗。吕愿忠还为华景洞、白龙洞、朝阳洞、北牖洞、夕阳洞、南华洞、白雀洞、嘉莲洞、仙迹岩、清秀山等处题诗，其诗歌爽健明丽，不似其为人。如《清秀山诗并记》：“熏风习习来三面，夏雨萧萧欠一檐。指顾群山劳应接，徘徊归骑纵观瞻。”从这些诗句来看，吕愿忠在桂林山水之间怡然自得。如方信孺、吕愿忠这般好风雅、喜创作的士大夫是岭南石刻诗人的主要创作群体。
2.群体唱和
除大部分诗歌为个体创作之外，岭南石刻文学创作有着明显的群体唱和的特点。仕宦于岭南的士大夫们交往频繁，一道登山临水，互相唱和，既热闹又雅致。其中有章岘、崔静于伏波岩的唱和，曾布、刘谊等人于曾公岩、真仙岩的唱和，米芾、程节的诗文唱和，张洵、尚用之等人于蒙亭的唱和，任续、吕愿忠于还珠洞的唱和，张维、张孝祥于水月洞的唱和，朱希颜、刘长卿的千叶白梅诗唱和，李曾伯、丰菹于千山观的唱和。从这些唱和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宋时岭南士人的情怀，可以管窥他们在岭南的境遇，还可了解岭南士大夫群体之间的关系。
曾巩之弟曾布，“惠卿参大政，置狱举劾，黜布知饶州，徙潭州。复集贤院学士、知广州。元丰初，以龙图阁待制知桂州”（34）。曾布这次贬谪的具体原因是：“七年大旱，诏求直言。布论判官吕嘉问市易掊克之虐……事下两制议。吕惠卿以为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35）广西生活期间，曾布应该是适应了岭南的生活而乐享闲适。刘谊《曾公岩记》中言道：“元丰元年冬，交人人贡，上方择人处置疆事，乃诏曾公自广州移帅桂府。二年，南方无事，民和岁丰，公以其余暇，访寻桂之山水奇胜处。”从此记文来看，在曾布治理之下，这一年广西太平无事。于是，曾布兴致大发，“乃构长桥，跨中流而渡，以为游观宴休之处，且与众共乐之”。不仅如此，他还将未名的岩洞命名为曾公岩。一起游玩的七个人共同赋诗，各抒情怀。
从曾公岩这组唱和诗的顺序来看，大概权发遣转运使尚书度支郎中直集贤院陈倩的诗歌先成，其他人均和其韵。陈倩之诗大有拍马屁之嫌，“傅说功高傅岩野，谢安名著谢公山。激泉救旱为霖雨，磨石书勋破海蛮”，这四句以傅说、谢安之事来比拟曾布题名曾公岩，阿谀之甚！曾布本人和诗没有陷入自吹的套路，表现的是其文人情趣：
从事区区厌独贤，寻幽深入翠微间。旋开榛莽东郊路，偶得神仙旧隐山。都峤三天临瘴水，灵岩十里接溪蛮。何如咫尺临风穴，杖履时时一往还。
大概曾布头脑相当清醒，能在岭南逍遥也还不错，暂莫谈功业。可是下属们的和诗，均心思微妙，力捧曾布。苗时中诗中言：“异时人指溪桥路，思爱还同邵伯棠。”刘宗杰诗中言：“岭服已安褒诏至，莫将归梦更流连。”彭次云日：“使君凤阁翱翔近，谩与东山作画图。”齐谌日：“行看再為苍生起，乘兴从容重遽还。”刘谊日：“主人将为商霖起，还许微官卜筑不。”在他们看来，岭南之官屈待了曾布，他迟早会东山再起。事实也如此，元丰末年曾布迁为户部尚书，徽宗时曾布官至右仆射。这组诗虽均有阿谀之嫌，但也不乏佳作。刘宗杰“万朵莲峰凝碧乳，一溪鸣玉逗寒泉”，将桂林山之美、水之趣描绘得非常形象;彭次云“洞中日月千年久，人世尘埃一点无”之句工整而韵深。 唱和诗歌除了阿谀长官之意外，更多的是朋友之间自由交往，互相勉励，充满着切磋之趣。张孝祥、张维两人同官桂林，关系十分融洽。张维比张孝祥年长19岁，张孝祥职位比张维高，因多年交情，两人唱和诗中以兄弟相称或称对方之字，不论上下级关系。如《七星山唱和诗二首》，张孝祥题目为《登七星山赋呈提刑仲钦兄》，其诗为：“魁杓历历控云岚，地阔天虚万象涵。不与天公管喉舌，犹堪岳立镇湘南。”这首诗诗风雄迈，英姿飒爽，亦如张紫薇往日之风。张维和诗为《次韵同经略舍人登七星山》：“列岫凌虚滃翠岚，龙泓澄澈七星涵。岩瞻好向西湖看，飞去何妨自岭南。”这首诗老成持重，寓意颇深，大有鼓励之意。
绍圣初，胡宗回帅桂林，重新修葺蒙亭，张洵、尚用之、吕源、李异之、叶宗谔五人唱和题刻了一组诗歌。张洵诗歌既赞山水之美，又赞相聚之欢：“下有芰荷满横塘，面面风来面面香。新诗一咏酒一觞，爽气浑如秋气凉。……东山兰亭各一方，风流兼追谢与王。”在张洵眼中，这次聚会有兰亭聚会之意，极为难得。尚用之看重朋友之间的切磋，“骚人相值喜飞觞，雄辩清谈五月凉。饮余相与坐方床，论文日暮兴何长。佳篇疾读韵琅琅，直疑星斗争光芒”;吕源借此抒怀，“男儿生即志四方，将军异代犹封王”;李异之另起感慨，“但惊岁月去茫茫，报国宜多为画良”;叶宗谔则起归隐之思，“此景不独冠南方，恨不筑室轻侯王”。从主旨来看，这组唱和诗写得非常自由，各人立意不同，但整体上文句漂亮，诗思灵动，展现了岭南文人自由交往的创作之风。
除现场唱和之外，士大夫之间也有书信往来唱和的。建中靖国元年（ 1101），米芾寄了一首诗给在桂林的李彦弼并托他转呈桂帅程节，米芾之诗将程节吹捧了一番：“程老列仙长，磊落粹露臁。玉沥发太和，得君同逍遥。”程节为政广西，善政颇多，恩威并用，口碑甚好。得到米芾之诗后，程节爱不释手，“词翰俱美，三四读而不能休，敬书二十八字谢之”。米芾之书法当世已视为珍宝，何况还如此赞扬自己，程节因作谢诗言道：“万里湘南泮水遥，清风来拂瘴烟消。袖中突兀龙蛇出，聊慰天涯久寂寥。”诗歌既感谢米芾关心，又表达自己得诗之喜悦，更有赞美米芾书法之意。大概经得程节同意，李彦弼将这两首诗刻于龙隐岩，以纪士林盛事。
追和前贤之诗是宋代岭南石刻诗歌创作的另一种方式。苏轼寄居海南，悉将陶渊明诗和了一遍，开创和陶诗一派。他的做法也被后人效法，不过岭南士人多效法的是苏轼本人。唐宋以还，岭南诗多宗南迁的韩愈与苏轼。由于地域的特殊性，岭南人较少与江南和中原人士接触，所以往往少受各个时期文风的影响，从而保持独特的地域风格。（36）于贬谪岭南士人而言，苏轼更值得效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贬谪海南时期，处境较为艰难，他们均创作了不少追和苏轼的诗作。其中，李纲和诗有34首，李光有8首。胡铨经过峡山寺时，特地创作了《过峡山次苏韵诗》。
综上所述，岭南宋代石刻诗歌描写了岭南山水之特点，反映了岭南士人之境遇与内心世界，展现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方式，体现了宋代岭南文坛之创作风尚，这些石刻诗歌为岭南风景名胜区增添了宋代别致的文化内涵。
①⑧⑨胡起望、覃广光：《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第153页，第79页。
②（11）金强：《宋代岭南谪宦》，暨南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页，第36页。
③张学松：《流寓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
④（12）[清]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9页，第1099页。
⑤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⑥刘作义：《桂林胜概：风景·掌故·诗词·碑刻》，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⑦许总：《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⑩[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7页。
（13）（14）（16）（21）（24）（27）（34）[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917页，第11943页，第11869页，第10816页，第11943页，第12062页，第13715页。
（15）于北山：《范成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17）杨应彬：《苏轼在岭南的社会和文学活动》，《学术研究》1984年第6期。
（18）陈起汉：《贬谪岭南的苏轼》，《广州研究》1984年第3期。
（19）⑩曾庆江、周泉根、陈圣燕：《海南历代贬官研究》，南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20）秦缃业、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22）（23）唐玲玲：《寄我无穷境——苏轼贬儋期间的生命体验》，载《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学苑H{版社2005年版，第93页，第89页。
（25）（29）[清]金鉷修、钱元昌纂：《广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百十七，卷六十五。
（26）赵玉强：《优游之道——宋代士大夫休闲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28）[明]林策修、张烛纂：《萧山县志》，明嘉靖刻本，第五卷。
（30）（31）[明]张鸣凤著，杜海军、阎春点校：《桂胜·桂故》，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09页，第301页。
（32）[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百四十二。
（3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35）[清]阮元修、陈昌齐纂：《广东通志》，清道光二年刻本，卷二百六十三·谪宦录二。
（36）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岭南石刻文学研究”（ 16XZW013）;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项目“明清时期岭南石刻文化研究”：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教师职业能力导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群建设研究与实践”（ GXGZJG20178118）阶段性成果
作者：何婵娟，文学博士，广西教育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