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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申报·自由谈》是中国二三十年代国内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文艺副刊之一。“公共领域”在德国哈贝马斯看来，代表一种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而报刊可以说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代表机制。本文引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讨论《自由谈》在当时构建的公共领域的优点与不足。
【关键词】：《申报·自由谈》;公共领域;哈贝马斯
《申报》由英国人美查创刊于1872年的上海，是我国最早的报纸之一。1911年，其副刊《申报·自由谈》正式创立，主编为王钝根。创办之初的《自由谈》为了兼顾“严肃活泼”的办报方针，使报纸变得活泼有趣，所以在内容上偏重于趣味性，大多是一些滑稽小品、小说等带有消遣的性质文章，不具备批判的精神。王钝根卸任后，主编又陆续经由吴觉迷。姚宛稚、陈碟仙、周瘦娟接任。其中周瘦娟在任长达12年，在其间《自由谈》陆续刊登了部分颇有名气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虽然那一时期的《自由谈》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趣味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版面仍然充斥着一些谈情说爱的靡靡之音。根据哈贝马斯的介绍公共领域的第一个构成要素便是“公众”，他们超脱于个人集体利益之上、亦不受国家或者其他政治权力或者公共权力的约束，他们自愿组织并且拥有一定的规模。这里的“公众”成员并没有身份或阶层、阶级的限制，只要某一个体自愿、自由地关注某些“普遍利益”，就有可能成为大众的一份子。哈贝马斯对十七世纪的“公众”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公众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指的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评者的读者、观众和听众。”他们之所以组合在一起构成“公众”，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普遍利益”——文学艺术。正是在对文学艺术的共同关注、品评与批评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所以《自由谈》以读者的需求作为报纸的主要营销目的，用刊载的吸引读者兴趣的爱情世俗等小说来提高报刊的销售量，达到商业目的，这种迎合也最大限度的争取到了广大的市民读者阶层。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观点而言，公共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平台，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批判性通过公共的讨论、辩论形成形成代表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自由谈》是独立的，首先它的经济是独立的，作为《申报》的副刊，广告是《自由谈》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加上销售额，这些使得《自由谈》有着足够的资金来支配，经济上独立于权利机关，几乎不需要任何黨派团体在背后的金钱操控支持，这为《自由谈》公共领域的开放和自由创造了条件。可是很显然的是《自由谈》作为一种公共媒介，所刊登的文章大部分还是娱乐性的小说，很少关注国计民生的问题，更是没有涉及到政治等问题，所以这一时期的《自由谈》距离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空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尚未构建出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的公共领域”。
1932年，黎烈文接任《自由谈》主编之职，他上任后，愤于民族危机，决心改革，他在《自由谈》的编者话中说：“我们认定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进步中，我们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立足点都是要牢牢站定的。”[1]之后，《自由谈》的内容更接近生活，贴近时代，在选择文章的时候他呼吁投稿者多寄“描写生活实际之文字或者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他还约请了鲁迅、瞿秋白。矛盾、叶圣陶、巴金等著名的进步作家为改革后的《自由谈》撰稿，呼吁大家救亡图存，针砭时弊，这样一来《自由谈》由消遣之读物转变为了公众舆论的阵地，成为了当时具有广泛的重要影响的报纸副刊。这就像哈贝马斯提到了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改革后的《自由谈》在争取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的同时，也通过批评时政而对政府的高压政策进行抗争。改革的第二天刊登的《投稿简章》则在保留原来风格的基础上，对投稿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内容充实而有艺术价值之短片创作小说”，“讨论妇女、家庭、儿童、青年等问题之文字”，“科学家之轶事，发明故事，及浅近有趣之科学介绍”，“关于世界各国风土人情之记述”。改革后的征稿说明与以前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通过这种倡导提高对某种社会现象问题的关注程度，在于增加对诸如“妇女、家庭、儿童、青年等问题讨论”，具有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自觉地社会使命意识。[2]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自由谈》从一个新的角度为知识分子及其市民社会开拓了新的“公共领域”，并以最大化的话语空间使处于边缘状态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话语权利。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舆论指的是“有批判能力的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公共舆论是指每个公民独立地从个人所理解的公共利益出发，通过公开的讨论与辩论，提出自己带有批判性色彩的意见和建议。黎烈文在任期间笼络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部分知识分子，他们以国家的兴衰为己任，以战斗的笔伐抨击黑暗的社会，不断进行论争，提出自己有独到见解看法，在黎文烈主持《自由谈》的时间里，《自由谈》在鲁迅、矛盾的主导下，与保守派和右派展开了多场论战，论战的主题包括多个方面。作为一个舆论争斗的阵地，《自由谈》刊登了大量的杂文，在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时期，杂文也更加具有争斗性，更加关注时事，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要求。哈贝马斯曾指出，报纸是一个大众可以参与、影响到公共决政策并且可以批注政府的公共领域，新闻业的角色是讲个人的意见转化为公共舆论。《自由谈》发表的文章中，作家的言辞激烈，有许多抨击揭露当时黑暗政府的文章，这也引起了当局的关注。这种尖锐泼辣的抨击不得不让国民党有多收敛，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自由谈》不得不屈从于当时的政府，表面上有所收敛，但实际上为了适应当时的局势，作家们都在隐晦曲折的华丽藏满了对社会对黑暗政府的讽刺与批判。到了近代虽然中国的封建势力影响有所减弱，但是党派之间的斗争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干扰。《自由谈》最后的失败可以说是政治干扰的结果。
《自由谈》的改革反映了其在建立公共领域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虽然当时可能并不是有意建立一个公共领域，虽然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些努力过程都使得中国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又迈进了一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在引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同时也要结合中国社会、政治、报刊等的实际情况，多方面综合考虑。
注释：
[1]《申报·自由谈》 （1932年12月至1935年10月） 上海书店 ，1981年影印本
[2]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2）
[3]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译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 第一卷》1989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周海波 、杨庆东，《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200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02）.
4.《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至1935年10月） 上海书店 ，1981年影印本
5.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2）。
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7.冯道军，《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求索 2014年第8期.
8.陈勤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特点》，厦门大学学报， 2009年第1期.
【关键词】：《申报·自由谈》;公共领域;哈贝马斯
《申报》由英国人美查创刊于1872年的上海，是我国最早的报纸之一。1911年，其副刊《申报·自由谈》正式创立，主编为王钝根。创办之初的《自由谈》为了兼顾“严肃活泼”的办报方针，使报纸变得活泼有趣，所以在内容上偏重于趣味性，大多是一些滑稽小品、小说等带有消遣的性质文章，不具备批判的精神。王钝根卸任后，主编又陆续经由吴觉迷。姚宛稚、陈碟仙、周瘦娟接任。其中周瘦娟在任长达12年，在其间《自由谈》陆续刊登了部分颇有名气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虽然那一时期的《自由谈》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趣味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版面仍然充斥着一些谈情说爱的靡靡之音。根据哈贝马斯的介绍公共领域的第一个构成要素便是“公众”，他们超脱于个人集体利益之上、亦不受国家或者其他政治权力或者公共权力的约束，他们自愿组织并且拥有一定的规模。这里的“公众”成员并没有身份或阶层、阶级的限制，只要某一个体自愿、自由地关注某些“普遍利益”，就有可能成为大众的一份子。哈贝马斯对十七世纪的“公众”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公众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指的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评者的读者、观众和听众。”他们之所以组合在一起构成“公众”，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普遍利益”——文学艺术。正是在对文学艺术的共同关注、品评与批评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所以《自由谈》以读者的需求作为报纸的主要营销目的，用刊载的吸引读者兴趣的爱情世俗等小说来提高报刊的销售量，达到商业目的，这种迎合也最大限度的争取到了广大的市民读者阶层。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观点而言，公共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平台，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批判性通过公共的讨论、辩论形成形成代表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自由谈》是独立的，首先它的经济是独立的，作为《申报》的副刊，广告是《自由谈》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加上销售额，这些使得《自由谈》有着足够的资金来支配，经济上独立于权利机关，几乎不需要任何黨派团体在背后的金钱操控支持，这为《自由谈》公共领域的开放和自由创造了条件。可是很显然的是《自由谈》作为一种公共媒介，所刊登的文章大部分还是娱乐性的小说，很少关注国计民生的问题，更是没有涉及到政治等问题，所以这一时期的《自由谈》距离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空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尚未构建出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的公共领域”。
1932年，黎烈文接任《自由谈》主编之职，他上任后，愤于民族危机，决心改革，他在《自由谈》的编者话中说：“我们认定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进步中，我们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立足点都是要牢牢站定的。”[1]之后，《自由谈》的内容更接近生活，贴近时代，在选择文章的时候他呼吁投稿者多寄“描写生活实际之文字或者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他还约请了鲁迅、瞿秋白。矛盾、叶圣陶、巴金等著名的进步作家为改革后的《自由谈》撰稿，呼吁大家救亡图存，针砭时弊，这样一来《自由谈》由消遣之读物转变为了公众舆论的阵地，成为了当时具有广泛的重要影响的报纸副刊。这就像哈贝马斯提到了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改革后的《自由谈》在争取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的同时，也通过批评时政而对政府的高压政策进行抗争。改革的第二天刊登的《投稿简章》则在保留原来风格的基础上，对投稿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内容充实而有艺术价值之短片创作小说”，“讨论妇女、家庭、儿童、青年等问题之文字”，“科学家之轶事，发明故事，及浅近有趣之科学介绍”，“关于世界各国风土人情之记述”。改革后的征稿说明与以前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通过这种倡导提高对某种社会现象问题的关注程度，在于增加对诸如“妇女、家庭、儿童、青年等问题讨论”，具有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自觉地社会使命意识。[2]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自由谈》从一个新的角度为知识分子及其市民社会开拓了新的“公共领域”，并以最大化的话语空间使处于边缘状态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话语权利。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舆论指的是“有批判能力的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公共舆论是指每个公民独立地从个人所理解的公共利益出发，通过公开的讨论与辩论，提出自己带有批判性色彩的意见和建议。黎烈文在任期间笼络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部分知识分子，他们以国家的兴衰为己任，以战斗的笔伐抨击黑暗的社会，不断进行论争，提出自己有独到见解看法，在黎文烈主持《自由谈》的时间里，《自由谈》在鲁迅、矛盾的主导下，与保守派和右派展开了多场论战，论战的主题包括多个方面。作为一个舆论争斗的阵地，《自由谈》刊登了大量的杂文，在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时期，杂文也更加具有争斗性，更加关注时事，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要求。哈贝马斯曾指出，报纸是一个大众可以参与、影响到公共决政策并且可以批注政府的公共领域，新闻业的角色是讲个人的意见转化为公共舆论。《自由谈》发表的文章中，作家的言辞激烈，有许多抨击揭露当时黑暗政府的文章，这也引起了当局的关注。这种尖锐泼辣的抨击不得不让国民党有多收敛，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自由谈》不得不屈从于当时的政府，表面上有所收敛，但实际上为了适应当时的局势，作家们都在隐晦曲折的华丽藏满了对社会对黑暗政府的讽刺与批判。到了近代虽然中国的封建势力影响有所减弱，但是党派之间的斗争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干扰。《自由谈》最后的失败可以说是政治干扰的结果。
《自由谈》的改革反映了其在建立公共领域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虽然当时可能并不是有意建立一个公共领域，虽然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些努力过程都使得中国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又迈进了一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在引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同时也要结合中国社会、政治、报刊等的实际情况，多方面综合考虑。
注释：
[1]《申报·自由谈》 （1932年12月至1935年10月） 上海书店 ，1981年影印本
[2]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2）
[3]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译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 第一卷》1989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周海波 、杨庆东，《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200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02）.
4.《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至1935年10月） 上海书店 ，1981年影印本
5.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2）。
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7.冯道军，《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求索 2014年第8期.
8.陈勤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特点》，厦门大学学报， 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