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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率与消费率背道而驰
在世界各主要经济大国之中，中国近20多年的发展有两个现象比较特殊。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1978年外贸依存度只有8.9%，到2004年竟然超过70%。而即使资源匮乏，一向以贸易立国、大进大出为特点的日本，贸易依存度还不到20%，美国更低，基本维持在15%~18%左右，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巴西大体稳定在20%左右的水平。但同时，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最高的1998年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仅为3.9%。
第二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投资率不断升高，消费率不断降低的问题。1980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为65.4和34.9，1995年为57.5和40.8，2003年为55.4和42.4，2004年为53和44.2。
而根据全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统计，2003年投资率全球平均为20，低收入国家为22，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8，高收入国家为19。我国投资率比全球平均高20多个百分点，消费率也相应低这么多，经济增长呈明显的投资拉动型特征。
把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可以说明什么？这种现象应该怎样解释？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速度惊人。当一个能提供数亿优质廉价守纪律的劳动力、13亿人口的大市场，且政治社会环境稳定、准入条件优惠的国家主动敞开大门——开始拥抱市场经济的时候，这确实是全球资本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场盛宴。所以在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加工制造业方面，只要中国一出场，天生就具有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
结果是全世界许多地方的工厂停了，国际资本蜂拥而至，国内资本一哄而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处处冒烟的大工地。中国开始为全世界搞加工制造，进而又开始从全世界进原料、进设备。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投资率越来越高。
不过，我们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虽然大，但仍然只是全世界的“打工仔”。一是外资开厂子，我们只挣微薄工资，国内生产总值算我们的，但国民收入有不小部分作为利润被别人赚走了。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就是投资收益一项我们总是很大的负数，2004年，这一项的负债是226.8亿美元，收支差额是-41.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没有汇走而是直接又在国内扩大投资的部分。
二是低端制造业这条道儿虽然被我们占住了，外面能竞争过我们的对手不多，但由于我们国内要吃、也不得不吃这碗饭的企业太多，只能自己挤自己，所以尽管我们的产品质量越来越过硬，但价钱越压越低，我们起早贪黑为全世界打工，全球消费者得了实惠，国内资本的利润率却很低。
三是我们这个全世界的“打工仔”还只能是廉价的“打工仔”。由于要就业的人太多，后面还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庞大的后备军随时待命上岗，抢饭碗儿的压力巨大，结果就是工人工资长时期难有和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的增长，产业工人不得不忍受数十年如一日的低工资、低福利、高风险。
有学者调查，最近12年来珠三角民工月工资仅增长了68元，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是下降的。这也是前述在低端制造业我们具有强大比较优势，各路资本趋之若鹜的重要源泉。这种资本强、劳动弱的势力对比，反映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就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有基尼系数为证，据有关研究，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5以上，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
以上这三点导致了这样一种层层倒逼的机制：外资全面扩张导致国民收入一部分外溢；市场竞争激烈导致国内企业价格战，从大量出口获得的可分配收入有限；就业竞争激烈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部分比重偏低；低工资又压制着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收入更加微薄的农业中有效转移。有了这样一种机制，消费率不断降低的问题在总体上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些年来，消费增长赶不上投资，消费率不断下降，从根本上说在于收入问题，更确切地说，制约收入向消费转化的最主要因素是现阶段经济发展模式和内在机制所形成的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分配格局。
一个似乎有悖于这一解释的现象是中国的储蓄率畸高——目前已达50%左右，这个数字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居首位。好像是中国人的储蓄偏好妨碍了消费，但其实这一现象并不难解释，因为早就有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中，85%的存款是由15%的人所拥有，这不过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银行储蓄越来越多，有一少部分中产阶级为教育、养老、医疗等被迫储蓄的因素，但主要恐怕是高收入群体实力越来越强的缘故。
因此，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恐怕不是中国人不爱消费的问题，而是高收入者需求有限而低收入者能力不足的问题。
经验和数据均表明，中国百姓的消费倾向并不低。特别是对在消费文化浸淫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国民来说，其消费观念更是超前，社会上所谓的“月光族”（每个月的薪水全部花光）、“负翁”越来越多就是明证。而“打工仔”用两三个月工资买一部并非必需的手机，农民为娶一房媳妇进门而负债数年的现象也十分普遍。统计数据也可以对我们的经验提供支持，以2002年为例，根据居民支出和收入测算的结果，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
财税政策宜出四招
鉴于国内消费不彰的情况，刚刚公布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把扩大消费、实现消费投资“双轮驱动”作为未来5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方针，这确实抓住了当前中国发展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
对一个大国来说，国内消费应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居主导因素，如美国消费率达78%，日本达85%。中国要实现以内需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必须扩张国内消费。而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扩大国内消费的关键就必须在两个方面着力，一是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富者无心而穷者无力消费的问题；二是实施有针对性的鼓励消费的财税政策，加速国民收入流动的问题。为此，且不论加快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虽解决根本问题但短期内难有明显成效的措施，仅从国家短期内即可实施并收效的政策层面考虑，可以考虑实行以下财税政策。
首先，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在更加自信、更加公平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交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做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也获得更大份额的国民收入。
其次，转换财政支出政策着力点。大量削减对生产性、经营性、竞争性项目的投资，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直接转化为消费。当然不是要乱花钱，增加一般性支出，而是增加如保障和资助低收入群体生活、义务教育、就业培训、合作医疗等方面支出。这比直接增加投资更有效率，因为增加消费不仅可带动投资，还能增加就业，促进良性循环。
第三，截有余而补不足。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纳税监管，我国现有分配机制本来就有利于资本等非劳动收入，再让高收入群体轻易逃税就更不合理，因此，应严格按税法征收所得税，发挥财政政策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要严格执行《劳动法》等法规，严厉打击和惩罚拖欠工人工资等现象，增强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
第四，实施有利于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由于低收入者往往是负储蓄，所以重要的着力点是促进高收入者多消费，特别是通过增加服务性高消费以增加就业。2000多年前管子早已深刻指出了这种消费政策的重要性，“雕卵而后瀹之，雕栋而后爨之。”意思是把鸡蛋先涂绘成彩蛋然后煮，把木头先雕刻装饰了再去烧。
让富人在这种不增加社会成本的方面奢侈一点，穷人就有工作做了。虽然例子有点夸张，但在不能采取“均贫富”的“吃大户”政策历史条件下，鼓励富人增加消费增加就业，总比其转移资产到国外，或者把钱存在银行、地窖对社会的贡献要更大些，或者说坏处更小些。当前制定政策，可考虑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中，设计以国内消费发票为依据，根据家庭年度消费总额按比例返还个人所得税的机制，这既可促进消费，又可解决目前个人所得税未反映个人负担的问题，还大大增加个人消费索要发票的比例，避免商家逃税，收一举三得之效。
（作者供职于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
在世界各主要经济大国之中，中国近20多年的发展有两个现象比较特殊。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1978年外贸依存度只有8.9%，到2004年竟然超过70%。而即使资源匮乏，一向以贸易立国、大进大出为特点的日本，贸易依存度还不到20%，美国更低，基本维持在15%~18%左右，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巴西大体稳定在20%左右的水平。但同时，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最高的1998年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仅为3.9%。
第二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投资率不断升高，消费率不断降低的问题。1980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为65.4和34.9，1995年为57.5和40.8，2003年为55.4和42.4，2004年为53和44.2。
而根据全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统计，2003年投资率全球平均为20，低收入国家为22，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8，高收入国家为19。我国投资率比全球平均高20多个百分点，消费率也相应低这么多，经济增长呈明显的投资拉动型特征。
把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可以说明什么？这种现象应该怎样解释？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速度惊人。当一个能提供数亿优质廉价守纪律的劳动力、13亿人口的大市场，且政治社会环境稳定、准入条件优惠的国家主动敞开大门——开始拥抱市场经济的时候，这确实是全球资本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场盛宴。所以在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加工制造业方面，只要中国一出场，天生就具有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
结果是全世界许多地方的工厂停了，国际资本蜂拥而至，国内资本一哄而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处处冒烟的大工地。中国开始为全世界搞加工制造，进而又开始从全世界进原料、进设备。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投资率越来越高。
不过，我们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虽然大，但仍然只是全世界的“打工仔”。一是外资开厂子，我们只挣微薄工资，国内生产总值算我们的，但国民收入有不小部分作为利润被别人赚走了。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就是投资收益一项我们总是很大的负数，2004年，这一项的负债是226.8亿美元，收支差额是-41.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没有汇走而是直接又在国内扩大投资的部分。
二是低端制造业这条道儿虽然被我们占住了，外面能竞争过我们的对手不多，但由于我们国内要吃、也不得不吃这碗饭的企业太多，只能自己挤自己，所以尽管我们的产品质量越来越过硬，但价钱越压越低，我们起早贪黑为全世界打工，全球消费者得了实惠，国内资本的利润率却很低。
三是我们这个全世界的“打工仔”还只能是廉价的“打工仔”。由于要就业的人太多，后面还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庞大的后备军随时待命上岗，抢饭碗儿的压力巨大，结果就是工人工资长时期难有和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的增长，产业工人不得不忍受数十年如一日的低工资、低福利、高风险。
有学者调查，最近12年来珠三角民工月工资仅增长了68元，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是下降的。这也是前述在低端制造业我们具有强大比较优势，各路资本趋之若鹜的重要源泉。这种资本强、劳动弱的势力对比，反映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就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有基尼系数为证，据有关研究，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5以上，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
以上这三点导致了这样一种层层倒逼的机制：外资全面扩张导致国民收入一部分外溢；市场竞争激烈导致国内企业价格战，从大量出口获得的可分配收入有限；就业竞争激烈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部分比重偏低；低工资又压制着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收入更加微薄的农业中有效转移。有了这样一种机制，消费率不断降低的问题在总体上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些年来，消费增长赶不上投资，消费率不断下降，从根本上说在于收入问题，更确切地说，制约收入向消费转化的最主要因素是现阶段经济发展模式和内在机制所形成的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分配格局。
一个似乎有悖于这一解释的现象是中国的储蓄率畸高——目前已达50%左右，这个数字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居首位。好像是中国人的储蓄偏好妨碍了消费，但其实这一现象并不难解释，因为早就有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中，85%的存款是由15%的人所拥有，这不过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银行储蓄越来越多，有一少部分中产阶级为教育、养老、医疗等被迫储蓄的因素，但主要恐怕是高收入群体实力越来越强的缘故。
因此，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恐怕不是中国人不爱消费的问题，而是高收入者需求有限而低收入者能力不足的问题。
经验和数据均表明，中国百姓的消费倾向并不低。特别是对在消费文化浸淫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国民来说，其消费观念更是超前，社会上所谓的“月光族”（每个月的薪水全部花光）、“负翁”越来越多就是明证。而“打工仔”用两三个月工资买一部并非必需的手机，农民为娶一房媳妇进门而负债数年的现象也十分普遍。统计数据也可以对我们的经验提供支持，以2002年为例，根据居民支出和收入测算的结果，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
财税政策宜出四招
鉴于国内消费不彰的情况，刚刚公布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把扩大消费、实现消费投资“双轮驱动”作为未来5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方针，这确实抓住了当前中国发展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
对一个大国来说，国内消费应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居主导因素，如美国消费率达78%，日本达85%。中国要实现以内需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必须扩张国内消费。而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扩大国内消费的关键就必须在两个方面着力，一是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富者无心而穷者无力消费的问题；二是实施有针对性的鼓励消费的财税政策，加速国民收入流动的问题。为此，且不论加快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虽解决根本问题但短期内难有明显成效的措施，仅从国家短期内即可实施并收效的政策层面考虑，可以考虑实行以下财税政策。
首先，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在更加自信、更加公平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交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做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也获得更大份额的国民收入。
其次，转换财政支出政策着力点。大量削减对生产性、经营性、竞争性项目的投资，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直接转化为消费。当然不是要乱花钱，增加一般性支出，而是增加如保障和资助低收入群体生活、义务教育、就业培训、合作医疗等方面支出。这比直接增加投资更有效率，因为增加消费不仅可带动投资，还能增加就业，促进良性循环。
第三，截有余而补不足。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纳税监管，我国现有分配机制本来就有利于资本等非劳动收入，再让高收入群体轻易逃税就更不合理，因此，应严格按税法征收所得税，发挥财政政策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要严格执行《劳动法》等法规，严厉打击和惩罚拖欠工人工资等现象，增强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
第四，实施有利于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由于低收入者往往是负储蓄，所以重要的着力点是促进高收入者多消费，特别是通过增加服务性高消费以增加就业。2000多年前管子早已深刻指出了这种消费政策的重要性，“雕卵而后瀹之，雕栋而后爨之。”意思是把鸡蛋先涂绘成彩蛋然后煮，把木头先雕刻装饰了再去烧。
让富人在这种不增加社会成本的方面奢侈一点，穷人就有工作做了。虽然例子有点夸张，但在不能采取“均贫富”的“吃大户”政策历史条件下，鼓励富人增加消费增加就业，总比其转移资产到国外，或者把钱存在银行、地窖对社会的贡献要更大些，或者说坏处更小些。当前制定政策，可考虑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中，设计以国内消费发票为依据，根据家庭年度消费总额按比例返还个人所得税的机制，这既可促进消费，又可解决目前个人所得税未反映个人负担的问题，还大大增加个人消费索要发票的比例，避免商家逃税，收一举三得之效。
（作者供职于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