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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最早系统阐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主持俄界会议，制定出与张国焘斗争的策略，最终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正确分析政治形势并根据情况的变化，与毛泽东一起在俄界会议上提出“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后经哈达铺明确前进方向、榜罗镇会议确定落脚点，完成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选择；由求生存的被动转移转变为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主动进攻，在起草的俄界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转变党的政治路线。
[关键词]长征时期；俄界会议；张闻天；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2-0012-04
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了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北上与南下的战略方针之争。1935年9月12日，鉴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共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会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分析了形势，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开始转变党的政治路线。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1935年1月，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党中央总书记。[1]2月5日，中共中央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举行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同意中央常委关于分工的决定，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为中共党的历史上“第五朝领袖”。[2]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大大增加了红军的实力，形势十分有利。[3]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了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北上与南下的战略方针之争，张闻天肩负起从理论上分析北上战略方针正确性的历史任务。
1935年6月24日，张闻天在懋功县两河口撰写《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论述了“建立川陕甘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张闻天认为，松潘、理番、懋功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并且在这一地区的西北与西南是广袤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后退的依托”。因此，现在必须继续前进，“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取得夺取松潘的胜利之后，“我们就能够转入川陕甘广大的地区内同敌人进行运动战，在连续的胜利中求得临时依托之所，一直走到苏区根据地的建立”。文章指出：“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必须“克服在创立苏区根据地中的一切困难，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4]6月26日，张闻天在两河口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张国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同意北上方案。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大家既然意见一致，就应一致来实现。[5]6月28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当前“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6]张国焘虽然同意两河口会议决议，但由于党中央没有满足其权欲，随后即违背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制造事端。
1935年8月3日，中央军委制订了夏洮作战计划，即北上甘南，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北进。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的红军司令部组成，由己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率领，从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由红一、三军团改编），红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率领，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前进。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举行会议，张闻天在起草的沙窝会议决议中重申两河口会议决议是正确的，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并提出了“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的口号。[7]沙窝会议上，张国焘谋求中央领导权的企图再次失败，他回到毛儿盖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拒绝执行中央北上决议，给指挥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多次下达南下的电令。9月初，张闻天在潘州城又写了一篇论北上、南下的文章，认为红军北上、南下的争执是路线的是非问题，南下是退却逃跑，只有北上才是正确路线。文章准备发表在中革军委政治部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但由于在编委会议上陈昌浩激烈反对，张闻天从团结出发，没有发表这篇文章。[8]9月9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9]但张国焘随后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决南下，认为“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10]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11]9月9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中央直属纵队单独北上。9月10日，党中央发出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12] 经过两天的行军，9月11日，党中央率领红三军和中央纵队到达甘肃南部边境迭部县高吉村，同红一军会合。9月12日，在高吉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年的红军根据藏语读音，将高吉记录为俄界，因此这次会议被称为俄界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张国焘错误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要看到“我们还有总司令、五军、三十二军在那里，还有广大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对张国焘个人，中央已经“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13]张闻天的发言体现了他对张国焘错误的原则立场，确定了今后中央如何与张国焘错误作斗争的策略。到达哈达铺以后，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关于国焘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由洛甫负责。”[14]俄界会议决议没有向全党公布，只是在党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进行了口头传达，为争取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留有余地。北上红军迅速开创了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新局面，并通过积极争取南下的张国焘，最后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
1935年8月5日，张闻天在沙窝会议决议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苏维埃革命运动，虽是由于长江下游的几个苏区暂时变为游击区，而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这些苏区中广大的游击战争是继续坚持着”，“红二、六军团……巩固了原有苏区根据地。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红一、四方面军在西北的发展，使华北的军阀更直接的与积极的参加围攻苏维埃和红军的斗争，“有计划的追击、截击特别是堵击我们，企图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用堡垒主义封锁我们，使我们陷入不利地区内，然后寻求我主力决战，这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基本战略方针”，但“西北各省是中国反革命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适切的战略战术方针，更使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15]
在执行夏洮作战计划的过程中，张国焘先是命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重返草地，到卓克基与他会合，然后裹胁着红一方面军的五、三十二军西去，当时到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集中的红一、三军及军委纵队只有八千人左右。1935年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的来进行国内战争，而不是得不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他强调“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16]。俄界会议坚持了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同时根据情况的变化，提出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
1935年9月18日，部队占领哈达铺，张闻天从获得的国民党报刊中了解到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西的活动情况和中共在陕、甘保存、发展了大片革命根据地的情况。9月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撰写《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发表在《前进报》第3期上。他详细摘录天津《大公报》上所披露的红军在陕甘的活动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进行了分析。文章透露了中央要落脚陕北的意向：“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一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八月二十日毛儿盖会议通过的“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的任务。[17]9月27日，张闻天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10月27日，张闻天在陕北吴起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红军落脚陕北的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
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伊始就打出的旗帜，1934年7月红七军团就是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瑞金出发的。1934年9月2日，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庆祝国际青年节举行的演讲会上发表了题为《战争与青年》的演讲，提出“我们不但要用罢工、示威来反对战争，而且要直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8]
长征途中，1935年5月19日张闻天在四川礼州向第九军团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并讲了党和红军面临形势和任务。他说：现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抗日运动发展，由于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央估计革命高潮又有逐渐到来之势，因此决定红军北上接近抗日前线的地区，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19]8月4日-6日，沙窝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决议中，张闻天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是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现在各地所蕴藏的斗争已经“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就要到来的形势”。[20]
1935年9月11日即俄界会议前一天，张闻天在红一、三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说明中央为何要坚持北上方针，他强调应该看到西北正是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同时也是靠近抗日前线的地区。[21]9月12日，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张闻天负责起草）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党中央认为，目前有力量“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22]决议表明，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已开始转变党的政治路线，思考如何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 俄界会议根据实际状况和战略任务，决定缩小北上红军的编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作关于军队组织问题的报告。[23]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24]北上红军缩小编制，一方面是为了有利于战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利于与张国焘的南下错误作斗争，掌握宣传和斗争的主动权。9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中央再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25]。10月1日，张闻天在甘肃通谓城作《察哈尔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并吞华北》一文，发表在10月7日出版的《前进报》第四期上。文章指出：“在广大的群众中间酝酿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侵略中国以及国民党卖国的愤怒”，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应该更高的举起反日、反帝的旗帜，团结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民众在自己的周围，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卫中国民族的独立与领土完整”。[26]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提出红军长途行军结束后的新任务是“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27]。12月17日，张闻天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特点，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俄界会议上，中共中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从实际出发确定了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缩小了北上红军的编制，对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时刻关心苏维埃革命的发展方向，从理论上阐述了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并积极探索如何正确实施北上战略方针，为胜利召开俄界会议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遵义会议后的几年时间里，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以及对各条战线的领导上，相互尊重、密切合作。在他们的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胜利完成长征，把陕北变成领导全国革命的圣地。在张闻天任总书记期间，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并完成了由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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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13][15][17][20][24]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1卷（1919-1935）[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374-376.377.380-387.388.379-380.390-392.37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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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蒋宝华.长征中的彭德怀[G].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171-172.
[27]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2卷（1935-1938）[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责任编辑：卞吉赋
[关键词]长征时期；俄界会议；张闻天；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2-0012-04
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了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北上与南下的战略方针之争。1935年9月12日，鉴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共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会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分析了形势，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开始转变党的政治路线。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1935年1月，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党中央总书记。[1]2月5日，中共中央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举行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同意中央常委关于分工的决定，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为中共党的历史上“第五朝领袖”。[2]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大大增加了红军的实力，形势十分有利。[3]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了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北上与南下的战略方针之争，张闻天肩负起从理论上分析北上战略方针正确性的历史任务。
1935年6月24日，张闻天在懋功县两河口撰写《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论述了“建立川陕甘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张闻天认为，松潘、理番、懋功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并且在这一地区的西北与西南是广袤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后退的依托”。因此，现在必须继续前进，“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取得夺取松潘的胜利之后，“我们就能够转入川陕甘广大的地区内同敌人进行运动战，在连续的胜利中求得临时依托之所，一直走到苏区根据地的建立”。文章指出：“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必须“克服在创立苏区根据地中的一切困难，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4]6月26日，张闻天在两河口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张国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同意北上方案。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大家既然意见一致，就应一致来实现。[5]6月28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当前“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6]张国焘虽然同意两河口会议决议，但由于党中央没有满足其权欲，随后即违背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制造事端。
1935年8月3日，中央军委制订了夏洮作战计划，即北上甘南，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北进。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的红军司令部组成，由己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率领，从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由红一、三军团改编），红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率领，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前进。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举行会议，张闻天在起草的沙窝会议决议中重申两河口会议决议是正确的，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并提出了“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的口号。[7]沙窝会议上，张国焘谋求中央领导权的企图再次失败，他回到毛儿盖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拒绝执行中央北上决议，给指挥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多次下达南下的电令。9月初，张闻天在潘州城又写了一篇论北上、南下的文章，认为红军北上、南下的争执是路线的是非问题，南下是退却逃跑，只有北上才是正确路线。文章准备发表在中革军委政治部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但由于在编委会议上陈昌浩激烈反对，张闻天从团结出发，没有发表这篇文章。[8]9月9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9]但张国焘随后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决南下，认为“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10]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11]9月9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中央直属纵队单独北上。9月10日，党中央发出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12] 经过两天的行军，9月11日，党中央率领红三军和中央纵队到达甘肃南部边境迭部县高吉村，同红一军会合。9月12日，在高吉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年的红军根据藏语读音，将高吉记录为俄界，因此这次会议被称为俄界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张国焘错误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要看到“我们还有总司令、五军、三十二军在那里，还有广大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对张国焘个人，中央已经“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13]张闻天的发言体现了他对张国焘错误的原则立场，确定了今后中央如何与张国焘错误作斗争的策略。到达哈达铺以后，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关于国焘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由洛甫负责。”[14]俄界会议决议没有向全党公布，只是在党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进行了口头传达，为争取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留有余地。北上红军迅速开创了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新局面，并通过积极争取南下的张国焘，最后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
1935年8月5日，张闻天在沙窝会议决议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苏维埃革命运动，虽是由于长江下游的几个苏区暂时变为游击区，而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这些苏区中广大的游击战争是继续坚持着”，“红二、六军团……巩固了原有苏区根据地。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红一、四方面军在西北的发展，使华北的军阀更直接的与积极的参加围攻苏维埃和红军的斗争，“有计划的追击、截击特别是堵击我们，企图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用堡垒主义封锁我们，使我们陷入不利地区内，然后寻求我主力决战，这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基本战略方针”，但“西北各省是中国反革命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适切的战略战术方针，更使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15]
在执行夏洮作战计划的过程中，张国焘先是命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重返草地，到卓克基与他会合，然后裹胁着红一方面军的五、三十二军西去，当时到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集中的红一、三军及军委纵队只有八千人左右。1935年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的来进行国内战争，而不是得不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他强调“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16]。俄界会议坚持了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同时根据情况的变化，提出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
1935年9月18日，部队占领哈达铺，张闻天从获得的国民党报刊中了解到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西的活动情况和中共在陕、甘保存、发展了大片革命根据地的情况。9月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撰写《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发表在《前进报》第3期上。他详细摘录天津《大公报》上所披露的红军在陕甘的活动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进行了分析。文章透露了中央要落脚陕北的意向：“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一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八月二十日毛儿盖会议通过的“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的任务。[17]9月27日，张闻天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10月27日，张闻天在陕北吴起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红军落脚陕北的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
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伊始就打出的旗帜，1934年7月红七军团就是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瑞金出发的。1934年9月2日，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庆祝国际青年节举行的演讲会上发表了题为《战争与青年》的演讲，提出“我们不但要用罢工、示威来反对战争，而且要直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8]
长征途中，1935年5月19日张闻天在四川礼州向第九军团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并讲了党和红军面临形势和任务。他说：现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抗日运动发展，由于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央估计革命高潮又有逐渐到来之势，因此决定红军北上接近抗日前线的地区，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19]8月4日-6日，沙窝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决议中，张闻天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是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现在各地所蕴藏的斗争已经“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就要到来的形势”。[20]
1935年9月11日即俄界会议前一天，张闻天在红一、三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说明中央为何要坚持北上方针，他强调应该看到西北正是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同时也是靠近抗日前线的地区。[21]9月12日，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张闻天负责起草）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党中央认为，目前有力量“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22]决议表明，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已开始转变党的政治路线，思考如何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 俄界会议根据实际状况和战略任务，决定缩小北上红军的编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作关于军队组织问题的报告。[23]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24]北上红军缩小编制，一方面是为了有利于战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利于与张国焘的南下错误作斗争，掌握宣传和斗争的主动权。9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中央再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25]。10月1日，张闻天在甘肃通谓城作《察哈尔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并吞华北》一文，发表在10月7日出版的《前进报》第四期上。文章指出：“在广大的群众中间酝酿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侵略中国以及国民党卖国的愤怒”，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应该更高的举起反日、反帝的旗帜，团结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民众在自己的周围，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卫中国民族的独立与领土完整”。[26]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提出红军长途行军结束后的新任务是“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27]。12月17日，张闻天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特点，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俄界会议上，中共中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从实际出发确定了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缩小了北上红军的编制，对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时刻关心苏维埃革命的发展方向，从理论上阐述了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并积极探索如何正确实施北上战略方针，为胜利召开俄界会议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遵义会议后的几年时间里，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以及对各条战线的领导上，相互尊重、密切合作。在他们的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胜利完成长征，把陕北变成领导全国革命的圣地。在张闻天任总书记期间，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并完成了由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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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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