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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郎世宁为西方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宫廷供职的画家，其艺术经历与宗教活动是构成“清三代”宫廷艺术的重要风貌，因而，对郎世宁生平的考察、对其主要作品与政治关系的梳理，均反映了17至18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转向。本文通过对郎世宁传记、作品的阐释，分析其作为传教士和画家双重身份背后的真实人格。
关键词：郎世宁;清三代;视学;平定回疆图
郎世宁（1688—1766），意大利米兰人，原名F. Josephus Castiglione，亦作Castiglioni，Castilhoni，音读约瑟·迦斯提里阿纳，圣名称作Ciuseppe，字若瑟，华名郎世宁，亦作“郎士宁”“郎石宁”。1766年（清康熙二十七年）7月19日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市。郎世宁在意大利成长的年代，正是1540—1706年西班牙统治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绘画——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便挂在北意大利圣母玛利亚感恩女隐修院。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仅19岁的郎世宁加入了耶稣会，开始了他的助理士生涯。耶稣会会士分为两级，第一级为神父会士，第二级为助理会士。神父会士可以晋升为神父，从事教学传教各项工作，助理会士不能晋升为神父，但仍需终身不娶，在修道院内协助办理教堂内一般事务，或是做一些技术性、艺术性的工作。郎世宁加入耶稣会之后，被分配到意大利北部港口热那亚会。由于他是助理会士，不必像神父一样地从事神职工作，从而使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他喜欢的绘画工作中，绘画事业进步一日千里。并为当时的教堂绘制壁画。其一是《山洞中的圣依那爵》（即耶稣会创立人），其二为《基督向依那爵圣图》，其余几幅都在耶稣会初学院内，迄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尚保存完好。
自15世纪以来，东西方海路渐通。中国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艺术也包含其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是西学入东的主要传播者。教会借无文字隔阂的艺术为媒介，投中国帝王所好，派遣传教士画家入值皇宫内廷，形成了后来清代独具特色的宫廷绘画。献身于天主教的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郎世宁因受耶稣会海外传播福音工作成绩的鼓舞，于是便自告奋勇前来中国。按当时葡萄牙政府的规定，凡前往远东的传教士，均须正在葡京里斯本候船启程。因此，郎世宁先由热那亚至里斯本。在里斯本，因为哥因勃拉耶稣修道院院长欣赏郎世宁的绘画才能，便留其为该修道院作壁画，为时先后两年左右，葡皇后也慕名请郎世宁为其太子画像。1714年4月11日，郎世宁搭乘“圣母希望号”船由里斯本起航正式赴华。9月17日到达哥亚，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7月14日抵达中国澳门。并且依照当时传教士来中国的惯例，先学习中国语言及生活礼节，以便于与中国人交往。12月22日乘轿北上，由马国贤神父引见，一同朝见了康熙皇帝。居住在葡萄牙教士的“东堂”，并取了中国名字——郎世宁。郎世宁在这段时间偶尔进宫作画，无事的时候便回到教堂。一般供奉内廷作画的画师，就住在京西海甸“如意馆”（属圆明园）。“如意馆”其实是一所平房，是清代宫廷“画院”。设备特别简陋，冬天生一个小火炉，冻则呵笔作画;夏天炎日蒸灼，室内如灶一般，正好“解衣磐礴”，传教士们像是被囚禁一样，还时常与中国画师、官吏发生摩擦，郎世宁性情温和，多能避免一些无谓的事端。
康熙六十年（1722），时任东堂本堂的费隐神父利用葡王费迪南三世的赠款扩建东堂，由工程师毛奇设计，郎世宁负责内部装潢工作，并画了两幅壁画：一是《君士坦丁大帝作战图》，另一幅是《君士坦丁赖十字徽号得胜图》。天主教会在北京尚有一个大教堂称南堂，郎世宁住南堂的圣若瑟学院，曾绘制大厅的天花板壁画。
在台北故宫所藏郎世宁作品中，署有年款的最早作品是《聚瑞图》，雍正元年（1723）所作，画的是禁池里的并蒂莲，双穗的稻，款中有“臣”字，可见这时候已经步入内庭，当起了宫廷画师。除了从事绘画外，郎世宁也在清宫中担任油画老师，班达里沙、王学儒都是他的学生。还帮助年希尧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视学》。这本书初刊于雍正七年（1729），再版于雍正十三年（1735）。
盛清时，康熙皇帝对于西洋传教士十分礼遇，而雍正时期已有“教难”发生，乾隆时代也未平静，郎世宁对于护教方面有他重大的贡献。
郎世宁来华时，已是有极高艺术素质、画技娴熟、享有盛名的青年画师，但绘画的高超技艺也早已为康熙皇帝所肯定，并且他热心于宗教事业。乾隆皇帝小郎世宁23岁，在没有继位前便常去“如意馆”看郎世宁作画，对他高超的绘画技艺非常赞赏，从那时起，君臣之间便建立了一段非比寻常礼数的友情。乾隆元年（1736）因辅臣的奏议，除供奉内廷的传教士外，满汉军中传教士禁止居住。因此北京及各省教民遭囚禁，教会人士想利用直奏天子来解除这项禁令，同年的5月3日，乾隆帝为欣赏郎世宁的作品，亲临他作画的地方，郎世宁突然搁笔下跪，呈明禁教悲惨的事实。这种冒渎宫廷禁例的行为，不但没有遭到乾隆皇帝的指责，反而和颜悦色地劝他静心作画。10天后，宫中就传出禁止满人信教外，其他并不过问。
第二年（1737）葡萄牙传教会中的中国教民刘二为一个弃婴施洗时，为人诬告迷拐，被官府所捕，于是禁教之令又起。郎世宁便又当皇帝之面请愿，哀求解除禁令，后来刘二虽仍被定罪，但禁教之事却被平息了。又人说“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于百之奏疏”。郎世宁以画家的身份，却做了护教人物，也完成了他传教士的真实身份。
乾隆十一年（1746）禁教之事又起，尤以华南各省最为严重，任福建司教的桑斯神父及其属下4人，被处死刑，在京的宣教士复请郎世宁哀求皇帝解除这项禁令。因为这件事，已经请求两次，遭朝廷大臣们极力反对。但郎世宁还是利用皇帝召见他的机会哀求皇帝不加杀戮，遗憾的是这次请愿并没有成功。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看到一幅西洋喷水机图，便召郎世宁为其解说，并且询问宫中的西士是否有制作能力，郎世宁推荐了蒋友仁神父担任，并自愿协助。园中的西洋馆舍建筑及周围之配置便是由郎世宁设计监造的。同年与王致诚、蒋友仁奉命吸收巴鲁克建筑风格，开始为长春园北端建大水法十景（俗称“西洋楼”）的设计与制作。
乾隆十九年（1754），回部的阿睦尔撒纳归顺清朝，乾隆皇帝特命在热河的避暑山庄开宴庆祝，召王致诚赴行，描绘这次庆宴的史画。王氏精业50日，积劳成疾，便先返回北京，康复以后，遂同艾启蒙、郎世宁偕行，共同完成了这次任务。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中国人的计岁法，正是郎世宁七十大寿之年，乾隆皇帝特别为之举行了盛大祝寿活动。可见其在宫廷画家中尊贵的位置。第二年（1758）作《孔雀开屏图》。乾隆三十年（1765），为夸耀平定准噶尔回部的辉煌战绩，郎世宁奉命与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等人以西洋雕铜版画开始制作《平定回疆图》（又名《乾隆皇帝得胜图》）的草图，共计，16幅。由郎氏独自完成的有2幅：一幅是《格登鄂拉斫营》（1765），这幅与《阿玉锡持矛汤寇图》是同样的题材，描绘清兵平定伊犁格登鄂拉大捷;另一幅是《黑水解围图》（1765年）。其余由王致诚画3幅，艾启蒙画1幅，安德义画7幅，未署作者的有7幅。后分3次，每次4幅送往法国制版，即用西洋凹雕铜版画制作。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日（1766年7月16日），郎世宁病逝于中国北京，享年78岁，葬于北京西郊阜成门（平则门）多公栅栏内。通称“葡萄牙公墓”墓碑中行刻“耶稣会士郎公之墓”碑石中文刻铭：“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戴。今患病去世，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十，著照戴唯贤之列，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银三百两，料理丧事，以示优。钦此。”
碑文对于郎世宁绘画方面的贡献只字未提，足以说明绘画在清代政治话语中的真实处境，这也恰为我们判断郎世宁及其同时代提供了直白的注脚。
参考文献：
[1] 聂崇政.郎世宁[M].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2] 苏立群.郎世宁传[M].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3] 伯德莱（法）.清宫洋画家[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4] 聂崇正.郎世宁全集[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5] 故宫博物院（北京）.中国宫廷绘画研究[M].故宮出版社，2015.
[6] 聂崇正.郎世宁的绘画艺术[M].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关键词：郎世宁;清三代;视学;平定回疆图
郎世宁（1688—1766），意大利米兰人，原名F. Josephus Castiglione，亦作Castiglioni，Castilhoni，音读约瑟·迦斯提里阿纳，圣名称作Ciuseppe，字若瑟，华名郎世宁，亦作“郎士宁”“郎石宁”。1766年（清康熙二十七年）7月19日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市。郎世宁在意大利成长的年代，正是1540—1706年西班牙统治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绘画——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便挂在北意大利圣母玛利亚感恩女隐修院。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仅19岁的郎世宁加入了耶稣会，开始了他的助理士生涯。耶稣会会士分为两级，第一级为神父会士，第二级为助理会士。神父会士可以晋升为神父，从事教学传教各项工作，助理会士不能晋升为神父，但仍需终身不娶，在修道院内协助办理教堂内一般事务，或是做一些技术性、艺术性的工作。郎世宁加入耶稣会之后，被分配到意大利北部港口热那亚会。由于他是助理会士，不必像神父一样地从事神职工作，从而使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他喜欢的绘画工作中，绘画事业进步一日千里。并为当时的教堂绘制壁画。其一是《山洞中的圣依那爵》（即耶稣会创立人），其二为《基督向依那爵圣图》，其余几幅都在耶稣会初学院内，迄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尚保存完好。
自15世纪以来，东西方海路渐通。中国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艺术也包含其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是西学入东的主要传播者。教会借无文字隔阂的艺术为媒介，投中国帝王所好，派遣传教士画家入值皇宫内廷，形成了后来清代独具特色的宫廷绘画。献身于天主教的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郎世宁因受耶稣会海外传播福音工作成绩的鼓舞，于是便自告奋勇前来中国。按当时葡萄牙政府的规定，凡前往远东的传教士，均须正在葡京里斯本候船启程。因此，郎世宁先由热那亚至里斯本。在里斯本，因为哥因勃拉耶稣修道院院长欣赏郎世宁的绘画才能，便留其为该修道院作壁画，为时先后两年左右，葡皇后也慕名请郎世宁为其太子画像。1714年4月11日，郎世宁搭乘“圣母希望号”船由里斯本起航正式赴华。9月17日到达哥亚，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7月14日抵达中国澳门。并且依照当时传教士来中国的惯例，先学习中国语言及生活礼节，以便于与中国人交往。12月22日乘轿北上，由马国贤神父引见，一同朝见了康熙皇帝。居住在葡萄牙教士的“东堂”，并取了中国名字——郎世宁。郎世宁在这段时间偶尔进宫作画，无事的时候便回到教堂。一般供奉内廷作画的画师，就住在京西海甸“如意馆”（属圆明园）。“如意馆”其实是一所平房，是清代宫廷“画院”。设备特别简陋，冬天生一个小火炉，冻则呵笔作画;夏天炎日蒸灼，室内如灶一般，正好“解衣磐礴”，传教士们像是被囚禁一样，还时常与中国画师、官吏发生摩擦，郎世宁性情温和，多能避免一些无谓的事端。
康熙六十年（1722），时任东堂本堂的费隐神父利用葡王费迪南三世的赠款扩建东堂，由工程师毛奇设计，郎世宁负责内部装潢工作，并画了两幅壁画：一是《君士坦丁大帝作战图》，另一幅是《君士坦丁赖十字徽号得胜图》。天主教会在北京尚有一个大教堂称南堂，郎世宁住南堂的圣若瑟学院，曾绘制大厅的天花板壁画。
在台北故宫所藏郎世宁作品中，署有年款的最早作品是《聚瑞图》，雍正元年（1723）所作，画的是禁池里的并蒂莲，双穗的稻，款中有“臣”字，可见这时候已经步入内庭，当起了宫廷画师。除了从事绘画外，郎世宁也在清宫中担任油画老师，班达里沙、王学儒都是他的学生。还帮助年希尧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视学》。这本书初刊于雍正七年（1729），再版于雍正十三年（1735）。
盛清时，康熙皇帝对于西洋传教士十分礼遇，而雍正时期已有“教难”发生，乾隆时代也未平静，郎世宁对于护教方面有他重大的贡献。
郎世宁来华时，已是有极高艺术素质、画技娴熟、享有盛名的青年画师，但绘画的高超技艺也早已为康熙皇帝所肯定，并且他热心于宗教事业。乾隆皇帝小郎世宁23岁，在没有继位前便常去“如意馆”看郎世宁作画，对他高超的绘画技艺非常赞赏，从那时起，君臣之间便建立了一段非比寻常礼数的友情。乾隆元年（1736）因辅臣的奏议，除供奉内廷的传教士外，满汉军中传教士禁止居住。因此北京及各省教民遭囚禁，教会人士想利用直奏天子来解除这项禁令，同年的5月3日，乾隆帝为欣赏郎世宁的作品，亲临他作画的地方，郎世宁突然搁笔下跪，呈明禁教悲惨的事实。这种冒渎宫廷禁例的行为，不但没有遭到乾隆皇帝的指责，反而和颜悦色地劝他静心作画。10天后，宫中就传出禁止满人信教外，其他并不过问。
第二年（1737）葡萄牙传教会中的中国教民刘二为一个弃婴施洗时，为人诬告迷拐，被官府所捕，于是禁教之令又起。郎世宁便又当皇帝之面请愿，哀求解除禁令，后来刘二虽仍被定罪，但禁教之事却被平息了。又人说“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于百之奏疏”。郎世宁以画家的身份，却做了护教人物，也完成了他传教士的真实身份。
乾隆十一年（1746）禁教之事又起，尤以华南各省最为严重，任福建司教的桑斯神父及其属下4人，被处死刑，在京的宣教士复请郎世宁哀求皇帝解除这项禁令。因为这件事，已经请求两次，遭朝廷大臣们极力反对。但郎世宁还是利用皇帝召见他的机会哀求皇帝不加杀戮，遗憾的是这次请愿并没有成功。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看到一幅西洋喷水机图，便召郎世宁为其解说，并且询问宫中的西士是否有制作能力，郎世宁推荐了蒋友仁神父担任，并自愿协助。园中的西洋馆舍建筑及周围之配置便是由郎世宁设计监造的。同年与王致诚、蒋友仁奉命吸收巴鲁克建筑风格，开始为长春园北端建大水法十景（俗称“西洋楼”）的设计与制作。
乾隆十九年（1754），回部的阿睦尔撒纳归顺清朝，乾隆皇帝特命在热河的避暑山庄开宴庆祝，召王致诚赴行，描绘这次庆宴的史画。王氏精业50日，积劳成疾，便先返回北京，康复以后，遂同艾启蒙、郎世宁偕行，共同完成了这次任务。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中国人的计岁法，正是郎世宁七十大寿之年，乾隆皇帝特别为之举行了盛大祝寿活动。可见其在宫廷画家中尊贵的位置。第二年（1758）作《孔雀开屏图》。乾隆三十年（1765），为夸耀平定准噶尔回部的辉煌战绩，郎世宁奉命与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等人以西洋雕铜版画开始制作《平定回疆图》（又名《乾隆皇帝得胜图》）的草图，共计，16幅。由郎氏独自完成的有2幅：一幅是《格登鄂拉斫营》（1765），这幅与《阿玉锡持矛汤寇图》是同样的题材，描绘清兵平定伊犁格登鄂拉大捷;另一幅是《黑水解围图》（1765年）。其余由王致诚画3幅，艾启蒙画1幅，安德义画7幅，未署作者的有7幅。后分3次，每次4幅送往法国制版，即用西洋凹雕铜版画制作。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日（1766年7月16日），郎世宁病逝于中国北京，享年78岁，葬于北京西郊阜成门（平则门）多公栅栏内。通称“葡萄牙公墓”墓碑中行刻“耶稣会士郎公之墓”碑石中文刻铭：“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戴。今患病去世，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十，著照戴唯贤之列，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银三百两，料理丧事，以示优。钦此。”
碑文对于郎世宁绘画方面的贡献只字未提，足以说明绘画在清代政治话语中的真实处境，这也恰为我们判断郎世宁及其同时代提供了直白的注脚。
参考文献：
[1] 聂崇政.郎世宁[M].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2] 苏立群.郎世宁传[M].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3] 伯德莱（法）.清宫洋画家[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4] 聂崇正.郎世宁全集[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5] 故宫博物院（北京）.中国宫廷绘画研究[M].故宮出版社，2015.
[6] 聂崇正.郎世宁的绘画艺术[M].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