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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智库蓝德公司最近发表的《预测25年后全球经济》报告，引起全球经济学界的关注。蓝德公司的权威性，让所有对经济关心的人都对其结论性的观点反复咀嚼，细心品味。
这份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就规模、速度和流动方向而言，正在发生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到东方的转移。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一转移有两个重要来源：第一，油价和农矿产品价格的持续不断上涨，使海湾国家和俄罗斯发了横财；第二，较低的劳动成本，加上某些政府政策，使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转移到了亚洲。这表明，人们正在目睹着由此带来的经济实力的转移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些转移是全球化背后的推动力量，它正在改变经济流动和基本的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对恢复平衡造成压力。这种压力对于富国和穷国来说都是痛苦的。
亚洲强国真正崛起
亚洲的经济强国——中国和印度——正在恢复它们两个世纪前所占据的地位，当时中国生产了世界财富的大约30%，印度约为15%。自18世纪以来第一次，中印两国注定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的贡献者。到2025年，这两个国家可能会超过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的所有其他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就人均收入而言，它们将继续落后几十年。到2025年左右这些亚洲大国将有“双重身份”：很强大，但一部分中国人或印度人与西方人相比，还是感觉比较穷。
一批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正从新的大国中脱颖而出，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从巴西的农业和海上能源勘探、俄罗斯的能源和金属、印度的IT服务、医药和汽车零部件，到中国的钢铁、家用电器以及电信设备。波士顿咨询集团2006年有一份报告，其列举的来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前100家全球领先企业中，有84家的总部设在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
中产阶级主导经济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摆脱赤贫的阶段。世界银行说，在今后几十年里，被认为属于“全球中产阶级”的人数预计将从4.4亿增加到12亿，即从占世界人口的7.6%上升到16.1%。大多数新增者将来自中国和印度。
然而，全球中产阶级也有黑暗的一面：差距在不断地拉大。许多国家，尤其是资源贫乏的国家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国家，缺乏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基本要素。世界银行说，到2025年至2030年，被认为贫困的世界人口将减少约23%，但世界上仍有占全球63%的人口保持相对贫困。
千百万人摆脱赤贫的巨大成就支撑着新的大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这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脱贫速度形成鲜明对比。今天，财富不仅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而且还进一步集中在国家的控制之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各国，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吸引力可能增强。
除了印度等一些明显的例外之外，得益于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国家，都不实行民主制度，其经济政策也使国有和私营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这些国家在自我发展方面并没有按照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是利用一种不同的模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宽泛的词语，用来描述国家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经济管理体系。
另外一些国家，如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然后，由于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所以它们走这条道路的影响可能比较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西方各国经济中国家作用的大大增强是由于刚过去的金融危机。国家作用的这种增强，可能会使新兴国家更加偏好国家控制，更为不信任不加管制的市场。
平衡与失衡是主旋律
新兴市场拒绝让货币升值。尽管经济繁荣，加上美国愿意欠下更多的债务，还是造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失衡周期。实际上，2008年华尔街发生的事件，标志着一场更大范围的对这些失衡开始的调整和矫正。在全球经济进入调整前的时候，矫正这些失衡将会很不顺利。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困难——部分是日益增强的政治和金融多极化的产物——增加了克服危机的难度。
这种不平衡现象是否能在2025年前趋稳或是回弹，部分取决于新兴市场能否从此次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历史表明，恢复平衡将需要做出长期的努力，以建立新的国际体系。需要克服的具体问题包括：
贸易和投资方面保护主义的加强。基于新兴经济的迅速出现，各大公司——许多都将是国有的——日益咄咄逼人地进行对外收购，将会引起政治关系的紧张，可能会在反对外国贸易和投资的国家造成不良的公众反应。美国人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匀使保护主义势力抬头。
加快争夺资源的速度。新的大国将越来越多地拥有获取农矿产品的手段，以确保持续的发展。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已经把自己的国家安全与通过本国的国有能源公司进一步使国家控制和获取能源与市场联系起来。
民主化过程的放慢。尤其是中国，不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展示了另外一种政治选择。这一模式可能会被证明对业绩较差的专制主义政权以及对由于多年的经济业绩低下而感到失望的民主国家都具有吸引力。
使国际金融机构相形见绌。主权财富基金给新兴市场注入的资金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和。这一趋势甚至可能会在全球经济失衡减弱的情况下继续下去。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等新近富裕起来的国家的这种对外投资，将导致外交上的调整和这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的关系。
美元的国际角色的衰落。尽管资金最近流入美元资产之中，美元也升值了，但是到2025年，美元仍然可能会丧失其作为一种无可比拟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变成各种货币组成的一个市场篮子中的平等货币当中的头号货币。这可能会迫使美国更为谨慎地考虑其外交政策的实施对美元的影响。没有对美元的外部需求的一个稳定的来源，美国的外交政策行动就有可能使美国人暴露在货币冲击面前，并使其利率上升。
欧元越来越多地使用已经显而易见，可能会使美国今后更加难以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独特作用，来冻结资产和阻断对手的金融流动，就像它最近在对朝鲜和伊朗领导层实施金融制裁方面所做到的那样。然而，国家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摆脱美元影响的倾向得到缓解。
金融体系多极并存
西方有美国和欧盟，中亚和中东有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东方则是中国和印度，国家金融体系布局将首次真正的变得国际化和多极化。由于近期发生的经济危机导致人们对不平衡金融融资的兴趣减少，伊斯兰国家的经济会借此机会继续发展。这种全球化和多极化的金融秩序已成为美国衰退的信号，也意味着市场将变得更为复杂，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伴随这些负面影响的也还有一些积极的方面。
随着时间的流逝，多个金融中心的出现会导致区域的隔阂，这将有助于市场在面临金融冲击和货币危机时有效地被隔离而进行抵御。同时，随着各区域更趋向于通过本地区金融中心进行投资，保护这些资金流动从而维持地缘政治稳定的动机将会趋强。然而，历史也表明某一地区经济中心的波动也会迅速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实体。极少见的是很少有国家能严格地将他们的影响牢牢限制在金融范围内。金融危机会加剧美国和欧盟在经济和货币优先权上的分化，使西方联合领导全球经济并实现增长的努力更为复杂化。
发展模式也在创新
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正如中国所采取的、俄罗斯也正向这一模式靠拢，这是一种限制西方民主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的成绩使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传统上所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和民主法治制度产生质疑。在未来的15-20年内，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会被北京模式吸引，而不是受西方的传统市场模式和民主政治制度吸引。尽管差距依然存在，但西方经济体制下国家作用的增强会缩小这两种模式的差异。
在中东地区，世俗主义被看做是西方发展模式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随着伊斯兰教各政党地位逐渐上升，并已经或可能开始管理政府，世俗主义将被看做不合时宜而受到排斥。就像今天的土耳其一样，我们看到伊斯兰化在加强，又看到对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重视。
在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巴西和印度，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缺少理论思想和一些因素的配合，尚不能替代现有市场民主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在我们看来，将来也不会发生这种替代。中国在未来20年内能否实现民主和经济两方面的自由化，是对其能否作为西方传统发展模式长期替代方式的一个重要考验。尽管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缓慢，而且带有中国特色，我们仍然相信新兴的中产阶级将会在政治上施加更大影响，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如果中央政府在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方面出现问题，或者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质量”需求，如环境污染加重或对医疗与教育服务的需要。政府本身为推动科技发展和建立“高科技”经济所做的努力，也将促进更大范围的开放，以在国内发展人力资源并从国外引进专业技术和理念。
25年后全球经济的总体趋势，就是新兴大国将和美国一起影响世界，全球一体化将和日益抬头的区域保护主义分庭抗礼。世界总在曲折和艰难中前进，发展依然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这份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就规模、速度和流动方向而言，正在发生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到东方的转移。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一转移有两个重要来源：第一，油价和农矿产品价格的持续不断上涨，使海湾国家和俄罗斯发了横财；第二，较低的劳动成本，加上某些政府政策，使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转移到了亚洲。这表明，人们正在目睹着由此带来的经济实力的转移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些转移是全球化背后的推动力量，它正在改变经济流动和基本的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对恢复平衡造成压力。这种压力对于富国和穷国来说都是痛苦的。
亚洲强国真正崛起
亚洲的经济强国——中国和印度——正在恢复它们两个世纪前所占据的地位，当时中国生产了世界财富的大约30%，印度约为15%。自18世纪以来第一次，中印两国注定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的贡献者。到2025年，这两个国家可能会超过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的所有其他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就人均收入而言，它们将继续落后几十年。到2025年左右这些亚洲大国将有“双重身份”：很强大，但一部分中国人或印度人与西方人相比，还是感觉比较穷。
一批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正从新的大国中脱颖而出，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从巴西的农业和海上能源勘探、俄罗斯的能源和金属、印度的IT服务、医药和汽车零部件，到中国的钢铁、家用电器以及电信设备。波士顿咨询集团2006年有一份报告，其列举的来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前100家全球领先企业中，有84家的总部设在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
中产阶级主导经济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摆脱赤贫的阶段。世界银行说，在今后几十年里，被认为属于“全球中产阶级”的人数预计将从4.4亿增加到12亿，即从占世界人口的7.6%上升到16.1%。大多数新增者将来自中国和印度。
然而，全球中产阶级也有黑暗的一面：差距在不断地拉大。许多国家，尤其是资源贫乏的国家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国家，缺乏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基本要素。世界银行说，到2025年至2030年，被认为贫困的世界人口将减少约23%，但世界上仍有占全球63%的人口保持相对贫困。
千百万人摆脱赤贫的巨大成就支撑着新的大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这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脱贫速度形成鲜明对比。今天，财富不仅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而且还进一步集中在国家的控制之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各国，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吸引力可能增强。
除了印度等一些明显的例外之外，得益于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国家，都不实行民主制度，其经济政策也使国有和私营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这些国家在自我发展方面并没有按照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是利用一种不同的模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宽泛的词语，用来描述国家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经济管理体系。
另外一些国家，如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然后，由于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所以它们走这条道路的影响可能比较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西方各国经济中国家作用的大大增强是由于刚过去的金融危机。国家作用的这种增强，可能会使新兴国家更加偏好国家控制，更为不信任不加管制的市场。
平衡与失衡是主旋律
新兴市场拒绝让货币升值。尽管经济繁荣，加上美国愿意欠下更多的债务，还是造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失衡周期。实际上，2008年华尔街发生的事件，标志着一场更大范围的对这些失衡开始的调整和矫正。在全球经济进入调整前的时候，矫正这些失衡将会很不顺利。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困难——部分是日益增强的政治和金融多极化的产物——增加了克服危机的难度。
这种不平衡现象是否能在2025年前趋稳或是回弹，部分取决于新兴市场能否从此次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历史表明，恢复平衡将需要做出长期的努力，以建立新的国际体系。需要克服的具体问题包括：
贸易和投资方面保护主义的加强。基于新兴经济的迅速出现，各大公司——许多都将是国有的——日益咄咄逼人地进行对外收购，将会引起政治关系的紧张，可能会在反对外国贸易和投资的国家造成不良的公众反应。美国人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匀使保护主义势力抬头。
加快争夺资源的速度。新的大国将越来越多地拥有获取农矿产品的手段，以确保持续的发展。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已经把自己的国家安全与通过本国的国有能源公司进一步使国家控制和获取能源与市场联系起来。
民主化过程的放慢。尤其是中国，不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展示了另外一种政治选择。这一模式可能会被证明对业绩较差的专制主义政权以及对由于多年的经济业绩低下而感到失望的民主国家都具有吸引力。
使国际金融机构相形见绌。主权财富基金给新兴市场注入的资金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和。这一趋势甚至可能会在全球经济失衡减弱的情况下继续下去。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等新近富裕起来的国家的这种对外投资，将导致外交上的调整和这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的关系。
美元的国际角色的衰落。尽管资金最近流入美元资产之中，美元也升值了，但是到2025年，美元仍然可能会丧失其作为一种无可比拟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变成各种货币组成的一个市场篮子中的平等货币当中的头号货币。这可能会迫使美国更为谨慎地考虑其外交政策的实施对美元的影响。没有对美元的外部需求的一个稳定的来源，美国的外交政策行动就有可能使美国人暴露在货币冲击面前，并使其利率上升。
欧元越来越多地使用已经显而易见，可能会使美国今后更加难以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独特作用，来冻结资产和阻断对手的金融流动，就像它最近在对朝鲜和伊朗领导层实施金融制裁方面所做到的那样。然而，国家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摆脱美元影响的倾向得到缓解。
金融体系多极并存
西方有美国和欧盟，中亚和中东有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东方则是中国和印度，国家金融体系布局将首次真正的变得国际化和多极化。由于近期发生的经济危机导致人们对不平衡金融融资的兴趣减少，伊斯兰国家的经济会借此机会继续发展。这种全球化和多极化的金融秩序已成为美国衰退的信号，也意味着市场将变得更为复杂，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伴随这些负面影响的也还有一些积极的方面。
随着时间的流逝，多个金融中心的出现会导致区域的隔阂，这将有助于市场在面临金融冲击和货币危机时有效地被隔离而进行抵御。同时，随着各区域更趋向于通过本地区金融中心进行投资，保护这些资金流动从而维持地缘政治稳定的动机将会趋强。然而，历史也表明某一地区经济中心的波动也会迅速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实体。极少见的是很少有国家能严格地将他们的影响牢牢限制在金融范围内。金融危机会加剧美国和欧盟在经济和货币优先权上的分化，使西方联合领导全球经济并实现增长的努力更为复杂化。
发展模式也在创新
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正如中国所采取的、俄罗斯也正向这一模式靠拢，这是一种限制西方民主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的成绩使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传统上所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和民主法治制度产生质疑。在未来的15-20年内，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会被北京模式吸引，而不是受西方的传统市场模式和民主政治制度吸引。尽管差距依然存在，但西方经济体制下国家作用的增强会缩小这两种模式的差异。
在中东地区，世俗主义被看做是西方发展模式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随着伊斯兰教各政党地位逐渐上升，并已经或可能开始管理政府，世俗主义将被看做不合时宜而受到排斥。就像今天的土耳其一样，我们看到伊斯兰化在加强，又看到对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重视。
在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巴西和印度，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缺少理论思想和一些因素的配合，尚不能替代现有市场民主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在我们看来，将来也不会发生这种替代。中国在未来20年内能否实现民主和经济两方面的自由化，是对其能否作为西方传统发展模式长期替代方式的一个重要考验。尽管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缓慢，而且带有中国特色，我们仍然相信新兴的中产阶级将会在政治上施加更大影响，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如果中央政府在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方面出现问题，或者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质量”需求，如环境污染加重或对医疗与教育服务的需要。政府本身为推动科技发展和建立“高科技”经济所做的努力，也将促进更大范围的开放，以在国内发展人力资源并从国外引进专业技术和理念。
25年后全球经济的总体趋势，就是新兴大国将和美国一起影响世界，全球一体化将和日益抬头的区域保护主义分庭抗礼。世界总在曲折和艰难中前进，发展依然是亘古不变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