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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但她在实现“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人生理想的道路上却迈着坚定的脚步。她以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思考驱散着人们的偏见和恐惧,她以母亲的慈爱、无私的热情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冰冷。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推动着人类防治艾滋病这项繁重的工程,她把生命中所有的能量化为一缕缕的阳光,希望能照进艾滋病患者的心间,照亮他们的未来。”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高耀洁颁奖词
2004年年初,时年已77岁,从事艾滋病防治和救助艾滋孤儿工作的退休教授、九三学社社员高耀洁,与中国首位飞上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在非典时期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新疆地震灾难中带领村民抗震救灾的村党支书达吾提·阿西木,带领女排重夺冠军奖杯的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热衷于公益事业的著名影星成龙,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以人生经历和笔下春秋见证百年历史的作家巴金,被誉为百姓书记的中共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在衡阳特大火灾坍塌事故中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而付出生命的衡阳武警消防兵群体,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的2003年度十大人物。
2004年2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盛大的“CCTV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人们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知道了这位老人。
她在退休的迟暮之年自费做防治艾滋病工作,自1996年到2003年她已经走访了河南100多个村庄,见到1000多个艾滋病患者。她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在了艾滋病防治上,她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病孤儿。她在实现“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民间防治艾滋病之路上迈着坚韧的脚步。70多岁的老人能做到什么时候呢?当时面对这样的疑问,高耀洁的回答是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老人的这句话让录制现场的观众潸然泪下,她的事迹也感动了屏幕前的无数观众。一位观众在看完颁奖典礼后给中央电视台来信说:“看到高耀洁步履蹒跚的走入领奖台的那一刻,我的双眼湿润了,再也抑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看到她的背影,我理解了她的努力和良苦用心,更加促使我去关注中国的艾滋病人,为他们做出我力所能及的贡献。”
“发现这一年中曾经有的一种感动,并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梳理我们走过的人文历史,对已经的经历和即将的经历,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当感动从溪水汇成洪流,那就会是一种力量。”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对2003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工作如是评论。
从高耀洁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5年多过去了,很多人都关心着这位老人,她现在还好吗?
2009年的春节期间,我们在郑州市红旗路小区一栋老式居民楼里见到了高耀洁。
眼前这位82岁的老人,走起路来已经不稳了,遇见顺手的东西会不由自主地伸手扶一下,和她说话,需要伏在她的耳边大声说她才能听清楚,在她停顿的间隙会听到她粗重的喘息声。高耀洁的家里只有一些旧家俱,屋里像仓库,堆满了已打好包和未打包的要寄往农村学校的刊物。
开始谈话老人就说:“你们不要写我,我老了,力不从心,不愿意出头露面,我想销声匿迹,你们要多揭发假医假药,那些骗子们害死人了。”
我们看到,这是位心直口快的耿直老人。谈起艾滋病的防治,她的语言坦诚生动,富于感染力。但是,谈到假医假药和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愤怒的话语从她的胸腔里连连爆出。这位耄髦老人常常处于深沉的激愤之中。她,还有些孤苦,这位倔犟的老人谈话中几次老泪纵横。
与我们谈话过程中,老人的饭是半个馒头就着一杯水。“我身体不好,高血压,心脏扩大,胃只剩一小块,很多东西不能吃……”
“我觉得是失败了。我已写了遗书。”
在与高耀洁两次长谈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她的人生道路,她步履蹒跚执著前行的倔犟身影。
抗艾不归路
高耀洁是九三学社社员,退休前是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在高耀洁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生涯中,她一直是一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文化大革命”岁月里她历经磨难,改革开放后,高耀洁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工作上。1983年,高耀洁和所在科室获得了河南省二级成果奖。1984年,高耀洁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大会,被授予了奖章。1988年,高耀洁被评为郑州市劳动模范,又当上了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1990年,63岁的高耀洁退休,她平静地计划着一个充实的晚年生涯,按她的话说,“我是一个手术大夫,老了眼睛不好,听力不好,怕出事故,所以没有返聘,但闲着也无聊,就想着做点科普宣传。”一开始她是给女大学生们讲如何防止色狼的性骚扰,但在宣传的过程中发现性病的蔓延,然后又发现了在街头贴小广告的有祖传偏方的游医、骗子,这个发现一发不可收拾,高耀洁开始了打假医假药的历程。
如果仅仅是和假医假药骗子打仗,高耀洁的命运仍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1996年的一次会诊,使高耀洁与艾滋病狭路相逢。“我是一位医生,看到那位病人病的那么厉害,发现是艾滋病,一开始,我也认为艾滋病的传播主要是吸毒和性传播,但这个妇女42岁了,两个孩子,连火车都没有坐过,怎么会传染上这种病呢?后来一问,她输过血,既然可能是因为输血传染,那感染的就绝对不是一个人。”高耀洁以她职业的敏感开始追查艾滋病的传播,从而揭开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艾滋病的传播谱系——血传播。她开始深入中原大地,自费开展了艾滋病调查。调查的结果使她震惊:河南不仅已经有了艾滋病的传播,而且相当严重。用她的话来说,全省117个县区,已经没有空白点。更使她震惊的是,艾滋病在这里的传播途径与世界各地的传播规律均不相同,高发人群不仅仅是吸毒者和性乱者,而主要是老实巴脚的卖过血的贫穷农民,以及到医院求医的被输血者。主渠道是血液传播——卖血和输血!
高耀洁认为血液传播是艾滋病感染的主要渠道,她说:血,关键还是血!一定要加强血液制品管理。一是取缔非法血站。二是加强医院输血的管理,非法血站采来的血不会扔到垃圾箱啊,肯定有人买去了啊。
中国一些地区艾滋病的独特性在于通过卖血液传播,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少有的现象。1985年,随着国门的打开,当第一例艾滋病人在中国发现的时候,中国人带着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不屑,力图拒敌于国门之外,严格检查入境人员。然而病毒犹如幽灵,还是悄无声息遁入中国,扩散开来。90年代,当个别地方发展血浆经济的时候,当那些贫困的村民找到这个致富捷径的时候,血农、血头、血站、医院,以及部分贪官、病人,就形成了血浆经济的产业链。鲜血通过镊子、钳子、剪刀、塑料管、针头、离心器,途经血头、血站、医院,再流到病人身上,这个循环是漫长而危险的,只要有一环不合格,血液就会污染,各种传染病毒就会跟着传染开来。早在80年代,河北就有因为卖血而引起的丙肝、疟疾大爆发,中国乙肝人数众多,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血液循环的检查不严格。所以,早在90年代初就有人写文章提出警告,要当心卖血输血的监管不严而引起艾滋病的传播,但是没有人重视这种意见。近来有关艾滋病毒谱系研究证明,HIV病毒就是从云南飞向河南,然后从河南向周边省份四散开来。这个幽灵就是这么通过这些钳子、塑料管、输血袋悄无声息的潜入一个个肌体,如不严加制止,将是一场灾难。
一位年愈古稀的老太太,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揭开了河南艾滋病“血祸”这块硬疤。高耀洁始料未及的是,当她寻踪觅迹、追杀艾滋病的同时,还得同社会恶疾战斗。这让她很无奈,她说,“如果我当初知道这条路这么难,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我会躲过去的,一开始我不知道,我现在会落得这么惨。凭良心说,当初我不知道内幕这样黑,我要是知道,我不一定有勇气往里钻。”
对于高耀洁来说,发现艾滋病,走上抗艾路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她是一位医生,职业道德让她对生命珍重,她不止一次说,“生命是最珍贵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了就再也活不过来了”。虽然已经是退休的老年人了,但艾滋病的发现却激发了她生命的活力,激情不可抑制地燃烧起来。
这位耄耋老人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双方力量绝对不对称的“一个人的战争”。而她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么艰难。
高耀洁走村串乡,追查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发现了可怕的血传播。然而,面对艾滋病这样一种可怕的疾病,当地政府最初的反应和民众一样是不知所措,采取了隐瞒不报。高耀洁由此开始了揭黑生涯。
高耀洁拉开艾滋病这块厚重的黑幕,堪称一场现代版的中原游击战。在艾滋病人数字还与“政治”挂钩的时期,高耀洁每揭开一个疫区就要进行一场小规模的游击战。当已经揭开的老的疫区被大家熟知,高耀洁就开始再打新的疫区,按她的说法是打“黑洞”。有时候她人还没到,就被地方干部发现,然后被请走。她在一些地区的“标价”是500元,也就是说如果发现高耀洁进村,举报者可得到500元的奖励。老人笑着指着记者说,“如果你们去,值50块,因为你们没我有名。”
高耀洁打开一个一个被捂着的“黑洞”,上蔡、文楼、尉氏、宁陵……她还不满足,又带着一帮记者,签订生死状,远赴贵州、云南、四川、两广等其他地区,调查当地卖血感染情况。调查结果使高耀洁更为忧虑,她写到“艾滋病绝对不是河南的专利,全国已经没有空白点了。” 高耀洁不停地从艾魔口中夺人,为救助艾滋遗孤,付出一个老人的极限。
2003年,对于中国艾滋病人是个转折。随着一些地方艾滋病人发病死亡的增多,社会终于正视艾滋病,官方宣布中国感染艾滋病人数为84万,政府发布相关法规,对艾滋病患者进行救助。这一年温家宝总理紧握艾滋病人的手,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一年,高耀洁被央视评为十大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吴仪副总理视察文楼,专门接见高耀洁。“当时吴仪副总理和我一说说了两个半小时,她说‘你说,你说’,我主要和她说了两个问题:假医假药和孤儿问题。吴仪副总理临走告诉我:‘假医假药包在我身上,你放心吧。’”这对高耀洁是一个不小的鼓励。
打假厉声
老人面对的另一个大麻烦就是骗子,“骗子多,一天到晚围攻我。”老人所说的围攻,是指骗子对她的纠缠和诋毁。防艾领域就像一个江湖,新病毒也成了某些人发财的契机,各路能人纷纷涌入防艾领域,当年的文楼就成了一个防艾新药的试验场,也是各类骗子展示骗术的舞台。老人用河南口音很快地说出一串人名,想必这些名字老人不止说了多少遍了,“97年还是个种地的,卖猪饲料,后来把猪饲料装进胶囊里,竟然成了克治艾滋病的新药啦?”老人笑着,最后两个字的音调扬上去,语气里已没了愤怒,只剩下嘲讽和无奈。“我从80年代就追打骗子假药,打不过,太多了!97年马忠臣和我一块赤膊上阵打假医假药,他也没打下。吴仪副总理给我说,假医假药包在她身上,但在地方上也没解决问题,也没办法。”而老人说的这些骗子们,像蝗虫一样,迄今仍然在河南到处招摇,办公司,开诊所,用他们的八代祖传秘方、最新研制的特效药、最新高科技仪器,为艾滋病人治疗,诈取这些可怜人的最后一点钱财。还有不少所谓的“科研单位”和卖野药的游医,也趁火打劫,纷纷声称自己发明了专治艾滋病的“特效药”,到艾滋病疫区招摇撞骗,这些丑类有后台,有保护伞,所以他们能从艾滋病人口袋里掏钱。
老人指责的骗子还不仅仅是游医骗子和他们的假药,还有那些吃艾滋饭的人,有些人打着救治艾滋患者,其实是捞名捞利的,而不是真正关心艾滋病人。“防艾领域太复杂了,有不少江湖骗子。”
高耀洁总结这些游医骗子们的骗术,印成小册子,发放到疫区,出书和发表文章,揭露骗子们的伎俩。高耀洁打假招来不少记恨,惹来了官司,当高耀洁成为被告时,是九三学社社员杨绍刚律师从上海赴郑州,无偿为高耀洁教授提供法律服务,担任她的诉讼代理人,为她赢得诉讼。时至今日,还有人半夜打电话到高耀洁家恶狠狠地说:你怎么还不死!高耀洁说:“骗子恨我、告我,看是哪些人欠人民的?”
救孤慈母心
高耀洁的执著行动,还缘自于她去艾滋村目击的一个场景:一个患了艾滋病的母亲,不堪承受生活的凄惨,上吊了。两岁多的孩子也是艾滋病患者,全然不明白妈妈对生命的决绝,饥饿的孩子对悬在梁上的母亲哭喊:“妈妈,你下来呀!”还用小嘴吮着妈妈的脚后跟…… 高耀洁简直不敢相信她的眼睛,这一刻,她的心灵震颤了,这一场景,几乎要撕裂她的心。而就在撕裂的创口上,涌出了高耀洁同样作为母亲的深刻的带血的同情。从此,高耀洁把救助艾滋孤儿作为自己的责任。
很多艾滋病人到高教授家,经常是坐上一天,老人给他们钱,给他们药,但其家中之简陋、生活之俭朴真可谓学者清贫之风了。除了数百元的月开支外,高耀洁将全部余款用于艾滋病防治事业。她尤为关心那些失去父母、无依无靠的孤儿患者。
据老人讲,很多孤儿没有得到像样的救助。由于当年卖血的大多是亲戚邻居一起卖血,而卖血的都是中年人,艾滋病就如一把剪刀,拦腰把中年人剪掉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一个孩子如果失去父母,很有可能他的旁系亲属中的叔叔、姑姑、舅舅、姨妈也是艾滋病患者,他连得到亲属的接济都不可能了。这样一个艾滋孤儿群体有多少人呢?老人说,如果按平均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计算,那么每一个艾滋病患者的背后,就有一到两个艾滋孤儿,这样算来,大约有几十万了。
“你不知道,那些地方穷啊,孩子可怜,病人没人管,孤儿没人管,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些人的忍耐力。”也许,正是这些正在罹受苦难的人,让老人欲罢不能。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艾滋病人,孤苦无依的艾滋孤儿,还有众多患有肿瘤的妇科病人和受到其他妇科疾病痛苦折磨的夫妻,都川流不息地向高耀洁简陋的小屋涌来。她并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但饱受死亡恐惧折磨和世人轻蔑的艾滋病患者,总能从她那悲悯的关切中得到难得的安慰。十几年来,这位家境清贫、生活俭朴的老人把一生的所有积蓄,包括近年获得的全部国际奖奖金都用于对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的救助,以及购买图书、印刷资料以普及防治艾滋病的知识上。
高耀洁说:“我以前最多的时候救助了164个艾滋孤儿,给他们寄钱,但后来发现这些孩子太小,钱都被他们的亲戚抢走了,孤儿们还是没有饭吃,没有学上。我也不赞成建孤儿院的方式,他们的父母都因为艾滋病去世,对他们的心理有阴影,他们更需要一个健全的家庭。后来我把一部分孤儿介绍到我的老家山东曹县高新庄的农户收养,让这些孩子重新有了家庭的温暖,又有学上了。但也发现有的人是借收养孤儿为名敛财的……”
“我也不想管了,我累了,但他们老来找我,2008年1月就有58个人来我家哭,我没法,只好再管下去。”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人得到社会的救助,又怎么会找老人求助呢?
而已经救助的孩子们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大约是让高耀洁最伤心、觉得自己失败的原因了。从2000年开始,高耀洁开始关注这些孤儿,大声呼吁社会对他们救助:“这些孩子没人管,教育是个问题,而一个人受教育也就在那几年,再过几年就晚了,这些孩子如果没有得到照顾和教育,以后就会成为社会的大问题。有的孩子充满了仇恨,他们需要爱,需要教育。”她自己救助的孤儿大约167名,杜聪救助的大约8000名。几年过去了,谈及这些被救助孤儿的状况,高耀洁很伤心,她说很多孩子在学校不好好读书,比吃比穿,更有一些走上犯罪道路,抢劫偷盗甚至强奸,“前段时间一个警察对我说,高大夫,你的孩子又被我们抓了几个。”这些“高耀洁的孩子”的所作所为,让这位“侠大夫”发不出功力,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你说,知道的孤儿大家都给钱,被娇惯得像个小皇帝少奶奶似的,没人知道的孤儿,都不管了。孩子送到学校,学校也不怎么教育,现在是有养无教,有些孤儿们和其他孩子攀比,头发染成黄的,不努力学习。”
提起目前抗艾局势,高耀洁不乐观。她神色黯淡,摇着头说“没办法,没办法。”这句“没办法”简直成了她的口头禅。她说,“我是失败的,真相仍然没有大白天下,有些地方政府仍然欺瞒隐骗,只是方法变了,实在隐瞒不过去了,就少报。对外说艾滋孤儿救助的怎么好怎么好,一说就提文楼,那文楼以外的孤儿呢?就不管了?文楼是面子工程。”墙壁上有个画框,上面有一串歪歪扭扭的名字,高耀洁指着说:“这是前几天从河南带出来的孤儿,6个,准备送到外地抚养,当地现在不让孩子到其他省,怕丢河南的脸,这是晚上才能偷偷带出来的。”
13年间,高耀洁走过全国十几个县,100多个艾滋病村,走访1000多艾滋病人,收养160多个艾滋孤儿,印发防治艾滋病宣传材料,写书,救助艾滋病患者和遗孤,先后花掉100多万元。在中国,没有哪个人比高耀洁更热心宣传预防艾滋病。她写的书,出版社要给她稿费,她不要,让人家给书;出版社给的书发完了,她自己再掏钱买。志愿者们给她捐款,出去演讲主办方给她报酬,她统统不要,都是把出版社的账号、联系人告诉对方,让他们汇款去买宣传防艾的书。
正是老人的坚持不懈的搏击,一些地方艾滋病这个黑幕被拉开,艾滋病人群体的生活公布于世,她被认为世界上对艾滋病人贡献最大的五个人之一。然而,老人却认为自己是失败了。老人认为,目前艾滋病的传播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地下卖血仍然存在;一些孤儿没有得到救助;很多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打不赢官司,上访也不管用,法律不力,是苍白的。“我这13年是失败了,真相并没有大白于天下,一开始是瞒,瞒不住的时候承认了,但仅承认只有38个村有艾滋病,其他地方的艾滋病人还是很惨,没人管。就知道吹牛,吹牛也不拣地方。”
高耀洁一再说:“宁可死,也不能说瞎话。死可以,但是不能说假话。说真话,有危险,遭罪的很。”
承受重负
高耀洁先“打”游医,后“打”艾滋“黑洞”,使她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她是这样归结她和一些地方官员的分歧的:“第一个阶段,从1996年到2003年,我和他们的分歧是我认为有艾滋病,他们否认;第二个阶段是2003以后,他们承认有艾滋病,但主要认为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我认为主要是血传播。对于艾滋病患者和遗孤,他们认为救助的好,我认为远远不是这样。”当遇到有意无意的阻扰,一些人公开的控告和谣言的诋毁,使老人会把这些归结到某些地方权力和势力,“我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分歧只是技术性上的,凭什么这样打压我?”说起这些,老人激动起来,泪水也流下来。
她说:“我把我全家都押上了。”小女儿曾被她牵连失去工作,儿子从小就因她受到与年龄不相称的苦难,近年又不堪压力与她疏远。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也是一个医生。由于高耀洁退休后抗艾打假的不归路,郭大夫一直在惊恐中度日,但他却是高耀洁最早的支持者。那时高耀洁没有名气,她唯一的志愿者,就是老伴郭明久。每次他们用自行车,将成摞的防艾滋宣传页送到邮局,都是70多岁的郭明久推着车子,小他一岁的高耀洁在旁扶着,踽踽而行,到邮局,郭明久将这些资料取下,搬到柜台上一件件办理邮寄。2004年底,郭明久病了,病情日益沉重。
2006年4月5号,高耀洁从郑州赶赴清华大学参加活动。这一天,是高耀洁从事防艾工作将近10周年的日子。在清华大学的学生面前,高耀洁哽咽着说:“今天,我本来不能来,也不应该来,我老伴郭明久得的是晚期咽喉癌,这一年来我一直住在医院里陪护他。他已经不能说话和吞咽了,因为呼吸困难,今天我来之前,都把气管切开了。他都是80岁的人了,我是79岁,我今天是掉着眼泪离开病房的,我很难过,到去年12月29日我们结婚就整整52年了。我之所以还是决定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青年人了解中国艾滋病的真相,避免那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感染和死亡。” 在高耀洁这次演讲五天之后,老伴郭明久去世。高耀洁悲痛欲绝,也倍感孤独,她要为老伴守孝三年,然而却没有停止她抗艾行动的脚步。
她仍在时时关注艾滋病的情况,她仍在四处赠送防艾宣传品,她又在为农村的村民和学校四处募集书刊杂志。高耀洁说:我现在是“欲罢不能”,在防艾道路上我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2008年年底,高耀洁在致一家为她捐赠报刊的报社的感谢信中说:“我为他们募捐读物是有原因的。我记得在2000年3月18日,我到了一个贫困村庄,见到了一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病人,我给他买一点药,他拿着药问我:‘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一连问了我三遍,我无言可对。我最后只能说:‘你去吃药吧,多喝点水。’ 这件事使我开始悟出,他们的知识太缺乏了,信息太闭塞了。从此,我每逢去农村,都带上几本杂志,多半带的是《妇女生活》、《现代家长》等。不管带多少本,都会一下子被抢光。等我再次去这个村子的时候,我送的杂志被传阅得面目全非,只看出来是一堆废纸,但他们还在阅读。由此我意识到,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食物和衣服,更缺少精神食粮。特别是那些不通汽车和不通电的村庄,那里的村民好像是与世隔绝。近几年来,我虽然自费发出几万册我编印的防艾书籍,但还是杯水车薪,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治贫先治愚,因此,我四处募集各种旧杂志。高耀洁鞠躬”
高耀洁说,很感激这些年来一直支持她的许多有社会正义感的媒体,否则她也很难坚持到今天。
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她已心力交瘁,感到不堪重负的各种压力,感到太多的悲观和失望。
在我们2009年春节期间看望她整个谈话过程中,深切的感受是高耀洁的失望。她感到社会上骗子太多,到处是假的伪造的,说的话是假的,工作上办假事,造的货是假货。她认为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她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作为失望,认为地方上一些官员把政绩和面子看得比人命重要。她感到竭力13年,可很多患者仍然挣扎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地下采血仍在黑暗中进行。她感到教育也成问题,很多年轻人不努力奋斗,只关心钱和权。
高耀洁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低血糖、心肌缺血、肺空洞等疾病,胃在“文革”时遭武斗打伤被切除四分之三,同时双脚时常浮肿,行动不便。坐在我们面前的高耀洁已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孤独、敏感、有时也脆弱,但骨子里仍透着一股倔犟。“我愿意销声匿迹,可是又欲罢不能。”
高耀洁几次说:“我现在生不如死,活着太痛苦了,死了也就解脱了。”老人神色凄伧,话语哽咽。“实话说,我很悲观,以后会怎样令人不敢设想。”她写好了遗书。
“我的人生失败了,没想到下场这么凄惨,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一言难尽的老人
当她成为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时,人们为她的事迹而感动,看到的是她头上的光环,却少有人知道她背后的诸多艰难。此后的岁月,她的处境不能与杨力伟、钟南山、陈忠和相比,当然更不如成龙风光无限。她是如此的命运多舛。
有人说她太独特。作为一个退休教授,她可以在城市的阳光下悠然漫步,养生保健,安度晚年。她却一意孤行,连子女们都难以理解她。
有人说她不合作。在获得“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后,她本应乘势多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多通融,不应回绝办基金会。
有人说她看问题太偏执,她说到处都有贪官、骗子,说起来一腔愤怒。
有人说她树敌太多,四处抨击假医假药,惹来多起官司。
有人说她太极端,高耀洁曾坚持认为:“目前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最主要途径就是卖血和输血感染,而不是某些人说的吸毒传播、性传播。”
有人说:高耀洁在当下社会生活中“不会做人”。
性格决定命运。
在对高耀洁采访之中,在我们帮助这位82岁的老人把一包包寄往农村学校的邮件送往邮局的路上,我们也久久在思索:
高耀洁为防治艾滋病和救助艾滋孤儿舍家竭力,显然没有错,她曾感动了中国。眼观当下中国人,有几人能做到这些?高耀洁一次次为农村学校的孩子们寄书寄刊,显然没有错,80多岁的老人有几人能这样做?
就是这样一位“不会做人”的老人,却将“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当作座右铭。
高耀洁个性强,时而言词激烈,我们不能判断她反映的问题是否都准确,对问题的认识是否都全面,但我们就不能多倾听她的意见,多沟通,释疑解惑?是什么让一个为抗艾倾尽心血的老人的心感到寒冷,甚至感到绝望?让这盏熬干了自己的残烛在风中摇曳?
看到老人就着开水吃着半个干馒头,步履蹒跚地去邮局为农村学校寄刊物,难道我们就不能少吃几餐酒席,少作几个花架子项目,一起帮这位80多岁的老人做些什么?
假医假药,需要有关卫生部门就个案具体鉴定,但是,我们也确看到,四处充斥着各种假医假药,大声疾呼打假者应不嫌多余。
高耀洁给无数病人送去温暖,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多给这位82岁的老人一些温暖,使她切身感受到一些阳光雨露吗?
和谐社会,需要心灵的沟通。
在高耀洁家中,一直挂着1984年在北京参加九三学社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与邓小平、胡耀邦、彭真、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她一直记着吴仪副总理与她两个半小时的谈话,记着吴仪副总理站在夜幕里看着她离去。
她不会空洞的说教,有的只是执著的感念和行动;她没有高深的理论,有的只是亲力亲为的体验和可能不太中听的快言快语;她没有物质利益的追求,有的只是尽己所能的给予和付出;她将生命的晚年全部投入抗艾之路,我国防艾事业的进步,有着她付出的心血和流淌的汗水。老人曾感动了中国,她不应再流泪。
高耀洁是一个医生,她一生只想尽到医生的责任。高耀洁说:“我从来就沒有想当个什么英雄。但是,是谁把那第一个艾滋病患者送到了我的面前?使我从那一天起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大概就是命运吧,谁让我是个医生?谁让我见了受苦难折磨的人就难以心安?谁让我见了黑暗和罪恶就怒发冲冠?”“天之生物有责,我的职责就是个医生。”
孙思邈《大医精诚》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 ,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
高耀洁在遗嘱中写道:“将来我死了,不留存墓地。……不举行仪式,不留骨灰,按原计划,我的骨灰将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黄河,让它流入大海,永远销声匿迹吧!”
的确,或许因为事过境迁,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不被人们所记取。但在他们的作为中,他们的人格中所洋溢出的精神力量,却是不为时间的流逝而磨砺消减的,今天想来,我们依然会感受到一种化物的温暖、一种劈坚的力量。当黑幕揭开,感动人们的,不是刘姝威的柔弱,而是知识分子的坚硬的良知;当飞船划过天穹,感动人们的,不是杨利伟的豪迈,却是英雄的儿女情长;当“亚洲飞人”流星般掠过跑道,感动人们的,不是刘翔的纪录,而是那颗渴望飞翔的心;当偏见与恐惧被驱散,感动人们的,不是高耀洁的蹒跚步履和丝丝华发,而是母亲的慈爱。纵观历年的评选,我们看到所有人物的共同的特质是: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这就是他们成为感动中国的候选人的理由,这就是他们留在我们记忆里的理由。
——摘自央视网《感动:持久而凝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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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199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2001年,她获得了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高耀洁为“第一位在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女性活动家”;2002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 2003年,她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获《南方周末》2003年度人物提名;2004年,她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11月2日,获得“内滕国际育儿奖”;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将她列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之一;2005年,她编著的《一万封信》获得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的“2004年度图书大奖”; 2007年4月5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公布,统一编号38980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高耀洁”。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高耀洁颁奖词
2004年年初,时年已77岁,从事艾滋病防治和救助艾滋孤儿工作的退休教授、九三学社社员高耀洁,与中国首位飞上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在非典时期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新疆地震灾难中带领村民抗震救灾的村党支书达吾提·阿西木,带领女排重夺冠军奖杯的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热衷于公益事业的著名影星成龙,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以人生经历和笔下春秋见证百年历史的作家巴金,被誉为百姓书记的中共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在衡阳特大火灾坍塌事故中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而付出生命的衡阳武警消防兵群体,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的2003年度十大人物。
2004年2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盛大的“CCTV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人们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知道了这位老人。
她在退休的迟暮之年自费做防治艾滋病工作,自1996年到2003年她已经走访了河南100多个村庄,见到1000多个艾滋病患者。她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在了艾滋病防治上,她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病孤儿。她在实现“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民间防治艾滋病之路上迈着坚韧的脚步。70多岁的老人能做到什么时候呢?当时面对这样的疑问,高耀洁的回答是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老人的这句话让录制现场的观众潸然泪下,她的事迹也感动了屏幕前的无数观众。一位观众在看完颁奖典礼后给中央电视台来信说:“看到高耀洁步履蹒跚的走入领奖台的那一刻,我的双眼湿润了,再也抑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看到她的背影,我理解了她的努力和良苦用心,更加促使我去关注中国的艾滋病人,为他们做出我力所能及的贡献。”
“发现这一年中曾经有的一种感动,并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梳理我们走过的人文历史,对已经的经历和即将的经历,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当感动从溪水汇成洪流,那就会是一种力量。”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对2003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工作如是评论。
从高耀洁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5年多过去了,很多人都关心着这位老人,她现在还好吗?
2009年的春节期间,我们在郑州市红旗路小区一栋老式居民楼里见到了高耀洁。
眼前这位82岁的老人,走起路来已经不稳了,遇见顺手的东西会不由自主地伸手扶一下,和她说话,需要伏在她的耳边大声说她才能听清楚,在她停顿的间隙会听到她粗重的喘息声。高耀洁的家里只有一些旧家俱,屋里像仓库,堆满了已打好包和未打包的要寄往农村学校的刊物。
开始谈话老人就说:“你们不要写我,我老了,力不从心,不愿意出头露面,我想销声匿迹,你们要多揭发假医假药,那些骗子们害死人了。”
我们看到,这是位心直口快的耿直老人。谈起艾滋病的防治,她的语言坦诚生动,富于感染力。但是,谈到假医假药和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愤怒的话语从她的胸腔里连连爆出。这位耄髦老人常常处于深沉的激愤之中。她,还有些孤苦,这位倔犟的老人谈话中几次老泪纵横。
与我们谈话过程中,老人的饭是半个馒头就着一杯水。“我身体不好,高血压,心脏扩大,胃只剩一小块,很多东西不能吃……”
“我觉得是失败了。我已写了遗书。”
在与高耀洁两次长谈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她的人生道路,她步履蹒跚执著前行的倔犟身影。
抗艾不归路
高耀洁是九三学社社员,退休前是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在高耀洁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生涯中,她一直是一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文化大革命”岁月里她历经磨难,改革开放后,高耀洁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工作上。1983年,高耀洁和所在科室获得了河南省二级成果奖。1984年,高耀洁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大会,被授予了奖章。1988年,高耀洁被评为郑州市劳动模范,又当上了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1990年,63岁的高耀洁退休,她平静地计划着一个充实的晚年生涯,按她的话说,“我是一个手术大夫,老了眼睛不好,听力不好,怕出事故,所以没有返聘,但闲着也无聊,就想着做点科普宣传。”一开始她是给女大学生们讲如何防止色狼的性骚扰,但在宣传的过程中发现性病的蔓延,然后又发现了在街头贴小广告的有祖传偏方的游医、骗子,这个发现一发不可收拾,高耀洁开始了打假医假药的历程。
如果仅仅是和假医假药骗子打仗,高耀洁的命运仍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1996年的一次会诊,使高耀洁与艾滋病狭路相逢。“我是一位医生,看到那位病人病的那么厉害,发现是艾滋病,一开始,我也认为艾滋病的传播主要是吸毒和性传播,但这个妇女42岁了,两个孩子,连火车都没有坐过,怎么会传染上这种病呢?后来一问,她输过血,既然可能是因为输血传染,那感染的就绝对不是一个人。”高耀洁以她职业的敏感开始追查艾滋病的传播,从而揭开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艾滋病的传播谱系——血传播。她开始深入中原大地,自费开展了艾滋病调查。调查的结果使她震惊:河南不仅已经有了艾滋病的传播,而且相当严重。用她的话来说,全省117个县区,已经没有空白点。更使她震惊的是,艾滋病在这里的传播途径与世界各地的传播规律均不相同,高发人群不仅仅是吸毒者和性乱者,而主要是老实巴脚的卖过血的贫穷农民,以及到医院求医的被输血者。主渠道是血液传播——卖血和输血!
高耀洁认为血液传播是艾滋病感染的主要渠道,她说:血,关键还是血!一定要加强血液制品管理。一是取缔非法血站。二是加强医院输血的管理,非法血站采来的血不会扔到垃圾箱啊,肯定有人买去了啊。
中国一些地区艾滋病的独特性在于通过卖血液传播,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少有的现象。1985年,随着国门的打开,当第一例艾滋病人在中国发现的时候,中国人带着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不屑,力图拒敌于国门之外,严格检查入境人员。然而病毒犹如幽灵,还是悄无声息遁入中国,扩散开来。90年代,当个别地方发展血浆经济的时候,当那些贫困的村民找到这个致富捷径的时候,血农、血头、血站、医院,以及部分贪官、病人,就形成了血浆经济的产业链。鲜血通过镊子、钳子、剪刀、塑料管、针头、离心器,途经血头、血站、医院,再流到病人身上,这个循环是漫长而危险的,只要有一环不合格,血液就会污染,各种传染病毒就会跟着传染开来。早在80年代,河北就有因为卖血而引起的丙肝、疟疾大爆发,中国乙肝人数众多,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血液循环的检查不严格。所以,早在90年代初就有人写文章提出警告,要当心卖血输血的监管不严而引起艾滋病的传播,但是没有人重视这种意见。近来有关艾滋病毒谱系研究证明,HIV病毒就是从云南飞向河南,然后从河南向周边省份四散开来。这个幽灵就是这么通过这些钳子、塑料管、输血袋悄无声息的潜入一个个肌体,如不严加制止,将是一场灾难。
一位年愈古稀的老太太,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揭开了河南艾滋病“血祸”这块硬疤。高耀洁始料未及的是,当她寻踪觅迹、追杀艾滋病的同时,还得同社会恶疾战斗。这让她很无奈,她说,“如果我当初知道这条路这么难,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我会躲过去的,一开始我不知道,我现在会落得这么惨。凭良心说,当初我不知道内幕这样黑,我要是知道,我不一定有勇气往里钻。”
对于高耀洁来说,发现艾滋病,走上抗艾路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她是一位医生,职业道德让她对生命珍重,她不止一次说,“生命是最珍贵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了就再也活不过来了”。虽然已经是退休的老年人了,但艾滋病的发现却激发了她生命的活力,激情不可抑制地燃烧起来。
这位耄耋老人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双方力量绝对不对称的“一个人的战争”。而她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么艰难。
高耀洁走村串乡,追查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发现了可怕的血传播。然而,面对艾滋病这样一种可怕的疾病,当地政府最初的反应和民众一样是不知所措,采取了隐瞒不报。高耀洁由此开始了揭黑生涯。
高耀洁拉开艾滋病这块厚重的黑幕,堪称一场现代版的中原游击战。在艾滋病人数字还与“政治”挂钩的时期,高耀洁每揭开一个疫区就要进行一场小规模的游击战。当已经揭开的老的疫区被大家熟知,高耀洁就开始再打新的疫区,按她的说法是打“黑洞”。有时候她人还没到,就被地方干部发现,然后被请走。她在一些地区的“标价”是500元,也就是说如果发现高耀洁进村,举报者可得到500元的奖励。老人笑着指着记者说,“如果你们去,值50块,因为你们没我有名。”
高耀洁打开一个一个被捂着的“黑洞”,上蔡、文楼、尉氏、宁陵……她还不满足,又带着一帮记者,签订生死状,远赴贵州、云南、四川、两广等其他地区,调查当地卖血感染情况。调查结果使高耀洁更为忧虑,她写到“艾滋病绝对不是河南的专利,全国已经没有空白点了。” 高耀洁不停地从艾魔口中夺人,为救助艾滋遗孤,付出一个老人的极限。
2003年,对于中国艾滋病人是个转折。随着一些地方艾滋病人发病死亡的增多,社会终于正视艾滋病,官方宣布中国感染艾滋病人数为84万,政府发布相关法规,对艾滋病患者进行救助。这一年温家宝总理紧握艾滋病人的手,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一年,高耀洁被央视评为十大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吴仪副总理视察文楼,专门接见高耀洁。“当时吴仪副总理和我一说说了两个半小时,她说‘你说,你说’,我主要和她说了两个问题:假医假药和孤儿问题。吴仪副总理临走告诉我:‘假医假药包在我身上,你放心吧。’”这对高耀洁是一个不小的鼓励。
打假厉声
老人面对的另一个大麻烦就是骗子,“骗子多,一天到晚围攻我。”老人所说的围攻,是指骗子对她的纠缠和诋毁。防艾领域就像一个江湖,新病毒也成了某些人发财的契机,各路能人纷纷涌入防艾领域,当年的文楼就成了一个防艾新药的试验场,也是各类骗子展示骗术的舞台。老人用河南口音很快地说出一串人名,想必这些名字老人不止说了多少遍了,“97年还是个种地的,卖猪饲料,后来把猪饲料装进胶囊里,竟然成了克治艾滋病的新药啦?”老人笑着,最后两个字的音调扬上去,语气里已没了愤怒,只剩下嘲讽和无奈。“我从80年代就追打骗子假药,打不过,太多了!97年马忠臣和我一块赤膊上阵打假医假药,他也没打下。吴仪副总理给我说,假医假药包在她身上,但在地方上也没解决问题,也没办法。”而老人说的这些骗子们,像蝗虫一样,迄今仍然在河南到处招摇,办公司,开诊所,用他们的八代祖传秘方、最新研制的特效药、最新高科技仪器,为艾滋病人治疗,诈取这些可怜人的最后一点钱财。还有不少所谓的“科研单位”和卖野药的游医,也趁火打劫,纷纷声称自己发明了专治艾滋病的“特效药”,到艾滋病疫区招摇撞骗,这些丑类有后台,有保护伞,所以他们能从艾滋病人口袋里掏钱。
老人指责的骗子还不仅仅是游医骗子和他们的假药,还有那些吃艾滋饭的人,有些人打着救治艾滋患者,其实是捞名捞利的,而不是真正关心艾滋病人。“防艾领域太复杂了,有不少江湖骗子。”
高耀洁总结这些游医骗子们的骗术,印成小册子,发放到疫区,出书和发表文章,揭露骗子们的伎俩。高耀洁打假招来不少记恨,惹来了官司,当高耀洁成为被告时,是九三学社社员杨绍刚律师从上海赴郑州,无偿为高耀洁教授提供法律服务,担任她的诉讼代理人,为她赢得诉讼。时至今日,还有人半夜打电话到高耀洁家恶狠狠地说:你怎么还不死!高耀洁说:“骗子恨我、告我,看是哪些人欠人民的?”
救孤慈母心
高耀洁的执著行动,还缘自于她去艾滋村目击的一个场景:一个患了艾滋病的母亲,不堪承受生活的凄惨,上吊了。两岁多的孩子也是艾滋病患者,全然不明白妈妈对生命的决绝,饥饿的孩子对悬在梁上的母亲哭喊:“妈妈,你下来呀!”还用小嘴吮着妈妈的脚后跟…… 高耀洁简直不敢相信她的眼睛,这一刻,她的心灵震颤了,这一场景,几乎要撕裂她的心。而就在撕裂的创口上,涌出了高耀洁同样作为母亲的深刻的带血的同情。从此,高耀洁把救助艾滋孤儿作为自己的责任。
很多艾滋病人到高教授家,经常是坐上一天,老人给他们钱,给他们药,但其家中之简陋、生活之俭朴真可谓学者清贫之风了。除了数百元的月开支外,高耀洁将全部余款用于艾滋病防治事业。她尤为关心那些失去父母、无依无靠的孤儿患者。
据老人讲,很多孤儿没有得到像样的救助。由于当年卖血的大多是亲戚邻居一起卖血,而卖血的都是中年人,艾滋病就如一把剪刀,拦腰把中年人剪掉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一个孩子如果失去父母,很有可能他的旁系亲属中的叔叔、姑姑、舅舅、姨妈也是艾滋病患者,他连得到亲属的接济都不可能了。这样一个艾滋孤儿群体有多少人呢?老人说,如果按平均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计算,那么每一个艾滋病患者的背后,就有一到两个艾滋孤儿,这样算来,大约有几十万了。
“你不知道,那些地方穷啊,孩子可怜,病人没人管,孤儿没人管,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些人的忍耐力。”也许,正是这些正在罹受苦难的人,让老人欲罢不能。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艾滋病人,孤苦无依的艾滋孤儿,还有众多患有肿瘤的妇科病人和受到其他妇科疾病痛苦折磨的夫妻,都川流不息地向高耀洁简陋的小屋涌来。她并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但饱受死亡恐惧折磨和世人轻蔑的艾滋病患者,总能从她那悲悯的关切中得到难得的安慰。十几年来,这位家境清贫、生活俭朴的老人把一生的所有积蓄,包括近年获得的全部国际奖奖金都用于对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的救助,以及购买图书、印刷资料以普及防治艾滋病的知识上。
高耀洁说:“我以前最多的时候救助了164个艾滋孤儿,给他们寄钱,但后来发现这些孩子太小,钱都被他们的亲戚抢走了,孤儿们还是没有饭吃,没有学上。我也不赞成建孤儿院的方式,他们的父母都因为艾滋病去世,对他们的心理有阴影,他们更需要一个健全的家庭。后来我把一部分孤儿介绍到我的老家山东曹县高新庄的农户收养,让这些孩子重新有了家庭的温暖,又有学上了。但也发现有的人是借收养孤儿为名敛财的……”
“我也不想管了,我累了,但他们老来找我,2008年1月就有58个人来我家哭,我没法,只好再管下去。”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人得到社会的救助,又怎么会找老人求助呢?
而已经救助的孩子们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大约是让高耀洁最伤心、觉得自己失败的原因了。从2000年开始,高耀洁开始关注这些孤儿,大声呼吁社会对他们救助:“这些孩子没人管,教育是个问题,而一个人受教育也就在那几年,再过几年就晚了,这些孩子如果没有得到照顾和教育,以后就会成为社会的大问题。有的孩子充满了仇恨,他们需要爱,需要教育。”她自己救助的孤儿大约167名,杜聪救助的大约8000名。几年过去了,谈及这些被救助孤儿的状况,高耀洁很伤心,她说很多孩子在学校不好好读书,比吃比穿,更有一些走上犯罪道路,抢劫偷盗甚至强奸,“前段时间一个警察对我说,高大夫,你的孩子又被我们抓了几个。”这些“高耀洁的孩子”的所作所为,让这位“侠大夫”发不出功力,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你说,知道的孤儿大家都给钱,被娇惯得像个小皇帝少奶奶似的,没人知道的孤儿,都不管了。孩子送到学校,学校也不怎么教育,现在是有养无教,有些孤儿们和其他孩子攀比,头发染成黄的,不努力学习。”
提起目前抗艾局势,高耀洁不乐观。她神色黯淡,摇着头说“没办法,没办法。”这句“没办法”简直成了她的口头禅。她说,“我是失败的,真相仍然没有大白天下,有些地方政府仍然欺瞒隐骗,只是方法变了,实在隐瞒不过去了,就少报。对外说艾滋孤儿救助的怎么好怎么好,一说就提文楼,那文楼以外的孤儿呢?就不管了?文楼是面子工程。”墙壁上有个画框,上面有一串歪歪扭扭的名字,高耀洁指着说:“这是前几天从河南带出来的孤儿,6个,准备送到外地抚养,当地现在不让孩子到其他省,怕丢河南的脸,这是晚上才能偷偷带出来的。”
13年间,高耀洁走过全国十几个县,100多个艾滋病村,走访1000多艾滋病人,收养160多个艾滋孤儿,印发防治艾滋病宣传材料,写书,救助艾滋病患者和遗孤,先后花掉100多万元。在中国,没有哪个人比高耀洁更热心宣传预防艾滋病。她写的书,出版社要给她稿费,她不要,让人家给书;出版社给的书发完了,她自己再掏钱买。志愿者们给她捐款,出去演讲主办方给她报酬,她统统不要,都是把出版社的账号、联系人告诉对方,让他们汇款去买宣传防艾的书。
正是老人的坚持不懈的搏击,一些地方艾滋病这个黑幕被拉开,艾滋病人群体的生活公布于世,她被认为世界上对艾滋病人贡献最大的五个人之一。然而,老人却认为自己是失败了。老人认为,目前艾滋病的传播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地下卖血仍然存在;一些孤儿没有得到救助;很多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打不赢官司,上访也不管用,法律不力,是苍白的。“我这13年是失败了,真相并没有大白于天下,一开始是瞒,瞒不住的时候承认了,但仅承认只有38个村有艾滋病,其他地方的艾滋病人还是很惨,没人管。就知道吹牛,吹牛也不拣地方。”
高耀洁一再说:“宁可死,也不能说瞎话。死可以,但是不能说假话。说真话,有危险,遭罪的很。”
承受重负
高耀洁先“打”游医,后“打”艾滋“黑洞”,使她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她是这样归结她和一些地方官员的分歧的:“第一个阶段,从1996年到2003年,我和他们的分歧是我认为有艾滋病,他们否认;第二个阶段是2003以后,他们承认有艾滋病,但主要认为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我认为主要是血传播。对于艾滋病患者和遗孤,他们认为救助的好,我认为远远不是这样。”当遇到有意无意的阻扰,一些人公开的控告和谣言的诋毁,使老人会把这些归结到某些地方权力和势力,“我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分歧只是技术性上的,凭什么这样打压我?”说起这些,老人激动起来,泪水也流下来。
她说:“我把我全家都押上了。”小女儿曾被她牵连失去工作,儿子从小就因她受到与年龄不相称的苦难,近年又不堪压力与她疏远。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也是一个医生。由于高耀洁退休后抗艾打假的不归路,郭大夫一直在惊恐中度日,但他却是高耀洁最早的支持者。那时高耀洁没有名气,她唯一的志愿者,就是老伴郭明久。每次他们用自行车,将成摞的防艾滋宣传页送到邮局,都是70多岁的郭明久推着车子,小他一岁的高耀洁在旁扶着,踽踽而行,到邮局,郭明久将这些资料取下,搬到柜台上一件件办理邮寄。2004年底,郭明久病了,病情日益沉重。
2006年4月5号,高耀洁从郑州赶赴清华大学参加活动。这一天,是高耀洁从事防艾工作将近10周年的日子。在清华大学的学生面前,高耀洁哽咽着说:“今天,我本来不能来,也不应该来,我老伴郭明久得的是晚期咽喉癌,这一年来我一直住在医院里陪护他。他已经不能说话和吞咽了,因为呼吸困难,今天我来之前,都把气管切开了。他都是80岁的人了,我是79岁,我今天是掉着眼泪离开病房的,我很难过,到去年12月29日我们结婚就整整52年了。我之所以还是决定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青年人了解中国艾滋病的真相,避免那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感染和死亡。” 在高耀洁这次演讲五天之后,老伴郭明久去世。高耀洁悲痛欲绝,也倍感孤独,她要为老伴守孝三年,然而却没有停止她抗艾行动的脚步。
她仍在时时关注艾滋病的情况,她仍在四处赠送防艾宣传品,她又在为农村的村民和学校四处募集书刊杂志。高耀洁说:我现在是“欲罢不能”,在防艾道路上我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2008年年底,高耀洁在致一家为她捐赠报刊的报社的感谢信中说:“我为他们募捐读物是有原因的。我记得在2000年3月18日,我到了一个贫困村庄,见到了一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病人,我给他买一点药,他拿着药问我:‘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一连问了我三遍,我无言可对。我最后只能说:‘你去吃药吧,多喝点水。’ 这件事使我开始悟出,他们的知识太缺乏了,信息太闭塞了。从此,我每逢去农村,都带上几本杂志,多半带的是《妇女生活》、《现代家长》等。不管带多少本,都会一下子被抢光。等我再次去这个村子的时候,我送的杂志被传阅得面目全非,只看出来是一堆废纸,但他们还在阅读。由此我意识到,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食物和衣服,更缺少精神食粮。特别是那些不通汽车和不通电的村庄,那里的村民好像是与世隔绝。近几年来,我虽然自费发出几万册我编印的防艾书籍,但还是杯水车薪,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治贫先治愚,因此,我四处募集各种旧杂志。高耀洁鞠躬”
高耀洁说,很感激这些年来一直支持她的许多有社会正义感的媒体,否则她也很难坚持到今天。
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她已心力交瘁,感到不堪重负的各种压力,感到太多的悲观和失望。
在我们2009年春节期间看望她整个谈话过程中,深切的感受是高耀洁的失望。她感到社会上骗子太多,到处是假的伪造的,说的话是假的,工作上办假事,造的货是假货。她认为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她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作为失望,认为地方上一些官员把政绩和面子看得比人命重要。她感到竭力13年,可很多患者仍然挣扎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地下采血仍在黑暗中进行。她感到教育也成问题,很多年轻人不努力奋斗,只关心钱和权。
高耀洁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低血糖、心肌缺血、肺空洞等疾病,胃在“文革”时遭武斗打伤被切除四分之三,同时双脚时常浮肿,行动不便。坐在我们面前的高耀洁已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孤独、敏感、有时也脆弱,但骨子里仍透着一股倔犟。“我愿意销声匿迹,可是又欲罢不能。”
高耀洁几次说:“我现在生不如死,活着太痛苦了,死了也就解脱了。”老人神色凄伧,话语哽咽。“实话说,我很悲观,以后会怎样令人不敢设想。”她写好了遗书。
“我的人生失败了,没想到下场这么凄惨,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一言难尽的老人
当她成为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时,人们为她的事迹而感动,看到的是她头上的光环,却少有人知道她背后的诸多艰难。此后的岁月,她的处境不能与杨力伟、钟南山、陈忠和相比,当然更不如成龙风光无限。她是如此的命运多舛。
有人说她太独特。作为一个退休教授,她可以在城市的阳光下悠然漫步,养生保健,安度晚年。她却一意孤行,连子女们都难以理解她。
有人说她不合作。在获得“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后,她本应乘势多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多通融,不应回绝办基金会。
有人说她看问题太偏执,她说到处都有贪官、骗子,说起来一腔愤怒。
有人说她树敌太多,四处抨击假医假药,惹来多起官司。
有人说她太极端,高耀洁曾坚持认为:“目前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最主要途径就是卖血和输血感染,而不是某些人说的吸毒传播、性传播。”
有人说:高耀洁在当下社会生活中“不会做人”。
性格决定命运。
在对高耀洁采访之中,在我们帮助这位82岁的老人把一包包寄往农村学校的邮件送往邮局的路上,我们也久久在思索:
高耀洁为防治艾滋病和救助艾滋孤儿舍家竭力,显然没有错,她曾感动了中国。眼观当下中国人,有几人能做到这些?高耀洁一次次为农村学校的孩子们寄书寄刊,显然没有错,80多岁的老人有几人能这样做?
就是这样一位“不会做人”的老人,却将“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当作座右铭。
高耀洁个性强,时而言词激烈,我们不能判断她反映的问题是否都准确,对问题的认识是否都全面,但我们就不能多倾听她的意见,多沟通,释疑解惑?是什么让一个为抗艾倾尽心血的老人的心感到寒冷,甚至感到绝望?让这盏熬干了自己的残烛在风中摇曳?
看到老人就着开水吃着半个干馒头,步履蹒跚地去邮局为农村学校寄刊物,难道我们就不能少吃几餐酒席,少作几个花架子项目,一起帮这位80多岁的老人做些什么?
假医假药,需要有关卫生部门就个案具体鉴定,但是,我们也确看到,四处充斥着各种假医假药,大声疾呼打假者应不嫌多余。
高耀洁给无数病人送去温暖,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多给这位82岁的老人一些温暖,使她切身感受到一些阳光雨露吗?
和谐社会,需要心灵的沟通。
在高耀洁家中,一直挂着1984年在北京参加九三学社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与邓小平、胡耀邦、彭真、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她一直记着吴仪副总理与她两个半小时的谈话,记着吴仪副总理站在夜幕里看着她离去。
她不会空洞的说教,有的只是执著的感念和行动;她没有高深的理论,有的只是亲力亲为的体验和可能不太中听的快言快语;她没有物质利益的追求,有的只是尽己所能的给予和付出;她将生命的晚年全部投入抗艾之路,我国防艾事业的进步,有着她付出的心血和流淌的汗水。老人曾感动了中国,她不应再流泪。
高耀洁是一个医生,她一生只想尽到医生的责任。高耀洁说:“我从来就沒有想当个什么英雄。但是,是谁把那第一个艾滋病患者送到了我的面前?使我从那一天起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大概就是命运吧,谁让我是个医生?谁让我见了受苦难折磨的人就难以心安?谁让我见了黑暗和罪恶就怒发冲冠?”“天之生物有责,我的职责就是个医生。”
孙思邈《大医精诚》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 ,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
高耀洁在遗嘱中写道:“将来我死了,不留存墓地。……不举行仪式,不留骨灰,按原计划,我的骨灰将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黄河,让它流入大海,永远销声匿迹吧!”
的确,或许因为事过境迁,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不被人们所记取。但在他们的作为中,他们的人格中所洋溢出的精神力量,却是不为时间的流逝而磨砺消减的,今天想来,我们依然会感受到一种化物的温暖、一种劈坚的力量。当黑幕揭开,感动人们的,不是刘姝威的柔弱,而是知识分子的坚硬的良知;当飞船划过天穹,感动人们的,不是杨利伟的豪迈,却是英雄的儿女情长;当“亚洲飞人”流星般掠过跑道,感动人们的,不是刘翔的纪录,而是那颗渴望飞翔的心;当偏见与恐惧被驱散,感动人们的,不是高耀洁的蹒跚步履和丝丝华发,而是母亲的慈爱。纵观历年的评选,我们看到所有人物的共同的特质是: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这就是他们成为感动中国的候选人的理由,这就是他们留在我们记忆里的理由。
——摘自央视网《感动:持久而凝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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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199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2001年,她获得了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高耀洁为“第一位在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女性活动家”;2002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 2003年,她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获《南方周末》2003年度人物提名;2004年,她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11月2日,获得“内滕国际育儿奖”;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将她列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之一;2005年,她编著的《一万封信》获得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的“2004年度图书大奖”; 2007年4月5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公布,统一编号38980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高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