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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外资和财政支出对产出影响很大，本文从我国社会投资来源的主要方面，包括银行贷款、财政支出、利用外资和企业自筹投资等，与国民产出即国内生产总值构建回归模型，实证探讨我国社会投资与产出的关系及影响。得出自筹投资对产出有较大的影响，但明显低于外资对产出的影响，以及银行贷款对产出影响非常小且统计检验为不显著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金投入政策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经济；资金投入；产出
中图分类号：F724.6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11－００08－０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1.02
社会资金投入与产出效率有较大的差距。考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资金对产出的影响，从而把握投资金融政策的科学合理目标，提高投资金融政策实施的效果具有重大意义。
一、资金投入对产出影响的文献综述
我国银行信贷整体上对产出影响不显著，而财政支出和利用外资对产出有很大的影响。Aziz和Duenwald （2002）运用中国1988—1997年间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信贷扩张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尽管为正值，但统计上并不显著[1]。田成诗（2010）运用1995年1月—2009年6月数据实证分析也表明，我国银行信贷增长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2]。陈红、王伟（2010）运用湖北省1992—2008年数据分析认为，中长期信贷与经济增长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3]。张钢、段澈（2006）用1999—2004年板面数据分析认为，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是影响我国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因素，对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比较鲜明的地区差异性，不同地区的各项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差异性较大[4]。寇铁军、张波（2007）用1993—2005年板面数据分析表明，基建支出、企改支出、农业支出、工交事业费、文教卫事业费在各省区层面上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5]。邵腾伟、冉光和（2011）运用1978—2009年度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大于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6]。周春应、王波（2006）运用1989—2003年度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外商投资对中国资本积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和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与市场化程度互为因果关系，是经济增长及国际贸易、产业资本、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劳动力的原因[7]。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2010）利用我国1999—2007年27个制造行业面板数据进行检验表明，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反映的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绩效具有正面作用，外资参与度反映的溢出效应能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但小于技术转移产生的作用[8]。于津平、许小雨（2011）运用1990—2007年度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利用外资通过促进固定资本形成推动了长三角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和滞后，外商直接投资对长三角经济增长集约化的贡献并不显著[9]。王佳妮、郁维、钱书法（2011）运用1985—2007年度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基于外商投资、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外商投资对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大于进口的溢出效应[10]。
以上研究多从单项资金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或者财政与货币协调配合对产出的影响，这些成果只是揭示了部分资金与产出关系的规律。很少见社会投资主要来源指标与国民产出放在同一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能够比较全面揭示社会投资主要来源对产出的影响程度。本文从我国社会投资来源的主要方面，包括银行贷款、财政支出、利用外资和企业自筹投资等，与国民产出即国内生产总值构建回归模型，实证探讨我国社会投资与产出的关系及影响。
二、资金投入对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此对变量序列数据进行定义：名义产出（GDP）即当年国内生产总值；银行贷款（BL）即当年国内人民币贷款新增余额；财政支出（FE）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内的支出；利用外资（FDI）为实际利用外资按官方汇率折算人民币，简称外资；自筹投资（FW）即除贷款、财政以外的国内投资，简称内资。银行资金、财政资金、外资、内资是完全相互独立的。由于经过物价平抑指数调整的数据序列单整阶数不同，为保证各项数据序列的协整关系，笔者在此采用当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不会影响实证分析结论。在回归分析中运用Eviews5软件，对各变量序列数据均取对数，以利于消除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和弹性分析。对各变量对数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在不同常数项或趋势项下Eviews5软件自动给出滞后阶数，经过检验全部为一阶单整序列。对各变量对数序列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出残差E，对残差E检验为平稳序列，即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再经过Johansen检验（选择有截距无趋势项模型）表明至少有3个协整方程。
构建变量对数序列的线性随机方程：lnGDP=C(1)+ C(2)*lnBL+C(3)*lnFE+C(4)*lnFDI+C(5)*lnFW+?滋；以1981—2010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由于随机方程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经广义差分法消除序列相关得出随机方程估计模型1：
lnGDP=2.7659+0.0417*lnBL+0.4846*lnFE+0.24896*lnFDI
+0.15735*lnFW+[AR(1)=0.42278,AR(2)=-0.67870,
AR(5)=-0.46323] （1）
由于经过Chow检验在1993年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突变点，再通过设置虚拟变量（Dv=0，1992年以前；Dv=1，1993以后）验证了随机过程的结构性突变。因而以1993—2010年数据对随机方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得到随机方程估计模型2，并通过了模型误设检验，且经过残差检验不存在序列相关，模型R-squared和Adjusted R-squared值均超过0.99，拟合程度也非常好。
lnGDP=1.6794+0.0001*lnBL+0.4244*lnFE+0.4275*lnFDI
+0.2114*lnFW（2）
三、分析结果
从随机方程估计模型1看，财政支出（FE）对产出（GDP）影响最大，外商投资（FDI）和自筹投资（FW）对产出有较大的影响，银行贷款（BL）对产出影响很小，随机变量估计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随机方程估计模型2看，利用外资对产出影响上升为最大，这表明在1993年以后外商对产出影响明显增加，弹性由0.25上升至0.43，即利用外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增加将达到0.43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对产出影响尽管为正但非常小，并且经过T统计检验为不显著，这表明贷款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财政支出、自筹投资对产出保持有很大或较大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42和0.21。以下对我国资金投入对产出影响实证结论的理论解释。
1.从逻辑推理分析来考察
一是财政资金对产出影响显著。我国是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财政支出用于投资建设的比重较大，而且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和产业表现为瓶颈制约财政资金的基础设施和产业的投入，以缓解瓶颈而促进国民产出增长。二是银行贷款对产出影响不显著。银行贷款可以分为两块资金来源：一块是社会资源积累（储蓄）转换过来的；另一块是由央行货币效应派生（创造）出来的。而政策手段能够调节的正是派生贷款。三是利用外资对产出影响很大。外资流入将产生溢出效应，不仅带来技术转移和扩散，而且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运用较为科学的管理，这种技术、产品、管理的交流和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产出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四是自筹投资对产出影响小于外资。内资规模要明显大于外资，但对产出的影响却低于外资，这表明我国内资的运用效率较低。多数学者认为，大量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导致我国企业整体投资效率比较低，但为吸引外资给予了过度的优惠政策，也给内资企业带来不平等的竞争。
2.从经济周期过程来考察
经济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一般逆周期操作，而企业投资决策通常顺周期操作。一是财政支出为逆经济周期操作。财政政策应对经济过热，预算支出注重结构性调整的转移，由经济效益向社会效益的倾斜，这有利于产出增长的长期趋势；而应对经济低迷会扩大预算支出，主要是扩大对基础设施和瓶颈产业投资，将发挥投资启动的政策带动效应。二是信贷投入应对经济周期的复杂性。我国银行信贷受宏观政策和商业化双重约束，经济低迷时期与宏观政策联动的逆经济周期操作要扩大投放，经济高涨时期受利益驱动的顺经济周期操作也扩大投放，这导致信贷投放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降低资金利用效率。在经济低迷时期扩大信贷投入，这种逆周期操作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因为低迷市场中具有融资积极性和资金需求的，或者是高风险客户和高风险项目，或者是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在经济高涨时期扩大信贷投入，这种顺周期操作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因为前景一片光明掩盖了客户和项目的潜在风险，银行在激烈竞争中短期内难以有效判断其风险状况，大量不良项目获得贷款后最终将暴露为不良资产。三是外资和内资均顺经济周期操作。外商投资和自筹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一致，而投资属于国民产出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产出将有显著的影响，而从1993年以来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外资和内资的利用效率也在逐步提高，对国民产出的影响也明显增强。
四、对我国资金投入政策的建议
1.以财政政策为先导优化产业结构
财政政策不仅可以实施需求调节，而且还可以对供给产生影响，实证分析也表明其对产出影响很大，尤其相对于实施货币政策的优势是对治理通货膨胀有积极的效果。首先在降低行政管理支出的同时，通过增加教育、科技、农业支出以及工交事业费，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其次财政支出在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同时，积极引导新兴战略产业成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三是加大对高新技术领域财政支出，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为提升企业竞争力提供物质和科技支持。
2.信贷政策要从重数量向重价格转变
信贷数量扩张不仅不能促进产出增长，而且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目前流动性存量过大已拉升了通货膨胀，但仍不能满足资金低价格下旺盛的信贷需求，应当提高利率水平降低资金的需求，运用利率的价格杆杠能更好的控制信贷规模。但利率不仅调节信贷需求，而且与汇率相联系，因而利率工具尤其加息操作会比较迟疑，导致通货膨胀时期常常伴随着负利率水平，即信贷紧缩与负利率并存的矛盾，信贷政策数量操作存在两难矛盾因而效果较差。信贷的数量工具调控更接近行政手段，而信贷的利率工具调控才更接近市场手段，信贷政策要逐步转化为市场调控为主，更多的采取利率工具的价格手段。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价格是最敏感的和最有效的市场信息，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统筹处理与汇率改革间的关系，构建货币信贷调控价格手段的常态机制，引导资金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
3.对利用外资实行结构性的选择
我国资金供给从严重短期转向相对过剩，国内资金由于缺乏好的投资项目和渠道，大量资金流向了资产泡沫投机。而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的“超国民待遇”扭曲了我国对外资的实际需求，在当前国内资金过剩的情况下，还在鼓励外资甚至诱导短期投机资本的“热钱”大规模进入。我国超额外汇储备增大了汇率风险，而外资增长过快是外汇顺差的重要因素，对外资既要积极利用，更要优化选择。一是要继续坚持利用外资的政策。合理利用外资是开放经济的标志，外资进入能够提升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从而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二是发挥好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引进外资的实效，提高外资的科技含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三是尽快收回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政策，防止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尤其要避免“热钱”大量流入所引起的流动性过剩风险。
4.提高内资企业的投资效率
内资使用效率和效果与外资有明显的差距，因为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较低，也因为内资企业整体上设备和技术比较落后，国内企业竞争力有待提高。一是要调动和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鼓励、引导民间企业投资，积极运用减税和补贴等财税政策，支持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二是应主动扩大进口规模。扩大进口不仅能降低外汇储备风险，而且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可以促进国内外技术竞争，推动生产要素向高效率产业转移。三是内资企业要加快技术创新。要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大自主创新和研发的投入，将自主创新与技术吸收、技术引进相结合，以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1]Aziz, Jahangir, Duenwald, Christoph. Growth-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Nexus in China[R]. IMF Working Paper, 2002.
[2]田成诗.中国股市、信贷市场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4.
[3]陈红,王伟.股票市场、中长期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4):112-117.
[4]张钢,段澈.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88-94.
[5]寇铁军,周波.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J].财贸经济,2007(12):17-23.
[6]邵腾伟,冉光和.财政收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变化趋势[J].当代财经,2011(2):36-44.
[7]周春应,王波.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和动态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3):8-16.
[8]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1(6):92-104.
[9]于津平,许小雨.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资利用效应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1)72-81.
[10]王佳妮,郁维,钱书法.FDI、进口与中国经济增长:两种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比较[J].山东经济，2011(1):51-55.
关键词：经济；资金投入；产出
中图分类号：F724.6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11－００08－０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1.02
社会资金投入与产出效率有较大的差距。考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资金对产出的影响，从而把握投资金融政策的科学合理目标，提高投资金融政策实施的效果具有重大意义。
一、资金投入对产出影响的文献综述
我国银行信贷整体上对产出影响不显著，而财政支出和利用外资对产出有很大的影响。Aziz和Duenwald （2002）运用中国1988—1997年间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信贷扩张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尽管为正值，但统计上并不显著[1]。田成诗（2010）运用1995年1月—2009年6月数据实证分析也表明，我国银行信贷增长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2]。陈红、王伟（2010）运用湖北省1992—2008年数据分析认为，中长期信贷与经济增长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3]。张钢、段澈（2006）用1999—2004年板面数据分析认为，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是影响我国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因素，对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比较鲜明的地区差异性，不同地区的各项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差异性较大[4]。寇铁军、张波（2007）用1993—2005年板面数据分析表明，基建支出、企改支出、农业支出、工交事业费、文教卫事业费在各省区层面上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5]。邵腾伟、冉光和（2011）运用1978—2009年度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大于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6]。周春应、王波（2006）运用1989—2003年度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外商投资对中国资本积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和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与市场化程度互为因果关系，是经济增长及国际贸易、产业资本、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劳动力的原因[7]。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2010）利用我国1999—2007年27个制造行业面板数据进行检验表明，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反映的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绩效具有正面作用，外资参与度反映的溢出效应能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但小于技术转移产生的作用[8]。于津平、许小雨（2011）运用1990—2007年度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利用外资通过促进固定资本形成推动了长三角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和滞后，外商直接投资对长三角经济增长集约化的贡献并不显著[9]。王佳妮、郁维、钱书法（2011）运用1985—2007年度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基于外商投资、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外商投资对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大于进口的溢出效应[10]。
以上研究多从单项资金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或者财政与货币协调配合对产出的影响，这些成果只是揭示了部分资金与产出关系的规律。很少见社会投资主要来源指标与国民产出放在同一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能够比较全面揭示社会投资主要来源对产出的影响程度。本文从我国社会投资来源的主要方面，包括银行贷款、财政支出、利用外资和企业自筹投资等，与国民产出即国内生产总值构建回归模型，实证探讨我国社会投资与产出的关系及影响。
二、资金投入对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此对变量序列数据进行定义：名义产出（GDP）即当年国内生产总值；银行贷款（BL）即当年国内人民币贷款新增余额；财政支出（FE）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内的支出；利用外资（FDI）为实际利用外资按官方汇率折算人民币，简称外资；自筹投资（FW）即除贷款、财政以外的国内投资，简称内资。银行资金、财政资金、外资、内资是完全相互独立的。由于经过物价平抑指数调整的数据序列单整阶数不同，为保证各项数据序列的协整关系，笔者在此采用当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不会影响实证分析结论。在回归分析中运用Eviews5软件，对各变量序列数据均取对数，以利于消除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和弹性分析。对各变量对数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在不同常数项或趋势项下Eviews5软件自动给出滞后阶数，经过检验全部为一阶单整序列。对各变量对数序列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出残差E，对残差E检验为平稳序列，即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再经过Johansen检验（选择有截距无趋势项模型）表明至少有3个协整方程。
构建变量对数序列的线性随机方程：lnGDP=C(1)+ C(2)*lnBL+C(3)*lnFE+C(4)*lnFDI+C(5)*lnFW+?滋；以1981—2010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由于随机方程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经广义差分法消除序列相关得出随机方程估计模型1：
lnGDP=2.7659+0.0417*lnBL+0.4846*lnFE+0.24896*lnFDI
+0.15735*lnFW+[AR(1)=0.42278,AR(2)=-0.67870,
AR(5)=-0.46323] （1）
由于经过Chow检验在1993年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突变点，再通过设置虚拟变量（Dv=0，1992年以前；Dv=1，1993以后）验证了随机过程的结构性突变。因而以1993—2010年数据对随机方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得到随机方程估计模型2，并通过了模型误设检验，且经过残差检验不存在序列相关，模型R-squared和Adjusted R-squared值均超过0.99，拟合程度也非常好。
lnGDP=1.6794+0.0001*lnBL+0.4244*lnFE+0.4275*lnFDI
+0.2114*lnFW（2）
三、分析结果
从随机方程估计模型1看，财政支出（FE）对产出（GDP）影响最大，外商投资（FDI）和自筹投资（FW）对产出有较大的影响，银行贷款（BL）对产出影响很小，随机变量估计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随机方程估计模型2看，利用外资对产出影响上升为最大，这表明在1993年以后外商对产出影响明显增加，弹性由0.25上升至0.43，即利用外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增加将达到0.43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对产出影响尽管为正但非常小，并且经过T统计检验为不显著，这表明贷款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财政支出、自筹投资对产出保持有很大或较大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42和0.21。以下对我国资金投入对产出影响实证结论的理论解释。
1.从逻辑推理分析来考察
一是财政资金对产出影响显著。我国是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财政支出用于投资建设的比重较大，而且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和产业表现为瓶颈制约财政资金的基础设施和产业的投入，以缓解瓶颈而促进国民产出增长。二是银行贷款对产出影响不显著。银行贷款可以分为两块资金来源：一块是社会资源积累（储蓄）转换过来的；另一块是由央行货币效应派生（创造）出来的。而政策手段能够调节的正是派生贷款。三是利用外资对产出影响很大。外资流入将产生溢出效应，不仅带来技术转移和扩散，而且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运用较为科学的管理，这种技术、产品、管理的交流和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产出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四是自筹投资对产出影响小于外资。内资规模要明显大于外资，但对产出的影响却低于外资，这表明我国内资的运用效率较低。多数学者认为，大量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导致我国企业整体投资效率比较低，但为吸引外资给予了过度的优惠政策，也给内资企业带来不平等的竞争。
2.从经济周期过程来考察
经济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一般逆周期操作，而企业投资决策通常顺周期操作。一是财政支出为逆经济周期操作。财政政策应对经济过热，预算支出注重结构性调整的转移，由经济效益向社会效益的倾斜，这有利于产出增长的长期趋势；而应对经济低迷会扩大预算支出，主要是扩大对基础设施和瓶颈产业投资，将发挥投资启动的政策带动效应。二是信贷投入应对经济周期的复杂性。我国银行信贷受宏观政策和商业化双重约束，经济低迷时期与宏观政策联动的逆经济周期操作要扩大投放，经济高涨时期受利益驱动的顺经济周期操作也扩大投放，这导致信贷投放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降低资金利用效率。在经济低迷时期扩大信贷投入，这种逆周期操作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因为低迷市场中具有融资积极性和资金需求的，或者是高风险客户和高风险项目，或者是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在经济高涨时期扩大信贷投入，这种顺周期操作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因为前景一片光明掩盖了客户和项目的潜在风险，银行在激烈竞争中短期内难以有效判断其风险状况，大量不良项目获得贷款后最终将暴露为不良资产。三是外资和内资均顺经济周期操作。外商投资和自筹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一致，而投资属于国民产出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产出将有显著的影响，而从1993年以来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外资和内资的利用效率也在逐步提高，对国民产出的影响也明显增强。
四、对我国资金投入政策的建议
1.以财政政策为先导优化产业结构
财政政策不仅可以实施需求调节，而且还可以对供给产生影响，实证分析也表明其对产出影响很大，尤其相对于实施货币政策的优势是对治理通货膨胀有积极的效果。首先在降低行政管理支出的同时，通过增加教育、科技、农业支出以及工交事业费，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其次财政支出在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同时，积极引导新兴战略产业成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三是加大对高新技术领域财政支出，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为提升企业竞争力提供物质和科技支持。
2.信贷政策要从重数量向重价格转变
信贷数量扩张不仅不能促进产出增长，而且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目前流动性存量过大已拉升了通货膨胀，但仍不能满足资金低价格下旺盛的信贷需求，应当提高利率水平降低资金的需求，运用利率的价格杆杠能更好的控制信贷规模。但利率不仅调节信贷需求，而且与汇率相联系，因而利率工具尤其加息操作会比较迟疑，导致通货膨胀时期常常伴随着负利率水平，即信贷紧缩与负利率并存的矛盾，信贷政策数量操作存在两难矛盾因而效果较差。信贷的数量工具调控更接近行政手段，而信贷的利率工具调控才更接近市场手段，信贷政策要逐步转化为市场调控为主，更多的采取利率工具的价格手段。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价格是最敏感的和最有效的市场信息，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统筹处理与汇率改革间的关系，构建货币信贷调控价格手段的常态机制，引导资金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
3.对利用外资实行结构性的选择
我国资金供给从严重短期转向相对过剩，国内资金由于缺乏好的投资项目和渠道，大量资金流向了资产泡沫投机。而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的“超国民待遇”扭曲了我国对外资的实际需求，在当前国内资金过剩的情况下，还在鼓励外资甚至诱导短期投机资本的“热钱”大规模进入。我国超额外汇储备增大了汇率风险，而外资增长过快是外汇顺差的重要因素，对外资既要积极利用，更要优化选择。一是要继续坚持利用外资的政策。合理利用外资是开放经济的标志，外资进入能够提升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从而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二是发挥好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引进外资的实效，提高外资的科技含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三是尽快收回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政策，防止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尤其要避免“热钱”大量流入所引起的流动性过剩风险。
4.提高内资企业的投资效率
内资使用效率和效果与外资有明显的差距，因为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较低，也因为内资企业整体上设备和技术比较落后，国内企业竞争力有待提高。一是要调动和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鼓励、引导民间企业投资，积极运用减税和补贴等财税政策，支持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二是应主动扩大进口规模。扩大进口不仅能降低外汇储备风险，而且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可以促进国内外技术竞争，推动生产要素向高效率产业转移。三是内资企业要加快技术创新。要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大自主创新和研发的投入，将自主创新与技术吸收、技术引进相结合，以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1]Aziz, Jahangir, Duenwald, Christoph. Growth-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Nexus in China[R]. IMF Working Paper, 2002.
[2]田成诗.中国股市、信贷市场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4.
[3]陈红,王伟.股票市场、中长期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4):112-117.
[4]张钢,段澈.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88-94.
[5]寇铁军,周波.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J].财贸经济,2007(12):17-23.
[6]邵腾伟,冉光和.财政收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变化趋势[J].当代财经,2011(2):36-44.
[7]周春应,王波.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和动态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3):8-16.
[8]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1(6):92-104.
[9]于津平,许小雨.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资利用效应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1)72-81.
[10]王佳妮,郁维,钱书法.FDI、进口与中国经济增长:两种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比较[J].山东经济，2011(1):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