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看似柔弱文气的女子，却跟这个世界上强度最大的运动结下不解之缘。放弃北大广告系给她带来的优裕生活，做了一名自由攀登者。亲历两次山难，仍不言放弃，向完善自我和挑战极限的巅峰迈进。
她叫李兰，西藏登山学校老师，国内首部户外探险电影《巅峰记忆》的当事人和女主角。
循着雪山的召唤
生长于北京，北大广告系毕业。李兰没房子，没存款，没稳定的工作，似乎混得有点失败。
1998年夏天，李兰19岁，读大二，裙裾飘飘，快乐而骄傲。一个偶然机会，瞥见食堂边的一块展板，上面钉着一幅海报，神奇大美的西藏和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就在眼前，叩击心灵。海报下面是北大山鹰社的招募启事。
山鹰社是享誉国内的登山社团。对社团兴趣不大的李兰，冲着西藏报了名，招聘的同学看她瘦瘦弱弱的样子，疑问，登山是人人能玩的？李兰的韧劲上来了，偏着头说：“我能行。”
那一年，李兰随山鹰社的大队人马，热热闹闹去北京周围爬山、攀巖，学习登山的基本技术。很多女生都败下阵来，李兰却越学越有劲，渐渐，她将做一名自由攀登者当成理想。
1999年，李兰和山鹰专业队员攀登四川雪宝顶。这是一座很适合初学者攀登的山，雪线以上只有400多米高，坡度在0度到25度之间。李兰胸有成竹、无畏无惧。
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很快让她感到敬畏，踩在看似坚硬的雪壳上，突然“砰”一声，脚下的雪开始滑动，铺开了篮球场那么大的一片雪，人混在雪里滑到平坦处，赶紧爬起来。
李兰刚走几步，一处雪崖横在眼前，一块落石不偏不倚打在她头上，幸好戴了头盔。然而不幸却在她的身边发生了，同伴周慧霞因身体失衡滑坠，瞬间被抛下悬崖不幸遇难。
李兰的痛哭在空旷山间回荡。
雪宝归来，李兰一下子长大了，她开始懂得珍惜每一座登临的山峰，每一个同行的朋友。不以征服的心态去对待山峦，试着了解、熟悉它的性情和气息，山有性灵，学着与它沟通和相处，而不是占领、驯服。
随后几年，李兰平安地攀登过中国的无数大山，她爱上了大山，也形成了大山的气质：独立、透彻、坚韧。
2002年，李兰毕业，放弃知名企业的优厚年薪，做了专业登山指导。7月，她受北大山鹰社之邀，共同登临希夏邦马峰。希夏邦马，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主峰海拔8012米，是全球14座8000米雪峰之一。
7月，李兰一行15位队员乘火车到格尔木，再坐火车辗转到拉萨。住10元钱一张床的小旅馆，也不是一人一床，好几个男生还睡在地上。登山前，西藏登山协会给他们三条建议：租一部海事卫星电话、雇几名向导、改季节攀登。
但三条建议都未被采纳，队员们没有钱，他们也不想错过宝贵的暑假时间。登山前，15人被分3组， 李兰在第二组。8月7日，第一组翻过一面6700米高的大雪坡，与第二组失去联系。李兰以为是对讲机故障，对讲机通话的有效距离只有5公里，遇到山崖阻挡则更短。
第二天，李兰和同伴按计划来到第一组的营地，发现没有人活动的痕迹，如雪地上的脚印等。他们侥幸地认为：或许他们改变计划提前冲顶，或许更改了线路。
但当他们继续向上搜索时，发现了半个足球场大的雪崩区域，李兰亲眼看见两个队友的遗体……她大声嘶哭，在漫天风雪中飘荡。
西藏登山协会接到求救后，派员赶到大本营。最终，搜救人员找到了第一组5名队员的遗体。按国际惯例，在拍照、取下部分遗物后，将遗体原地掩埋。
这起事件成了2002年8月震惊国内的大新闻。
自由登山者的知己
两次山难，特别是第二次，让李兰陷入巨大的悲伤、内疚、彷徨中。父母不允许她再爬山，凭她的条件，可以找一份不错的工作，选个好人嫁了，过安稳生活。李兰纠结了许久，还是放弃了。她不喜欢朝九晚五、熙攘拥挤的城市。只有在山里，才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因此，她毅然做了一名自由登山者，收入来源于给两家户外探险杂志写稿、登山培训、攀岩裁判。她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攀登。但每次登山，山难的场景历历在目、逆光而来，她忧伤而孤独，不知心结如何解开。
很多次，李兰独自登临山顶，一览众山小。但她的寂寞并没有稀释，她看清自己内心的那些软弱和无助。眼前的冰天雪地和碎石蛮荒，很久以前就跟她建立起了某种联系，有这么些好朋友，李兰无惧世俗。软弱和孤独，来自那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8年过去，李兰仍没办法与自己和解。
直到2009年5月，她接到老朋友孙斌的电话，“兰兰，《巅峰记忆》要拍了，你是不可或缺的唯一女主角，回来谈谈吧！”
听到这个消息，李兰激动不已。孙斌是山鹰社的老社员，现是北京一家公司的经理。2002年的山难是几乎所有山鹰人不愿碰的话题，但他和李兰及其他几个老社员曾深度讨论了很久，想以纪录片的方式回顾和纪念。
当时，有人指出不应该重提过去，这对失去孩子的家庭太残酷。而当时的登山队也陷入了来自社会、遇难者家庭和自身的重重困顿，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但孙斌的意念很坚定，走出校门、经历了大小山峰的洗礼之后，他已变得非常理智，“这件事在中国民间登山活动中具有代表意义，我们不应该忘记，将它完整地记录下来，或许是对逝去的人和后来者最好的告慰和借鉴。”
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也是唯一一名女队员，李兰同意孙斌的观点，投了赞成票。没想到时隔数年，孙斌竟促成了这件事情。
不应忘却的巅峰记忆
在这个物欲年代，坚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曾一度有人邀李兰合伙办学、做俱乐部，她不用出钱，只要参与即可。李兰一一拒绝，在她看来，经营不是一个自由登山者的行为。
李兰眼里，登山不仅仅是一种体育运动，不但需要身体条件、意志力这些一般运动需要的东西，还有感悟、探索和对话。登山是一种修行。
多年前的理想变成完整的生活哲学，因此，面对孙斌投资执导的《巅峰记忆》邀请时，李兰坦然而自信地接受了。“作为一个登山者，最好的救赎就是重登那座山。是纪念，也是告别。”
2009年9月，李兰随摄制组重新攀登希夏邦马峰。好不容易找到了当年雪崩的地方，曾经的岁月如漫天飞雪飘落面前，年轻的生命，自由灿烂的笑容，相扶相携艰难前行……而今，青春掩埋于雪下，记忆留在沉默的山谷里。“我们带着勇气来了，我们带着伤痛离开，我们又重新回来，我们终将会离去。”李兰说完这句话，已泪流满面。
这次，李兰带摄制组成功登顶，站在8000米以上的白雪皑皑的峰顶，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高远世界，纯净、绚丽、旷远、浪漫。19岁那年，在北大校园海报上看到的场景，如今复原在现实中。
李兰感慨，她已找到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同伴们的死亡，并不是无辜的，他们的梦想会在另外一个世界延续。
如果没有《巅峰记忆》，李兰不会有勇气再次亲近这座山。随后拍摄的一年间，她走进了罹难者亲人的世界、走进了更多登山者的理想国，拍这部电影，也如同攀登一座巍峨的大山。
那些挥之不去的阴影，渐渐烟消云散。
2011年3月，《巅峰记忆》在北京首映，随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作为中国首部登山题材的纪录电影，深受户外探险者好评。
而今，李兰的自由攀登身份逐渐得到认可，有企业给了她每年3万块钱的登山经费。虽然钱不多，却象征着一份肯定和鼓励。她还成为西藏登山学校的专业老师，授课时间由自己做主。
2011年，李兰计划攀登十几座大山。目前，她正在为去攀登另一座雪峰做准备。瘦弱文气的她，因何有如此强大的能量？“不要问我为什么，岁月的痕迹、攀登的痕迹、成长的痕迹都从身上掠过了，最后剩下来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我到这世界尽头来寻找的呢？”李兰说。
当下的她，是一个幸福纯粹的女人。
（编辑 郑儒凤Zrf911@sina.com）
她叫李兰，西藏登山学校老师，国内首部户外探险电影《巅峰记忆》的当事人和女主角。
循着雪山的召唤
生长于北京，北大广告系毕业。李兰没房子，没存款，没稳定的工作，似乎混得有点失败。
1998年夏天，李兰19岁，读大二，裙裾飘飘，快乐而骄傲。一个偶然机会，瞥见食堂边的一块展板，上面钉着一幅海报，神奇大美的西藏和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就在眼前，叩击心灵。海报下面是北大山鹰社的招募启事。
山鹰社是享誉国内的登山社团。对社团兴趣不大的李兰，冲着西藏报了名，招聘的同学看她瘦瘦弱弱的样子，疑问，登山是人人能玩的？李兰的韧劲上来了，偏着头说：“我能行。”
那一年，李兰随山鹰社的大队人马，热热闹闹去北京周围爬山、攀巖，学习登山的基本技术。很多女生都败下阵来，李兰却越学越有劲，渐渐，她将做一名自由攀登者当成理想。
1999年，李兰和山鹰专业队员攀登四川雪宝顶。这是一座很适合初学者攀登的山，雪线以上只有400多米高，坡度在0度到25度之间。李兰胸有成竹、无畏无惧。
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很快让她感到敬畏，踩在看似坚硬的雪壳上，突然“砰”一声，脚下的雪开始滑动，铺开了篮球场那么大的一片雪，人混在雪里滑到平坦处，赶紧爬起来。
李兰刚走几步，一处雪崖横在眼前，一块落石不偏不倚打在她头上，幸好戴了头盔。然而不幸却在她的身边发生了，同伴周慧霞因身体失衡滑坠，瞬间被抛下悬崖不幸遇难。
李兰的痛哭在空旷山间回荡。
雪宝归来，李兰一下子长大了，她开始懂得珍惜每一座登临的山峰，每一个同行的朋友。不以征服的心态去对待山峦，试着了解、熟悉它的性情和气息，山有性灵，学着与它沟通和相处，而不是占领、驯服。
随后几年，李兰平安地攀登过中国的无数大山，她爱上了大山，也形成了大山的气质：独立、透彻、坚韧。
2002年，李兰毕业，放弃知名企业的优厚年薪，做了专业登山指导。7月，她受北大山鹰社之邀，共同登临希夏邦马峰。希夏邦马，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主峰海拔8012米，是全球14座8000米雪峰之一。
7月，李兰一行15位队员乘火车到格尔木，再坐火车辗转到拉萨。住10元钱一张床的小旅馆，也不是一人一床，好几个男生还睡在地上。登山前，西藏登山协会给他们三条建议：租一部海事卫星电话、雇几名向导、改季节攀登。
但三条建议都未被采纳，队员们没有钱，他们也不想错过宝贵的暑假时间。登山前，15人被分3组， 李兰在第二组。8月7日，第一组翻过一面6700米高的大雪坡，与第二组失去联系。李兰以为是对讲机故障，对讲机通话的有效距离只有5公里，遇到山崖阻挡则更短。
第二天，李兰和同伴按计划来到第一组的营地，发现没有人活动的痕迹，如雪地上的脚印等。他们侥幸地认为：或许他们改变计划提前冲顶，或许更改了线路。
但当他们继续向上搜索时，发现了半个足球场大的雪崩区域，李兰亲眼看见两个队友的遗体……她大声嘶哭，在漫天风雪中飘荡。
西藏登山协会接到求救后，派员赶到大本营。最终，搜救人员找到了第一组5名队员的遗体。按国际惯例，在拍照、取下部分遗物后，将遗体原地掩埋。
这起事件成了2002年8月震惊国内的大新闻。
自由登山者的知己
两次山难，特别是第二次，让李兰陷入巨大的悲伤、内疚、彷徨中。父母不允许她再爬山，凭她的条件，可以找一份不错的工作，选个好人嫁了，过安稳生活。李兰纠结了许久，还是放弃了。她不喜欢朝九晚五、熙攘拥挤的城市。只有在山里，才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因此，她毅然做了一名自由登山者，收入来源于给两家户外探险杂志写稿、登山培训、攀岩裁判。她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攀登。但每次登山，山难的场景历历在目、逆光而来，她忧伤而孤独，不知心结如何解开。
很多次，李兰独自登临山顶，一览众山小。但她的寂寞并没有稀释，她看清自己内心的那些软弱和无助。眼前的冰天雪地和碎石蛮荒，很久以前就跟她建立起了某种联系，有这么些好朋友，李兰无惧世俗。软弱和孤独，来自那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8年过去，李兰仍没办法与自己和解。
直到2009年5月，她接到老朋友孙斌的电话，“兰兰，《巅峰记忆》要拍了，你是不可或缺的唯一女主角，回来谈谈吧！”
听到这个消息，李兰激动不已。孙斌是山鹰社的老社员，现是北京一家公司的经理。2002年的山难是几乎所有山鹰人不愿碰的话题，但他和李兰及其他几个老社员曾深度讨论了很久，想以纪录片的方式回顾和纪念。
当时，有人指出不应该重提过去，这对失去孩子的家庭太残酷。而当时的登山队也陷入了来自社会、遇难者家庭和自身的重重困顿，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但孙斌的意念很坚定，走出校门、经历了大小山峰的洗礼之后，他已变得非常理智，“这件事在中国民间登山活动中具有代表意义，我们不应该忘记，将它完整地记录下来，或许是对逝去的人和后来者最好的告慰和借鉴。”
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也是唯一一名女队员，李兰同意孙斌的观点，投了赞成票。没想到时隔数年，孙斌竟促成了这件事情。
不应忘却的巅峰记忆
在这个物欲年代，坚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曾一度有人邀李兰合伙办学、做俱乐部，她不用出钱，只要参与即可。李兰一一拒绝，在她看来，经营不是一个自由登山者的行为。
李兰眼里，登山不仅仅是一种体育运动，不但需要身体条件、意志力这些一般运动需要的东西，还有感悟、探索和对话。登山是一种修行。
多年前的理想变成完整的生活哲学，因此，面对孙斌投资执导的《巅峰记忆》邀请时，李兰坦然而自信地接受了。“作为一个登山者，最好的救赎就是重登那座山。是纪念，也是告别。”
2009年9月，李兰随摄制组重新攀登希夏邦马峰。好不容易找到了当年雪崩的地方，曾经的岁月如漫天飞雪飘落面前，年轻的生命，自由灿烂的笑容，相扶相携艰难前行……而今，青春掩埋于雪下，记忆留在沉默的山谷里。“我们带着勇气来了，我们带着伤痛离开，我们又重新回来，我们终将会离去。”李兰说完这句话，已泪流满面。
这次，李兰带摄制组成功登顶，站在8000米以上的白雪皑皑的峰顶，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高远世界，纯净、绚丽、旷远、浪漫。19岁那年，在北大校园海报上看到的场景，如今复原在现实中。
李兰感慨，她已找到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同伴们的死亡，并不是无辜的，他们的梦想会在另外一个世界延续。
如果没有《巅峰记忆》，李兰不会有勇气再次亲近这座山。随后拍摄的一年间，她走进了罹难者亲人的世界、走进了更多登山者的理想国，拍这部电影，也如同攀登一座巍峨的大山。
那些挥之不去的阴影，渐渐烟消云散。
2011年3月，《巅峰记忆》在北京首映，随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作为中国首部登山题材的纪录电影，深受户外探险者好评。
而今，李兰的自由攀登身份逐渐得到认可，有企业给了她每年3万块钱的登山经费。虽然钱不多，却象征着一份肯定和鼓励。她还成为西藏登山学校的专业老师，授课时间由自己做主。
2011年，李兰计划攀登十几座大山。目前，她正在为去攀登另一座雪峰做准备。瘦弱文气的她，因何有如此强大的能量？“不要问我为什么，岁月的痕迹、攀登的痕迹、成长的痕迹都从身上掠过了，最后剩下来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我到这世界尽头来寻找的呢？”李兰说。
当下的她，是一个幸福纯粹的女人。
（编辑 郑儒凤Zrf91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