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2001年出台“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时提出，“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对此争议都不小。可是，从2001到2019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个诺奖。也有数据表明，日本近些年的科研发表数量呈下降趋势，被引用的数量也没有以前多。
　　狂揽诺奖的日本人，危机感还是很重，其实没别人想象中那么高兴。

得诺奖的，都有点“不正常”

　　斩获诺贝尔奖不易，每位得主都有自己的个性。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尤其有着许多“不正常”的经历。
　　对于今年得奖的吉野彰，当听到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还以为是整人节目在开玩笑。去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据诺奖委员会的成员透露，76岁的他得知自己获奖时，表现得十分平静，甚至还有些害羞。
　　“皆为利往”的时代，日本的科研者却总带着一种特殊气质。
　　2008年，日本的下村修阴差阳错发现“绿色荧光蛋白”，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在他看来，获得这项殊荣不过是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路上，顺便完成的一件事情。
　　相较于上述两位，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经历更有趣。当时诺奖的报道一出，整个日本的媒体都陷入了“寻找田中耕一”的模式。似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数据库里也未曾录入过与他相关的信息。直到后来，人们发现，他只不过是一家企业里的无名小卒。
　　田中耕一不是什么专业的教授，也不是硕士博士出身，他是一间普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毕业后他一直在一家仪器制造会社担任电气工程师，获奖前，甚至连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发表过。人到中年，他却从电气转到化学领域，研究出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拿下了诺奖。
　　低学历、跨专业，从来不是日本科研者自暴自弃的借口。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身份背景同样平淡无奇。他出生在日本一个小渔村，从小就被别人叫“笨小孩”，高考也只考上了排名没那么好的德岛大学。毕业之后，中村修二进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工作。安于现状，他也就只能在公司里待到退休。
　　他在公司里研发的成果销量一般，经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饭”的，连上司都问他：“你怎么还没有辞职？”满腔怒气促使他开始了疯狂的努力，挑战一项看似无法达成的任务：开发高亮度蓝色的LED。
　　在这项研究上，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却也有无数人失败而返。当所有人都觉得中村修二不行时，他只是回答，“可以的”。
　　与来自专业背景的人不同，中村修二就像野蛮生长的局外人，他撇开专业“常识”，在自己开拓的道路上默默耕耘，最终开发出蓝色LED技术，赢得诺贝尔奖。中村修二说：“愤怒是我全部的动因，如果没有憋着一肚子气，我就不会成功。”
　　除了低学历之外，日本的诺奖得主中还有一位出了名的外语文盲——益川敏英，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在大学时期，益川敏英的英语就时常垫底，无论他如何努力，英语的水平和兴趣都从来不见起色。因为这个，益川敏英不敢轻易往外跑，拒绝参加许多国外的研讨会，在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前，他从未踏出过日本国门。
　　获得诺贝尔奖后，他用日语发表感言。会后有记者问他：“您打算学英语吗？”这位老教授干脆地回答：“不。”这大概就是这位科研者最后的坚守。
　　比起许多国家的诺奖得主华丽的履历，日本的研究者们看似更加接地气，来自五花八门的领域、背景，不那么完美的经历，更让人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在科研领域注入的国民性。

“神秘力量”早已开始

　　让日本狂揽诺奖的科学活力，大多出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是要保证获奖成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延迟性和滞后性。基础性研究成果由提出到被广泛认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检验，因此科学家从发现成果到获奖要经历长达20年以上的時间。
　　21世纪诺奖的“井喷”，其实是几十年来的巨大付出换来的成果。上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1971年又将目标提到3%。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2.11%，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后来虽然遭遇经济停滞，“失去的20年”也没有让日本研发经费的投入总量下跌。
　　例如，建于1982年的“超级神冈探测器”，工程耗资约104亿日元（约6.34亿元人民币），由小柴昌俊、棍田隆章、户冢洋二这三位互为师徒关系的科学家贡献力量。
　　小柴昌俊和棍田隆章分别在2002年及201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户冢洋二在2008年去世，但诺贝尔奖不追认已经逝世的人。棍田隆章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老师（户冢洋二）能再多活18个月，必能得奖。”
　　在科研经费充足的保障下，日本的科研环境也更自由。
　　由于科学技术的基础计划工作由专业机构进行，所以高校老师不需过分担心因没有科研成果受到惩罚。日本科学家职业受尊重、工资待遇较好。根据日本权威的“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1995年调查结果，在日本的187种职业中，大学教师的职业威望，仅次于并列第一的法官、律师。 　　日本的科研申报课题采用课题注册制，不用经过层层审批，保障其后续的研究经费很快拨款到位。不受外界干扰、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开放的科研环境，为专注于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教育改革也打造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促进探索思维的养成。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更注重联系现实生活。
　　在幼儿园、小学阶段，让孩子们重视与自然接触的生活经验，培养孩子的童趣与对自然的好奇。据媒体报道，在课程设计方面，日本的教科书引入了很多国际知名的文学作品，注重科学精神，尊重个性，关注世界性的合作与和谐共存。他们的教育理论强调“基础教育教师的教学自由”，促进开展因地制宜的课程设计，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日本的研究型大学也学风开明、自由，每个学校都有独特的底蕴和优势。如名古屋大学副校长渡边芳人所说，“名古屋大学的校训是‘做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其含义不仅仅是培养获取已有知识的人才，而且是有勇气抱着怀疑精神进行研究的人。”

日本人危机感从未减少

　　在这次诺奖公布的半年前，日本通过了2018年版《科学技术白皮书》。这样的白皮书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公布，对日本的科研实力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和全球主要国家进行比较。
　　白皮书指出，日本推动创新的基础能力正在迅速减弱。其中，显示研究质量的“被多次引用的学术论文篇数”一项，日本在各个国家中的排名已从10年前的第4位下降至第9位。
　　即使是每年都有人拿诺贝尔奖的日本，仍认为，肩负下一代未来的年轻研究人员，境遇更加困难。他们深知，想要持续创造国际性研究成果，就必须怀着危机感推进各项改革。
　　所以从2013年以来，日本《科技白皮书》多次承认日本科技创新力出现衰退，不论是论文的数量质量还是科研人才储备，以及研发资金投入都表现不佳。就算诺奖拿到手软，日本“高兴不起来”的原因，不只是危机意识，更是现实问题。
　　日本人重视荣誉，却在狂揽诺奖时，保持着令人生畏的冷静。

极致到矛盾的匠人精神

　　极致认真、脚踏实地、耐得住寂寞、确定一个目标就执行到底的匠人精神，是日本文化中不容小觑的一项。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为诺奖足足等了20年。在此前长达20多年的学术长跑里，他经历了种种挫折：博士毕业没工作、研究得不到支持、被迫转专业……但他仍坚持缩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研究，“十年如一日”熬过枯燥的学术生活。
　　从小处看，匠人精神是一种踏实，吃苦耐劳，是对细节的严谨执着;从另一方面，也是在科学精神方面的专业。一位留日的科研工作者说：日本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的小组研讨会上会非常细致认真地研讨错误出现的原因，但不会对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评。
　　这种对待错误的严谨和对出错者的宽容，恰恰激励了人们更加重视错误，防止错误的再发生。
　　而日本文化中还有种不可忽视的特点：矛盾。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深刻阐述了日本文化中处处体现的这种现象：“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
　　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高度重复的匠人精神同寻求不同的创新之间：正是匠人精神中矢志不渝的专注力量，才为创新发现时的灵光乍现提供可能，同时，为观点的实现提供保障。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曾说：“保持孤独，我才能够不被这些东西左右，逼近事物的本质，这让我能产生新的点子。”
　　在他看来，保持孤独，才能从内挖掘能量;专注于自身，才能缩短减少接触到“事物的本质”的时间，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换来的恰恰是灵感进发的瞬间。而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之间的运筹帷幄，也演绎着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
　　“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看似急功近利，但同时，日本人已经用几十年来的踏实付出为此做好准备。
　　去年，在诺奖公布后，有位华人科学家也走进了公众视野。美籍华裔科学家陈列平在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通过抗PD-1通路抗癌的思路。此次没有拿到诺奖，许多科学界内人士为他鸣不平，认为诺奖评审不公。
　　但陈列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人不擅长讲故事，不擅长将复杂的科学变为简单的概念去让人们接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最大的缺陷。”
　　也许在科研的路上、在奪下诺奖的竞赛中，中国人已经走出了很长一段路，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准备在这“滞后性”过去后迎来喜人的突破。
　　但至少，在日本18年内这些突出的成就中，也可以让人看清，在更多方面，也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