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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天我心里压力特别大，大年三十我接了八十几个电话，大年初一接了一百五十多个电话，完全是靠一股求生欲在做这个志愿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必须做，官方的调度和民间团体的灵活帮助都很重要。直到现在我觉得能做的事我都做到了。
我的志愿行动是从1月20日开始的。
如果把这个日期复盘一下，那天上午我们听到了新闻，是武汉确诊病例人数从几十人暴增到一百多人，这才让所有人意识到疫情传播的严重性。刚好那天我回家，我家在湖北荆门，离武汉不远。在汉口火车站坐车，我看到戴口罩的人不超过10%，这让我更慌了。
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自己掏钱去采购口罩，然后在汉口火车站、武昌火车站和武汉站发出去。口罩是以半卖半送的形式发放，一个口罩一块钱，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我也必须给你。当天口罩的进价大概只要1到5毛钱，所以我如果卖一块钱的话，5个人或者10个人中有一个愿意付钱，我这个项目就不会亏，可以保证剩下9个人都有口罩。
在这个阶段，我担心的是武汉的物流：“四通一达”快递和物流在春节期间会停，我必须抢一个时间差，让这批物资在物流停摆前尽早进入武汉，减缓疫情在春运返程期间进一步扩散到全国的速度。所以20日我定下了第一批口罩，但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他们做得更决绝，23日就封城了。
这个时候顺丰的速度还很快，所以20日下单的第一批口罩，22日就到达了武汉。我在武汉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小酒馆。所以到货的当天下午，在和合伙人商量之后，我把酒馆变成了口罩收货和转运的仓库。我告诉留守武汉的合伙人，我会安排人到武汉的3个大站去分发口罩，让他帮我协调物资的中间转运，因为我要赶在预定的23日下午回家。
23日凌晨，我正在清点这批物资，突然在手机上看到了武汉将于23日上午10点封城的消息，第一反应还是震惊。我马上给母亲打电话借了5000块钱，又进了一批口罩。之后给合伙人买了些菜，嘱咐了他一声，说要封城了，后面菜价物价可能会上涨，我先给你囤货，你在家里好好待著，千万别出门，避免跟其他人接触。
得知封城消息后，我临时将23日下午的火车票改签到了23日上午8点，提前半天回家。之前打电话的时候，母亲让我带些口罩回来，于是我随身带了100个KN95。等我到汉口火车站时，发现乘客里戴口罩的比例已经到了95%，但排队时，还是能看到有些人不戴口罩。我就决定顺手发一点口罩，开始的时候一人发一袋，一袋有两个口罩，预计发10个人没问题，后来发现自己还是太乐观。
在1月23日7：00到7：30发口罩的这半个小时里，我感觉人生百态都在眼前了。大部分人以为我是汉口站的志愿者，是工作人员，有很多人会说谢谢，但是有一些人你给他，他会问你这要不要钱，他认为你不值得信任。有一个情况我记得很清楚，我给一个老爹爹戴口罩，他说你凭什么挡我，你给我滚开。如果平时我就发火了，但我看他旁边有一个年轻姑娘，应该是他女儿。我就把口罩给了她，让她劝父亲戴上。
1月24日，我建立了几个志愿者群，“留守武汉志愿者群”“武汉市外志愿者群”和“湖北省内物流”，里面的志愿者最开始都是我的朋友和顾客。之后由于他们帮忙扩散消息，加入这两个群的人才变得越来越多。大家会在群里分享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求助信息，然后通过留守武汉的一线志愿者去提供帮助，而市外的志愿者更多是帮助寻找防疫物资、打通物资进入武汉的物流渠道。
我们的志愿者群应该说是临时建立起来的应急组织，没有正规的组织流程，不是先募集资金再购买物资，现在所有物资的钱都是我们自己来垫的，直到现在我和另一位出资的朋友的共同负债已经超过20万元了。回想起来，我们这种在资金最终到位前快速筹措物资的做法也算有利有弊，利就是反应速度快，弊就是这些借款我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还上，可能后面再找认捐渠道吧。
封城后，我才发现自己赶在封城前买到的这批口罩瞬间成为了紧缺资源，这个时期很多机构和个人空有资金，但怎么也买不到起码的防疫物资。
24日，武汉大学休斯敦校友会联系上我，说希望募集资金给武大买物资，但不知哪里有渠道，而我手里正好有一批口罩，于是我与武汉大学校友会负责人、休斯敦校友会负责人达成了三方的君子协议，由我提供物资，休斯顿校友会来负责筹措资金。
在陆续给武汉大学提供了2.2万个口罩之后，我发现由于病人大量涌入，各社区医院和发热门诊都极度缺乏口罩，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更大。1月27日起，我开始接受社区以及各机构的求助。由于此时手头口罩数量已经开始不够用了，所以我和武大校友会商量，能否把原定给武大的口罩匀出一部分来给其他单位，但对方不愿意（估计学校师生、校医院及各职能部门需求比较大），并且表示不再对这批物资负责费用，为此还闹了一点小矛盾，这是整个过程中让我感到很沮丧的事情。
除此之外，许多社区和机构的过度索取也让我很无奈。很多机构联系上我们之后，都会要求我们有多少给多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委托了一位医疗器械行业的朋友，让他对各个机构的紧迫程度做判断，分发不同数量和等级的口罩与防护用品。即使如此，还是没法避免机构中许多物资落不到实处的问题。
为此，我决定绕开中间机构，对受助者点对点帮助。从那之后到现在，我们不再通过中间机构来发放防护物资。有一位病人家属在微博求助，说父亲脑溢血要住院，但没有防护物资，有人将这位求助者的信息转给我之后，我发现这位患者离武汉陆军总医院比较近，而陆总又离武汉大学比较近。因为之前给武汉大学保卫部送过400个KN95口罩，于是我立马找了武汉大学保卫部的朋友，请他们匀了50个KN95口罩给这位求助者送过去。
随着转给我的求助案例越来越多，我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我能够调运的物资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我到底先救哪个？此外，志愿者时刻处于有感染风险的环境，这让我感到非常焦虑。我能做的也就是给他们准备好防护用品。但现实情况很紧迫，20日以来，我陆续一共捐送了近7万个一次性口罩和2.5万个KN95口罩，现在只剩下200个KN95了，这些我得留给志愿者们，这200个口罩就是他们最后的指望。
直到现在我觉得能做的事我都做到了，唯一有点后悔的是，之前捐给各种机构的时候没有预留口罩，结果现在我一个也拿不出来了。
眼下我最希望的，是这一切快点结束。疫情终结之后我能赶快去复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侠客行酒馆能尽快重新开业，这样我就能挣钱还上欠债。然后能和许久没见的老朋友见上一面，之前我们开玩笑说“上一次见面，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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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志愿行动是从1月20日开始的。
如果把这个日期复盘一下，那天上午我们听到了新闻，是武汉确诊病例人数从几十人暴增到一百多人，这才让所有人意识到疫情传播的严重性。刚好那天我回家，我家在湖北荆门，离武汉不远。在汉口火车站坐车，我看到戴口罩的人不超过10%，这让我更慌了。
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自己掏钱去采购口罩，然后在汉口火车站、武昌火车站和武汉站发出去。口罩是以半卖半送的形式发放，一个口罩一块钱，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我也必须给你。当天口罩的进价大概只要1到5毛钱，所以我如果卖一块钱的话，5个人或者10个人中有一个愿意付钱，我这个项目就不会亏，可以保证剩下9个人都有口罩。
在这个阶段，我担心的是武汉的物流：“四通一达”快递和物流在春节期间会停，我必须抢一个时间差，让这批物资在物流停摆前尽早进入武汉，减缓疫情在春运返程期间进一步扩散到全国的速度。所以20日我定下了第一批口罩，但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他们做得更决绝，23日就封城了。
这个时候顺丰的速度还很快，所以20日下单的第一批口罩，22日就到达了武汉。我在武汉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小酒馆。所以到货的当天下午，在和合伙人商量之后，我把酒馆变成了口罩收货和转运的仓库。我告诉留守武汉的合伙人，我会安排人到武汉的3个大站去分发口罩，让他帮我协调物资的中间转运，因为我要赶在预定的23日下午回家。
23日凌晨，我正在清点这批物资，突然在手机上看到了武汉将于23日上午10点封城的消息，第一反应还是震惊。我马上给母亲打电话借了5000块钱，又进了一批口罩。之后给合伙人买了些菜，嘱咐了他一声，说要封城了，后面菜价物价可能会上涨，我先给你囤货，你在家里好好待著，千万别出门，避免跟其他人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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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封城消息后，我临时将23日下午的火车票改签到了23日上午8点，提前半天回家。之前打电话的时候，母亲让我带些口罩回来，于是我随身带了100个KN95。等我到汉口火车站时，发现乘客里戴口罩的比例已经到了95%，但排队时，还是能看到有些人不戴口罩。我就决定顺手发一点口罩，开始的时候一人发一袋，一袋有两个口罩，预计发10个人没问题，后来发现自己还是太乐观。
在1月23日7：00到7：30发口罩的这半个小时里，我感觉人生百态都在眼前了。大部分人以为我是汉口站的志愿者，是工作人员，有很多人会说谢谢，但是有一些人你给他，他会问你这要不要钱，他认为你不值得信任。有一个情况我记得很清楚，我给一个老爹爹戴口罩，他说你凭什么挡我，你给我滚开。如果平时我就发火了，但我看他旁边有一个年轻姑娘，应该是他女儿。我就把口罩给了她，让她劝父亲戴上。
1月24日，我建立了几个志愿者群，“留守武汉志愿者群”“武汉市外志愿者群”和“湖北省内物流”，里面的志愿者最开始都是我的朋友和顾客。之后由于他们帮忙扩散消息，加入这两个群的人才变得越来越多。大家会在群里分享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求助信息，然后通过留守武汉的一线志愿者去提供帮助，而市外的志愿者更多是帮助寻找防疫物资、打通物资进入武汉的物流渠道。
我们的志愿者群应该说是临时建立起来的应急组织，没有正规的组织流程，不是先募集资金再购买物资，现在所有物资的钱都是我们自己来垫的，直到现在我和另一位出资的朋友的共同负债已经超过20万元了。回想起来，我们这种在资金最终到位前快速筹措物资的做法也算有利有弊，利就是反应速度快，弊就是这些借款我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还上，可能后面再找认捐渠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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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后，我才发现自己赶在封城前买到的这批口罩瞬间成为了紧缺资源，这个时期很多机构和个人空有资金，但怎么也买不到起码的防疫物资。
24日，武汉大学休斯敦校友会联系上我，说希望募集资金给武大买物资，但不知哪里有渠道，而我手里正好有一批口罩，于是我与武汉大学校友会负责人、休斯敦校友会负责人达成了三方的君子协议，由我提供物资，休斯顿校友会来负责筹措资金。
在陆续给武汉大学提供了2.2万个口罩之后，我发现由于病人大量涌入，各社区医院和发热门诊都极度缺乏口罩，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更大。1月27日起，我开始接受社区以及各机构的求助。由于此时手头口罩数量已经开始不够用了，所以我和武大校友会商量，能否把原定给武大的口罩匀出一部分来给其他单位，但对方不愿意（估计学校师生、校医院及各职能部门需求比较大），并且表示不再对这批物资负责费用，为此还闹了一点小矛盾，这是整个过程中让我感到很沮丧的事情。
除此之外，许多社区和机构的过度索取也让我很无奈。很多机构联系上我们之后，都会要求我们有多少给多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委托了一位医疗器械行业的朋友，让他对各个机构的紧迫程度做判断，分发不同数量和等级的口罩与防护用品。即使如此，还是没法避免机构中许多物资落不到实处的问题。
为此，我决定绕开中间机构，对受助者点对点帮助。从那之后到现在，我们不再通过中间机构来发放防护物资。有一位病人家属在微博求助，说父亲脑溢血要住院，但没有防护物资，有人将这位求助者的信息转给我之后，我发现这位患者离武汉陆军总医院比较近，而陆总又离武汉大学比较近。因为之前给武汉大学保卫部送过400个KN95口罩，于是我立马找了武汉大学保卫部的朋友，请他们匀了50个KN95口罩给这位求助者送过去。
随着转给我的求助案例越来越多，我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我能够调运的物资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我到底先救哪个？此外，志愿者时刻处于有感染风险的环境，这让我感到非常焦虑。我能做的也就是给他们准备好防护用品。但现实情况很紧迫，20日以来，我陆续一共捐送了近7万个一次性口罩和2.5万个KN95口罩，现在只剩下200个KN95了，这些我得留给志愿者们，这200个口罩就是他们最后的指望。
直到现在我觉得能做的事我都做到了，唯一有点后悔的是，之前捐给各种机构的时候没有预留口罩，结果现在我一个也拿不出来了。
眼下我最希望的，是这一切快点结束。疫情终结之后我能赶快去复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侠客行酒馆能尽快重新开业，这样我就能挣钱还上欠债。然后能和许久没见的老朋友见上一面，之前我们开玩笑说“上一次见面，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