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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最具符号意义的城市上海邀请男子110米栏世界冠军刘翔作为城市形象代言人。
刘翔是继“上海高度”代言人姚明之后的第二任上海形象大使，他代言的是“上海速度”。这似乎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正在快速奔跑的上海仍将加速奔跑。
“奔跑”也正是上海和整个中国留给世界最深刻的印象。西方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节目的片头通常是川流不息的外滩车流，摩肩接踵的滚滚人潮，或者是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在建筑工地上埋头苦干，与西方国家悠闲宁静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
就是这样，一路跑着的中国在2005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经济增长率达9．9％，GDP总量从1990年的全世界第11位跃升至2004年的第六位，超过了意大利，在20多年之内使4亿人脱离了贫困线。
如此的奔跑速度，使得到了2006年，世界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已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中国热”和“中国威胁”，“中国发展”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全球现象。
世界上从没有发生过的许多事都在中国发生了
有一句笑谈说，“你去上海了吗？”已经成了国际社区最流行的问候语。
这并非完全是一句笑谈。今年9月，就有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和300多位中国学者齐聚上海，参加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再次坐论“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参加这次论坛的最大感受是，“中国”目前既是全球经济界、外交界、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也是最大的猜想对象。
“中国崛起”将如何影响冷战之后的世界均势?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曾参与签署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卜励德(Nicholas Platt)就认为，“中国在其和平崛起期间已于国际势力平衡中添加了重要的力量”，全球力量平衡正出现从欧洲向太平洋的转移，“自苏联解体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个潜在影响平衡的力量”。
“中国发展”是不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有别于西方主流看法的模式?这个问题被中国学界反复争辩着。一位名叫乔舒亚·拉莫的美国记者为此创造出了一个名词——“北京共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过的一位印度学者甚至认为，谁能破译中国发展的密码，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也将为许多今天的难题提供终极智慧和解决方案?在今年世界杯赛上取得好成绩的葡萄牙队主教练斯科拉里就介绍说，他的成功靠的并非是先进的足球理念，而是从中国古老的《孙子兵法》中得到的灵感。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全球都在研究中国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世界上从没有发生过的许多事都在中国发生了。
让人“哇”与“哎哟”并存的中国
但是，被寄予厚望的奔跑中的中国，并非只有让人惊艳的速度。
新加坡《联合早报》驻上海记者吴新慧一年前来到中国的时候，为了了解—个“真实的”上海，特意选在了黄浦区的老城厢老西门居住。她的办公室则位于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对面就是“连卡佛”专卖店和星巴克咖啡。
尽管家和办公室同在一条路上，但吴新慧每天上下班所看到的，却是两个不同的上海。“常常是几步之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吴新慧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一过淮海路，就看到拥挤的弄堂里的市民把家里的椅子搬到马路中间，打着赤膊纳凉。”
吴新慧有个形象的说法来形容这样的两个上海——一个是让人“哇”一声的上海，另一个是让人“哎哟”一声的上海。
越来越多的海外媒体开始关注中国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体现出的贫富差距、环境恶化、诚信缺失、人文素质落后等问题。
9月24日的美国《洛杉矶时报》在一篇题为《信任危机对中国社会造成危害》的报道中说：“就在中国如同火箭一般在助推燃料的作用下飞快地跻身世界强国之际，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却被信任问题所困扰。规章制度不明不白，食品市场上充斥着危害人身健康的假货……缺乏信任甚至让婚姻出现危机。”
在关注中国的读者眼中，由此出现了中国两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是以惊人速度飞快奔跑、潜力无限的中国，另一个则是被诸多难题困扰的中国。
中国仍处于“复兴的初期阶段”
到底哪一个中国是想像中的中国，哪一个是真实的中国?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主旨演讲中特别指出，中国目前仍处于“复兴的初期阶段”——“中国的发展是快的，举世赞叹，但是任何成功都是有代价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环境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主任郑永年博士也提醒《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不能太乐观于国际社会所“热炒”的“中国崛起”——中国目前的崛起可能还只是经济的崛起，数字上的崛起，还不包括文化和道德的全面崛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软法专家王海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国际“软法”的表现形式通过三种形式展开，即文化与价值输出，国际组织或NGO的表现是否强有力，和国际组织的所在国的参与及利用国际组织的程度。中国目前的软实力输出仍然集中在第一点上，第二、第三点都是远远落后的。
“中国的软实力远远还占据不到主导作用，”王海峰说。
换言之，中国需要“跑”起来的，绝不仅仅是GDP，更是包括文化复兴、国际影响力提升、道德人文素质与发展相适应、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的全面要素。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戴炳然教授认为，中国应当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并把这个“速度与问题并存”的真实形象交给世界，而不光是“飞速发展”的一面。
更好的中国，而不是另一个美国
由于中国发展成功和不完美并存的特点，试图破译中国发展“密码”和预测“中国发展模式”可持续性、可移植性的学者专家也越来越多。
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梅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最近有一本新书叫做《中国，我们的邻居》(China Our Neighbour)，它的主题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是它自己的事，任何来自外部的评价都是无关紧要的，而对于真正了解中国的人来说，“惟一可以做的有实际意义的事就是解释在中国历史背景之下中国的发展”。
瑞士日内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教授同样认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成功挑战了西方主流的应对贫困和国家转型的办法，其精髓在于“植根于中国的国情”，而这也将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从贫困到恐怖主义——提供新的、具有思考价值的解决途径。
“中国当前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进一步改进‘中国发展模式’，从而管理、控制和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发展问题，”张维为说。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政治研究院的本杰明 ·左尔把这个发展方向解读为“要一个更好的中国，而不是另一个美国”。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则把它称为“是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13至15亿人的“中国梦”。
“我们甚至要从诸子百家中吸取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深远的智慧，包括政治理念、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都值得我们学习，”郑必坚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超越“独自奔跑”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已经上升为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大国，其影响已经超出了中国本身。中国需要思考：什么是中国应该具有的大国形象?什么是中国应该扮演的大国角色?
新加坡记者吴新慧认为，如果上海和整个中国能够超越目前已经确立的“奋起直追”的国际形象，赋予“速度”以更多的和谐、公平、注重质量等“绿色”内涵，将更加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吸引力。
而作为有影响力的地区和世界大国，中国还应当超越“独自奔跑”和“埋头发展”的形象。
美国资深外交官卜励德说，中国目前营造的这种“和平崛起”、“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对外形象是“非常适当的”，但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分享发展成果来告诉邻居，中国发展不仅是挑战，更是机遇。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向《瞭望东方周刊》指出，影响中国未来国际地位的有四大问题：中国如何应对自己的全球责任，如核不扩散，能源问题；如何使军事增长更加透明化，减少世界的担心；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贸易纠纷；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不给世界留下“情绪化”的印象。这些都有赖于中国与美国及全世界的合作。
美国拉特格斯大学一纽瓦克分校全球变化与治理中心高级研究员毛建明(James Muldoon)注意到，中国外交官的国际形象正在发生变化，这让他印象深刻。
今年9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为主题做了整版的封面文章。毛建明说，一个国家驻联合国官员走上《纽约时报》的封面本身就是很少见的。文章说，从王这样的外交官员身上所展现的老成(sophisticated)可以看出中国外交的成熟，这和中国崛起需要的外交环境是相一致的。
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加法尔·艾哈迈德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10年前，中国的公司到非洲投资，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赚钱而去的，对于非洲的环境一点都不关心，给他们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他认为，今天中国应该做更多的努力，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让非洲人了解中国，并先建立合作的关系然后再考虑商业利益。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得到了非洲人民的尊敬，”艾哈迈德说。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贝特勒·米说，中国政府在现有成绩之下，应该更多参与国际事务，与各种机构进行合作。中国政府也应该更加了解自己的责任，如扶贫，同时增加工作的透明度。
“后现代的社会需要大智慧。中国在这里贡献的不应仅仅是GDP，更应是Community(参与国际社区)的心态，”北京大学美籍教授安乐哲说。
刘翔是继“上海高度”代言人姚明之后的第二任上海形象大使，他代言的是“上海速度”。这似乎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正在快速奔跑的上海仍将加速奔跑。
“奔跑”也正是上海和整个中国留给世界最深刻的印象。西方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节目的片头通常是川流不息的外滩车流，摩肩接踵的滚滚人潮，或者是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在建筑工地上埋头苦干，与西方国家悠闲宁静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
就是这样，一路跑着的中国在2005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经济增长率达9．9％，GDP总量从1990年的全世界第11位跃升至2004年的第六位，超过了意大利，在20多年之内使4亿人脱离了贫困线。
如此的奔跑速度，使得到了2006年，世界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已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中国热”和“中国威胁”，“中国发展”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全球现象。
世界上从没有发生过的许多事都在中国发生了
有一句笑谈说，“你去上海了吗？”已经成了国际社区最流行的问候语。
这并非完全是一句笑谈。今年9月，就有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和300多位中国学者齐聚上海，参加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再次坐论“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参加这次论坛的最大感受是，“中国”目前既是全球经济界、外交界、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也是最大的猜想对象。
“中国崛起”将如何影响冷战之后的世界均势?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曾参与签署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卜励德(Nicholas Platt)就认为，“中国在其和平崛起期间已于国际势力平衡中添加了重要的力量”，全球力量平衡正出现从欧洲向太平洋的转移，“自苏联解体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个潜在影响平衡的力量”。
“中国发展”是不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有别于西方主流看法的模式?这个问题被中国学界反复争辩着。一位名叫乔舒亚·拉莫的美国记者为此创造出了一个名词——“北京共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过的一位印度学者甚至认为，谁能破译中国发展的密码，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也将为许多今天的难题提供终极智慧和解决方案?在今年世界杯赛上取得好成绩的葡萄牙队主教练斯科拉里就介绍说，他的成功靠的并非是先进的足球理念，而是从中国古老的《孙子兵法》中得到的灵感。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全球都在研究中国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世界上从没有发生过的许多事都在中国发生了。
让人“哇”与“哎哟”并存的中国
但是，被寄予厚望的奔跑中的中国，并非只有让人惊艳的速度。
新加坡《联合早报》驻上海记者吴新慧一年前来到中国的时候，为了了解—个“真实的”上海，特意选在了黄浦区的老城厢老西门居住。她的办公室则位于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对面就是“连卡佛”专卖店和星巴克咖啡。
尽管家和办公室同在一条路上，但吴新慧每天上下班所看到的，却是两个不同的上海。“常常是几步之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吴新慧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一过淮海路，就看到拥挤的弄堂里的市民把家里的椅子搬到马路中间，打着赤膊纳凉。”
吴新慧有个形象的说法来形容这样的两个上海——一个是让人“哇”一声的上海，另一个是让人“哎哟”一声的上海。
越来越多的海外媒体开始关注中国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体现出的贫富差距、环境恶化、诚信缺失、人文素质落后等问题。
9月24日的美国《洛杉矶时报》在一篇题为《信任危机对中国社会造成危害》的报道中说：“就在中国如同火箭一般在助推燃料的作用下飞快地跻身世界强国之际，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却被信任问题所困扰。规章制度不明不白，食品市场上充斥着危害人身健康的假货……缺乏信任甚至让婚姻出现危机。”
在关注中国的读者眼中，由此出现了中国两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是以惊人速度飞快奔跑、潜力无限的中国，另一个则是被诸多难题困扰的中国。
中国仍处于“复兴的初期阶段”
到底哪一个中国是想像中的中国，哪一个是真实的中国?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主旨演讲中特别指出，中国目前仍处于“复兴的初期阶段”——“中国的发展是快的，举世赞叹，但是任何成功都是有代价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环境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主任郑永年博士也提醒《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不能太乐观于国际社会所“热炒”的“中国崛起”——中国目前的崛起可能还只是经济的崛起，数字上的崛起，还不包括文化和道德的全面崛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软法专家王海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国际“软法”的表现形式通过三种形式展开，即文化与价值输出，国际组织或NGO的表现是否强有力，和国际组织的所在国的参与及利用国际组织的程度。中国目前的软实力输出仍然集中在第一点上，第二、第三点都是远远落后的。
“中国的软实力远远还占据不到主导作用，”王海峰说。
换言之，中国需要“跑”起来的，绝不仅仅是GDP，更是包括文化复兴、国际影响力提升、道德人文素质与发展相适应、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的全面要素。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戴炳然教授认为，中国应当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并把这个“速度与问题并存”的真实形象交给世界，而不光是“飞速发展”的一面。
更好的中国，而不是另一个美国
由于中国发展成功和不完美并存的特点，试图破译中国发展“密码”和预测“中国发展模式”可持续性、可移植性的学者专家也越来越多。
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梅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最近有一本新书叫做《中国，我们的邻居》(China Our Neighbour)，它的主题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是它自己的事，任何来自外部的评价都是无关紧要的，而对于真正了解中国的人来说，“惟一可以做的有实际意义的事就是解释在中国历史背景之下中国的发展”。
瑞士日内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教授同样认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成功挑战了西方主流的应对贫困和国家转型的办法，其精髓在于“植根于中国的国情”，而这也将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从贫困到恐怖主义——提供新的、具有思考价值的解决途径。
“中国当前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进一步改进‘中国发展模式’，从而管理、控制和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发展问题，”张维为说。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政治研究院的本杰明 ·左尔把这个发展方向解读为“要一个更好的中国，而不是另一个美国”。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则把它称为“是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13至15亿人的“中国梦”。
“我们甚至要从诸子百家中吸取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深远的智慧，包括政治理念、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都值得我们学习，”郑必坚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超越“独自奔跑”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已经上升为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大国，其影响已经超出了中国本身。中国需要思考：什么是中国应该具有的大国形象?什么是中国应该扮演的大国角色?
新加坡记者吴新慧认为，如果上海和整个中国能够超越目前已经确立的“奋起直追”的国际形象，赋予“速度”以更多的和谐、公平、注重质量等“绿色”内涵，将更加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吸引力。
而作为有影响力的地区和世界大国，中国还应当超越“独自奔跑”和“埋头发展”的形象。
美国资深外交官卜励德说，中国目前营造的这种“和平崛起”、“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对外形象是“非常适当的”，但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分享发展成果来告诉邻居，中国发展不仅是挑战，更是机遇。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向《瞭望东方周刊》指出，影响中国未来国际地位的有四大问题：中国如何应对自己的全球责任，如核不扩散，能源问题；如何使军事增长更加透明化，减少世界的担心；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贸易纠纷；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不给世界留下“情绪化”的印象。这些都有赖于中国与美国及全世界的合作。
美国拉特格斯大学一纽瓦克分校全球变化与治理中心高级研究员毛建明(James Muldoon)注意到，中国外交官的国际形象正在发生变化，这让他印象深刻。
今年9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为主题做了整版的封面文章。毛建明说，一个国家驻联合国官员走上《纽约时报》的封面本身就是很少见的。文章说，从王这样的外交官员身上所展现的老成(sophisticated)可以看出中国外交的成熟，这和中国崛起需要的外交环境是相一致的。
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加法尔·艾哈迈德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10年前，中国的公司到非洲投资，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赚钱而去的，对于非洲的环境一点都不关心，给他们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他认为，今天中国应该做更多的努力，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让非洲人了解中国，并先建立合作的关系然后再考虑商业利益。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得到了非洲人民的尊敬，”艾哈迈德说。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贝特勒·米说，中国政府在现有成绩之下，应该更多参与国际事务，与各种机构进行合作。中国政府也应该更加了解自己的责任，如扶贫，同时增加工作的透明度。
“后现代的社会需要大智慧。中国在这里贡献的不应仅仅是GDP，更应是Community(参与国际社区)的心态，”北京大学美籍教授安乐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