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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仁学》是谭嗣同的代表作之一，是晚清少见的有着一定体系、熔铸中西思想于一冶的伟大著作。它反对封建伦常，提倡“民本君末”的民权说；批判“纲常名教”的阶层论，主张破除封建等级制度；彰显自由、民主、科学，声张人权，其社会政治思想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光辉。
关键词：《仁学》；民主；自由
中图分类号：B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仁学》是谭嗣同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写于1896-1897年间。纵观五万多字的《仁学》全貌，虽显庞杂但其宗旨十分明确，一为救世方案之“心学”；一为“冲决网罗”之学。谭嗣同不但要“冲决利禄之网”、“俗学之网”，还要“冲决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直斥历代的封建君主是“独夫民贼”，君主专制实为强盗政治。他猛烈抨击传统的忠君思想，认为提倡忠君就是“辅桀”、“助纣”，是祸国殃民。这种反对君主专制的激进态度和渴望个性解放的激情，使谭嗣同的社会政治思想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光辉。
一、提倡“民本君末”的民权论
谭嗣同认为，封建君主专制是限制与扼杀资本主义发展的总根子，要兴民权，必须抑君权。他以大无畏的胆力，愤怒激烈的言词，对封建的君主专制、纲常名教予以无情的鞭挞。首先，谭嗣同从宇宙观上否定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君权神授说”。他指出，“天”和“神”都是帝王虚拟的，目的是挟天子以压制天下，所谓“君权神授”是毫无道理的，是君主欺骗愚弄群臣的把戏。他尖刻地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公举一民为君，夫曰公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1]P339君既是由民推举出来的，那么，君与民的关系，就是平等的，不应该不平等。这才是世之公理，人之常情。其次，用“民本君末”的民权论否定君权至上的绝对权威。他指出，君、臣与民之间是基于“通功易事”的关系，不存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君是为民办事的，臣是借助君为民办事的。不仅如此，“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1]P339。再次，用君权可变论否定君权不变论。在谭嗣同看来，既然君为民所共举，是为民办事的，如果君主不为民办事，就是违背了民意，“众人则必可共废之”，即主张人民对君主有罢免权，从而否定了君权世袭制和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性。
二、批判“纲常名教”的阶层论
在封建主义制度下，神权、君权、族权和父权，这四种势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强的绳索。谭嗣同清楚的看到了这些陈规旧俗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从谋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三纲五常。
在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是核心。在君臣关系上，谭嗣同指出：“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不复人理，延及今兹，方愈剧矣。”[1]P337他认为君臣是平等的，君可以责臣，臣可以责君，臣不应该对君有尽忠死节的道理。他还大胆地揭露，君是独夫民贼，若还对他忠心耿耿，那就是助纣为虐。“中国人尤以忠义相奈示，只不知世间有羞耻事矣！”[1]P334谭嗣同否定了这种为君尽忠的思想，而把民与国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民为本，“除民而外，国过何有！”因此，报国必须为民，把忠君视为爱国，是本末倒置，十分荒谬。从忠君爱国到报国为民，这在观念上是一个根本改变。
对父为子纲的批判，谭嗣同论证了父权的不合理性。他指出，一般人认为父子之名是天之所命，所以不敢妄加议论。实际不然，“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1]P348即是说，在“天”面前，人人平等，父与子也一样。父子之名并不是天之所命，父与子都是“天之子”，是平等的，既然父、子平等，那么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父权就是不合理的。
在批判夫为妻纲时，谭嗣同并不限于对夫权的抨击，而是站在同情被压迫妇女的立场上，对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施加于妇女的种种野蛮狠毒的待遇，进行了广泛的揭发。他激烈地反对重男轻女的观点，认为妇女同男子一样，同为“天下之菁英”。主张男女平等，认为男子“以人之宛转痛楚”“而为己之至乐”，乃是一种罪恶的“杀念”。谭嗣同对陈腐的妇女缠足恶习也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对妇女“残毁其肢体”，实为酷毒。他曾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一起设立戒缠足会，又在湖南提倡设立不缠足会，使妇女解除肢体被残毁的苦厄，并主张各地设立女学塾，让女子学习文化。对于妇女的婚姻贞节上所受的苦难，他力斥宋儒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悖论，鼓励妇女要冲破枷锁，争取平等做人的起码权利。
同时，谭嗣同对纲常名教的危害性和欺骗性的分析也很深刻，认为三纲五常既束缚人身自由，又禁锢人们思想。封建君权与纲常名教相互依存，前者利用后者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利，后者则因此而益加彰明显扬。他对名教痛加驳斥：“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 [1]P299这些观点是很激进、很大胆的，对冲决伦常之网罗无疑起着解放思想的作用。
三、提倡“人人自主”的自由论
自由，是资产阶级视为胜过生命的思想理念。根据天赋人权的自然法则，人人生而自由，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即人身自由权。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谭嗣同把人类获得的全部自由定位在消灭国家和大同之世，但在《仁学》中却处处落在实处，无一不针对清末的现实社会生活。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被剥夺了一切自由权利。他揭露清朝统治者“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1]P320在这样情况下，统治者可以对人民肆意“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闭塞其智术。” [1]P341把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剥得精光，甚至连衣饰发型都没有自由。至于清军所到之处，更是滥杀无辜。谭嗣同认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实则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所以谭嗣同主张志士仁人要学习为挣脱封建束缚而战的陈涉、杨玄感等人；赞成日本武士挟剑叱咤风云的“任侠”气概。他站在争自由的立场上，斥责湘军而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江宁之役不仅破坏了东南数省的元气，而且阻挡了中国改革的进程。认为洪杨等人是受迫于官，才不得不铤而走险，其情足悯。因而他号召国人学习陈涉、杨玄感、洪秀全、杨秀清为摆脱封建束缚为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而战的精神和气概！他理直气壮地说，这里不存在叛逆的问题：“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出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吓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也。”[1]P334在这里，谭嗣同揭开了统治者压迫人民自由的虚伪性，而昭示了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真理性。追求言论自由是人类高层境界的自由。斯宾诺莎认为，每个人应当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谭嗣同非常痛恨清朝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禁锢言论思想自由的高压政策，甚至在发生了甲午战败这样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时，也不准人民议论。至于文字狱更是清朝统治者钳制人民思想自由的酷政。有清一代，文字之狱，凡数十起，死数千百人，查禁书目凡数千百种，连前数代若宋明之书，亦在禁例，文网可谓至密，文字之祸可谓烈极。谭嗣同对文字狱的控诉，就是对著书立说言论思想自由的呼唤，他在南学会和时务学堂慷慨激昂地演说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体现。 四、提倡“融化为一”的平等论
谭嗣同在《仁学》中集中论述的“仁”有不同于古代儒家之处，儒家所谓的“仁”，强调的是一种封建伦理与道德的实践，而谭嗣同《仁学》中的“仁”则被赋予近代特色。他用“仁”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张与伦理观念，其“仁学”就是“人学”，中心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为核心，宣扬资产阶级平等思想。谭嗣同认为，“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1]P293盖以当时之中国为世界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从皇帝到平民，等级森严，完全背离了天赋人以平等自由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理公例。所以谭嗣同在《仁学》中宣称，“仁以通为第一义”，通有四种，“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意在打破各种隔阂和限制，消除各种不平等现象，实现人类的平等。要达到“人我通”的无差别的境界，他认为必须“断意识，除我相”，不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便可以“异同泯”、“平等出”，达到“仁矣夫！”换言之，不平等是相对的，平等才是绝对的，人们思维的精进和道德的完善，都是为了推进这个从不平等到平等的运动，平等是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要求，也是客观世界自然运动的规律。
《仁学》给人们展现的是一个无矛盾、无斗争、无坏人、无坏心，天下为公的极乐世界，而建成这个世界的关键是实现平等。为什么要提倡平等？因为现实极不平等。如果要达到平等，谭嗣同认为要冲决利禄、俗学、群学、君主、伦常、群教、佛法和天等八项网罗，而且不止此，他认为凡有网罗都要冲决。只有冲决网罗，才能达到通畅，达到平等。他在《仁学》中为了贯彻平等思想，特别强调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在此，谭嗣同几十年形成的那种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以及这种个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都理论化了。他宣扬“天理”要由“人欲”来决定，“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只有反映人欲的天理才是正确的。“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 [1]P333他还特别强调“人欲”的自然性与合理性，认为“礼与淫但有幽显之辨，果无善恶之辨”，[1]P301因而在“人欲”这点上，人与人就应该是平等的。他曾明确指出，要使人不失自主之权，人与人交往一要平等，二要自由，三要自愿。这种强调人的个性发展的呐喊无疑是投向封建主义思想的匕首。
总之，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 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放出的花朵，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 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要求改变当时的政治观状， 以资产阶极的民权、民主政治来代替麻木不仁的异族封建专制统治， 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辟广阔的道路。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的废君权、倡自由、变不平等为平等的主张，阐发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人性论、理性主义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要求，反映了他对君主立宪形式的新民主政治的追求和渴望。为当时处于漫漫黑夜的中国人民描绘了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他这种试图用新的世界观和历史眼光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举动是很有远见的。他的这些充满战斗精神的思想也直接为五四运动所继承下来，终于燃烧起摧毁那个古老而凶狠的封建庙堂的熊熊大火。直到今天仍在闪耀着他的不可磨灭的光辉。
参考文献：
[1]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修订本）[M].中华书局，1991.
作者简介：王楠（1980-）女，硕士研究生，武警工程大学理学院教师。
关键词：《仁学》；民主；自由
中图分类号：B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仁学》是谭嗣同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写于1896-1897年间。纵观五万多字的《仁学》全貌，虽显庞杂但其宗旨十分明确，一为救世方案之“心学”；一为“冲决网罗”之学。谭嗣同不但要“冲决利禄之网”、“俗学之网”，还要“冲决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直斥历代的封建君主是“独夫民贼”，君主专制实为强盗政治。他猛烈抨击传统的忠君思想，认为提倡忠君就是“辅桀”、“助纣”，是祸国殃民。这种反对君主专制的激进态度和渴望个性解放的激情，使谭嗣同的社会政治思想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光辉。
一、提倡“民本君末”的民权论
谭嗣同认为，封建君主专制是限制与扼杀资本主义发展的总根子，要兴民权，必须抑君权。他以大无畏的胆力，愤怒激烈的言词，对封建的君主专制、纲常名教予以无情的鞭挞。首先，谭嗣同从宇宙观上否定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君权神授说”。他指出，“天”和“神”都是帝王虚拟的，目的是挟天子以压制天下，所谓“君权神授”是毫无道理的，是君主欺骗愚弄群臣的把戏。他尖刻地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公举一民为君，夫曰公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1]P339君既是由民推举出来的，那么，君与民的关系，就是平等的，不应该不平等。这才是世之公理，人之常情。其次，用“民本君末”的民权论否定君权至上的绝对权威。他指出，君、臣与民之间是基于“通功易事”的关系，不存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君是为民办事的，臣是借助君为民办事的。不仅如此，“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1]P339。再次，用君权可变论否定君权不变论。在谭嗣同看来，既然君为民所共举，是为民办事的，如果君主不为民办事，就是违背了民意，“众人则必可共废之”，即主张人民对君主有罢免权，从而否定了君权世袭制和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性。
二、批判“纲常名教”的阶层论
在封建主义制度下，神权、君权、族权和父权，这四种势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强的绳索。谭嗣同清楚的看到了这些陈规旧俗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从谋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三纲五常。
在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是核心。在君臣关系上，谭嗣同指出：“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不复人理，延及今兹，方愈剧矣。”[1]P337他认为君臣是平等的，君可以责臣，臣可以责君，臣不应该对君有尽忠死节的道理。他还大胆地揭露，君是独夫民贼，若还对他忠心耿耿，那就是助纣为虐。“中国人尤以忠义相奈示，只不知世间有羞耻事矣！”[1]P334谭嗣同否定了这种为君尽忠的思想，而把民与国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民为本，“除民而外，国过何有！”因此，报国必须为民，把忠君视为爱国，是本末倒置，十分荒谬。从忠君爱国到报国为民，这在观念上是一个根本改变。
对父为子纲的批判，谭嗣同论证了父权的不合理性。他指出，一般人认为父子之名是天之所命，所以不敢妄加议论。实际不然，“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1]P348即是说，在“天”面前，人人平等，父与子也一样。父子之名并不是天之所命，父与子都是“天之子”，是平等的，既然父、子平等，那么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父权就是不合理的。
在批判夫为妻纲时，谭嗣同并不限于对夫权的抨击，而是站在同情被压迫妇女的立场上，对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施加于妇女的种种野蛮狠毒的待遇，进行了广泛的揭发。他激烈地反对重男轻女的观点，认为妇女同男子一样，同为“天下之菁英”。主张男女平等，认为男子“以人之宛转痛楚”“而为己之至乐”，乃是一种罪恶的“杀念”。谭嗣同对陈腐的妇女缠足恶习也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对妇女“残毁其肢体”，实为酷毒。他曾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一起设立戒缠足会，又在湖南提倡设立不缠足会，使妇女解除肢体被残毁的苦厄，并主张各地设立女学塾，让女子学习文化。对于妇女的婚姻贞节上所受的苦难，他力斥宋儒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悖论，鼓励妇女要冲破枷锁，争取平等做人的起码权利。
同时，谭嗣同对纲常名教的危害性和欺骗性的分析也很深刻，认为三纲五常既束缚人身自由，又禁锢人们思想。封建君权与纲常名教相互依存，前者利用后者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利，后者则因此而益加彰明显扬。他对名教痛加驳斥：“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 [1]P299这些观点是很激进、很大胆的，对冲决伦常之网罗无疑起着解放思想的作用。
三、提倡“人人自主”的自由论
自由，是资产阶级视为胜过生命的思想理念。根据天赋人权的自然法则，人人生而自由，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即人身自由权。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谭嗣同把人类获得的全部自由定位在消灭国家和大同之世，但在《仁学》中却处处落在实处，无一不针对清末的现实社会生活。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被剥夺了一切自由权利。他揭露清朝统治者“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1]P320在这样情况下，统治者可以对人民肆意“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闭塞其智术。” [1]P341把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剥得精光，甚至连衣饰发型都没有自由。至于清军所到之处，更是滥杀无辜。谭嗣同认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实则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所以谭嗣同主张志士仁人要学习为挣脱封建束缚而战的陈涉、杨玄感等人；赞成日本武士挟剑叱咤风云的“任侠”气概。他站在争自由的立场上，斥责湘军而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江宁之役不仅破坏了东南数省的元气，而且阻挡了中国改革的进程。认为洪杨等人是受迫于官，才不得不铤而走险，其情足悯。因而他号召国人学习陈涉、杨玄感、洪秀全、杨秀清为摆脱封建束缚为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而战的精神和气概！他理直气壮地说，这里不存在叛逆的问题：“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出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吓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也。”[1]P334在这里，谭嗣同揭开了统治者压迫人民自由的虚伪性，而昭示了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真理性。追求言论自由是人类高层境界的自由。斯宾诺莎认为，每个人应当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谭嗣同非常痛恨清朝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禁锢言论思想自由的高压政策，甚至在发生了甲午战败这样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时，也不准人民议论。至于文字狱更是清朝统治者钳制人民思想自由的酷政。有清一代，文字之狱，凡数十起，死数千百人，查禁书目凡数千百种，连前数代若宋明之书，亦在禁例，文网可谓至密，文字之祸可谓烈极。谭嗣同对文字狱的控诉，就是对著书立说言论思想自由的呼唤，他在南学会和时务学堂慷慨激昂地演说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体现。 四、提倡“融化为一”的平等论
谭嗣同在《仁学》中集中论述的“仁”有不同于古代儒家之处，儒家所谓的“仁”，强调的是一种封建伦理与道德的实践，而谭嗣同《仁学》中的“仁”则被赋予近代特色。他用“仁”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张与伦理观念，其“仁学”就是“人学”，中心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为核心，宣扬资产阶级平等思想。谭嗣同认为，“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1]P293盖以当时之中国为世界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从皇帝到平民，等级森严，完全背离了天赋人以平等自由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理公例。所以谭嗣同在《仁学》中宣称，“仁以通为第一义”，通有四种，“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意在打破各种隔阂和限制，消除各种不平等现象，实现人类的平等。要达到“人我通”的无差别的境界，他认为必须“断意识，除我相”，不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便可以“异同泯”、“平等出”，达到“仁矣夫！”换言之，不平等是相对的，平等才是绝对的，人们思维的精进和道德的完善，都是为了推进这个从不平等到平等的运动，平等是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要求，也是客观世界自然运动的规律。
《仁学》给人们展现的是一个无矛盾、无斗争、无坏人、无坏心，天下为公的极乐世界，而建成这个世界的关键是实现平等。为什么要提倡平等？因为现实极不平等。如果要达到平等，谭嗣同认为要冲决利禄、俗学、群学、君主、伦常、群教、佛法和天等八项网罗，而且不止此，他认为凡有网罗都要冲决。只有冲决网罗，才能达到通畅，达到平等。他在《仁学》中为了贯彻平等思想，特别强调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在此，谭嗣同几十年形成的那种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以及这种个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都理论化了。他宣扬“天理”要由“人欲”来决定，“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只有反映人欲的天理才是正确的。“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 [1]P333他还特别强调“人欲”的自然性与合理性，认为“礼与淫但有幽显之辨，果无善恶之辨”，[1]P301因而在“人欲”这点上，人与人就应该是平等的。他曾明确指出，要使人不失自主之权，人与人交往一要平等，二要自由，三要自愿。这种强调人的个性发展的呐喊无疑是投向封建主义思想的匕首。
总之，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 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放出的花朵，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 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要求改变当时的政治观状， 以资产阶极的民权、民主政治来代替麻木不仁的异族封建专制统治， 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辟广阔的道路。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的废君权、倡自由、变不平等为平等的主张，阐发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人性论、理性主义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要求，反映了他对君主立宪形式的新民主政治的追求和渴望。为当时处于漫漫黑夜的中国人民描绘了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他这种试图用新的世界观和历史眼光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举动是很有远见的。他的这些充满战斗精神的思想也直接为五四运动所继承下来，终于燃烧起摧毁那个古老而凶狠的封建庙堂的熊熊大火。直到今天仍在闪耀着他的不可磨灭的光辉。
参考文献：
[1]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修订本）[M].中华书局，1991.
作者简介：王楠（1980-）女，硕士研究生，武警工程大学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