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世五分与十四世五分的考证与判断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元末明初从江西经麻城迁来孝感的先祖，是在战乱中求生的。他们辗转来到孝感，开荆劈莽，创业维艰，生存条件是很不好的。元末明初，在现在王家河这块地方，还是蛮荒之地。在生存条件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几代人都在为生存而奋斗，不大可能有人去记录家庭的历史。几代繁衍下来，经过了一百年、二百年，有谁能记得创业时期先祖考妣的名姓以及生卒年月呢？除了口耳相传，不可能有文字记录。口耳相传，所获得的信息是逐渐衰退的，难以保持原样。隔了二三百年，最初的信息衰退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试想，今天的人们，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曾祖乃至高祖呢？
我分析，王家河这个地名，得名可能在近三百年间。直到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随州王氏写的文字，说先祖从江西来到孝感白云乡白沙铺杨桥村，还没有王家河名。从洪武二年（1369年）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已经过了444年。当然，嘉庆十八年写序的人，没有到过孝感，他们依据的地名资料还是康熙年问得到的。从洪武二年到康熙初年，也过了约300年。至少可以说，这段时间里，没有出现王家河这个地名。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王氏先祖来到孝感杨桥村后二三百年期间，由于生存条件不是太好，人口繁衍不畅，生存概率不高。由于居民少，尚未形成村庄，也就是说，王家河尚未得名。一个村庄得名，一要社会承认，二要政府承认。这两个条件，当时还不具备。1928年随州出版的《王氏宗谱》，就有“本族住孝邑北门外，离城六十里许，白云乡杨桥村东岳社公善西会王家河，在杨家河南半里许”这样的说法。不是说直到1928年才有王家河村名，村名得名应该早得多，但也不会太早，大约不会早于乾隆、嘉庆时期。
五分第一代，在“光绪乙酉谱”上是五世，称作良以，号即梅。“光绪乙酉谱”不注生年，不好判断。“支谱”第十四世，即梅字伯宇，生于明辛巳年，即万历九年（1581年），这时候距离宗二公第一代，过了212年。过了二百多年，才有五房分家。所谓五房或者五分，不过五兄弟、五家而已，还很难成为一个村庄。即梅娶妻成家，要到二十年后。
王氏族人的繁衍规律可见下表。
从以上表格可见，大约要到八世至九世（相当于“支谱”十七世至十八世），才能形成五六十户的村庄。这时候大约相当于清嘉庆、道光时期，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到清朝光绪年间（大约十二世十三世，或者二十一世二十二世），王家河人口就已经很繁盛了，已经形成一两百户的规模了。这时候，由于此前十多代人的奋斗，王家河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财力也相对丰裕。所以，同治年间建了祠堂，光绪乙酉年前后（1885年），就有必要考虑修谱的问题了。
我们的讨论要进入正题，即究竟是如“光绪乙酉谱”五世五分，还是如“五分支谱”十四世五分？
考虑这个问题，需要一个立足点。没有这个立足点，问题无法深入。这个立足点，就是五分的第一代。即梅是五分的第一代。“五分支谱”上即梅有明确的生卒时间，他出生于万历九年（1581年），卒于天启七年（1627年），享年47岁。这是谱上出现的第一个生卒时间。假设即梅二十岁成婚，这是1601年。这时，距离宗二公来孝感的洪武二年，已经过了232年。232年间，只有五代人（如“光绪乙酉谱”）是不能想象的。如果只有五代人，平均每代人在46.4岁才生育，这在人口繁衍规律上是不合理的，客观上也不存在这种情况。按照过去的换算方法，大约20年为一代。232年，应该有十一代人存在；如果按25年一代，大约有9代人；如果按30年一代，也应该有7～8代人。因为现在是以五分的即梅计算的，即梅作为老五，出生是最晚的。大哥出生可能早二十年，因此大分后人出生可能要早一代到二代。对于大分来说，增加4～7代，是合理的，是大体符合人口繁衍规律的。
以上是依据实际年龄做出的较为客观的判断。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分析。
自洪武二年以来，二三百年过去了。最初开辟榛莽的先人们，三代四代过去后，其筚路蓝缕的开辟之劳，所留下的信息，一代一代在衰退下去。百年之后，人们谈论最初开辟的先人，只能当作故事来传播。当作为故事传播的时候，故事与原始的历史真相已相差甚远了。
这里，再举随州王氏的例子。随州王氏修谱前后对王氏族人来历的认识相差甚远，是一个典型的事例。随州王氏一向以为，自江西来孝感的宗二公是孝感和隨州王氏的第一代祖宗。他们认为，第二代祖宗是继宗公。当然，继宗公是随州王氏的第一代。“随州谱”光绪十五年叙指出：“由江西卜居孝感，自孝感迁居随南者，奉为始祖。”光绪己丑年（1889年）叙指出：“二百余年矣。由是奉继宗公为始祖，嫡传数代。”“考前代议论，各异其详，不可得闻。第见宗一、宗二公著之者残编，其余莫得记载。（“前代议论，各异其详”这句话是说，光绪年间随州王氏对先人世代是有不同说法的）”。民国17年总序阐述过认识变化的过程说：“据前人口传，以之佐公父继宗公为二世祖，以始迁孝邑之宗二公兄弟为始祖。礼富公叙谱谓孟房宗一公相传数代至继宗公，所谓数代者，均无考焉。年久无征，姑闻暂记，理固然也。”经过孝感考察，我发现与事实有出入。考察后才知道继宗公不是二世祖，而是钦若公之长子，实宗二公六传之孙。
随州王氏族人认识到这个变化，采纳了孝感王氏族人介绍的情况，立即做了更正。他们的做法是：“遂抄归，而更正旧载，增入钦若公以上数世之名字，独尊宗二公为始祖，而继宗公为七世祖矣。”这个转变是正确的，这个改变也是正确的。
其实，所谓宗一、宗二、继宗等名字，也值得推敲。这应该不是他们的本名。除了继宗的本名还可以查找外，另两位先祖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查不到了。不是今天查不到，而是130年前修谱的人们就查不到了。试想，光绪十一年（1885年）修谱的人们，在没有文字资料可以查询的情况下，怎么知道516年前创业的第一代先祖的名字呢？他们只知道先祖兄弟二人从江西来到孝感创业的传闻。他们取祖宗二字来为先祖命名。因为祖是更早的先祖，往往指第一代，便以宗继祖。于是，来孝感的第一代兄弟便被命名为宗一、宗二。随州王氏是从孝感迁居的。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考虑修谱，那时距离迁随的第一代大约有240年，他们对迁居随州的第一代名字也记不清了。迁随的第一代的父亲葬于孝感，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以迁随第一代的父亲为始祖。他们又以为这位始祖是来孝第一代宗二之子。既然来孝第一代叫宗二，那么第二代就被称作继宗。在看过《澴川王氏宗谱》先祖遗训后，发现宗仁、宗性有天一、天二的名号。回过头来看，对宗一、宗二的名号也不能过分否定。这里只好存疑吧。 其实继宗是有名字的，只是随州王氏没有传下来。据前所述，显章是随州王氏始祖继宗的真名。
对比随州王氏对先祖的记忆，其实，孝感王氏对先祖的记忆历程也差不多。由于孝感王氏修谱距离第一代已超过五百年，他们对先人的记忆可能更模糊。这就是为什么发生究竟五世五分，还是十四世五分争论问题的基本原因。
前面已经论证过，增加4～7代是符合人口出生规律的；增加8代、9代都是可能的。经过前面考证，“支谱”形成于清朝光绪年间，与《王氏族谱》差不多同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它呢？除非有别的历史资料拿出来，参照比较，可能得出新的认识，否则，我们只有原则上相信“支谱”的记载。
有关可祥公和道富公位次的考证
原则上相信“支谱”的记载，并不表示我对“支谱”上十三世以前的先祖考妣记录完全肯定。我以为还是可以提出疑问的。首先，“支谱”第五世列出可祥，在“光绪乙酉谱”上可祥是良以（即梅）之子，可祥字瑞华，生守辉。这个次序与“支谱”相同。在“支谱”上，即梅是十四世，即梅之子瑞华是十五世，瑞华之子守辉是十六世。“支谱”记载即梅生子三：瑞华、可彦、可文，而在“光绪谱”上，即梅生子七：可泽、可文、可祥、可彦、可淋、可选、可远。在润琴先生所修“五分续谱”中，可祥公名下写道：“妣祖姓氏因老谱收藏年久，此处模糊，难以辨认。”我仔细辨认“支谱”复印本后认为，在五世可祥公名下，没有写明妣祖姓氏。我认为“支谱”把可祥公列为五世是提前了。应该确认，可祥字瑞华，瑞华生子守辉。可祥字瑞华，在谱上他是即梅之子，他的位次已很明确，不应提前。
如果这样的分析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支谱”第二页“可祥公支下修名公六世至十一世支派”的排列可能欠考虑。同样的道理，润琴先生“五分续谱”把可祥公排在五世也是考虑不密的。
其次，“光绪谱”上在宗二公下是道富公，道富公生三子，分别是志潮、志龙、志端，是为三世。志龙无出，志潮生子思俸，志端生子思汉，是为四世。思汉生子良仁、良梅、良常、良宪，思俸生子良以、良道。良道无后。良仁、良梅、良常、良宪、良以兄弟五人分家，是为五世。五世是五分（或五房）的开始。这是孝感王家河第一次有五兄弟，第一次有五兄弟分家，第一次出现人丁兴旺的景象。“光绪乙酉谱”上对道富公、志龙、志端兄弟的墓地有清楚记载。因此，必须确定，“光绪乙酉谱”所载道富、志潮、思汉三代是有根据的，是不能否定的。否定了这三代人，良仁、良梅、良常、良宪、良以兄弟五人即无所出，以后的谱就不好写了。可是，“五分支谱”上不载这三代人。这是“五分支谱”修订时不够严谨的表现，是失考；也可以说是“五分支谱”主持人与“光绪乙酉谱”分歧之所在。润琴先生修谱时，看出了这一点。他在“五分续谱”上作了适当处理。他把道富公列在炳若公之后，作为十一世；把志潮、志龙、志端三兄弟列在先书公之后，作为十二世；把思汉、思俸兄弟列在行成公之后，作为十三世。这样处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把道富公列为第二代，与随州王氏把继宗公列为第二代极为相似。随州王氏把继宗列为二世，只距離康熙年问200年。孝感王氏修谱时，距离第一代已经过了500年。这里呈现出来的对早期先祖失忆，对早期先祖留存信息的衰退，更胜于随州王氏。这是后人必须理解的。
《支谱》上还有年代记述的一些可疑之点，突出的例子是瑞华的年龄。《支谱》记载瑞华生于丁未年（1607年）腊月二十七日，卒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九月十七日，换算下来，正好114岁。按照族谱记载，相邦公夫人宋氏满了百岁，获得皇帝颁诏，奖励贞寿之门匾额；亨道享寿81岁，获得皇帝恩赐五品。瑞华公满114岁，却无此记载。这是令人生疑的。我判断，支谱把瑞华公卒年写错了。很可能把康熙十六年误写为康熙六十年。康熙十六年（1677年），瑞华公正好70岁。类似的地方还有，不俱列。
根据以上论证，“支谱”上可祥公列为五世是不合适的，必须回到他原有的位次。而“光绪谱”上所列的道富、志潮、思汉三代人必须加上去，站在他们应有的位次上。关于二十年一世还是三十年一世
有学者解释，三十年为一世。《说文·卋部》：“世，三十年为一世。”《论语·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三十年日世。”世，又指父子相继为一世。《广韵·祭韵》：“世，代也。”《字汇·一部》：“世，父子相代为一世。”也就是说，基于父系的平均世代间隔大约是三十年。
但是实际上，自周代以后相当长时间，历代政府提倡的婚配年龄，男子在20岁或以下，女子年龄更低。据陈顾远《中国婚姻史》研究，清代的平均初婚年龄，女子在17～18岁，男子在21～25岁之间。
因此，在实际的代际间隔上，未必是三十年一世。以孝感“五分支谱”，和20世纪以来王氏后人出生时间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如下情况：
五分第一代即梅1581年出生，到相成出生估计在1705年，大约124年，有5代人，平均25年一代。从克敦（1734年）到石韬（1840年）4代人，大约100年，平均25年一代。从相贤（1725年）到金宝（1837年）共112年期间，出现4代人，平均28年一代。从相容（大约出生于1730年）到百喜（1840年），110年出现6代人，大约平均20年一代。从相邦（1737年）到王松（1987年）共250年，出现10代人，平均25年一代。从克耀（1764年）到家骏（1845年）共81年，出现4代人，平均20年一代。从克振（1781年）到宇飞（估计2010年出生）共229年，出现8代人，大约平均28年一代。在20世纪里，从心炳（1902年）到安东（1987年）共85年，出现4代人，平均21年一代。顺意一组，到第五代泽刚（1980年出生），大约100年，平均20年一代。顺容一组，到1973年世明出生共4代，约90年，平均22年一代。顺祥一组3代，经过72年，平均24年一代。顺太一组3代，经过50年，平均17年一代。天祥一组，从1874年到1999年，出现了5代人，大约25年一代。天栋一组，从天子辈到安字辈共5代人，估计天栋1 885年出生，大约126年，平均25年一代。 以上14组，大体上有比较准确的出生时间，只有一组平均28年一代，其他13组，在17～25年为一代。14组平均下来，23岁为一代比较符合实际。
这样推算下来，在孝感王家河最初230年（1369-1601年）间，有10代人比较合适。这与前面论证的增加4～7代人，是相符合的。总之，“光绪乙酉谱”只列出五代人，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
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和论证，我们对孝感和随州王氏的来历，有了清楚的认识；对孝感《王氏族谱》、随州《王氏宗谱》、“支谱”和“五分续谱”的修订过程有了清楚的了解；对上述各谱的特点、优点和弱点，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孝感王家河六百多年来的发展演变和人口繁盛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依据这一了解与认识，我们可以对王家河最初二百多年间，也就是五分以前的历代世系有一个大体认识。
“五分支谱”的排列是：
一世宗二，二世明矣，三世立逢，四世能德，五世可祥，六世修名，七世光，八世其玉，九世以仁，十世久，十一世炳若，十二世先书，十三世行成，十四世即梅。
经过前面考证，上述五世可祥是要排除的，道富公祖孙三代是应该加入的。
光绪十一年（1885年）族谱在五分以前只有四代。我们前面的考证已经证明，这是有遗漏的。五分以前应该增加4～7代，也就是说五分以前应该有8～11代才比较符合历史真实。换句话说，按照光绪乙酉族谱，在一世宗二与二世道富之间缺少了五六代。这五六代祖先的名讳，今天已无法考出。“五分支谱”在一世宗二后列出了明矣、立逢、能德、修名、光、其玉、以仁、久等各代先祖名諱，这虽然是100多年前五分族人制定的，但是当年和今天，王氏族人难以达成共识。在找到第二份五分以前历代先祖资料加以参证以前，我们只好把“五分支谱”列出的五分以前历代先祖名讳搁置起来，这也符合历史学研究的孤证不立原则。搁置五分以前历代先祖名讳，并不表示对“五分支谱”在五分以前增加代数的否定。应该指出，“五分支谱”在五分以前增加9代的认识是可贵的。
但是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家河王氏先祖在五分以前应该有8～11代，或者说在宗二公与道富公之间缺少了五六代。今天续修王氏族谱，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必须说的是，这样的认识，是在现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科学、严格的历史学考证，得出的结论。它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我还不敢下最后的断语。历史学的行规讲究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在做历史考证时，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如果有一天，王氏后人拿出了有关王氏历史最初几百年的证明材料，我们需要在对比研究了材料后，看看是否能做出新的判断，再做结论。
王家河王氏各分族人均在修订各分族谱。修谱过程中对先祖次第以及代数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历史上修谱也发生过。经过此次科学的历史学考证，我以为，不同的意见可以统一起来，不要在争论中伤了和气。我作为王姓女婿，作为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对这次考证是极为认真的。我在此谨恭请王氏族人认真阅读一下这份《孝感王氏族谱考》。我衷心希望这份考证能给你们提供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帮助你们在修订族谱的过程中统一认识。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元末明初从江西经麻城迁来孝感的先祖，是在战乱中求生的。他们辗转来到孝感，开荆劈莽，创业维艰，生存条件是很不好的。元末明初，在现在王家河这块地方，还是蛮荒之地。在生存条件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几代人都在为生存而奋斗，不大可能有人去记录家庭的历史。几代繁衍下来，经过了一百年、二百年，有谁能记得创业时期先祖考妣的名姓以及生卒年月呢？除了口耳相传，不可能有文字记录。口耳相传，所获得的信息是逐渐衰退的，难以保持原样。隔了二三百年，最初的信息衰退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试想，今天的人们，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曾祖乃至高祖呢？
我分析，王家河这个地名，得名可能在近三百年间。直到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随州王氏写的文字，说先祖从江西来到孝感白云乡白沙铺杨桥村，还没有王家河名。从洪武二年（1369年）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已经过了444年。当然，嘉庆十八年写序的人，没有到过孝感，他们依据的地名资料还是康熙年问得到的。从洪武二年到康熙初年，也过了约300年。至少可以说，这段时间里，没有出现王家河这个地名。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王氏先祖来到孝感杨桥村后二三百年期间，由于生存条件不是太好，人口繁衍不畅，生存概率不高。由于居民少，尚未形成村庄，也就是说，王家河尚未得名。一个村庄得名，一要社会承认，二要政府承认。这两个条件，当时还不具备。1928年随州出版的《王氏宗谱》，就有“本族住孝邑北门外，离城六十里许，白云乡杨桥村东岳社公善西会王家河，在杨家河南半里许”这样的说法。不是说直到1928年才有王家河村名，村名得名应该早得多，但也不会太早，大约不会早于乾隆、嘉庆时期。
五分第一代，在“光绪乙酉谱”上是五世，称作良以，号即梅。“光绪乙酉谱”不注生年，不好判断。“支谱”第十四世，即梅字伯宇，生于明辛巳年，即万历九年（1581年），这时候距离宗二公第一代，过了212年。过了二百多年，才有五房分家。所谓五房或者五分，不过五兄弟、五家而已，还很难成为一个村庄。即梅娶妻成家，要到二十年后。
王氏族人的繁衍规律可见下表。
从以上表格可见，大约要到八世至九世（相当于“支谱”十七世至十八世），才能形成五六十户的村庄。这时候大约相当于清嘉庆、道光时期，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到清朝光绪年间（大约十二世十三世，或者二十一世二十二世），王家河人口就已经很繁盛了，已经形成一两百户的规模了。这时候，由于此前十多代人的奋斗，王家河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财力也相对丰裕。所以，同治年间建了祠堂，光绪乙酉年前后（1885年），就有必要考虑修谱的问题了。
我们的讨论要进入正题，即究竟是如“光绪乙酉谱”五世五分，还是如“五分支谱”十四世五分？
考虑这个问题，需要一个立足点。没有这个立足点，问题无法深入。这个立足点，就是五分的第一代。即梅是五分的第一代。“五分支谱”上即梅有明确的生卒时间，他出生于万历九年（1581年），卒于天启七年（1627年），享年47岁。这是谱上出现的第一个生卒时间。假设即梅二十岁成婚，这是1601年。这时，距离宗二公来孝感的洪武二年，已经过了232年。232年间，只有五代人（如“光绪乙酉谱”）是不能想象的。如果只有五代人，平均每代人在46.4岁才生育，这在人口繁衍规律上是不合理的，客观上也不存在这种情况。按照过去的换算方法，大约20年为一代。232年，应该有十一代人存在；如果按25年一代，大约有9代人；如果按30年一代，也应该有7～8代人。因为现在是以五分的即梅计算的，即梅作为老五，出生是最晚的。大哥出生可能早二十年，因此大分后人出生可能要早一代到二代。对于大分来说，增加4～7代，是合理的，是大体符合人口繁衍规律的。
以上是依据实际年龄做出的较为客观的判断。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分析。
自洪武二年以来，二三百年过去了。最初开辟榛莽的先人们，三代四代过去后，其筚路蓝缕的开辟之劳，所留下的信息，一代一代在衰退下去。百年之后，人们谈论最初开辟的先人，只能当作故事来传播。当作为故事传播的时候，故事与原始的历史真相已相差甚远了。
这里，再举随州王氏的例子。随州王氏修谱前后对王氏族人来历的认识相差甚远，是一个典型的事例。随州王氏一向以为，自江西来孝感的宗二公是孝感和隨州王氏的第一代祖宗。他们认为，第二代祖宗是继宗公。当然，继宗公是随州王氏的第一代。“随州谱”光绪十五年叙指出：“由江西卜居孝感，自孝感迁居随南者，奉为始祖。”光绪己丑年（1889年）叙指出：“二百余年矣。由是奉继宗公为始祖，嫡传数代。”“考前代议论，各异其详，不可得闻。第见宗一、宗二公著之者残编，其余莫得记载。（“前代议论，各异其详”这句话是说，光绪年间随州王氏对先人世代是有不同说法的）”。民国17年总序阐述过认识变化的过程说：“据前人口传，以之佐公父继宗公为二世祖，以始迁孝邑之宗二公兄弟为始祖。礼富公叙谱谓孟房宗一公相传数代至继宗公，所谓数代者，均无考焉。年久无征，姑闻暂记，理固然也。”经过孝感考察，我发现与事实有出入。考察后才知道继宗公不是二世祖，而是钦若公之长子，实宗二公六传之孙。
随州王氏族人认识到这个变化，采纳了孝感王氏族人介绍的情况，立即做了更正。他们的做法是：“遂抄归，而更正旧载，增入钦若公以上数世之名字，独尊宗二公为始祖，而继宗公为七世祖矣。”这个转变是正确的，这个改变也是正确的。
其实，所谓宗一、宗二、继宗等名字，也值得推敲。这应该不是他们的本名。除了继宗的本名还可以查找外，另两位先祖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查不到了。不是今天查不到，而是130年前修谱的人们就查不到了。试想，光绪十一年（1885年）修谱的人们，在没有文字资料可以查询的情况下，怎么知道516年前创业的第一代先祖的名字呢？他们只知道先祖兄弟二人从江西来到孝感创业的传闻。他们取祖宗二字来为先祖命名。因为祖是更早的先祖，往往指第一代，便以宗继祖。于是，来孝感的第一代兄弟便被命名为宗一、宗二。随州王氏是从孝感迁居的。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考虑修谱，那时距离迁随的第一代大约有240年，他们对迁居随州的第一代名字也记不清了。迁随的第一代的父亲葬于孝感，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以迁随第一代的父亲为始祖。他们又以为这位始祖是来孝第一代宗二之子。既然来孝第一代叫宗二，那么第二代就被称作继宗。在看过《澴川王氏宗谱》先祖遗训后，发现宗仁、宗性有天一、天二的名号。回过头来看，对宗一、宗二的名号也不能过分否定。这里只好存疑吧。 其实继宗是有名字的，只是随州王氏没有传下来。据前所述，显章是随州王氏始祖继宗的真名。
对比随州王氏对先祖的记忆，其实，孝感王氏对先祖的记忆历程也差不多。由于孝感王氏修谱距离第一代已超过五百年，他们对先人的记忆可能更模糊。这就是为什么发生究竟五世五分，还是十四世五分争论问题的基本原因。
前面已经论证过，增加4～7代是符合人口出生规律的；增加8代、9代都是可能的。经过前面考证，“支谱”形成于清朝光绪年间，与《王氏族谱》差不多同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它呢？除非有别的历史资料拿出来，参照比较，可能得出新的认识，否则，我们只有原则上相信“支谱”的记载。
有关可祥公和道富公位次的考证
原则上相信“支谱”的记载，并不表示我对“支谱”上十三世以前的先祖考妣记录完全肯定。我以为还是可以提出疑问的。首先，“支谱”第五世列出可祥，在“光绪乙酉谱”上可祥是良以（即梅）之子，可祥字瑞华，生守辉。这个次序与“支谱”相同。在“支谱”上，即梅是十四世，即梅之子瑞华是十五世，瑞华之子守辉是十六世。“支谱”记载即梅生子三：瑞华、可彦、可文，而在“光绪谱”上，即梅生子七：可泽、可文、可祥、可彦、可淋、可选、可远。在润琴先生所修“五分续谱”中，可祥公名下写道：“妣祖姓氏因老谱收藏年久，此处模糊，难以辨认。”我仔细辨认“支谱”复印本后认为，在五世可祥公名下，没有写明妣祖姓氏。我认为“支谱”把可祥公列为五世是提前了。应该确认，可祥字瑞华，瑞华生子守辉。可祥字瑞华，在谱上他是即梅之子，他的位次已很明确，不应提前。
如果这样的分析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支谱”第二页“可祥公支下修名公六世至十一世支派”的排列可能欠考虑。同样的道理，润琴先生“五分续谱”把可祥公排在五世也是考虑不密的。
其次，“光绪谱”上在宗二公下是道富公，道富公生三子，分别是志潮、志龙、志端，是为三世。志龙无出，志潮生子思俸，志端生子思汉，是为四世。思汉生子良仁、良梅、良常、良宪，思俸生子良以、良道。良道无后。良仁、良梅、良常、良宪、良以兄弟五人分家，是为五世。五世是五分（或五房）的开始。这是孝感王家河第一次有五兄弟，第一次有五兄弟分家，第一次出现人丁兴旺的景象。“光绪乙酉谱”上对道富公、志龙、志端兄弟的墓地有清楚记载。因此，必须确定，“光绪乙酉谱”所载道富、志潮、思汉三代是有根据的，是不能否定的。否定了这三代人，良仁、良梅、良常、良宪、良以兄弟五人即无所出，以后的谱就不好写了。可是，“五分支谱”上不载这三代人。这是“五分支谱”修订时不够严谨的表现，是失考；也可以说是“五分支谱”主持人与“光绪乙酉谱”分歧之所在。润琴先生修谱时，看出了这一点。他在“五分续谱”上作了适当处理。他把道富公列在炳若公之后，作为十一世；把志潮、志龙、志端三兄弟列在先书公之后，作为十二世；把思汉、思俸兄弟列在行成公之后，作为十三世。这样处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把道富公列为第二代，与随州王氏把继宗公列为第二代极为相似。随州王氏把继宗列为二世，只距離康熙年问200年。孝感王氏修谱时，距离第一代已经过了500年。这里呈现出来的对早期先祖失忆，对早期先祖留存信息的衰退，更胜于随州王氏。这是后人必须理解的。
《支谱》上还有年代记述的一些可疑之点，突出的例子是瑞华的年龄。《支谱》记载瑞华生于丁未年（1607年）腊月二十七日，卒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九月十七日，换算下来，正好114岁。按照族谱记载，相邦公夫人宋氏满了百岁，获得皇帝颁诏，奖励贞寿之门匾额；亨道享寿81岁，获得皇帝恩赐五品。瑞华公满114岁，却无此记载。这是令人生疑的。我判断，支谱把瑞华公卒年写错了。很可能把康熙十六年误写为康熙六十年。康熙十六年（1677年），瑞华公正好70岁。类似的地方还有，不俱列。
根据以上论证，“支谱”上可祥公列为五世是不合适的，必须回到他原有的位次。而“光绪谱”上所列的道富、志潮、思汉三代人必须加上去，站在他们应有的位次上。关于二十年一世还是三十年一世
有学者解释，三十年为一世。《说文·卋部》：“世，三十年为一世。”《论语·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三十年日世。”世，又指父子相继为一世。《广韵·祭韵》：“世，代也。”《字汇·一部》：“世，父子相代为一世。”也就是说，基于父系的平均世代间隔大约是三十年。
但是实际上，自周代以后相当长时间，历代政府提倡的婚配年龄，男子在20岁或以下，女子年龄更低。据陈顾远《中国婚姻史》研究，清代的平均初婚年龄，女子在17～18岁，男子在21～25岁之间。
因此，在实际的代际间隔上，未必是三十年一世。以孝感“五分支谱”，和20世纪以来王氏后人出生时间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如下情况：
五分第一代即梅1581年出生，到相成出生估计在1705年，大约124年，有5代人，平均25年一代。从克敦（1734年）到石韬（1840年）4代人，大约100年，平均25年一代。从相贤（1725年）到金宝（1837年）共112年期间，出现4代人，平均28年一代。从相容（大约出生于1730年）到百喜（1840年），110年出现6代人，大约平均20年一代。从相邦（1737年）到王松（1987年）共250年，出现10代人，平均25年一代。从克耀（1764年）到家骏（1845年）共81年，出现4代人，平均20年一代。从克振（1781年）到宇飞（估计2010年出生）共229年，出现8代人，大约平均28年一代。在20世纪里，从心炳（1902年）到安东（1987年）共85年，出现4代人，平均21年一代。顺意一组，到第五代泽刚（1980年出生），大约100年，平均20年一代。顺容一组，到1973年世明出生共4代，约90年，平均22年一代。顺祥一组3代，经过72年，平均24年一代。顺太一组3代，经过50年，平均17年一代。天祥一组，从1874年到1999年，出现了5代人，大约25年一代。天栋一组，从天子辈到安字辈共5代人，估计天栋1 885年出生，大约126年，平均25年一代。 以上14组，大体上有比较准确的出生时间，只有一组平均28年一代，其他13组，在17～25年为一代。14组平均下来，23岁为一代比较符合实际。
这样推算下来，在孝感王家河最初230年（1369-1601年）间，有10代人比较合适。这与前面论证的增加4～7代人，是相符合的。总之，“光绪乙酉谱”只列出五代人，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
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和论证，我们对孝感和随州王氏的来历，有了清楚的认识；对孝感《王氏族谱》、随州《王氏宗谱》、“支谱”和“五分续谱”的修订过程有了清楚的了解；对上述各谱的特点、优点和弱点，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孝感王家河六百多年来的发展演变和人口繁盛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依据这一了解与认识，我们可以对王家河最初二百多年间，也就是五分以前的历代世系有一个大体认识。
“五分支谱”的排列是：
一世宗二，二世明矣，三世立逢，四世能德，五世可祥，六世修名，七世光，八世其玉，九世以仁，十世久，十一世炳若，十二世先书，十三世行成，十四世即梅。
经过前面考证，上述五世可祥是要排除的，道富公祖孙三代是应该加入的。
光绪十一年（1885年）族谱在五分以前只有四代。我们前面的考证已经证明，这是有遗漏的。五分以前应该增加4～7代，也就是说五分以前应该有8～11代才比较符合历史真实。换句话说，按照光绪乙酉族谱，在一世宗二与二世道富之间缺少了五六代。这五六代祖先的名讳，今天已无法考出。“五分支谱”在一世宗二后列出了明矣、立逢、能德、修名、光、其玉、以仁、久等各代先祖名諱，这虽然是100多年前五分族人制定的，但是当年和今天，王氏族人难以达成共识。在找到第二份五分以前历代先祖资料加以参证以前，我们只好把“五分支谱”列出的五分以前历代先祖名讳搁置起来，这也符合历史学研究的孤证不立原则。搁置五分以前历代先祖名讳，并不表示对“五分支谱”在五分以前增加代数的否定。应该指出，“五分支谱”在五分以前增加9代的认识是可贵的。
但是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家河王氏先祖在五分以前应该有8～11代，或者说在宗二公与道富公之间缺少了五六代。今天续修王氏族谱，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必须说的是，这样的认识，是在现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科学、严格的历史学考证，得出的结论。它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我还不敢下最后的断语。历史学的行规讲究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在做历史考证时，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如果有一天，王氏后人拿出了有关王氏历史最初几百年的证明材料，我们需要在对比研究了材料后，看看是否能做出新的判断，再做结论。
王家河王氏各分族人均在修订各分族谱。修谱过程中对先祖次第以及代数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历史上修谱也发生过。经过此次科学的历史学考证，我以为，不同的意见可以统一起来，不要在争论中伤了和气。我作为王姓女婿，作为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对这次考证是极为认真的。我在此谨恭请王氏族人认真阅读一下这份《孝感王氏族谱考》。我衷心希望这份考证能给你们提供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帮助你们在修订族谱的过程中统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