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为香港回归10周年，我想起了一段往事：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了中国的“世外桃源”。上海一些文艺、工商界人士纷纷南下谋发展。当时笔者在香港《国民日报》社供职，社长系陈布雷胞弟陈训悆先生。1941年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九龙旋即沦陷，日寇不分昼夜炮击香港，香港成了前线。在炮火声中其他各报纷纷停刊，唯独《国民日报》在陈社长领导下坚持出版。大家白天冒着炮火上街采访，晚上挑灯写稿，及时刊发新消息。报纸出版后很受欢迎，一上街就一抢而光。在这艰难的日子里，陈训悆走出社长办公室到编辑部和大家一起办公。他和我共桌面对面。一天深夜，一声巨响，大家本能地都往办公桌下钻，所幸炮弹没有击中报社，大家钻出身来相视一笑，继续工作。
　　英军坚持到圣诞节，因寡不敌众而放弃抵抗，香港沦陷，报社同仁分散匿居民间。不久香港发生了粮食恐慌，要疏散人口，大家计议拟混入难民群中逃离魔窟。陈训悆即分发给每人法币五百元作路上备用。疏散时和我一起上船的会计老胡因行动稍缓，被鬼子兵操起竹杠当头一棍，打得他几乎昏厥。我只得捏紧拳头，不敢吭声。船经过一昼夜风浪颠簸，我们才达广东唐家湾(即现在珠海市)登岸。在广东沦陷区，共产党游击队西江支队免费供应我们热山芋充饥。经十多天舟车劳顿，我们终于来到了西江渡口，租了一只民船，乘夜色冒险偷渡过西江，才到了自由区，然后再坐船从水路经肇庆、梧州、柳州，改乘火车去桂林。此时，陈训悆接到通知，一人飞渝述职去了，他要我们在桂林待命。四个月后，陈来电要我们自行设法乘西南公路长途汽车经桂、黔、川赴渝。当时大后方只有烧木炭的长途汽车，破旧不堪，加上盘山公路险象环生，一千多公里路程竞走了十六天，总算到达目的地陪都重庆。我经陈训悆介绍进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到抗战胜利，回到阔别八年的第二故乡上海。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