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虽然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但制度创新才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并且相对于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其他所谓的社会管理创新仅仅只是“治标”，只有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才是真正“治本”。
　　【 关键词 】人的管理；制度的管理；好制度；坏制度
　　当今中国社会从总体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和社会等各项事业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从局部看，由于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个别地区各种矛盾尖锐、复杂，甚至激化成严重的社会群体事件，社会稳定面临着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严峻挑战。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加强社会管理，特别是要更加重视社会管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创新，是本次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2011年2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里我就自己学习和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讲话精神谈两点自己的体会，以期与大家共同进行交流和分享，不足之处，还望不吝指正。
　　一、制度要比人靠得住
　　澳大利亚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其人均财富量居于世界的首位，但如果不是英国政府的一项制度，也许今天的澳大利亚可能还是一座荒岛。
　　1770年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来到澳大利亚并声称这是大英帝国的土地。谁去开发这个不毛之地呢？英国政府最后决定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流放。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的《犯人船》记载，当初政府决定把经法院判刑的罪犯由商人船舶运送到澳洲，并按人头给商人付费，但是商船沿西非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穿越茫茫的印度洋到达澳大利亚至少需要花费二到三个月时间，商人为了谋取暴力，出海走到半路就都把这些罪犯杀掉扔到海里喂鱼了。政府知道后就给商船上派了一名公务员，监督船主把罪犯运送到澳大利亚，政府见到公务员签字的字据后就给船主付费，但公务员很快就被船主收买了，船主出海不久就把罪犯都杀掉扔到海里了。后来，政府制定了一项制度，即在澳大利亚设立一个检查站，由检查站按人头支付船商运费。为了防止检查站的工作人员与船商“日久生情”，从不认识到相互熟悉、最后发展到相互勾结，政府规定检查站工作人员要定期进行更换。至此，澳大利亚人口不断增加，最后形成了一个国家。
　　据有关媒体报道，，2007年贵州省锦屏县圭叶村的村民创造出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民主理财形式，村里的财务审核章被分为五瓣，五个村民代表各持一瓣，村里的开销须经至少三人的同意，五瓣才能合起来盖章。这枚公章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牛的公章”。事实上，这在中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宁夏出现过“五牙章”，在河北邯郸出现过“三段章”。这种只靠人的自觉性的所谓民主管理形式或方法，其实是根本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果不其然，轰动全国的“史上最牛公章”只是昙花一现。 这些例子都说明，人是靠不住的，只有制度才能靠得住。常言说：“小智治事，中智用人，大智立法。”在我们的日常管理工作中，由于受传统文化和习惯思维的影响，“大智立法”的成功案例很少，最常见的却是“小智治事或中智用人”。
　　小智治事，就是指一个领导干部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事必躬亲，在管理上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这种管理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领导人始终疲于应付于各种具体事务、被各种琐碎事务纠结得难以脱身。形象地说，这样的领导干部更象是一个“消防队员”或“救火队员”。其实，这样的领导只所以忙的原因无非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领导能力太差，没有人干工作，只有自己干。如果我是一位领导，手下人对我说“领导太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了！”这实际上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讽刺和挖苦我的无能。第二个原因是对手下的任何人都不放心，每件事自己必须都要亲自参与。
　　《三国演义》中司马懿抓到蜀军的士兵后问诸葛亮什么时辰吃饭、什么时辰睡觉？蜀军的士兵说：“我们丞相天天忙得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司马懿一听哈哈大笑说：“事必躬亲，他熬不了多久了。”果然过了不久，诸葛亮就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只活了53岁），真正做到了他在《出师表》中说过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白了，诸葛亮就是被工作活活累死的。
　　所谓的中智用人，简单地说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句话被作为成功用人的管理经验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在中国大行其道，以至于成为中国政治家和企业家们谈成功经验时的一句“口头禅”。其实，作为现实中的具体的任何一个人而言，他总是神、兽的复合体（恩格斯就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神是理性的、无私的，兽是非理性的，自私的。人总是具有两面性的。中国有句俗话叫“亲兄弟，明算账”，事实上就是说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那怕亲兄弟也一样。一个领导人如果指望通过自己信任的一个或几个所谓的”能人“实现自己的管理思想或管理目标，往往会事与愿违。 总之，管理就是“疑人要用，用人要疑”，用“制度化管理”把有用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不对人性抱任何幻想，“制度比人强”，大智立法，这才是现代管理制度的真谛。
　　二、制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决定因素
　　大家应该都知道中国古代“晏子使楚”的故事。春秋时期，齐国的上大夫晏子出使楚国，楚王请晏子喝酒。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两个小吏押解着一个被捆绑了的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问：“绑着的是何许人啊？”小吏回答说：“是齐国人。”楚王又问：“这个齐国人犯了什么罪啊？”小吏说：“犯了盗窃罪（盗窃罪是中国古代最严重的犯罪之一，杀人罪也没有盗窃罪严重）。”楚王对晏子说：“齐国人都善于偷窃吗？”晏子回答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虽然叶子的形状还相似，但果实的味道却完全不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水土不同啊，这个人生活在齐国不盗窃，来到楚国就盗窃，难道是楚国的水土使这个人善于盗窃了吗？”楚王笑着说：“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讨没趣了。”“宴子使楚”这个故事中的所谓“水土”，其实就指的是制度（也可以说是“风俗”）。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在齐国是好人，而在楚国就变成坏人了呢？原因就是因为齐国的制度是好制度，而楚国的制度是坏制度。 　　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朱学勤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讲到过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西方人从深圳罗湖桥出境时，排队跟中国大陆人一样，经常插队加塞，一点也不像是文明人；但如果跨过罗湖桥，到香港一端入境，仅仅百步之外，人性突然大变，西方人却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第二种现象是：有一位美国知名教授，只要一来到中国，就让中国的一位同行陪他去到软件市场购买盗版软件。这位中国的同行就想，美国人不是就中国存在盗版软件的问题经常骂中国人都是知识产权的盗窃犯吗？为什么他们自己一来到中国也干起这种不光彩的“勾当”来了？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这难道不是因为其制度或风俗（中国人常说：“入乡随俗”）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吗？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参加一个旅行团到港、澳去旅行。旅行团里人员复杂。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小孩；有识字的，有不识字的；甚至还有一“半憨子”。出发前旅行社专门进行了在港、澳注意事项的培训，尤其强调不能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不能抽烟。当时我这位朋友认为在他们这一群乌合之众当中，肯定将会出现不至一个倒霉蛋。他甚至连自己能否完全作到不随地吐痰也有点担心，因为中国人毕竟随地吐痰已经习以为常了，不怕有意，就怕无意。他甚至认为港、澳的法律都存在问题。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有故意或过失才承担责任，没有故意或过失就不应承担责任。香港的法律也应该规定为有故意和过失吐痰行为才应该被罚款，没有故意和过失吐痰行为就不应该被罚款（无意吐痰应属于法律上的“意外事件”）。事实上，后来我朋友参加的这个旅行团在港、澳三天的旅程中，没有一个成员因为随地吐痰和在公共场所抽烟而被罚款，尤其是那个“半憨子”也奇迹般的“全身而返”（其实，按照中国法律，“半憨子”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只承担部分责任或不承担责任，在这点上香港与大路法律应该基本上是一样的）。我这位朋友回来后对我感叹到：制度竟然能使一个人前后发生完全判若两人的巨大变化，这简直是太神奇了！ 毛泽东同志说：“坏制度把人变成鬼，好制度把鬼变成人。”邓小平也说：“好制度能使坏人做好事，坏制度能使好人做坏事。”其实，他们俩人都是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而不是为了把人分为“人”和“鬼”或“好人”和“坏人”。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邓小平话的准确意思应该是：好制度使人做好事，坏制度使人做坏事。 那个国家或地区选择了优秀和良好的制度，那个国家或地区就能够超速发展。北朝鲜和韩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的比较；过去的西部与现在的西部等等，都是最为明显的佐证。（作者单位：安徽宿松县程玲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