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无疑是西班牙的世纪。哥伦布航海引发的地理大发现为西班牙带来了庞大的海外属地，也带来了滚滚的海外财富。据统计，西班牙从新大陆先后获得了225万公斤的黄金、1亿公斤的白银，以及糖、可可、棉花、蓝靛等大量热带农副产品。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为西班牙人所有。
　　西班牙的海外扩张还形成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大西洋贸易体系。非洲、美洲以及欧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关系，欧洲人把非洲的黑奴运到美洲，把美洲的金银和原材料运回欧洲，又把欧洲的制成品运到非洲和美洲。大西洋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催化剂，正如经济史学家奇波拉指出的：“欧洲人的海外扩张是为工业革命开辟道路的条件之一。”
　　然而，历史的悖论是，海外扩张最终是在英国，而不是西班牙引发了工业革命；海外扩张带给西班牙的繁荣最终被证明只是一个幻影。从17世纪中叶开始，西班牙帝国陷入了无可挽回的衰落之中，最终沦为一个二流的国家。
　　西班牙为什么失去了海外扩张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从根本上说，海外扩张时西班牙国内的制度安排，使其无法像英国那样充分利用海外扩张和大西洋贸易所带来的机会。
　　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是由王室来组织和资助、由贵族实行的，王室和贵族自然要享有由此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在西班牙，除了王室以及王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之外，其他人都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海外扩张和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全部落到了西班牙王室和贵族手中，而不是像英国那样催生了一个强大的商业阶层。
　　更重要的是，来自海外的巨大财富反过来加强了王室的权力和专制地位，造成了西班牙社会中的等级制度更加固化。由此，西班牙创造了一个以海外殖民和扩张为主导的财富获取机制，但落后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却没有任何变化。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说，从新大陆得来的意外经济横财起了巩固而不是破坏衰落的西班牙社会的作用。吉诺维斯也说，对殖民地的掠夺在不小的程度上反而支撑了一个正在没落中的西班牙的贵族阶层。
　　由此，西班牙便落入了制度的陷阱之中：当英国的商业力量迅速崛起、英国的社会出现极大的流动性的时候，在西班牙，国王和大贵族为代表的特权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却依然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来自民间的商业力量却无法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贵族依然是最好的职业，商人则依然是微不足道的。而国王和贵族的价值观念本质上是中世纪的，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商业的价值的，西班牙政府由此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商政策，包括为了保护羊主团的利益而没有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不断地对商人财富进行侵占和征用，为了获得税收对工商业进行横征暴敛，以及对犹太商人和摩尔商人进行大规模的迫害和驱逐，等等。在西班牙，商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以至于商人们取得财富之后不是去扩大投资，而是藏匿起来，那些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则是通过购买地产和败落的贵族的头衔来让自己和后代变成贵族，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命运。大量的资本从生产性的领域流出，大量的人才进入非生产性领域，工商业在西班牙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经济社会由此陷入极大的停滞之中。
　　与此同时，西班牙在国家目标的确立和国家资源的使用上也出现了问题。来自海外的财富没有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是用在了王室和贵族最关注的王朝和宗教战争上。西班牙参加了16、17世纪几乎所有的大型战争。从1519年，西班牙连续打了140年的仗。要命的是所有这些战争都是与商业无关的战争，都是纯粹的消耗性的战争。西班牙虽然获得了巨大的海外财富，但持续的战争却需要更多的钱财。结果是，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西班牙耗尽了所有来自海外的财富，并先后6次宣布破产，西班牙帝国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下去。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解释西班牙的衰落原因时曾指出：“不发展出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在这方面西班牙倒是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在西班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初始的制度安排是如何决定了社会财富和社会机会的分配结构，而财富和机会分配结构又如何最终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最终命运。西班牙是在没有发展出近代性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被拉入近代历史的，海外财富反而使特权集团的经济基础得到了强化和膨胀，商业力量却分享不到开放性的机会，这就必然使整个社会失去发展的活力，使整个国家最终走向衰落。没有制度的变革，使得来自海外的机会最终变成了发展的陷阱，这是西班牙最大的悲剧。从西班牙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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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571年10月7日爆发的勒班陀战役中，由西班牙王国、威尼斯共和国等国组成的神圣同盟舰队击败了奥斯曼海军。奥斯曼帝国从此失去地中海的海上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