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州县学

来源 :历史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ebaobei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唐以来,我国封建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教育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新的教育制度对近千年的科举、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就北宋的州县学作一探讨.
其他文献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日本长州阀首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推行侵华"积极政策".国外有些史学论著认为:东方会议"与其说是制定新政策的会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官员们交换情报的会议";田中首相在会议上提出的《对华政策纲领》"没有包含什么日本政策上有启示的新方针".本文试图剖析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政策,论证1927-1929年"田中外交"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制定了将东三省从中国肢解出去,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方针,而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武力攫取"满蒙’的新阶
首次帝国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0月7日至12日在湖北大学举行.讨论会由《历史研究))编辑部、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北大学历史系等六个单位联合举办.会议就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的历史演变和历史地位,当代帝国主义的现状和特点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人祭和人殉,在商代,特别是殷墟时期十分盛行,它一直是研究商代社会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关于人殉,目前已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对人祭却有较大的歧异,主要分歧在于对人牲身份的认识,并由此涉及人祭的目的和原因.笔者曾指出过,商代人牲的身份,从本质上讲应是奴隶而不是俘虏,但许多研究者仍认为人牲主要是俘虏.由于人牲的身份是奴隶还是俘虏,关涉到对商代社会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人牲的身份问题再作一考察,以期求得对商代社会有一个接近历史实际的认识.
一、叙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诸王朝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除了十分引人注目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外,地租形态的变化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自宋至清,历史上是否产生过货币地租,产生于何时,其范围程度如何,这些都与当时社会发展的水平有直接联系.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我们研究货币地租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马克思认为,首
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民数和汉代封建政权》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话:"作为汉代封建国家经济基础的七项征敛中,以人身为本的征敛比以土地为本的征敛重."这话表面上没有什么大错,就遗留下来的汉朝文献而论,似乎也没有什么反证.后来在写《明朝的民差与民田》的过程中,自己发现那句话说的并不确切,容易导致对封建时期赋役制度的误解.因为在封建朝廷的征敛中,土地和丁身虽然分为两目,这
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关于明初(这里指1368-1398年这三十一年)全国纳税的土田究竟有多少,拙作《明初全国土田面积考》曾作初步考订,认为明初交纳税粮的土田绝不是《诸司职掌》、《明会典》、《明史》等所记850万顷,而只有450万顷.明初人口,则并不只是5,670万余,而是有一亿以上.本文拟进一步说明《明实录》、《黄册》等记录所存在的问题和明初人口在一亿以上的依据,以求教于方家.
将上古神话视为一个解释系统、礼仪系统和操作系统,运用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及方法从事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早已成为一种显学;在我国,近年来也有人在进行尝试.何新同志的《诸神的起源》(简称《诸神》)便是一例典型.该书因有上述某些特点而赢得一些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推崇,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笔者认为,科学地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符合中国上古历史
社会风气,是某一区域人们在各类社会生活中表露出来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言行作风,属于社会心理状态和群体意志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或称释放形式.它是风俗中的一种.研究历史上社会风气韵形成与变迁,将有助于疏通文化史与各种类别史之间的联系渠道,有助于描绘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
家庭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一直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各方面的变动(广义上)反映着社会的变化.因此,研究中国家族史对于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与构造,究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汉代家庭上承先秦,下启魏晋,具有独特的时代风貌,在中国家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从父家长的权威,父母赡养与财产继承,嫡庶之别与非婚子,继父母与继子女,妇女的地位,养子赘婿与家内奴隶,血亲复仇等几个方面,对汉代家庭成员的地位和义务略作探讨.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本·阿格教授是当今活跃在欧美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涉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后现代主义等诸多领域。他提出文化研究需要放弃其浓厚的学术行话,并取而代之地发展一种更为广泛、更为公共的俗语,否则就不可能将文化研究当成有力的、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来植入到日常生活的兴衰中。他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一书中对西方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实证主义文化研究提出批评,认为文化研究要回归到政治根基上来,并指出我们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后现代,后现代必须是后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规避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