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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园是中国公园类型最常见的一种，大大小小的城市至少有几十个。两个美国人走进成都人民公园，用摄相机拍出了一部活动的清明上河图。
中国的第一个公园成立于1905年，由一些名流士绅倡议并集资，在无锡城中心原有几个私家小花园的基础上建成。不收门票，也不针对任何人设立门槛。随后，大大小小的人民公园在中国诸多城市建立。在我长大的那座城市，曾经人民公园和动物园连在一起占据城市中心的位置。家庭相册里的照片提醒我在这度过了不少童年的周末。五颜六色的游乐设施，秋天的菊花展，草坪和树林，应该还有鸽子，记忆摇摇晃晃，已不太容易在脑海中出现，直到在一个工作坊上看到它的同名纪录片。
片子从树枝树叶开始，画面缓慢移动，茂密树叶缝隙中看到天空，很绿的树叶和透射而来的天空白色。镜头继续移动，知道这是由上至下，由天空到地面的视线移动，缓慢地，慢到你不得不用足够的耐心静观其变。画面中还有声音，说话，嘈杂，还有音乐……终于，有人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一对对，男和女，或女和女，音乐节奏中移动、前进、后退。他们在跳舞。那种交际舞，屡见不鲜，跳的人却很过瘾。
我觉得自己很快就要失去耐心了，导演不过是从这类世俗场景中去捕捉他们认为的“中国元素”。按我猜测，第一个镜头稳定在这个跳舞场景，那下一个镜头应该是另外一个场景，是另外一群人或若干人，以此类推，他们在下棋、在喝茶、在发呆、在唱歌、在吵架、在谈爱情，等等，所谓无数单个场景（镜头）组成的片子。或者，再多点猜想吧，镜头会遭遇某个人及他（她）的故事，尾随之，进入“内部”。片子优劣，就看叙述线如何延伸，结构如何在或场景或人物或故事中建立。
这时，观看跳舞的镜头固定了一阵，似乎热闹看得差不多了，该换频道了，但镜头不是切换，是又开始动了。它绕过跳舞人，缓缓往前，看到一个水塘，还有小石山，一个小男孩逐渐清晰，他从水塘边跳到小石山上，又跳回，动作重复。旁边有一个男人，好像是男孩父亲，看着男孩。
镜头继续移动，还是很缓慢，越过水塘和小男孩，上了一条公园小道，路边坐着人，镜头经过，没有停滞，也没有要切换的意思，似乎执意继续往前……这时，有点反常规。
片子至此，差不多是八九分钟样子。影片开始的那个镜头，没有中断，依然在缓慢运行，而且可怕的是，更加固执、不管不顾地要走下去的意思。我被激发得重新好奇起来，掉入作者的叙述圈套了。这个片子完全是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故事，另外一种我想象之外的叙述了。
当片子走到20分钟左右，我突然在想：这两个美国人要干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打算这个片子要这么拍下去？我知道，这个片子有70多分钟长度。
诚如我所愿，这个从片子开始就存在的镜头，依然在继续，坚决、固执，甚至带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往前移动、移动……等片子进行到40分钟以后，我肯定，这个片子会这么拍下去。40分钟以后，我就完全投入片子运行中，投入在镜头往前移动时所经过的所有细节中了。我非常享受镜头前经过的所有人，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喝茶、打电话、聊天、发呆、表演、无所事事、心事重重。
如此，一直到片子结尾，镜头移动到密密麻麻人群背后，似乎在围观什么，高分贝音乐在响。镜头穿过人群，一片空地，和片子开始一样，又是跳舞，中老年居多，强节奏。大动作，甩胯、抖胸、扭肚皮、疯狂下腰、姿势纷飞，奇形怪状，舞得如痴如醉，围观者嘴巴张大。镜头运动中，扫过一横幅，上写“霹雳瘦身训练”字样。
全片没有任何字幕，不附加任何音效，全是现场声。这个一意孤行始终不中断前行的摄像机镜头，由此也成了创造出一个绝妙舞台的家伙，让那些“入画者”变成最自然也最出色的演员。观看这个舞台上走过那些演员们，我似乎在阅读着千年不变的中国人，但又陷入百思不解的陷阱中。
这部纪录片，既是最叹为观止的记录，又是超越想象的伟大虚构。这个伟大的虚构，就是在一个公园，一个人民或放松或表现或享受的世俗场地，借助“70多分钟的一次性走动”完成。“一个镜头的电影”把这个公园塑造成一个舞台，是“人民的公园或舞台”。
作者意识到，这里是一处公共空间，如同一个双重的公共舞台，他们把自己的角色也定位为表演者，因为他们的轮椅拍摄车和突出的麦克风非常显眼。史杰鹏说：“这幅画给予这些人平等的关注，并没有任何等级观念，我们想做的是它在 21 世纪的数码升级版。”
影片制作者莉比·蒂娜·科恩（Libbie Dina Cohn）与史杰鹏（J. P. Sniadecki）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在镜头里，但观众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主要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呈现公园众多游客与活动的方式——全片是一幅休闲与欢乐的全景画，完全以一个跟拍长镜头完成。
史杰鹏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2007年，他在拍摄一部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纪录片时曾经来过成都人民公园。2011年，他又与当时在耶鲁大学就读的科恩一同回到这里。两人开始想拍一部传统风格的影片，并剪辑了几个题材的片段。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只使用一个镜头拍摄全片的优点。
我们有一种感知的、建筑式的渴望，通过使用一个长镜头拍摄的方法，以整体方式把握这个地方，让观者得到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我们有一种感知的、建筑式的渴望，通过使用一个长镜头拍摄的方法，以整体方式把握这个地方，让观者得到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史杰鹏说。
科恩与史杰鹏花了一星期时间在公园摸索出一条路线。他们与公园的常客交上了朋友，尽量注意避免游乐场之类可能影响拍摄的地点，但在拍摄过程中也欢迎愉快的意外发生。三个星期内，他们拍摄了23次，時长从45分钟到100分钟不等，其中很多都因为拍摄过程中的意外而放弃了，比如两人之间交流出现问题，或者有小孩从他们的路径上跑过去。我看到的是从第19次拍摄中截取的75分钟片段。
作者意识到，这里是一处公共空间，如同一个双重的公共舞台，他们把自己的角色也定位为表演者，因为他们的轮椅拍摄车和突出的麦克风非常显眼。史杰鹏说：“这幅画给予这些人平等的关注，并没有任何等级观念，我们想做的是它在21世纪的数码升级版。”
看这部片子，睿智如社会学或人类学者，可以探测市井生活方式种种；精明如政治者，能够看懂其治下的人民局部；想象丰富如诗人或文学者，能读出诗意或世俗人生蕴含；什么目的都没有的普通看客，也可以悠其所悠乐其所乐。百态众生，或许，若干年过去，后来的人们再看到此片时，会感叹：这是一部活动的清明上河图。
中国的第一个公园成立于1905年，由一些名流士绅倡议并集资，在无锡城中心原有几个私家小花园的基础上建成。不收门票，也不针对任何人设立门槛。随后，大大小小的人民公园在中国诸多城市建立。在我长大的那座城市，曾经人民公园和动物园连在一起占据城市中心的位置。家庭相册里的照片提醒我在这度过了不少童年的周末。五颜六色的游乐设施，秋天的菊花展，草坪和树林，应该还有鸽子，记忆摇摇晃晃，已不太容易在脑海中出现，直到在一个工作坊上看到它的同名纪录片。
片子从树枝树叶开始，画面缓慢移动，茂密树叶缝隙中看到天空，很绿的树叶和透射而来的天空白色。镜头继续移动，知道这是由上至下，由天空到地面的视线移动，缓慢地，慢到你不得不用足够的耐心静观其变。画面中还有声音，说话，嘈杂，还有音乐……终于，有人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一对对，男和女，或女和女，音乐节奏中移动、前进、后退。他们在跳舞。那种交际舞，屡见不鲜，跳的人却很过瘾。
我觉得自己很快就要失去耐心了，导演不过是从这类世俗场景中去捕捉他们认为的“中国元素”。按我猜测，第一个镜头稳定在这个跳舞场景，那下一个镜头应该是另外一个场景，是另外一群人或若干人，以此类推，他们在下棋、在喝茶、在发呆、在唱歌、在吵架、在谈爱情，等等，所谓无数单个场景（镜头）组成的片子。或者，再多点猜想吧，镜头会遭遇某个人及他（她）的故事，尾随之，进入“内部”。片子优劣，就看叙述线如何延伸，结构如何在或场景或人物或故事中建立。
这时，观看跳舞的镜头固定了一阵，似乎热闹看得差不多了，该换频道了，但镜头不是切换，是又开始动了。它绕过跳舞人，缓缓往前，看到一个水塘，还有小石山，一个小男孩逐渐清晰，他从水塘边跳到小石山上，又跳回，动作重复。旁边有一个男人，好像是男孩父亲，看着男孩。
镜头继续移动，还是很缓慢，越过水塘和小男孩，上了一条公园小道，路边坐着人，镜头经过，没有停滞，也没有要切换的意思，似乎执意继续往前……这时，有点反常规。
片子至此，差不多是八九分钟样子。影片开始的那个镜头，没有中断，依然在缓慢运行，而且可怕的是，更加固执、不管不顾地要走下去的意思。我被激发得重新好奇起来，掉入作者的叙述圈套了。这个片子完全是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故事，另外一种我想象之外的叙述了。
当片子走到20分钟左右，我突然在想：这两个美国人要干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打算这个片子要这么拍下去？我知道，这个片子有70多分钟长度。
诚如我所愿，这个从片子开始就存在的镜头，依然在继续，坚决、固执，甚至带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往前移动、移动……等片子进行到40分钟以后，我肯定，这个片子会这么拍下去。40分钟以后，我就完全投入片子运行中，投入在镜头往前移动时所经过的所有细节中了。我非常享受镜头前经过的所有人，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喝茶、打电话、聊天、发呆、表演、无所事事、心事重重。
如此，一直到片子结尾，镜头移动到密密麻麻人群背后，似乎在围观什么，高分贝音乐在响。镜头穿过人群，一片空地，和片子开始一样，又是跳舞，中老年居多，强节奏。大动作，甩胯、抖胸、扭肚皮、疯狂下腰、姿势纷飞，奇形怪状，舞得如痴如醉，围观者嘴巴张大。镜头运动中，扫过一横幅，上写“霹雳瘦身训练”字样。
全片没有任何字幕，不附加任何音效，全是现场声。这个一意孤行始终不中断前行的摄像机镜头，由此也成了创造出一个绝妙舞台的家伙，让那些“入画者”变成最自然也最出色的演员。观看这个舞台上走过那些演员们，我似乎在阅读着千年不变的中国人，但又陷入百思不解的陷阱中。
这部纪录片，既是最叹为观止的记录，又是超越想象的伟大虚构。这个伟大的虚构，就是在一个公园，一个人民或放松或表现或享受的世俗场地，借助“70多分钟的一次性走动”完成。“一个镜头的电影”把这个公园塑造成一个舞台，是“人民的公园或舞台”。
影片制作者莉比·蒂娜·科恩（Libbie Dina Cohn）与史杰鹏（J. P. Sniadecki）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在镜头里，但观众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主要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呈现公园众多游客与活动的方式——全片是一幅休闲与欢乐的全景画，完全以一个跟拍长镜头完成。
史杰鹏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2007年，他在拍摄一部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纪录片时曾经来过成都人民公园。2011年，他又与当时在耶鲁大学就读的科恩一同回到这里。两人开始想拍一部传统风格的影片，并剪辑了几个题材的片段。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只使用一个镜头拍摄全片的优点。
“我们有一种感知的、建筑式的渴望，通过使用一个长镜头拍摄的方法，以整体方式把握这个地方，让观者得到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史杰鹏说。
科恩与史杰鹏花了一星期时间在公园摸索出一条路线。他们与公园的常客交上了朋友，尽量注意避免游乐场之类可能影响拍摄的地点，但在拍摄过程中也欢迎愉快的意外发生。三个星期内，他们拍摄了23次，時长从45分钟到100分钟不等，其中很多都因为拍摄过程中的意外而放弃了，比如两人之间交流出现问题，或者有小孩从他们的路径上跑过去。我看到的是从第19次拍摄中截取的75分钟片段。
作者意识到，这里是一处公共空间，如同一个双重的公共舞台，他们把自己的角色也定位为表演者，因为他们的轮椅拍摄车和突出的麦克风非常显眼。史杰鹏说：“这幅画给予这些人平等的关注，并没有任何等级观念，我们想做的是它在21世纪的数码升级版。”
看这部片子，睿智如社会学或人类学者，可以探测市井生活方式种种；精明如政治者，能够看懂其治下的人民局部；想象丰富如诗人或文学者，能读出诗意或世俗人生蕴含；什么目的都没有的普通看客，也可以悠其所悠乐其所乐。百态众生，或许，若干年过去，后来的人们再看到此片时，会感叹：这是一部活动的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