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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旗袍，一个中华民族服饰的代表性文化象征，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非语言符号。自满族入关清朝建立到辛亥革命，从孤岛繁华的海派文化再到近些年的“中国风”、“民国热”，旗袍的三百多年的发展史是一部跨族群传播、跨群体传播、以至于跨国际传播的文化融合历史。在实质上，旗袍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就是其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主体放在不同符号系统中反复编码译码的过程。本文将按照线性时间为序，选取重要的历史节点或时段，分析旗袍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传播特征，最终从“主体间性”理念出发，为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提供思路。
关键词：旗袍；跨文化传播；符号
一、 跨族群传播中的旗袍
1.传播背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不同族群间文化差异，而中华民族的历史正是在族群间不断迁徙、互动和融合中发展形成的，其实质上就是一部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历史。
清军入关前，满族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字，生活方式也经历了由游牧转向定居。在这一生产生活演变过程中，满族服饰也逐渐成形。女子典型的服饰就是旗袍。清朝建立后，在国家机构设置上“清承明制”，在统治机制上标榜“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建立起满汉地主联合专政的政治统治。但在社会生活上，清政府颁布了“十从十不从”、“男从女不从”等一系列的政策，其中“男从女不从”即指汉族男子剃头从满俗，而女子还是缠足穿汉裙，不用穿旗袍。因此，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汉族妇女还是沿袭以江南水乡地区典型汉族妇女服饰为主，裹小脚。
2.旗袍在跨族群传播中分析
清政府对于汉族女性生活服饰方面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并不代表清朝统治阶层不重视汉族人的生活文化空间。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清高宗弘历即钦命沿边各督抚，把大清王朝所管辖域内的各少数民族及外国民族的衣冠服饰，绘成图像送交给军机处，后绘制成《皇清职贡图》。 此书主要记录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描述这些民族与清王朝的关系。由此证明，清朝统治阶层是非常重视对于辖区内各民族社会生活文化方面的研究。
2.1满汉两大族群符号体系中：能指——旗袍，所指——统治权力，文化互动是以统治权力交换为目的
旗袍作为满族统治阶层的符号体系中的符号，并没有在对汉传播中实现广泛的认同，实质上是因为旗袍没有存在于受传两方（满汉统治阶层）强调的核心利益范畴。对于汉族女子旧习俗的认可，实质上是满族统治阶层对于汉族男权社会权力的认可和保障，女性资源对于男性来说，是一种族群延续的必须需求，是物种延续过程中男性的附属品，清朝不强迫汉族女性着满服就是缓和跨族群传播矛盾的明智之举。
2.2满族族群内部符号体系中：所指——旗袍，能指——男尊女卑的枷锁
一个文化元素的融合程度直接反应了某一主体的社会参与度，与社会权力的拥有程度。这一时期，旗袍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是有改变的，这种改变是以封建思想为根基、以阶级识别为目的、加之男权审美视角。从这一时期的旗袍发展来看，这种内敛的美是藏在宽大的袍里，埋在沉重的滚边下，消逝在深宫高墙之中。
二、跨群体传播中的旗袍
1.传播环境——民国的中西文化交融
群体传播主要是指群体内部或外部的信息传播活动，旨在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以保障群体的共同性。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在文化学中，任何一种民族文化或主导文化都会存在与之并存的群的文化，这些文化中存在一些共同的理念，但是它们不遵从主导文化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同时也不享有主导文化的影响和权力。二十世纪初，民国社会矛盾极其复杂，武昌起义集结同盟会和北洋军阀这两支政治力量组成政治同盟。但在革命后，不同的政治团体、不同的社会群体确由于价值体系，信仰不同，选择不同的道路。
2.旗袍在跨群体传播中的双层关系
2.1女权运动中的旗袍改良：能指——旗袍，所指——女性独立解放的战衣，政治变革是文化互动的推动力
1929年4月民国政府公开了有关服装的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所谓国服，条例中规定，女子礼服有两种，一种是长身旗袍，一种是短上衣和单裙。此时，旗袍作为一种服饰要求，被纳入到了制度的体系。19 世纪末国际女权运动逐渐高涨，西风东渐，女权运动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最开始接受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们开始兴办女学、创办各种报刊杂志、演出各种话剧以及奋起反抗封建的包办婚姻适度，并掀起国内女性解放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的旗袍设计改良就体现了西方的设计思想。
2.2孤岛时期海派旗袍：能指——旗袍，所指——阶级社会的枷锁和封建残留的余毒，并非“战衣”
社会中存在原则、奖惩和权威这三大要素，但是在旗袍这一制度中没有一个要素得以建立，可以说，这一时期旗袍的发展是一种畸形的繁荣。在当时东方巴黎“大上海”短暂的几年中，上海凭借着短暂的“和平”，为当时失意者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冒险家的天堂”。
阮玲玉、张爱玲、唐瑛、宋美龄、蝴蝶、孟小冬、陆小曼，在这些至诚至真的女子生命中，旗袍是美丽的枷锁，是时代的符号，时而用作战衣，用来挣脱原本生命的轨迹，却最终是乱世中的一抹血印。一方面，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困境。另一方面，上海大部分的势力掌握在大军阀大买办手中，他们与黑帮勾结，想要挣脱命运都是极难的。例如，依赖鸦片起家上海的青帮，掌握了国民政府、英法租借的各种资源，杜月笙、戴笠作为青帮头领在上海只手遮天。女明星们摇曳在旗袍中，为了自己的命运而争取，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独立，胡蝶，孟小冬这些女性最终是无法实现自由的发展。
三、国际传播中的旗袍
1.传播环境分析——传统文化中的旗袍的面向全球
国际传播学界的著名学者莫拉纳坚持广义国际传播概念——通过个人、群体、政府和技术在两国、两种文化或多国、多种文化间传递价值观、态度、观点和信息的研究探索领域，同时是对促进或抑制这类信息相关体系结构的研究。
法国符号学家、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针对索绪尔能指所指的符号学观念，指出所指和能指之间不是相等的观念，而是对等的观念，强调一种“结构性关系”，旗袍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其能指和所指共存于一个“联想式整体”。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旗袍只是形而下的器，而文化传统才是形而上的道，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文化传统是隐藏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挖掘旗袍的生命力，就是透过旗袍发现中国服饰文化传统，这不仅仅在于简单的时间延续，而是不断地进行更新和阐释。
目前，国内很多民族风格的服装品牌，忆江南、秀观唐、吉祥斋等专业的旗袍品牌，在旗袍的设计上会加入欧版的尺码，在图案样式的选择上，会尽量避免使用鹤、孔雀、喜鹊等具有文化理解差异的图案。
2.共享世界中的旗袍：能指——旗袍，所指——中国的文化传统，传播的实质是不同文化主体在主体间性理念下形成“共享世界”中的服饰
罗兰·巴特还有一个符号学观点，认为：不论编码者还是解码者，对符号意义的感知并不是因人而异，他们首先是从属于一个文化群体，解读就是两个心灵彼此进入，然后获得“共享世界”。现如今，旗袍，不是枷锁，亦不是战衣。旗袍的传播主体不再是一个族群，因此所指不再是压迫；受传双方不再是男性与女性，也无关卑贱；这里的旗袍，主体是一个全面的人，甚至一个国家。百年的枷锁，我们可以挣脱，挣脱传统文化的糟粕，正视历史中的错误，反思历史沉淀下的珍贵。也无须为战衣，旗袍前两次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均以政治为强制力形成制度层面的社会规范，却没能为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根源在于文化才是最为强大的力量，旗袍，用一袭东方的优雅一博个文化的认同，实现真正的全面自由。
参考文献：
[1]崔荣荣，孙晔，周开颜.世界民族服饰图典：亚洲卷.安徽：安徽美术出版社，2006.序.
[2]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
[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2.
关键词：旗袍；跨文化传播；符号
一、 跨族群传播中的旗袍
1.传播背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不同族群间文化差异，而中华民族的历史正是在族群间不断迁徙、互动和融合中发展形成的，其实质上就是一部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历史。
清军入关前，满族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字，生活方式也经历了由游牧转向定居。在这一生产生活演变过程中，满族服饰也逐渐成形。女子典型的服饰就是旗袍。清朝建立后，在国家机构设置上“清承明制”，在统治机制上标榜“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建立起满汉地主联合专政的政治统治。但在社会生活上，清政府颁布了“十从十不从”、“男从女不从”等一系列的政策，其中“男从女不从”即指汉族男子剃头从满俗，而女子还是缠足穿汉裙，不用穿旗袍。因此，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汉族妇女还是沿袭以江南水乡地区典型汉族妇女服饰为主，裹小脚。
2.旗袍在跨族群传播中分析
清政府对于汉族女性生活服饰方面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并不代表清朝统治阶层不重视汉族人的生活文化空间。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清高宗弘历即钦命沿边各督抚，把大清王朝所管辖域内的各少数民族及外国民族的衣冠服饰，绘成图像送交给军机处，后绘制成《皇清职贡图》。 此书主要记录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描述这些民族与清王朝的关系。由此证明，清朝统治阶层是非常重视对于辖区内各民族社会生活文化方面的研究。
2.1满汉两大族群符号体系中：能指——旗袍，所指——统治权力，文化互动是以统治权力交换为目的
旗袍作为满族统治阶层的符号体系中的符号，并没有在对汉传播中实现广泛的认同，实质上是因为旗袍没有存在于受传两方（满汉统治阶层）强调的核心利益范畴。对于汉族女子旧习俗的认可，实质上是满族统治阶层对于汉族男权社会权力的认可和保障，女性资源对于男性来说，是一种族群延续的必须需求，是物种延续过程中男性的附属品，清朝不强迫汉族女性着满服就是缓和跨族群传播矛盾的明智之举。
2.2满族族群内部符号体系中：所指——旗袍，能指——男尊女卑的枷锁
一个文化元素的融合程度直接反应了某一主体的社会参与度，与社会权力的拥有程度。这一时期，旗袍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是有改变的，这种改变是以封建思想为根基、以阶级识别为目的、加之男权审美视角。从这一时期的旗袍发展来看，这种内敛的美是藏在宽大的袍里，埋在沉重的滚边下，消逝在深宫高墙之中。
二、跨群体传播中的旗袍
1.传播环境——民国的中西文化交融
群体传播主要是指群体内部或外部的信息传播活动，旨在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以保障群体的共同性。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在文化学中，任何一种民族文化或主导文化都会存在与之并存的群的文化，这些文化中存在一些共同的理念，但是它们不遵从主导文化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同时也不享有主导文化的影响和权力。二十世纪初，民国社会矛盾极其复杂，武昌起义集结同盟会和北洋军阀这两支政治力量组成政治同盟。但在革命后，不同的政治团体、不同的社会群体确由于价值体系，信仰不同，选择不同的道路。
2.旗袍在跨群体传播中的双层关系
2.1女权运动中的旗袍改良：能指——旗袍，所指——女性独立解放的战衣，政治变革是文化互动的推动力
1929年4月民国政府公开了有关服装的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所谓国服，条例中规定，女子礼服有两种，一种是长身旗袍，一种是短上衣和单裙。此时，旗袍作为一种服饰要求，被纳入到了制度的体系。19 世纪末国际女权运动逐渐高涨，西风东渐，女权运动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最开始接受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们开始兴办女学、创办各种报刊杂志、演出各种话剧以及奋起反抗封建的包办婚姻适度，并掀起国内女性解放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的旗袍设计改良就体现了西方的设计思想。
2.2孤岛时期海派旗袍：能指——旗袍，所指——阶级社会的枷锁和封建残留的余毒，并非“战衣”
社会中存在原则、奖惩和权威这三大要素，但是在旗袍这一制度中没有一个要素得以建立，可以说，这一时期旗袍的发展是一种畸形的繁荣。在当时东方巴黎“大上海”短暂的几年中，上海凭借着短暂的“和平”，为当时失意者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冒险家的天堂”。
阮玲玉、张爱玲、唐瑛、宋美龄、蝴蝶、孟小冬、陆小曼，在这些至诚至真的女子生命中，旗袍是美丽的枷锁，是时代的符号，时而用作战衣，用来挣脱原本生命的轨迹，却最终是乱世中的一抹血印。一方面，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困境。另一方面，上海大部分的势力掌握在大军阀大买办手中，他们与黑帮勾结，想要挣脱命运都是极难的。例如，依赖鸦片起家上海的青帮，掌握了国民政府、英法租借的各种资源，杜月笙、戴笠作为青帮头领在上海只手遮天。女明星们摇曳在旗袍中，为了自己的命运而争取，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独立，胡蝶，孟小冬这些女性最终是无法实现自由的发展。
三、国际传播中的旗袍
1.传播环境分析——传统文化中的旗袍的面向全球
国际传播学界的著名学者莫拉纳坚持广义国际传播概念——通过个人、群体、政府和技术在两国、两种文化或多国、多种文化间传递价值观、态度、观点和信息的研究探索领域，同时是对促进或抑制这类信息相关体系结构的研究。
法国符号学家、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针对索绪尔能指所指的符号学观念，指出所指和能指之间不是相等的观念，而是对等的观念，强调一种“结构性关系”，旗袍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其能指和所指共存于一个“联想式整体”。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旗袍只是形而下的器，而文化传统才是形而上的道，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文化传统是隐藏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挖掘旗袍的生命力，就是透过旗袍发现中国服饰文化传统，这不仅仅在于简单的时间延续，而是不断地进行更新和阐释。
目前，国内很多民族风格的服装品牌，忆江南、秀观唐、吉祥斋等专业的旗袍品牌，在旗袍的设计上会加入欧版的尺码，在图案样式的选择上，会尽量避免使用鹤、孔雀、喜鹊等具有文化理解差异的图案。
2.共享世界中的旗袍：能指——旗袍，所指——中国的文化传统，传播的实质是不同文化主体在主体间性理念下形成“共享世界”中的服饰
罗兰·巴特还有一个符号学观点，认为：不论编码者还是解码者，对符号意义的感知并不是因人而异，他们首先是从属于一个文化群体，解读就是两个心灵彼此进入，然后获得“共享世界”。现如今，旗袍，不是枷锁，亦不是战衣。旗袍的传播主体不再是一个族群，因此所指不再是压迫；受传双方不再是男性与女性，也无关卑贱；这里的旗袍，主体是一个全面的人，甚至一个国家。百年的枷锁，我们可以挣脱，挣脱传统文化的糟粕，正视历史中的错误，反思历史沉淀下的珍贵。也无须为战衣，旗袍前两次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均以政治为强制力形成制度层面的社会规范，却没能为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根源在于文化才是最为强大的力量，旗袍，用一袭东方的优雅一博个文化的认同，实现真正的全面自由。
参考文献：
[1]崔荣荣，孙晔，周开颜.世界民族服饰图典：亚洲卷.安徽：安徽美术出版社，2006.序.
[2]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
[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