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中西方经济体与中国经济表现的鲜明对比,让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讨论成为热点话题。
　　2003年后,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背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微妙的改变;2008-2009年期间,舆论对“国进民退”现象的讨论逐渐扩大。
　　实证数据并不能全面有效支持“国进民退”的晦涩描述;但国家的政策导向以及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表明,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进行的迅速扩张与主导性发展,成为了2003年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经济逻辑上并无异于“亚洲发展模式”;但由于其政治环境的独特性,在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政治选择为该发展模式奠定了较强的政治逻辑基础。由于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共同作用,使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有别于巴西、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
　　在2012年中国领导人换届选举之前,以国企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将会延续;国家将通过对产业的不断整合,将优质资源集中于少数“超级国企”,这些企业在特定领域的主导地位将加强,同时或将拓展在国际层面的业务。
　　“超级国企”的经营表现与国家政策的支持密切相关;同时由于自身规模庞大,或将扩大对中央制定政策的影响:从简单的中央控制国企的局面转化成“超级国企”与中央博弈的局面。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皮特斯指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只是“亚洲发展模式”的中国版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巴西与20世纪的中期的日本都采用过相同的发展模式。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中国在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与1965年至1974年期间创造‘经济奇迹’的巴西在诸多方面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巴西采用直接提高税收的‘显性’方法支持部分产业、企业的发展;而中国采用的则是‘隐形’的方法对目标企业进行支持。”
　　皮特斯指出该发展模式最重要的3个内在机制为:1)工资的增长率低于生产力的增长率,导致较低的工资与分配不均;2)估值偏低的本国货币,导致实际工资偏低,进口成本提高,而对出口进行长期补贴,出口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动力;3)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采用了本质上相同的“金融压迫”政策。在这些国家中,银行都拥有大量的存款,而金融当局拥有制定存贷利率、选择贷款目标等权利。金融当局将存贷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为目标产业与企业长期提供成本低廉的融资服务,以支持其发展。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既有的发展模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又一次演绎。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