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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个20出头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一个摸爬滚打小有成就的行政主管；他们共同放弃了在外漂泊，选择回到故土。
然而，对这些熟悉了新生活新观念的人，传统的故乡迎接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我与他们不一样”
“大家都说我很成熟。”
——“哪里成熟？”
——“长得很成熟吧。”
这个自诩成熟的年轻人名叫周静，四川广安人，20多岁。其实在旁人眼中，他的外表一点也不显“老”，甚至还一脸稚气。可与他待上一阵子，便能发现其谈吐见地，的确透着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成熟。
周静从小就跟随父母外出打工，辗转了广西、广东、江苏等地。他说自己一直漂泊在外始终找不到家的感觉，“我在很多地方都念过书，但都是一两年刚适应便又要换学校。”前年，高中毕业的他终于从父母身边独立出来，到贵州遵义当了名叉车工。
然而在周静看来，外面的世界对他已经没了什么吸引力。他觉得反正迟早都要回去，何必一定非得少小离家老大才回呢？干了不到一年，他便决定返回故乡。
朋友们见他归来，都纷纷相邀再到远方闯荡一番。可周静却统统拒绝：“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可稀罕的，不去了。”
后来，周静被当地前锋工业园区的一家企业录用，同事们听说他后都议论开来：“这个年龄的人，都巴不得挤进大城市，但他却一直想着回来，的确很有意思。”
事实上，像周静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城市生活多年，其脑海中生成的新观念和人们的传统认识有着不小冲突。
不过，周静的返乡心切还有另一个原因——“其实我考虑更多的是照顾孩子。”
尽管他年纪轻轻，却早早娶了媳妇，今年还刚刚喜得贵子。“我知道很多人会把孩子留给父母，但我不想这样，自己的孩子自己养，不然我会觉得有欠于他。”
在周静过去生活的村子里，有很多留守儿童。大人们都出去打工了，孩子们就靠爷爷奶奶带大，平时帮着家里做农活，营养跟不上，教育更是糟糕，这让周静很受震动。“很多父母几年回家一趟，可孩子甚至都不认他们。”
现在，周静已经把家安在了镇上，他的小家庭与父母分开吃住。周静说，虽然自己的工作也很忙，不能每天回家，但毕竟距离不远，随时惦记都可以随时回去。“在外地打工挣的可能是要多些，但亲情却是钱所换来不了的。”
工作之余，周静还喜欢网上购物，他给孩子买玩具，给妻子买饰品。“同事们的娱乐方式就是聚在一起打牌，我不喜欢，我和他们不一样。”
一切重新起步
文刚和周静是同乡，在深圳的一家服装企业当行政主管，他的孩子这学年将要“小升初”，同样是为了尽管教之责，他同妻子决定一起辞职返乡。
“过去尝试把家人都接到深圳，但父母小孩去新鲜了几天都吵着要回来。”文刚和妻子白天上班，老俩口只能坐在家里大眼对小眼，没有认识的街坊，也不敢到处走动，每天只能盼着夫妻俩晚上回家才能说上几句话。
文刚打算就近找份工作：“家乡近来发展也不错，我想凭着自己多年的行政管理能力，也能够在这里一样地干出成绩吧。”
乡里的一切让常年在外的文刚倍感亲切。不过，与他父母前往深圳一样，这种幸福感很快便遇上了现实的不悦。
政府组织企业集体招聘，文刚把简历投了好几家。但通过仔细地一番了解后，他却都不大满意。“无论是生产模式还是管理运营，大多数企业在理念上与我的预期相距甚远，毕竟沿海与内地还是不同吧。”
正当文刚的主意出现反复不定时，一家电缆厂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这家企业的老板叫陈双全，同样也是广安外出的农民工出身，也一直在广东闯荡。他给工厂扫过地，下过苦力，最终通过十多年的辛勤付出终于成长为多家光电企业的投资人。
“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不管从经历还是认识来看都很相近，所以我选择了他。”文刚与陈老板一拍即合。
在沿海打拼过的人都深谙“爱拼才会赢”的道理。陈老板常把自己在外奋斗的例子讲给企业的员工们听，“野心”是他反复强调的两个字。
文刚当然也有自己的“野心”。“虽然我现在已是行政主管，但我还是想全面发展，打算把生产作业的流程和具体操作都学会。”文刚说，“学习、积累是打工者成功的关键，这是我多年来最大的总结。”
文刚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到车间转悠，他常常看到本地工人在“磨洋工”，起初这让他很不习惯。“更别说让他们去主动学习了，这些工人的确跟外出归来的意识要差了很多。”
在外的经验究竟能不能在内地获得成功？现实的状况让文刚的信心略微有些退去，他开始重新审视眼前的家乡。
有一天，一名工人在车间突然晕厥。救人要紧，文刚不敢有丝毫耽误，赶忙叫人把伤者送到就近的一家医院，可到了医院里，病床上的工人呼吸反而愈发困难。
他赶紧打120叫救护车，让转移到市里更好的医院。可无论怎么恳求，电话那头却始终要求就诊医院须开转院证明才能派车。
文刚非常着急，只得去找负责大夫，可医生们互相推诿。情急之下，他气冲冲地推开了院长办公室的门，却看见院长竟然全神贯注地玩着电脑游戏。
“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怒了。”文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神情还略显激动。“我们的人都快死了，你们却聊天的聊天，玩游戏的玩游戏。”文刚举起手机，“你信不信我把你们拍下来传上网去。”
院长显然被这“不速之客”给怔住了，还没等文刚的情绪完全平静，就为伤者办理好了转院手续。
文刚坦言，或许在这里，乡亲们早已习惯了强势单位的处事方式，但在沿海呆过的人，却知道自己有理由维权。“拍证据，发微博，这都是我在外面学到的。”
对于文刚而言，重新适应家乡传统的生活方式还需要一段时间。没几个月，他已经开始怀念在深圳的快乐时光。
在那边，他可以跟朋友周末一起去郊游、K歌、健身，尽管平时也要面对拥挤的交通，忙碌的工作，但他却觉得这才算是真正地融入其中。“而在这里，无论是环境，还是我个人，一切都还是刚刚起步。”
文刚骄傲地表示，自己在深圳已经完全具备了落户资格，他在原先的公司目前还持有1%的股权，他的老板也三番五次地欢迎他随时回去。
“以后的事情都说不准，或许哪天我回心转意也不一定。但即使要走，也还是会让妻子留下来照料家庭，一个人单独回去。”
至于具体设想和“时间表”，文刚只是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旧世界”被带起新变化
随着返乡农民工的大量增加，来自新生活的他们一方面适应着祖辈们沿袭的传统，一方面也慢慢影响，并悄然改变着老家的“旧世界”。
过去，农村人信奉鬼神。大年初一不能洗头洗澡，否则会冲走一年的好运；不能扫地扔垃圾，否则会把家里的财富扔出去……
“这些迷信说法现在多被破除了，我们讲究的是舒适健康的生活品质，而且家里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方便得很嘛。”从沿海打工回乡的杨小兰笑着说。
在四川，各地都建起了农民新村，很多返乡农民工就在自家田地里搞起了产业，这让他们格外在乎身边的环境。广安市广安区劳务办公室杜全武介绍，以前，很多农民不爱卫生，剩菜剩饭到处倒放。现在，他们到基层寻访，见到处处都有垃圾桶，还修起了集中回收站，卫生条件大大改善。
除此之外，农家书屋、互联网、也走进了乡村生活。“过去，农民工带回的是盖房子娶媳妇的钱，现在却带回了整座‘新农村’。”杜全武兴奋地说。
就在前两天，周静一家三口参加了朋友的一桩乔迁礼。在周静的印象里，农村每逢红白喜事，客人们总是哄抢大鱼大肉，宾主必须一醉方休，热“闹”一番。可这一次却变了，新鲜蔬菜成了客人们的最爱，朋友中酩酊大醉的少了，但感情的交流却更加融洽。周静没有像过去一样给红包，而是按照城市的办法，给朋友的新居送了一幅山水画。
然而，对这些熟悉了新生活新观念的人，传统的故乡迎接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我与他们不一样”
“大家都说我很成熟。”
——“哪里成熟？”
——“长得很成熟吧。”
这个自诩成熟的年轻人名叫周静，四川广安人，20多岁。其实在旁人眼中，他的外表一点也不显“老”，甚至还一脸稚气。可与他待上一阵子，便能发现其谈吐见地，的确透着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成熟。
周静从小就跟随父母外出打工，辗转了广西、广东、江苏等地。他说自己一直漂泊在外始终找不到家的感觉，“我在很多地方都念过书，但都是一两年刚适应便又要换学校。”前年，高中毕业的他终于从父母身边独立出来，到贵州遵义当了名叉车工。
然而在周静看来，外面的世界对他已经没了什么吸引力。他觉得反正迟早都要回去，何必一定非得少小离家老大才回呢？干了不到一年，他便决定返回故乡。
朋友们见他归来，都纷纷相邀再到远方闯荡一番。可周静却统统拒绝：“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可稀罕的，不去了。”
后来，周静被当地前锋工业园区的一家企业录用，同事们听说他后都议论开来：“这个年龄的人，都巴不得挤进大城市，但他却一直想着回来，的确很有意思。”
事实上，像周静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城市生活多年，其脑海中生成的新观念和人们的传统认识有着不小冲突。
不过，周静的返乡心切还有另一个原因——“其实我考虑更多的是照顾孩子。”
尽管他年纪轻轻，却早早娶了媳妇，今年还刚刚喜得贵子。“我知道很多人会把孩子留给父母，但我不想这样，自己的孩子自己养，不然我会觉得有欠于他。”
在周静过去生活的村子里，有很多留守儿童。大人们都出去打工了，孩子们就靠爷爷奶奶带大，平时帮着家里做农活，营养跟不上，教育更是糟糕，这让周静很受震动。“很多父母几年回家一趟，可孩子甚至都不认他们。”
现在，周静已经把家安在了镇上，他的小家庭与父母分开吃住。周静说，虽然自己的工作也很忙，不能每天回家，但毕竟距离不远，随时惦记都可以随时回去。“在外地打工挣的可能是要多些，但亲情却是钱所换来不了的。”
工作之余，周静还喜欢网上购物，他给孩子买玩具，给妻子买饰品。“同事们的娱乐方式就是聚在一起打牌，我不喜欢，我和他们不一样。”
一切重新起步
文刚和周静是同乡，在深圳的一家服装企业当行政主管，他的孩子这学年将要“小升初”，同样是为了尽管教之责，他同妻子决定一起辞职返乡。
“过去尝试把家人都接到深圳，但父母小孩去新鲜了几天都吵着要回来。”文刚和妻子白天上班，老俩口只能坐在家里大眼对小眼，没有认识的街坊，也不敢到处走动，每天只能盼着夫妻俩晚上回家才能说上几句话。
文刚打算就近找份工作：“家乡近来发展也不错，我想凭着自己多年的行政管理能力，也能够在这里一样地干出成绩吧。”
乡里的一切让常年在外的文刚倍感亲切。不过，与他父母前往深圳一样，这种幸福感很快便遇上了现实的不悦。
政府组织企业集体招聘，文刚把简历投了好几家。但通过仔细地一番了解后，他却都不大满意。“无论是生产模式还是管理运营，大多数企业在理念上与我的预期相距甚远，毕竟沿海与内地还是不同吧。”
正当文刚的主意出现反复不定时，一家电缆厂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这家企业的老板叫陈双全，同样也是广安外出的农民工出身，也一直在广东闯荡。他给工厂扫过地，下过苦力，最终通过十多年的辛勤付出终于成长为多家光电企业的投资人。
“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不管从经历还是认识来看都很相近，所以我选择了他。”文刚与陈老板一拍即合。
在沿海打拼过的人都深谙“爱拼才会赢”的道理。陈老板常把自己在外奋斗的例子讲给企业的员工们听，“野心”是他反复强调的两个字。
文刚当然也有自己的“野心”。“虽然我现在已是行政主管，但我还是想全面发展，打算把生产作业的流程和具体操作都学会。”文刚说，“学习、积累是打工者成功的关键，这是我多年来最大的总结。”
文刚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到车间转悠，他常常看到本地工人在“磨洋工”，起初这让他很不习惯。“更别说让他们去主动学习了，这些工人的确跟外出归来的意识要差了很多。”
在外的经验究竟能不能在内地获得成功？现实的状况让文刚的信心略微有些退去，他开始重新审视眼前的家乡。
有一天，一名工人在车间突然晕厥。救人要紧，文刚不敢有丝毫耽误，赶忙叫人把伤者送到就近的一家医院，可到了医院里，病床上的工人呼吸反而愈发困难。
他赶紧打120叫救护车，让转移到市里更好的医院。可无论怎么恳求，电话那头却始终要求就诊医院须开转院证明才能派车。
文刚非常着急，只得去找负责大夫，可医生们互相推诿。情急之下，他气冲冲地推开了院长办公室的门，却看见院长竟然全神贯注地玩着电脑游戏。
“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怒了。”文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神情还略显激动。“我们的人都快死了，你们却聊天的聊天，玩游戏的玩游戏。”文刚举起手机，“你信不信我把你们拍下来传上网去。”
院长显然被这“不速之客”给怔住了，还没等文刚的情绪完全平静，就为伤者办理好了转院手续。
文刚坦言，或许在这里，乡亲们早已习惯了强势单位的处事方式，但在沿海呆过的人，却知道自己有理由维权。“拍证据，发微博，这都是我在外面学到的。”
对于文刚而言，重新适应家乡传统的生活方式还需要一段时间。没几个月，他已经开始怀念在深圳的快乐时光。
在那边，他可以跟朋友周末一起去郊游、K歌、健身，尽管平时也要面对拥挤的交通，忙碌的工作，但他却觉得这才算是真正地融入其中。“而在这里，无论是环境，还是我个人，一切都还是刚刚起步。”
文刚骄傲地表示，自己在深圳已经完全具备了落户资格，他在原先的公司目前还持有1%的股权，他的老板也三番五次地欢迎他随时回去。
“以后的事情都说不准，或许哪天我回心转意也不一定。但即使要走，也还是会让妻子留下来照料家庭，一个人单独回去。”
至于具体设想和“时间表”，文刚只是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旧世界”被带起新变化
随着返乡农民工的大量增加，来自新生活的他们一方面适应着祖辈们沿袭的传统，一方面也慢慢影响，并悄然改变着老家的“旧世界”。
过去，农村人信奉鬼神。大年初一不能洗头洗澡，否则会冲走一年的好运；不能扫地扔垃圾，否则会把家里的财富扔出去……
“这些迷信说法现在多被破除了，我们讲究的是舒适健康的生活品质，而且家里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方便得很嘛。”从沿海打工回乡的杨小兰笑着说。
在四川，各地都建起了农民新村，很多返乡农民工就在自家田地里搞起了产业，这让他们格外在乎身边的环境。广安市广安区劳务办公室杜全武介绍，以前，很多农民不爱卫生，剩菜剩饭到处倒放。现在，他们到基层寻访，见到处处都有垃圾桶，还修起了集中回收站，卫生条件大大改善。
除此之外，农家书屋、互联网、也走进了乡村生活。“过去，农民工带回的是盖房子娶媳妇的钱，现在却带回了整座‘新农村’。”杜全武兴奋地说。
就在前两天，周静一家三口参加了朋友的一桩乔迁礼。在周静的印象里，农村每逢红白喜事，客人们总是哄抢大鱼大肉，宾主必须一醉方休，热“闹”一番。可这一次却变了，新鲜蔬菜成了客人们的最爱，朋友中酩酊大醉的少了，但感情的交流却更加融洽。周静没有像过去一样给红包，而是按照城市的办法，给朋友的新居送了一幅山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