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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尤其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使一部分人担忧中国经济难免会硬着陆。当前的中国经济下滑是投资过快增长后的回落与潜在经济增速下滑相叠加的结果。
笔者认为虽然现在的经济增速下滑使不少产业、企业感到比较痛苦，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有所改善，中国经济再平衡，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正在成熟。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日本过去走过的路与当前的中国相比，但是，现在的中国经济表象似乎更像1973年石油危机后几年的日本经济。通过比较分析，期待中国能从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中国能平稳实现经济再平衡。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有了很大改善。从宏观经济来看，这些改变开始抑制投资，推动消费
1972年，日本当时的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提出了“列岛改造计划”，倡导日本国土的均衡发展，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此时，恰恰日本银行（日本中央银行）也为抵消日元大幅度升值（在1971年，美国宣布结束固定汇率体制。此后日元从1美元兑360日元上升至308日元）带来的紧缩效应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1972年和1973年的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经济8%的增速。然而，1973年10月石油危机的发生致使日本经济一下子跌入“萎缩深谷”。从此，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时期转入了中速增长时期。20世纪70年代是1974年以后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与1972年-1973年的投资过快扩张后的调整同时叠加发生的时期。
虽然经济增速一下子出现下滑，使不少产业、企业感到经营困难，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结构调整，为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974年以后，日本经济从过度依靠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了消费、投资和出口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朝着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再平衡方向跋涉前行。
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在日本，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生产要素价格被控制在较低水平。由于在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成本上升速度跟不上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资本成本也被控制在较低水平。当时，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筹措资金。由于日本银行（中央银行）将存款利率管制在较低水平，因此贷款利率实际上也控制在远低于投资回报率（ROI）的水平。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促使企业大力扩大投资。因此，可以说，日本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高投资带来的。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已过了“刘易斯拐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上消失，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措施也越来越齐全，使得日本的劳动成本较快增长。劳动成本较快增长致使劳动份额（劳动者报酬/GDP）上升。劳动份额上升的起因是由于1973年至1974 年的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压力，从而导致工资增长。
但这里的关键是，在此期间的劳动份额的上升趋势成为了永久性的而非暂时性的。60年代已经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由于剩余劳动力消失，实际工资上升的压力有所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60年代中期后，工人有权获得其“公平份额”的意识增加，这一点可以从劳资纠纷的增加和工人谈判能力的增强中看出。因此，石油危机结束后难以抑制实际工资再次上涨，劳动份额的上升成为永久性趋势。
在这一过程中，实际工资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持平，从而大大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使得消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了遏制。
日本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成本之间的差异缩小。日本企业通常通过银行贷款筹资，资金成本近似于银行的贷款利率。由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金融自由化尚未完成，银行的贷款利率在70年代前一直受到高度管制。资本回报率和银行贷款利率在7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间的对比表明，后者远远低于前者。这说明在高速增长时期，低资本成本是投资热潮出现的关键原因之一。
然而，石油危机期间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大大地缩小了70年代上半叶资本回报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这一时期资本成本迅速靠近资本回报率。
如上所述，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有了很大改善。从宏观经济来看，这些改变开始抑制投资，推动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例从1973年的36%下降到1977年的30%。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从1973年的54%上升至1977年的58%。
从微观经济来看，日本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由于告别了高速增长时期，企业的销售增速下降较快。同时，成本上升速度也较快。劳动成本上升，原油价格上升，贷款利率与预期投资回报率的差额越来越缩小。这些变化难免有部分企业被淘汰。年均企业破产数量在高速增长时期（1955年到1973年）仅为4678家，而1974年到1980年破产企业一下子增加至15458家。
然而，不少日本制造业克服了这些困难。通过机械化与提高生产流程效率，加强研究开发提高附加价值，成为了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无论是从宏观经济或者微观经济来看，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对日本经济实现再平衡和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一样，这些变化跟前期投资高增长后的回落一起出现，往往让大家感到非常痛苦。然而，这些变化都是为了使经济增长转到可持续模式的重要环节 中国依靠投资的程度远远超出日本高速增长时候的情况。固定资本形成在GDP的比重2014年高达44%，远高于日本1973年的36%。所以，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任务比日本艰巨多了。
中国的投资驱动式发展也与生产要素的扭曲有密切的关系。很长时期，在中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劳动成本上升速度跟不上劳动生产率增速。作为资本成本的银行贷款利率也是一直受到中国人民银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控制在与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水平。
再有，中国土地价格，特别是工业用地价格也一直控制在过低水平。地方政府往往发生的情况是，以很低价格征收土地后，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工业企业。此时，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企业，将工业用地价格控制在远低于商业用地、居住用地价格水平。对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工业企业是加快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的关键。
此外，在地方政府干部的业绩考核当中，GDP的增长是最客观而有说服力的指标。为了实现GDP较快增长，最直接的做法是政府主导地方的投资。低劳动成本、低资本成本、低土地成本很自然地促使投资高速增长。然而，过高的投资增速带给钢铁、水泥、化学品、玻璃等上游行业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近几年，在中国出现改变这些情况的现象。
首先是劳动成本从2008年新《劳动法》实施以来，显著增长。
政府为了提振居民消费，促使每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较快。再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似乎已经消失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认为在2004年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还有争论，但是考虑到农民工增长速度一直减慢这些事实，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没有以前那么丰富了，这些变化也促使工资较快增长。
其次是资本成本。
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证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ROI）近几年急速下滑。然而，贷款利率没有明显下降。结果，贷款利率靠近资本回报率。从图表4看，中国的资本成本已经不低了。这变化很像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变化。
土地价格、工业用地价格还处在较低水平。工业用地价格仅是商业用地价格的11%。
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征收土地作出了重大的决策：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如果这些改革都能实行，土地供应一定会减少，征收土地的成本一定会大幅度上升。这些变化肯定会抬高土地成本，尤其是最便宜的工业用地成本。
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一样，这些变化跟前期投资高增长后的回落一起出现，往往让大家感到非常痛苦。然而，这些变化都是为了使经济增长转到可持续模式的重要环节。
对企业而言，也是提高附加价值、生产效率的阵痛期，因此，不要过于害怕，应该正面地看待这些必然的变化和历程。
作者为日本银行参事役、前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笔者认为虽然现在的经济增速下滑使不少产业、企业感到比较痛苦，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有所改善，中国经济再平衡，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正在成熟。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日本过去走过的路与当前的中国相比，但是，现在的中国经济表象似乎更像1973年石油危机后几年的日本经济。通过比较分析，期待中国能从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中国能平稳实现经济再平衡。
日本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再平衡过程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有了很大改善。从宏观经济来看，这些改变开始抑制投资，推动消费
1972年，日本当时的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提出了“列岛改造计划”，倡导日本国土的均衡发展，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此时，恰恰日本银行（日本中央银行）也为抵消日元大幅度升值（在1971年，美国宣布结束固定汇率体制。此后日元从1美元兑360日元上升至308日元）带来的紧缩效应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1972年和1973年的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经济8%的增速。然而，1973年10月石油危机的发生致使日本经济一下子跌入“萎缩深谷”。从此，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时期转入了中速增长时期。20世纪70年代是1974年以后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与1972年-1973年的投资过快扩张后的调整同时叠加发生的时期。
虽然经济增速一下子出现下滑，使不少产业、企业感到经营困难，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结构调整，为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974年以后，日本经济从过度依靠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了消费、投资和出口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朝着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再平衡方向跋涉前行。
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在日本，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生产要素价格被控制在较低水平。由于在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成本上升速度跟不上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资本成本也被控制在较低水平。当时，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筹措资金。由于日本银行（中央银行）将存款利率管制在较低水平，因此贷款利率实际上也控制在远低于投资回报率（ROI）的水平。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促使企业大力扩大投资。因此，可以说，日本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高投资带来的。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已过了“刘易斯拐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上消失，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措施也越来越齐全，使得日本的劳动成本较快增长。劳动成本较快增长致使劳动份额（劳动者报酬/GDP）上升。劳动份额上升的起因是由于1973年至1974 年的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压力，从而导致工资增长。
但这里的关键是，在此期间的劳动份额的上升趋势成为了永久性的而非暂时性的。60年代已经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由于剩余劳动力消失，实际工资上升的压力有所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60年代中期后，工人有权获得其“公平份额”的意识增加，这一点可以从劳资纠纷的增加和工人谈判能力的增强中看出。因此，石油危机结束后难以抑制实际工资再次上涨，劳动份额的上升成为永久性趋势。
在这一过程中，实际工资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持平，从而大大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使得消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了遏制。
日本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成本之间的差异缩小。日本企业通常通过银行贷款筹资，资金成本近似于银行的贷款利率。由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金融自由化尚未完成，银行的贷款利率在70年代前一直受到高度管制。资本回报率和银行贷款利率在7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间的对比表明，后者远远低于前者。这说明在高速增长时期，低资本成本是投资热潮出现的关键原因之一。
然而，石油危机期间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大大地缩小了70年代上半叶资本回报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这一时期资本成本迅速靠近资本回报率。
如上所述，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有了很大改善。从宏观经济来看，这些改变开始抑制投资，推动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例从1973年的36%下降到1977年的30%。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从1973年的54%上升至1977年的58%。
从微观经济来看，日本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由于告别了高速增长时期，企业的销售增速下降较快。同时，成本上升速度也较快。劳动成本上升，原油价格上升，贷款利率与预期投资回报率的差额越来越缩小。这些变化难免有部分企业被淘汰。年均企业破产数量在高速增长时期（1955年到1973年）仅为4678家，而1974年到1980年破产企业一下子增加至15458家。
然而，不少日本制造业克服了这些困难。通过机械化与提高生产流程效率，加强研究开发提高附加价值，成为了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无论是从宏观经济或者微观经济来看，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对日本经济实现再平衡和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中国面临的情况与生产要素价格状况
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一样，这些变化跟前期投资高增长后的回落一起出现，往往让大家感到非常痛苦。然而，这些变化都是为了使经济增长转到可持续模式的重要环节 中国依靠投资的程度远远超出日本高速增长时候的情况。固定资本形成在GDP的比重2014年高达44%，远高于日本1973年的36%。所以，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任务比日本艰巨多了。
中国的投资驱动式发展也与生产要素的扭曲有密切的关系。很长时期，在中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劳动成本上升速度跟不上劳动生产率增速。作为资本成本的银行贷款利率也是一直受到中国人民银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控制在与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水平。
再有，中国土地价格，特别是工业用地价格也一直控制在过低水平。地方政府往往发生的情况是，以很低价格征收土地后，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工业企业。此时，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企业，将工业用地价格控制在远低于商业用地、居住用地价格水平。对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工业企业是加快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的关键。
此外，在地方政府干部的业绩考核当中，GDP的增长是最客观而有说服力的指标。为了实现GDP较快增长，最直接的做法是政府主导地方的投资。低劳动成本、低资本成本、低土地成本很自然地促使投资高速增长。然而，过高的投资增速带给钢铁、水泥、化学品、玻璃等上游行业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近几年，在中国出现改变这些情况的现象。
首先是劳动成本从2008年新《劳动法》实施以来，显著增长。
政府为了提振居民消费，促使每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较快。再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似乎已经消失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认为在2004年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还有争论，但是考虑到农民工增长速度一直减慢这些事实，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没有以前那么丰富了，这些变化也促使工资较快增长。
其次是资本成本。
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证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ROI）近几年急速下滑。然而，贷款利率没有明显下降。结果，贷款利率靠近资本回报率。从图表4看，中国的资本成本已经不低了。这变化很像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变化。
土地价格、工业用地价格还处在较低水平。工业用地价格仅是商业用地价格的11%。
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征收土地作出了重大的决策：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如果这些改革都能实行，土地供应一定会减少，征收土地的成本一定会大幅度上升。这些变化肯定会抬高土地成本，尤其是最便宜的工业用地成本。
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一样，这些变化跟前期投资高增长后的回落一起出现，往往让大家感到非常痛苦。然而，这些变化都是为了使经济增长转到可持续模式的重要环节。
对企业而言，也是提高附加价值、生产效率的阵痛期，因此，不要过于害怕，应该正面地看待这些必然的变化和历程。
作者为日本银行参事役、前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