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在我兴奋地买到一张去往德里的廉价机票后没几天，一条新闻震惊了世界：一位23岁的当地女性被轮奸殴打，生命垂危，她的男性同伴也被殴打，根本帮不上忙。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关注这起案件，近一年来，印度游行四起，对强奸犯施以死刑的呼声从未这么高，与此同时，仍然不时有强奸案件发生，甚至是对外国游客。
　　这一年，每当人们听到我要去印度，都告诫要小心啊。因此，9月出发去印度前，我买了人生中第一瓶防狼喷雾，还带上瑞士军刀。
　　到了印度，这才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几乎没有女性的世界。新德里火车站前，三轮车和汽车交错着把路堵死，却没有一个女人的身影；所有酒店里清一色站着男人，有几个晚上，我开着灯，把防狼喷雾和刀放在枕头边，惴惴不安。
　　放上台面的印度强奸案
　　到达印度后的几天，得知南德里轮奸案的罪犯被处以死刑。仔细梳理这起案件，发现它触及的不仅仅是愤怒，还有埋藏已久的性别平等问题。
　　2012年12月16日，看完《少年Pi》后，23岁的Jyoti Singh和男性朋友走出电影院，当时是晚上9点多。他们找不到的士和电动三轮，便搭上了一辆白色私家车。一个小时后，他们被扔在一条通往英迪拉·甘地机场的大路上，赤身裸体，血污横流。两天后，这一消息占据了印度各大电视台及报纸的头条，驻扎在此的国际媒体，也将消息传递给了世界。印度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呼声和催泪弹齐飞。
　　12月29日，被转移至新加坡伊丽莎白医院救治的Jyoti Sing去世。印度再次爆发游行，范围波及到了南部和中部的科钦、克拉拉邦、班加罗尔和孟买。将Jyoti Singh送往新加坡救治，一方面是出于她的伤情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则被认为是对事件“降温”。“降温”，过去经常被警方和法院用以处理类似案件，不立案，龟速的判决过程，极低的判决率，都能让受害人在漫长的等待中失去希望。
　　警察对待强奸案件的态度非常冷漠，大量腐败和勾结滋生于此，男人买通警察，便可以让女人闭嘴，尤其是婚内强奸，女性几乎得不到伸张的机会，警察一般会用调解来打发受害的女人。但这一次，降温不起作用了。
　　大规模的抗议，将长期处于暗面的印度女性不平等待遇问题放到了桌面上，在愤怒的涌动下喷发。何为荣辱，何为平等，何为法律，拷问不仅撕开了法律的口子，更直接击痛了陈腐的观念。
　　在Facebook上，有一个名为“The Gang Rape in India”（印度轮奸案）的页面，创立时间是2012年12月。直到现在，这个页面仍然在更新关于印度女性遭受强奸的案件，社会抗议活动等相关新闻。
　　泛滥的耻辱感
　　强奸和性骚扰给女性带来的伤害，不仅仅存在于其本身，还有更多的受害妇女，因为歧视而沉默着。
　　2012年2月，38岁的Katrina在加尔各答的一家俱乐部外被劫持上车，车子还在开动，她被轮奸了。和绝大多数遭受强奸的印度妇女不同，她决定曝光这件事。报案后，她来到电视台，披下长发，背对镜头，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加尔各答当地法院成立了快速法庭来解决这起案件，3月时，就已经逮捕了3名嫌疑犯。然而，法律能给妇女公正的判决，却不能改变人们对强奸受害者的刻板印象。Katrina在法庭外被“上了一课”。等公交车时，不断有人认出她：“你就是上了电视的那个Katrina吗？”有人打电话威胁她，要她撤销起诉。邻居开始疏远她，往年的圣诞节或新年，邻居会上她家来一起庆祝，现在不了，总是有邻居提醒她，“别回来那么晚。”或者在她和女儿出门时，小声议论着：“看，就是这家人。”
　　“如果那晚我死了，大家可能会更同情我。大家都觉得，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怎么还那么有劲，到处抛头露面。”后来，Katrina被一家妇女权益机构录用，负责接听强奸和家庭暴力的热线。
　　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成为强奸的牺牲品？在一篇报道中，记者Nilanjana S. Roy写道，很多强奸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女人生活中熟悉的人，她说，“如果对所有强奸犯都处以死刑，那么，我们每年都要处死10000个邻居、店主、老师、祖父、父亲和兄弟。”在印度，大男子主义泛滥，一半的已婚妇女遭到家庭暴力。在印度节目《真相访谈》的街访中，男人们这样解释自己打老婆的理由：“下班回来累了一天，看她躺在那儿，怎么可能不打她？”“如果她不听话，我就要打她。”2009年，在芒加罗尔的一家俱乐部外，一段来源不详的视频中，成群的男人追打着女孩们，扇耳光，放倒在地，事后究其原因，他们认为这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女孩儿“太不守规矩了”，要改造她们。
　　在德里乘坐出租车时，我问司机，女人在这里安全吗？司机说，你放心，很安全，有些女人出事是她们自己的问题。
　　奇特的“平行世界
　　2012年6月，Star World印度频道播出了一档在印度国内反响巨大的节目《真相访谈》，制作人和主持人是电影明星阿米尔·汗，更有吸引力的是这档节目展现了一个当代的印度，它将堕杀女婴、包办婚姻、婚内暴力、医疗黑幕、种姓制度等问题，首次展现在了主流媒体中。在过去，这样的讨论几乎不可能。这也使一些人感到被撕破了脸皮，例如，长期与宪法并行，可以授意殴打、谋杀、将人驱赶出村子的长老议会。阿米尔汗在几期节目的开头，专门录制了说明来平息纷争，参加其中一期节目的一位印度学者说，“独立65年后，这些问题才首次提出，是国家的耻辱。”
　　其中一期节目，阿米尔·汗问现场观众，你认为对女性不平等的现象，最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观众说，在农村，在文盲多的地方，在经济落后的地方。是这样吗？随后的调查发现，不平等的观念并不局限于某个地方、某个人群。
　　印度历史上，社会结构从未被大规模地破坏过，传统得以完存，也留下了奇特的“平行世界”当代样貌—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嫁给了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丈夫，却因为怀了女儿，而被丈夫踢下楼梯；一个低种姓女人拿到了梵文博士学位，同学却将她坐过的座位视为不洁，以烟熏除垢。 　　与此同时，有以捡拾垃圾为生的夫妇，感谢神赐予了女儿，有嫁给了锡克教丈夫的印度教女人，在婚后25年得到了家人的原谅，重办婚礼。
　　人群不再是经济、权力和地位划分的阶层，观念将有共识的人带到一起。
　　死刑之争
　　压抑成性，随之而来的，不只是对正义的渴求，也有报复的仇恨。
　　5名嫌疑人入狱后，相继被转往医院治疗，有人胸痛，说自己被狱警下了慢性毒药，有人被其它囚犯骚扰。3月11日，其中一名嫌疑犯Ram Singh在狱中死去，死法是上吊。家属认定他是“被上吊”死。监狱长否认了所有的说法。
　　民众的愤怒，让一切都不成为障碍。南德里轮奸案的审理速度与以往相比起来，是绿皮车换了高铁，一马平川。
　　今年3月，印度颁布了新的反强奸法律，同时公布了快速处理案件的程序。法律上，把露阴、尾随、性骚扰纳入惩罚范围，并且扩大了强奸的定义，包括长期性侵犯，因强奸导致受害人变成植物人等等。而轮奸，最少判以20年的监禁。
　　在最后判决前，印度内政部长Sushilkumar Shinde已经对外发言：死刑是跑不掉的了。
　　死刑在印度并不经常使用。到2013年9月，有大约477个罪犯仍在待执行的名单中。死刑要经印度高院审核，被告可以向高院、最高法院和总统上诉，要求宽恕，走完整个法律程序要五六年。2004年，3名罪犯被处以绞刑，而在此之前，印度已经有8年没有处以任何罪犯死刑了。
　　Tridip Pais是一名律师，他极力反对死刑。他说，心理医生Mitra博士曾经做过一项调查，他采访了一群强奸犯，问如果强奸会被判死刑，你们还会这么做吗？大多数人说，如果是这样，我会杀了那个女人。这是反对极刑的声音，他们普遍认为，严苛的惩罚并不能解决现状，反而应该从法律系统入手，因为，有的时候，就连法庭上那些打字员、辩护方，都把强奸案件当成色情新闻，对女性的厌恶蔓延在法庭内外。
　　Tridlip Pais还反对过快地解决这起案件，“必须充分的调查清楚，让这起案件来警醒社会做出改变。”很难说，极刑是否能终结印度女性的悲惨命运。联合国特别发言人说，本可以利用这起案件建立起可持续的反歧视女性的体系，印度丧失了一次机会。但死者的父亲说，“只有死刑才能平息整个国家的伤痛。”原告律师说，“如果不处以最严厉的审判，民众会失去对法律的信心。”
　　为印度祈祷
　　没有什么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改变。在审讯过程中，印度仍不时传出女性被强奸的新闻，8月，一名孟买女摄影记者被强奸的案件再次撼动人心。和南德里轮奸案相似，这起案件同样有未成年人涉案，女记者供职的杂志编辑说，“那孩子被捕的表情就像在学校里做错事了一样，根本没意识到这有多严重。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
　　2012年12月18日，人们聚集在新德里印度门，为23岁的Jyoti Singh祈祷。前来祈祷的人，包括印度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同性恋社会活动家，律师，普通民众。他们提出的诉求，包括家庭和学校里的性别平等教育，抑制大男子主义，训练警察队伍的敏锐反应，以及法律对此类案件公正有效的判决。这是在要求印度社会做出体制上的改变，不管是行政的，还是观念的。
　　“不要跟女儿说别出门，跟儿子说，你要得体。”在抗议现场，这样的横幅被高高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