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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是鲁迅、周作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等。本文摘自他最新出版的《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
1978年，我考上了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直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的鲁迅观》（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过现代文学史），接触到的就是“60、70后”的青年了。
“60、70后”两代青年，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文革”经验与记忆，因此和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我在《我与北大》一文中，谈过80年代我和“60、70后”青年一起读鲁迅的一些情况，那种情况，在以后的时代里，是很难重现的。而我又再一次地陷入到了与“40、50后”两代青年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当然地要站在学生一边，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而痛苦和自责。
实话讲，我与青年交往中的有罪感，是延续至今的。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成年人没有把事情搞好，却要让本应该只是学习的青年学生来担负责任，付出代价，这过于残酷，我们成年人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因此我也就有了接触到“80后”的机会。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是在退休以后。
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80后”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80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80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这就引起了“80后”们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就是响应“80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人，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说的就是看不惯30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
我是“30后”，也应该是被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50后”，乃至“60后”、“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是杞人之忧。
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现在，距离我讲话的2006年又过了八九年的时间了，“8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80后”的某些人同样又开始对“90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是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80后”，后来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80后”和“90后”与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是“改革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80后”、“90后”，就是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的一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
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青年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
对“80后”、“90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他們接近我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80后”的青年作心心旧印地交流了。
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80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他们对我也毫无兴趣，至多保留一点礼貌的尊敬，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
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30后”就与“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那我们共同的话题又是什么呢？
这也是我和“80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80后”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了，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已经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80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
正如前文所说，我需要通过与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活力的年轻人，主要是两个群体——青年志愿者与青年读书会的朋友的联系，借助他们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给自己不断补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们几代人的人生经验教训，以及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观察与思考，告诉年轻人，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参考。
（未完待续）
据《视野》钱理群/文
1978年，我考上了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直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的鲁迅观》（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过现代文学史），接触到的就是“60、70后”的青年了。
“60、70后”两代青年，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文革”经验与记忆，因此和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我在《我与北大》一文中，谈过80年代我和“60、70后”青年一起读鲁迅的一些情况，那种情况，在以后的时代里，是很难重现的。而我又再一次地陷入到了与“40、50后”两代青年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当然地要站在学生一边，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而痛苦和自责。
实话讲，我与青年交往中的有罪感，是延续至今的。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成年人没有把事情搞好，却要让本应该只是学习的青年学生来担负责任，付出代价，这过于残酷，我们成年人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因此我也就有了接触到“80后”的机会。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是在退休以后。
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80后”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80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80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这就引起了“80后”们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就是响应“80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人，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说的就是看不惯30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
我是“30后”，也应该是被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50后”，乃至“60后”、“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是杞人之忧。
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现在，距离我讲话的2006年又过了八九年的时间了，“8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80后”的某些人同样又开始对“90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是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80后”，后来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80后”和“90后”与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是“改革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80后”、“90后”，就是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的一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
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青年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
对“80后”、“90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他們接近我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80后”的青年作心心旧印地交流了。
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80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他们对我也毫无兴趣，至多保留一点礼貌的尊敬，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
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30后”就与“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那我们共同的话题又是什么呢？
这也是我和“80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80后”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了，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已经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80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
正如前文所说，我需要通过与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活力的年轻人，主要是两个群体——青年志愿者与青年读书会的朋友的联系，借助他们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给自己不断补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们几代人的人生经验教训，以及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观察与思考，告诉年轻人，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参考。
（未完待续）
据《视野》钱理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