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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昱村,管理学硕士,7年证券从业经验。曾任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2008年10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行业研究工作,2009年7月起至今担任鹏华普丰基金基金经理
站在当前这个时点讨论2012年的市场可能远比之前12个月更有意义。央行出人意料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自2010年1月中旬上调存准以来首次货币政策的放松,标志着自2009年7月通胀声渐起后,官方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在边际意义上开始出现转折。但沪上某大型券商随后的三地路演结果却显示,机构投资者对市场走势判断的分歧前所未有的巨大。看空者,看多者,看非多非空震荡者皆众,各方均意念坚定但似乎都缺乏清晰的基本面逻辑。松还使不松,似乎成为年底资本市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现有增长模式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回顾一下,自2008年末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肇造,最近3年A股市场被打上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烙印,其中历次货币、财政及地产政策均成为市场运行的重要拐点。站在这个角度来看,面对近3年以来政策的首次改弦更张,市场的反弹理应更强更为持久才是。但实际情况却是跌落了一地眼镜片,反弹仅仅持续了半天。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这是冯氏电影《天下无贼》中黎叔的一句经典对白。在政策出现方向性拐点背景下,依然如此羸弱的市场现实折射出至少两方面的忧虑:一是在当前政府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约束下,是否有能力再进行一次大规模财政信贷扩张的经济刺激;二是在通胀压力尚存等风险的约束下,即使出现新一轮刺激计划,其实际效果和后遗反应究竟怎样?问题的本质则是对国内经济现有增长方式可持续性的疑虑。
3因素支撑高增长奇迹
从单纯的经济学范畴看,讨论中国经济既有增长模式在未来能否延续,将主要取决于3个方面因素的弹性。
系统性制度改革
包括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为标志的要素使用权和收益权改革;以土地使用权可转让和劳动力流动为标志的要素有限转让权改革;以证券市场兴起为标志的金融财产权自由交易流转改革等。这样的改革极大提升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生产效率,从实际数据结果看,1979~2004年,国内GDP年均增长率约为8.8%~9%,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增速则达到了6.8%~7%。
快速工业化
系统性的低估要素价格获取了出口比较优势。一方面,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推动了农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土地使用权本身和农产品的流通则相对受限,导致其很快达到了效率饱和状态,这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现创造了基础;另一方面,保持农产品价格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估价保持了制造业的高利润率,从而间接地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开始向城镇转移,劳动力供应的近乎刚性将人工成本较长时间内维持在一个低水平,这就是国内工业化及出口兴起的人口红利的一个简要解释。
政府投资活跃
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完备,且在相当数量的主要行业仍维持准入、供给与价格管制,国有经济成本与政府均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冲动。基础设施建设等带有计划色彩的综合性国家投资有效推动了劳动分工网络的大跳跃,进而促进了工业行业种类的跳跃性增长和发展。近年来,能源资源、汽车、机床、工程机械等多个行业的飞速壮大无不与此相关。这种综合性投资的资金需求推动了信贷及货币规模的快速扩张,进而与投资冲动形成正反馈过程,国内当前存在的M2存量过大等现象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这种投资活动的必然结果。
经济中期走势难言乐观
从资本资产权属改革的角度,我们观察到其他东亚国家在20世纪60~90年代的经济起飞时期也基本达到或接近中国的增速。而这种制度性改革一旦完成,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将大幅下降并很快达到稳定状态。在不考虑未来制度红利出现的前提下,分析工业化及政府投资对判断国内经济中期走势显然更为现实。
对于工业化而言,以深圳最大的出口代工型企业富士康为例,公司财报显示,2009年员工数量为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6.72亿美元减少到5.82亿美元,同比减少近14%。网上则流传着另一份富士康员工工资单: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加班136小时,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我们虽难以准确地计算未来人工成本压缩的极限在何处,但结合近两年来持续出现的“民工荒”和数次最低工资的被动上涨,至少在中短期内人工成本可主动压缩的空间已非常有限,再结合到同期土地、原材料及汇兑等成本水平,可初步地认为国内企业要素生产率的内生增长弹性已相当有限。
随着房地产调控效果日益显现,未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总额将持续显著下滑,而这块收入是地方财政中最具弹性的部分。这种收入增长边际的逆转将导致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状况被打破,进而对其投资冲动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按中银国际测算,2012、2013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总额占财政收入比分别达到20.4%和17.8%,虽较2011年有显著下降但仍处历史高位(2011年7月美国为债务上限打架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本付息率接近25%),未来大规模投资反弹已不具备必要的资本金与信贷条件。
弱势市场积重难返
站在2011年末讨论究竟松还是不松及其对证券市场走势的影响,可能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当前的资金成本和信贷杠杆约束难以支持大规模的基建和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在总需求持续放缓的背景下,超常规模的投资必然转化为未来更为严重的供应过剩,从而引发中远期剧烈的经济调整。即使突破当前的投资主体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约束而开始放松,则通胀等压力等将随之快速抬头,其速度将快于2009年,这将显著制约政策持续的时间与实施效果。
基于此,我们倾向于认为2012年的市场仍难以摆脱经济景气下行周期的影响,整体仍将维持偏弱的震荡格局。未来的结构性投资机会或主要产生于以下3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在某些领域出现局部放松,方向则有可能选择改善民生、促进节能减排及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二是进行减税及清理税费等方面的更多尝试,在总产出效率(利润率)既定的条件下实现劳动者福利条件的改善,进而推动消费的增长;三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多地着力于资源价格形成过程及市场竞争效率等方面,从而激发中小企业的投资热情与创新活动。总体而言,“坚守非周期,着眼新成长”的策略将有助于在2012年的投资中少犯错误。
基于此,我们倾向于认为2012年的市场仍难以摆脱经济景气下行周期的影响,整体仍将维持偏弱的震荡格局
站在当前这个时点讨论2012年的市场可能远比之前12个月更有意义。央行出人意料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自2010年1月中旬上调存准以来首次货币政策的放松,标志着自2009年7月通胀声渐起后,官方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在边际意义上开始出现转折。但沪上某大型券商随后的三地路演结果却显示,机构投资者对市场走势判断的分歧前所未有的巨大。看空者,看多者,看非多非空震荡者皆众,各方均意念坚定但似乎都缺乏清晰的基本面逻辑。松还使不松,似乎成为年底资本市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现有增长模式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回顾一下,自2008年末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肇造,最近3年A股市场被打上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烙印,其中历次货币、财政及地产政策均成为市场运行的重要拐点。站在这个角度来看,面对近3年以来政策的首次改弦更张,市场的反弹理应更强更为持久才是。但实际情况却是跌落了一地眼镜片,反弹仅仅持续了半天。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这是冯氏电影《天下无贼》中黎叔的一句经典对白。在政策出现方向性拐点背景下,依然如此羸弱的市场现实折射出至少两方面的忧虑:一是在当前政府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约束下,是否有能力再进行一次大规模财政信贷扩张的经济刺激;二是在通胀压力尚存等风险的约束下,即使出现新一轮刺激计划,其实际效果和后遗反应究竟怎样?问题的本质则是对国内经济现有增长方式可持续性的疑虑。
3因素支撑高增长奇迹
从单纯的经济学范畴看,讨论中国经济既有增长模式在未来能否延续,将主要取决于3个方面因素的弹性。
系统性制度改革
包括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为标志的要素使用权和收益权改革;以土地使用权可转让和劳动力流动为标志的要素有限转让权改革;以证券市场兴起为标志的金融财产权自由交易流转改革等。这样的改革极大提升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生产效率,从实际数据结果看,1979~2004年,国内GDP年均增长率约为8.8%~9%,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增速则达到了6.8%~7%。
快速工业化
系统性的低估要素价格获取了出口比较优势。一方面,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推动了农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土地使用权本身和农产品的流通则相对受限,导致其很快达到了效率饱和状态,这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现创造了基础;另一方面,保持农产品价格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估价保持了制造业的高利润率,从而间接地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开始向城镇转移,劳动力供应的近乎刚性将人工成本较长时间内维持在一个低水平,这就是国内工业化及出口兴起的人口红利的一个简要解释。
政府投资活跃
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完备,且在相当数量的主要行业仍维持准入、供给与价格管制,国有经济成本与政府均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冲动。基础设施建设等带有计划色彩的综合性国家投资有效推动了劳动分工网络的大跳跃,进而促进了工业行业种类的跳跃性增长和发展。近年来,能源资源、汽车、机床、工程机械等多个行业的飞速壮大无不与此相关。这种综合性投资的资金需求推动了信贷及货币规模的快速扩张,进而与投资冲动形成正反馈过程,国内当前存在的M2存量过大等现象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这种投资活动的必然结果。
经济中期走势难言乐观
从资本资产权属改革的角度,我们观察到其他东亚国家在20世纪60~90年代的经济起飞时期也基本达到或接近中国的增速。而这种制度性改革一旦完成,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将大幅下降并很快达到稳定状态。在不考虑未来制度红利出现的前提下,分析工业化及政府投资对判断国内经济中期走势显然更为现实。
对于工业化而言,以深圳最大的出口代工型企业富士康为例,公司财报显示,2009年员工数量为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6.72亿美元减少到5.82亿美元,同比减少近14%。网上则流传着另一份富士康员工工资单: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加班136小时,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我们虽难以准确地计算未来人工成本压缩的极限在何处,但结合近两年来持续出现的“民工荒”和数次最低工资的被动上涨,至少在中短期内人工成本可主动压缩的空间已非常有限,再结合到同期土地、原材料及汇兑等成本水平,可初步地认为国内企业要素生产率的内生增长弹性已相当有限。
随着房地产调控效果日益显现,未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总额将持续显著下滑,而这块收入是地方财政中最具弹性的部分。这种收入增长边际的逆转将导致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状况被打破,进而对其投资冲动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按中银国际测算,2012、2013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总额占财政收入比分别达到20.4%和17.8%,虽较2011年有显著下降但仍处历史高位(2011年7月美国为债务上限打架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本付息率接近25%),未来大规模投资反弹已不具备必要的资本金与信贷条件。
弱势市场积重难返
站在2011年末讨论究竟松还是不松及其对证券市场走势的影响,可能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当前的资金成本和信贷杠杆约束难以支持大规模的基建和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在总需求持续放缓的背景下,超常规模的投资必然转化为未来更为严重的供应过剩,从而引发中远期剧烈的经济调整。即使突破当前的投资主体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约束而开始放松,则通胀等压力等将随之快速抬头,其速度将快于2009年,这将显著制约政策持续的时间与实施效果。
基于此,我们倾向于认为2012年的市场仍难以摆脱经济景气下行周期的影响,整体仍将维持偏弱的震荡格局。未来的结构性投资机会或主要产生于以下3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在某些领域出现局部放松,方向则有可能选择改善民生、促进节能减排及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二是进行减税及清理税费等方面的更多尝试,在总产出效率(利润率)既定的条件下实现劳动者福利条件的改善,进而推动消费的增长;三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多地着力于资源价格形成过程及市场竞争效率等方面,从而激发中小企业的投资热情与创新活动。总体而言,“坚守非周期,着眼新成长”的策略将有助于在2012年的投资中少犯错误。
基于此,我们倾向于认为2012年的市场仍难以摆脱经济景气下行周期的影响,整体仍将维持偏弱的震荡格局